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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新成参加我院“新时代背景下出土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座谈会

    近年来,文物保护和利用工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更好地服务社会与公众,成为新时代出土文物保护和利用的重大主题。

    受民进中央委托,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于2019123日召开“新时代背景下出土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新成,民进中央办公厅主任朱效利,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郑萼,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副部长姚立迎,首都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王德胜出席会议。座谈会由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焕喜主持,副院长乔卉、张翔以及全体研究人员参加会议。校内外多名专家受邀发言。

    郑萼书记首先致辞,她对刘主席及各位专家学者莅临首都师范大学表示欢迎和感谢,期待从保护和利用、体制机制建设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的完备和沟通畅通机制等方面,对座谈会议题有精彩的探讨,为国家相关工作提供建议。她介绍,首师大的文物鉴定和保护专业以及相关学科发展完善,师资雄厚。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孔祥星分析了新时代博物馆之间文物共享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全国5000多座博物馆只有少部分评定了级别,其他博物馆则缺少相关标准;二是全国文物机构的概念界定不清,以至于文物具体的收藏地不清楚,数量统计不准确;三是博物馆的相关数据应该对大型和小型博物馆进行区分,以充分发挥中小博物馆的作用。孔祥星提出了多项建议,包括了解文物收藏的具体情况,究竟藏在什么地方;了解各级博物馆文物收藏不平衡的状况,针对性地调拨和移交文物;制订可以实施、可操作性强的文物移交条例;制订馆际文物调拨和移交的法律条款;大力提倡国有文物藏品共享的理念,进行“文物扶贫”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认为,目前考古发掘、抢救文物与土地建设之间存在很大矛盾,考古机构偏小、人员偏紧,需要明确并严格执行考古前置原则,增加考古机构,培养更多考古人员,并提高考古人员的补助。他详细分析了考古部门和博物馆部门之间的矛盾,认为考古所与博物馆的分离带来考古出土文物进不了博物馆的重要问题,希望《文物法》能够兼顾两个学科的特点,鼓励双方同时发挥积极性。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杜金鹏教授重点讨论了出土文物管理制度的改革问题。他指出,出土文物的管理和处置是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暴露出比较多的问题,主要包括有法不依、违法行政、执法困难、法律纰漏等方面。对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要不要向博物馆移交的问题,他认为应该从双方的角度以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判断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白岩结合自己在文物考古一线工作的经历,归纳了目前的突出矛盾,包括考古前置情况下基建时限要求与考古工作周期的矛盾,考古工作量激增与机构编制零增长的矛盾,公众文化需求快速增长与考古成果转化缓慢的矛盾,对人才的需求与现有人事管理、工资体系的矛盾。她提出了加大宣传科普、处罚追责的力度,明确考古机构的性质,并给予相匹配的机构编制等建议。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认为,需要正确认识出土文物的类别,要正确认识出土文物的性质,正确探讨考古单位与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和共享机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朝洪教授指出,不管文物考古和博物馆怎么配合,文物怎么调拨,首先要尊重两个学科各自的规律。他也强调应该从行政领导部门层面重视考古单位的编制和研究。他认为,在考古和博物馆的关系上,过去国家文物局一些可行的处理方法可以继续沿用。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馆长袁广阔教授分析了考古发掘与基本建设的矛盾,考古研究部门与博物馆的矛盾,国家级、省级、市县级博物馆之间的矛盾,以及文物部门、考古部门、博物馆部门、考古遗址公园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学术研究需要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博物馆需要与旅游开发相结合。

    

    首都师范大学博物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钱益汇教授提出,博物馆普遍缺乏专业性人才,应加强与高校的合作,以及加强博物馆学研究。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新成做了总结发言,他对各位专家学者前来参会表示感谢,指出座谈会提出的问题很值得相关部门关注,虽然考古机构和博物馆各有分工,但是大家让文物活起来的目标是一样的,相关的协调机制恰恰是管理者应该介入的。他希望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对座谈会中提出的意见进行汇总归纳,并期待各位专家提供更多的信息,大家一起努力,让文物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更好地满足大众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