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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帮助解决当代问题应成为儒学复兴的追求

  

  【编者按】

  2014年9月9日8时56分 ,一代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汤一介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今年6月,本院《文化政策参考》曾委托汤先生秘书胡仲平先生,约请汤先生就当前儒学教育问题赐文,并承胡仲平先生帮助,整理了《帮助解决当代问题应成为儒学复兴的追求》一文。本网特刊出此文,以寄托我们对汤先生的哀思。

  

  汤一介

  

  导读

  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21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国学热”的兴起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

  由于儒学是历史的产物,又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因此对它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应说是很自然的。在今天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也许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儒学,一是政统的儒学,二是道统的儒学,三是学统的儒学。当前甚至以后,儒学的研究不必政治意识形态化,而且儒学应更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在与各种文化的广泛对话中发展和更新自己。我们对儒学要特别重视的是其“学统”。

  要复兴儒学,就必须考虑,当前我国社会遇到了什么问题,全世界又遇到了什么问题。对“问题”有自觉性的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由此而形成的理论才能是有真价值的理论。当前和今后人类社会需要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儒家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观念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古今不一定都相同,需要以我们的智慧在传承前人有价值的思想中不断创新。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对自古以来有价值的思想(包括儒家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创造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学说、新理论。

  

  重视传统文化成为社会潮流

  

  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21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

  现在中华民族正处于民族复兴的过程之中,而民族的复兴要以民族文化的复兴为精神支柱。“儒学”在我国的历史上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华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

  儒学的复兴还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也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们得到对自身文化传统有个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应该发扬什么和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

  毋庸讳言,“国学热”的兴起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自上个世纪末,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重视的趋势,而进入21世纪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读经”、“读古典诗词”恢复优良的道德教化传统,蔚然成风,不少中小学设有读《三字经》、《弟子规》、《论语》、《老子》等等的有关课程内容。社会各阶层、团体、社区也办起了读古代经典的讲习班和讲座等等。这一潮流,也影响着我国的高层领导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在深入研究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更加关注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也有了较深的研究。当今,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以响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局面。中国文化必须在传承中更新,这样中国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复兴”,而“重新燃起新的火焰”。

  

  要特别重视儒学的学统

  

  由于儒学是历史的产物,又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因此对它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应说是很自然的。在今天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我认为也许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儒学,一是政统的儒学,二是道统的儒学,三是学统的儒学。

  1、政统的儒学:政治化的儒学曾长期与中国历代专制政治结合,它所提倡的“三纲六纪”无疑对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儒家特别重视道德教化,因而对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稳定的作用。但是,把道德教化的作用夸大,使中国重“人治”而轻“法治”,而且很容易使政治道德化,而美化政治统治;又使道德政治化,使道德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当然,在专制政治统治的压迫下,儒家的“以德抗位”、“治国、平天下”的“王道”理想也并非完全丧失。不过总的说来,政治的儒学层面对当今的社会说可继承的东西并不太多,它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2、道统的儒学:任何一个成系统有历史传承的学术派别,必有其传统,西方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看有儒、道、释三家,都有其传统。儒家以传承夏、商、周三代文化为己任,并且对其他学术有着较多的包容性,他们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但既成学派难免就会有排他性。因此,对“道统”的过分强调就可能形成对其他学术文化的排斥,而形成对异端思想的压制;在历史上某些异端思想的出现,恰恰是对主流思想的冲击甚至颠覆,为新的思想发展开辟道路。

  3、“学统的儒学”是指其学术思想的传统,包括它的世界观、思维方法和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等等。虽不能说儒学可以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但无可否认,儒学在诸多方面可对人类社会提供有意义的、较为丰厚的资源,应为我们特别重视。

  这样区分,并不是说这三者在历史上没有关系,只是为了讨论方便,为了说明我们应该更重视哪一个方面。基于此,我认为,当前甚至以后,儒学的研究不必政治意识形态化,而且儒学应更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在与各种文化的广泛对话中发展和更新自己。我们对儒学要特别重视的是其“学统”。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学统”的角度来看儒学?我有以下四点看法:

  其一,要有文化上的主体意识。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植根自身文化土壤之中,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的理解与认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它才有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一个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的民族,也就没有能力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其自身文化,它将或被消灭,或被同化。

  其二,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在相互交流与对话中才能得到适时的发展和更新。在历史上,中华文化有着吸收和融化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宝贵经验,应该受到重视。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我们应更加善于吸收和融合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使中华文化更具有世界意义。

  其三,社会在不断发展,思想文化在不断更新,但古代思想家提出和思考的文化(哲学)问题,他们的思想的智慧之光,并不因此就会过时,有些他们思考的问题、路子以及理念可能是万古常新的。哲学历史的某些发展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后代的哲学家就一定超过前代。

  其四,任何历史上的思想体系,甚至现实存在的思想体系,没有完全正确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的学说,它必然有其局限性,其体系往往包含着某些内在矛盾,即使其中具有普遍意义(价值)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以合理的现代诠释。任何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不可能完全解决人类社会今天和明天的全部问题,就儒学来说也一样。正因为儒学是在历史中的一种学说,才有历代各种不同诠释和批评,而今后仍然会不断出现新的诠释,新的发展方向,新的批评,还会有儒家学者对其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的揭示。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不断反思儒学存在的问题(内在矛盾),不断给儒学新的诠释,不断发掘儒学的真精神中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和特有的理论价值,遵循我们老祖宗的古训“日日新,又日新”,自觉地适时发展和更新其自身,才是儒学得以复兴的生命线。

  

  在解决当代问题的进程中复兴儒学

  

  当前我国社会遇到了什么问题,全世界又遇到了什么问题,是复兴儒学必须考虑的。对“问题”有自觉性的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由此而形成的理论才能是有真价值的理论。

  当前,我国以及全世界究竟遇到些什么重大问题?近一、二百年来,由于对自然界的无量开发,残酷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人们片面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残酷的战争;由于过分注重金钱和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因此,当前和今后人类社会需要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这无疑是人类要面对的最大课题。其中“人”的问题是关键。

  针对上面提出的三个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儒学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若干有益的思想资源。

  其一,儒家的“天人合一”(合天人)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西方哲学长期把“天”和“人”看成是相互独立的,研究“天”可以不牵涉“人”;研究“人”也可以不牵涉“天”,这自然是一种“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但进入20世纪,西方哲学有了很大变化,已有西方哲学家打破“天人二分”的定式,如怀德海。)而中国“天人合一”是说在“天”和“人”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研究其中一个必然要牵涉另外一个。“天人合一”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模式,它要求人们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天人合一”学说认为,“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和“畏天”(对“自然”应有所敬畏,要把保护自然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是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应担当起合理利用自然,又负责任地保护自然的使命。“天人合一”这种思维模式和理念应该说可以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提供某些有意义的资源。

  其二,“人我合一”的观念可为解决“人与人(社会)”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人我合一”是说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为什么“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人世间的道理(人道)是由情感开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出发点。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种爱人的品质由何而来呢?《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孔子的儒家认为“仁爱”不能停留在只是爱自己的亲人,而应该由“亲亲”扩大到“仁民”以及“爱物”。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所以《郭店楚简》中说:“孝之放,爱天下之民”,“亲而笃之,爱也;爱父继之爱人,仁也。”如果把爱自己的亲人扩大到爱他人,那么社会不就可以和谐了?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爱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爱”扩大到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爱,那么世界不就可以和平了吗?把“亲亲”扩大到“仁民”,就是要行“仁政”。在《论语》中虽然没有出现“仁政”两字,但其中确处处体现着“仁政”思想,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举贤才”,“泛爱众”,“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等等都是讲的“仁政”。孔子的继承者孟子讲“仁政”,意义也很广泛,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是说,要使老百姓都有一定固定产业,他们才能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的固定产业,怎么能让他有相应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呢!所以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仁政”,首先要使老百姓有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我想,我们今天要建设“和谐社会”,首要之事就是要使我们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固定的产业。就全人类说,就是要使各国、各民族都能自主地拥有其应有的资源和财富,强国不能掠夺别国的资源和财富以推行强权政治。所以“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调和相互爱护的“人我合一”思想对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应是有意义的。

  其三,“身心合一”(一内外)将会为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身心合一”是说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和谐关系。儒家认为达到“身心合一”要靠“修身”。儒家讲“修身”不是没有目标,而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礼运》中所记载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就是儒家理想的蓝图。如果一个社会有了良好的制度,再加之以有道德修养的人来管理这个社会,社会上的人都能“以修身为本”,那么中国梦的实现就会有更为坚实的基础。

  在儒家看,解决上述的种种矛盾,其中“人”是关键。因为,只有人才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遇到的问题,儒学可以为其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善于利用儒学资源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是不是可以说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并不十全十美的,它并不能全盘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诸多复杂问题,它只能给我们提供思考的路子和有价值的理念(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的理念),启发我们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智慧,在给这些思想资源以适应现代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前途新诠释的基础上,作出它可能作出的贡献。

  司马迁说的“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是很有道理的名言。我们生活在今天,要了解自古以来治乱兴衰的道理,把它作一面镜子,但是古今不一定都相同,需要以我们的智慧在传承前人有价值的思想中不断创新。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对自古以来的有价值的思想(包括儒家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创造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学说、新理论。

  

  作者简介: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