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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主办“红色文献整理与共和国精神的历史与未来”学术沙龙

    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了迎接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到来,我们不仅需要纪念仪式,更应深入体认共和国精神。这种精神既指向共和国的历史现实,同时也凝结于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文献。这些红色文献数量庞大,以往缺乏广泛和系统的整理,许多已被历史遗忘。
事实上,通过这些红色文献,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有效提炼的革命经验成为推动政治变化的实践力量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许多红色理论家的研究工作对于政策制定、实施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甚至直接介入决策环节。因而,今天重新梳理这一历史过程的展开方式,不仅有利于充分理解和转化革命成功的精神内核,而且有助于扩充当前政治决策的经验视野和现实敏感性。在此意义上,对于红色文献的系统性深度整理关乎共和国精神的未来。
    有鉴于此,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决定举行“红色文献整理与共和国精神的历史与未来”的小型学术沙龙,邀请清华大学中文系王中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会芳,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邱士杰,《读书》杂志编辑卫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熊鹰,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周展安,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袁先欣参与讨论。文化研究院领导和研究人员出席。

配图:学术沙龙现场  

    此次沙龙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符鹏主持。他在开场致辞中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红色文献整理的成绩突出,但仍然有一些重要的红色人物、事件和理论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当前地方政府通过红色旅游来推进红色文献整理的方式,也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这种状况造成公众历史理解的断裂和隔膜。副院长张翔在介绍研究院情况时,进一步介绍提出这一研讨议题的现实背景,希望通过研讨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政策咨询建议。
    在研讨阶段,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结合近期发表文章《“翰档”之憾——兼议全面整理陈翰笙的学术遗产》,以《帝国主义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为例,指出了红色文献整理中存在只出版不整理的问题,不仅于此,红色文献也往往被作为“特类”反而被忽略况。他接着具体分析了这篇文献的历史语境、研究方法及其跨语际传播,为红色文献的具体研究提供了范例。

配图:王中忱教授发言

    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助理研究员张会芳首先介绍了自己与陈翰笙研究结缘的经过,以及当前有关陈翰笙文献的整理情况。接着详细分析其文献意义和价值,以及实际整理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指出在政策层面有待解决的问题。

配图:张会芳助理研究员发言

    厦门大学的邱士杰老师以日据时期台湾左翼运动问题入手,指出两岸左翼运动与斗争的内在关联,尤其是它对于重构两岸人民的历史认识具有重大意义。这方面的文献整理工作长期未能得到足够重视,亟待开展有计划的整理工作。

配图:邱士杰老师发言

    《读书》杂志编辑卫纯从自身的工作经验出发,介绍了陈翰笙与三联书店的渊源关系,以及三联书店红色文献整理工作的历史,提出未来红色文献的整理工作应应有的两种形态:既有大规模、全方位的文献整理,也应有带有具体问题意识的小书出版。

配图:卫纯编辑发言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熊鹰从史沫特莱的形象研究谈起,介绍了在国际视野下的不同著作和记载中史沫特莱的形象及其发展变化,由此指出后革命史学的困境,为当下的红色文献整理工作提出严肃的理论反思。

配图:熊鹰副研究员发言

    上海大学讲师周展安以思想史发展为线,探讨了红色文献的选编原则和范围。他以人和物的较量作为50-70年代思想的主线,提出内在于历史的文献整理方式。

配图:周展安老师发言

    清华大学助理教授袁先欣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提出在今天如何为年轻一代人讲述革命的现实性问题,尤其是当前教育工作中红色文献理解在历史语境和全球性视野方面的缺失。

配图:史先欣助理教授发言

    会议最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焕喜做总结发言。他首先感谢与会嘉宾,并代表研究院诚挚地邀请大家在今后加强合作。同时,他认为,今天的讨论对于当下中国具有着重要意义,在提升国民素质以及加强领导干部思想觉悟等方面,都可以转化为重要的政策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