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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社区建设”学术座谈会

  2013年7月9日,我院召开“中国传统文化与社区建设”学术座谈会。民进中央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校长、文化研究院院长刘新成,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副部长刘文胜,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邱运华,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首席专家陶东风作为主办单位代表出席。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吕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龙迪,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杰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正爱,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陈明,金融街社区教育学校、金融街少年宫国学教师韩磊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联络处和研究院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座谈会。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首席专家陶东风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首先发言。他指出中国有关社区资源的配置仍然是由上而下的,需要反思如何调节资源增强共同体的内部认同。研究传统文化对社区建设的作用,需要定义传统文化究竟是在社区之内还是在社区之外,言外之意,传统文化之于社区建设有两个面向:一个是灌输经典的传统文化,另一个是承认社区有自己的传统。此外,应该克服传统文化仪式化的错误走向,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陈明指出,台湾和新疆的社区建设实践,传统文化进社区,既有利于社会稳定,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治理,也是社区居民的需要。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关系,强调具有情感色彩的价值观念,这些元素都有助于现代社会的社区建设。问题在于,我国政府之前没有民间治理的传统,对于民间的资源不知道如何利用。因此,需要摸索传统文化、社区建设与执政党需要的交集,在实践中具有范式意义,从儒释道等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对社区居民给予心灵的影响,充分利用社区自有资源,建设具有社区特色的文化交流平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指出,居住地的集中而不是精神的寄托,需要培育共享的生活传统。现代化由熟悉变成陌生,社区建设需要重新使陌生人变得熟悉,一个好的途径就是传统文化。生活传统是最方面有效的方式。其中,节日传统容易操作,便于群体参与,使新老居民实现对接和连通。传统文化是一种资源,应该思考如何去调动这种资源。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杰文发言提出,社区缺乏凝聚力和认同感,但是目前缺乏实证的调研支持。需要了解社区居民的缺失到底是什么。重建社区传统,究竟是谁的传统?在北京这样人员流动较大的城市,传统是多元化的,传统也在建构之中,因此,社区和传统文化是一个互相建构的关系。以花会为例,重建这种认同过程中,是重拾人们业已失去的记忆。他还就学者如何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发表了观点,认为学者应该作为咨询师而非决策者。如何发挥新媒体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利用社区网络平台实现居民沟通。另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吕微从现代社区的实际经验出发,陈述了现代社区居民如何通过自治团体维护居民权益、丰富社区文化生活。他总结说,传统文化存在于内心,而且年轻白领是核心的活跃群体,在现代社区构建了中庸的舆论传统。城乡的实践经验证明,普通居民有能力构建自己的公共空间。

  金融街社区教育学校、金融街少年宫国学教师韩磊介绍了本社区的建设经验。基于本社区的文化遗产特色,金融街社区发展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建设模式,即“身边的国学”和“身边的国乐”,以绘画、建筑、植物等为载体,向社区居民普及传统文化。金融街社区白领在教育子女上有传统文化方面的需要,社区机构从细微之处出发,让居民感受传统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的试验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正爱在概念上明确了什么是社区和传统文化。传统在不断生成,现代社区文化是传统与现代元素的结合。她将民国和日本的节日传统与中国式的娱乐活动进行了比较分析。建筑景观与社区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关系,景观的改变也会改变邻里关系的内涵。传统是相对的,是一直在改变的,学者研究与在野的实践是共谋的关系。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龙迪从神经学、心理学的角度,结合自己的创伤疗愈经验,介绍了自己在汶川地震后心理治疗和性侵受害少年治疗过程,如何利用社区平台进行集体疗伤,如何借助社区互助精神进行受伤害人们之间的相互抚慰和解脱。从文化角度来看,家长的传统教育观念不利于儿童的创伤平复和心理成长。中国家长在物质方面给予孩子各种支持,却缺乏精神方面的支持。在制度上,应该创造儿童和自然接触的机会,保护人与人互助的精神。

  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蒋璐从政治学的角度介绍了社区建设对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指出社区建设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整合途径,用来营造让居民有归属感共同体。而传统文化在社区自治、居民参与和社区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均有可供借鉴的价值观和治理经验。

  首师大社区家委会主任刘文利从居委会管理的实践出发,认为社区建设应该从三方面出发,即居民自治,民生服务,社区文化。社区文化应该是传统、现代和西方文化结合的、是多元化的。社区文化需要载体,比如学校、社团、大型活动。此外,还应该加强家庭伦理方面的建设。

  邱运华教授总结提出,目前讨论的社区是从两个语境来说的。一个是新文化时期村社问题的语境,另一个是1949年后的语境,是阶级关系的一套话语,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被忽略了。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问题重新出现。新的城市群落,如“睡城”,另外一个农民工进城形成的新的村社问题,不仅是文化问题,也是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存在。新的问题出现也是文化权力的博弈。问题的指向是想用新的文化价值观,协调整个社会出现的问题。无论从民间文化还是文化建设的角度讨论,都有合理性。具体的操作问题,还要靠实践来摸索,需要从包括从极端例子中总结普遍的规律。

  在自由讨论阶段,学者就传统文化在自治、互助方面的资源,社区在权力、文化方面的功能意义,“自在的文化”与“可操作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执政者、社区和居民之间的交集、美中社区的比较、古典传统与建构传统等问题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