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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美:新媒介与公众话语权

  一、新媒介赋权的研究视角

  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媒介形态下的话语权格局。然而研究新媒介环境下公众话语权的变化,离不开对于媒介技术的理解。衡量传媒技术的社会影响,历来就有“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之争。随着新媒介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又重新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尊崇。“技术决定论”的追随者们认为,互联网内嵌着像自由、共同体、平等、利他主义和民主等价值。同时,也有人声称互联网内嵌着社会控制、纪律和等级。无论这些是内嵌着什么样的内容,它都是这样一种理念:技术形式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性,而这些特性是人类无法干预的。

  与之相对的“社会决定论者”认为,互联网没有特别之处或新颖之处,通过先前存在的社会与政治变迁就能够理解其影响。如果技术被假定为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我们只需要考虑催生技术的社会力量———权力斗争与有影响力的团体、阶层、个人和制度,它们启动并随后塑造了技术变迁。

  从技术变迁和人类传播活动及其影响的现实来看,这两种观点都具有绝对性和局限性。我们必须承认,传播技术确实为传播活动的进步准备了技术上的前提和可能性,并且它自身确实成为诸如民主、平等等价值观推进和发展的基础。但是,这种进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众的话语权格局,还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传播制度、传播控制者和传播使用者等多重因素。

  结合以上两者,我们引出了新的一种研究视角———赋权(empowerment)视角,希望以此较为客观得来分析新媒介环境下的公众话语权的转变及其原因。

  赋权(又译为“增权”)理论最早源自弗莱雷于1960年代在第三世界推广的“批判的教育学”。赋权常常与参与、权力、控制、自我实现和影响联系在一起。③我国学者丁末总结了西方赋权理论中的三个天然取向:首先,赋权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中那些无权(powerlwss-ness)的群体,如少数群体、边缘群体、能力丧失者—也就是我们国内常用的“弱势群体”这一统称所涵盖的人群。其次,赋权作为一个互动的社会过程,离不开信息的沟通与人际交流,所以它与人类最基本的传播行为有着天然的联系。再次,赋权理论天然地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它远远不是停留在理论的探讨上,而是广泛运用于社会实践及其进程中。

  如丁末所言,赋权与新媒体技术的嫁接,缘于赋权本身的赋予、提升弱势者权力与技能的主旨,但迄今为止有关新媒体与赋权的专论并不多。本文在新媒介与公众话语权的研究中,试图将新媒介赋权中的媒介因素、政治因素、话语传播及行动和处于话语权弱势中的普通公众(这里多指互联网中的网民)联系起来,从参与式传播实践的角度来加以剖析。

  具体到赋权的路径问题,一些学者如Everrett M.Rogers吸收组织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研究,将之概括为对话传播、训练和组织化三种途径。对话传播在于对抗单向传播,因此对话和互动成为增权的重要元素,它在下层群体成员之间发挥重要的作用。组织化旨在规避个体行动的脆弱性,强化其集体行动的能力并将之付诸实践,赋权最终将延伸到行动上,即人们在传播基础上作出决定和行动。本文的赋权路径研究侧重于对话传播和组织化两大方面。

  我国学者范斌综合国内外的研究从宏观上提出了赋权的两种模式。分别是个体自身的主动赋权和外力推动的赋权。他认为,个体主动模式强调个人在增权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增权的关键在于个体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外力推动模式强调外部力量在增全过程中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主张通过外力去激活弱势群体主体,并通过客体与主体互动的不断循环和建构已达到持续增权的目的。

  笔者认为,在公众依托新媒介获取话语权的过程中,这两种模式是并存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媒介只是一种推动的重要外力,其本身不能转移权力,而是人们通过和依靠新媒介技术这一平台,激发获取权力和维护权益的意识,同时将自身的潜能激发出来,来推动和促使权力的传递和转移。这也和增权“不是通过法令赠与的,而是通过发展人的效能获得的,后者让人们利用机会并改变环境的限制”④中强调的赋权理论中人的能动作用是相契合的。

  二、新媒介与公众话语权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增强了社会力量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国家、社会及普通民众都可以在他们的价值观基础上运用媒介技术。既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分为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新媒介对政府赋权,另一种则认为是新媒介对公众赋权。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这两派学者对于互联网技术赋权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国家和民众而言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假定基础上的。但是,事实上,互联网技术是一种未开发的政治境界,国家和社会公众都可以并正在努力利用其扩展自己的政治空间。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

  本文选择了三类新媒介形态的三个典型案例来分析研究新媒介与公众话语权的改变,试图发现得到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一)网络论坛发力:一只“华南虎”的网络总动员事件概述:2007年10月12日,媒体报道陕西省安康市镇平县城关镇文采村村民周正龙在文采村神州湾拍摄到一组老虎的照片。陕西省林业厅组织有关专家对照片作了初步鉴定后认为,照片中的老虎是华南虎,这是近43年以来对陕西省秦巴山区华南虎的首次记录。10月15日,有网友把消息和图片贴到国内著名的天涯论坛上,请求各位摄影同行鉴定一下照片是否用数码手段修改过。帖子被不断转帖、丰富,引起传统媒体相继转载和报道,并最终使国家林业局介入调查。

  这个个案涉及多方的话语权,其中最主要的为政府、专家和网民。在这个博弈系统中,陕西省林业厅本是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出于经济、政绩等多方面的考虑,政府也需要让“即使真的是假的华南虎变真”。镇坪县林业局野生动物管理站站长李评曾经指出虎照有假,但在政府部门的干涉下,这种声音很快消失。专家则是以传统的“权威”身份出现的,三位专家在仅仅是传看照片后便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并发表言论。与网民相比,这是两个强势阶层。但是2008年6月29日,陕西省政府就华南虎照事件又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华南虎照片为假、猎人周正龙涉嫌诈骗被批准逮捕。而专家的声音也从“认定虎照为真”到“虎照为假”不断处于变化中,并在陕西省林业厅宣布启动二次鉴定的时候专家声音一度消失。很多人把“华南虎”事件称之为“网民的胜利”、“舆论的胜利”。

  在传统媒体中几乎没有话语进入机会的网民是如何通过新媒介在与以政府和代表的统治阶层和以专家为代表的精英阶层的博弈中夺取话语权的?纵观整个事件,网民做了如下事:

  (1)公布虎照并提出质疑:在距离陕西省林业厅首次公布华南虎照一个月零四天时,网友小鱼啵啵啵将年画虎上传至中文摄影网站“色影无忌”,帖名为《人肉引擎搜索结果,请看四川攀枝花朋友给我发的疑似老虎原型》。而此前,小鱼啵啵啵曾在天涯等各大网站留下华南虎线索征集帖,年画虎正是一位陌生网友看到线索征集帖后主动找到小鱼啵啵啵的。(2)网民疯狂点击和转帖。(3)网民线下行动:积极利用自身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以及摄影等资源优势参与“虎照”真假的分析。(4)即时交互的群体联动:网民们在线下行动的同时也在第一时间通过论坛、博客等网络形式将个人的分析成果公诸于众,并在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形成即时交互的联动,直接导致越来越多的网民开始参与到“全民打虎”中。最终,大量的同质化的网络观点使得传统媒体也不得不介入并做深度调查,在大量事实和“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政府部门最终认定“虎照”为假照片。

  在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很多“专业技术型网民”。网友雾石竹意用透视几何的计算原理,对周正龙提供的两张不同角度拍摄的虎照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质疑,并在自己开设的新浪博客上图文并茂地给出了详细的计算方法和过程。①另有网友根据照片上树叶的大小,计算得出“如果虎照为真,那么根据比例,照片上的老虎在现实中只有老鼠那么大”的结论等等。这里的专业技术型网民其实是发挥了传统媒介环境下“专家”的功能和作用。当他们进入媒介话语体系中时候,相反,传统的专家权威被消解了,更多的人愿意相信这些“网民专家”而不再信任现实中的“专家”。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不管是政府、专家还是网民群体中,实际上都存在“挺虎”和“打虎”两种声音,尤其是网民群体中,这种网络意见分歧更为明显。为什么“挺虎派”从最开始的“争锋相对”到后来的“弃暗投明”并最终向“打虎派”妥协了?这里涉及到公共空间的自由辩论。与传统媒介环境下的话语输入和输出相比,新媒介环境中的话语传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质上是强势话语消解、融合和占领弱势话语的过程。但值得考究的是,这里所说的强势话语和弱势话语主体均可能是普通民众,与传统媒介环境下政府或精英阶层的单一强势话语主体相比,新媒介环境下话语主体呈现了多元化趋向。同时,话语接收者本身也成为话语主体,双方是在辩论、讨论、协商、互动构成的博弈中进行话语权的争夺。

  (二)博客时代的到来:能将克林顿拉下马

  事件概述:1998年1月17日深夜,德拉吉在他的网站上发布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付印前的最后一分钟,星期六晚上6点,《新闻周刊》杂志抽掉了一条重大新闻。这条新闻注定将动摇华盛顿的地基:一个白宫实习生与美国总统有染。”没有人知道德拉吉的消息来源,但他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开报道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绯闻的人,并在整整半年时间内,引领了美国的“舆论导向”,使传统的主流媒体蒙羞。

  在这个个案中,话语权集中到了德拉吉身上,整整半年事件他都成为美国的“舆论导向”。在传统媒介社会中,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条被《新闻周刊》杂志抽掉的新闻,如果没有博客的报道,它将和历史中的很多新闻一样,被强势阶层把持并永远不再见光。

  但这个个案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博主德拉吉是美国“德拉吉报道”(DrudgeReport)网站的创办人,也是一名网络记者和电台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他本身便是一个知名媒体人。我们假设,如果在博客上发出这条信息的人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结果会如何?

  作家叶永烈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应邀在新浪博客上开了“叶永烈的blog”,平均每天的点击率超过五千,他以其孙女的名字也在新浪博客上注册,结果平均每天只有一位访客。以此我们不难看到,虽然博客以一种新形式为公众提供了话语的进入渠道,但是其话语权的真正获取还必须与其受众对象相联系,受众人数多寡以及获取信息的深度都对博客话语传播产生直接影响。但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博客很难产生相对固定的数量较大的目标受众,其对传统媒体话语霸权的颠覆力量是有限的。

  我国学者丁末曾就新浪博客排行榜来研究博客中的话语权分配。在号称百万之众的新浪博客俱乐部排行榜上,前100名中知名人士占85%之多,其“名人效应”可见一斑。丁末认为,博客与大众传媒在权力格局和资源分配上存在某种同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博客对于公众话语方面的赋权作用仍然是存在的。对于剩下15%的草根博主来说,挤入新浪博客俱乐部的前100名,这种话语的权力在传统媒介中是不可能获得的。而对于85%的作为“知名人士”的博主来说,很多人在传统媒介中也是缺乏话语权的。因此,在博客世界里,虽然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扩大,但对于整体的公众而言,其话语权是一个增量的过程。

  (三)微博力量不”微薄”:从“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看

  事件概述:2011年7月23日晚上20点30分左右,甬温线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北京南至福州D301次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事故已造成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7月28日,上海铁路局方面初步调查出事故原因:由于温州南站信号灯设备存在缺陷,应该显示绿灯的时候显示红灯,没有给后车提供应有的信号,相关调度人员也没有发出预警,引发追尾事故。当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抵达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现场,向遇难者献花,并举行中外记者会。国务院组建调查小组,承诺在9月15日前公布事故调查结果。

  网络ID为“袁小芫”的微博网友是D301次列车上的乘客,事故发生4分钟后她发出了第一条微博,比国内媒体在互联网上的第一条关于“列车脱轨”报道早了2个多小时。当晚,身在事故现场的一些微博用户不断更新关于现场的图片、文字信息、有助于救援的现场状况。在这场事故的报道中,普通网民称为“公民报道者”,其信息因为现场感强,渗透性高而受到持续关注。鉴于微博在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中的作用和表现,武汉大学教授沈阳将微博形容为网络的“人民大会堂”,人人皆可参与,人人皆是代表。据新浪微博官方统计,从7月23日20点34分开始到7月28日,共有7821999条微博在讨论温州动车追尾事故。

  人民网舆情中心在7月25日对网络舆情进行监测得到的数据显示,在新浪、腾讯微博中居前5位的热门微博话题,全部和“温州动车追尾”事件有关,并且每条微博的转发和评论数都多得惊人。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微博集体行动中,网民的话语权得到了集中体现。

  (1)围观就是力量:在关于“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的热门微博中,转发数量远远多于评论数量。转发但不说话,同样表明了网民的态度。这也是微博话语权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转发即是态度,围观就是力量。围观成为公众进入公共话题和公共领域讨论的第一步。在整体话语权的建构中,网民低级别网络信息的交换、简单的复制和转发等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一种态度和话语权的呈现。

  (2)与传统强势阶层的话语斗争:微博中民意的矛头对象直指在传统媒介中拥有绝对话语控制权的铁道部,针对有网友指出的铁道部“掩埋事故列车车头销毁证据”的传言,网友们在微博上进行了猛烈的质问和追击,铁道部最终出面澄清。但相对于传统话语强势阶层的静默,活跃在微博上的记者、公共知识分子等话语权急剧膨胀扩大,其发布的信息不断被转发、评论和认可,网友毫不吝啬地将赞叹之词予以这些“微博达人”。

  (3)微博互助行动:除了进入话语体系外,网友还自发通过微博进行各种形式的互助,微博网友前往血站献血、发布寻人启事等线下行为表明赋权已经从传播层面延伸到了决策和行动上,它使得话语权的内涵进一步深化———不仅获得说话的权利,更是行动和影响力。

  (4)门户网站影响力消退:在“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中,与微博相比,门户网站的影响力逐渐削弱,舆论主要集中在微博等社交网络媒体中。从公众话语权角度来看,门户网站传统的“编辑—发布—阅读”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获取信息的需求,却无法满足其自由表达观点的需求。因此,即时的互动性成为新媒介环境下公众选择话语载体的重要考量因素。

  三、新媒介环境下公众话语权的意义

  对照赋权的两种模式,新媒介技术是推动公众赋权的最重要的外力。新媒介互动、平等、去中心化等特征对于个人话语权的获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赋权过程中,个人的能动作用至关重要。同样的网络平台,同样的进入机会,因为个人能力、素养、习惯等的不同,将会导致个体间的极大的差异。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涌现出网络社区中的“意见领袖”。

  本文重点从对话互动和组织化两个角度来阐释公众以新媒介为依托的话语权的变化。从整体上说,可以用“破坏”和“重建”来形容话语权的变化。这就是本文探讨的两个重要问题:公众利用新媒介破坏了什么?

  公众利用新媒介重建了什么?

  (一)公众利用新媒介破坏了什么

  新媒介在这里已经不简单是以往大多数研究中所认定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或者中介,而是一种激发意识形态的力量。这种力量具有强大的破坏性。

  一是对制度的冲击。具体表现在旧有的传播系统被破坏,传播垄断被打破,话语进入门槛降低。对于新媒体而言,其严密的媒介组织和传统中的把关人都不复存在,人人都是传播者,政党和部分精英阶层的传播垄断被打破。只要拥有上网设备和基本的网络知识,每个人都能成为话语主体,话语进入的门槛大幅度降低。在这里,数字鸿沟也失去了其基本意义。

  二是权威系统和权威文化的破坏。具体表现在传统权威被消解和弱化,传统新闻业面临公信力危机,新媒介文化对主流文化和主流舆论形成影响。大型的网站、bbs互动社区、博客、微博等新媒介形式逐渐取代传统的权威媒体,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很多新闻机构面临着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危机。同时,传统媒介建构的主流文化受到网络文化的强烈冲击。在新媒介环境下,网民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了很多新的词汇,并逐步建构代表这一群体的网络主流文化。2010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江苏给力“文化强省”》,就借用了网络词汇“给力”,引发了如潮热议。这种“全民造词运动”,在本质上也是对主流文化权威的消解。

  (二)公众利用新媒介重建了什么

  在破坏原有传播体系和消解传统权威的基础上,公众利用新媒介实现了多种重建。

  一是话语主体的重建。新媒介结束削弱了强势阶层在传统媒体时代建立起来的稳固的话语主体地位,构建了多元的、分散的主体。尽管话语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效果存在很大的区别,但是新媒介环境至少为普通公众提供了一种“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话语主体”的可能,仅仅是这种可能性,便能对传统媒体下话语主体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

  二是网络自组织的建构和发展。组织化是增强话语权和有效表达利益的重要方式。个人新媒介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由传统媒体建构起来的秩序,其开放性、互动性使得个体获得媒介和传播权利,但是这种话语权的获得仅仅是“被允许表达”,至于表达的效果就不是新媒介本身所能够解决的。在这种状况下,在大量的信息聚合和互动中,一些无边界、无明显组织架构甚至无目的、无计划的群体组织出现在网络世界。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创造的内容与内容之间,以及个人汇聚的群体和群体之间,都以不同的自组织方式架构起来。这些组织在平时非常松散,但其共同表达和维护权益的潜能很容易被激发出来,能够最大程度地爆发集体力量。这类自组织的存在大大增强了集体话语权。

  三是公众参与新渠道的建构。“公众参与”和“表达”一样,是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新媒介环境下通过公众参与自身或群体利益的集中、综合和捍卫,并进一步有效地参与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这是新媒介赋权的重要意义。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新媒介赋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意义的局限性。

  (1)新媒介在打破传统权威,为公众平等赋权的同时,也在不断制造新的不平等。首先,公众介入网络、享用信息的机会是不平等的,硬件条件和技术路径的限制都将如农民等很多弱势群体排除在外。而对于进入新媒介话语体系中的公众来说,其客观因素造成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传统媒体中的“强势力量”在改装后进入新媒介话语权体系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新媒介普遍赋权的基础上,我们更应该重视这部人的研究,防止新的数字鸿沟的出现,同时给予更多的普通公众话语生长机会。

  (2)新媒介环境下公众获取话语权可能导致另一个极端,即“网络暴民”的出现。网络暴民采用污秽的语言,使用破坏性和毁灭性的暴力手段对别人实施攻击。网络谩骂、不合理的人肉搜索、网络追杀等,都是网路暴民的表现,其行为在捍卫自身话语权的同时,对他人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干扰,尤其是网络的道德审判以及很多网络媒介事件中的“错杀”,常常对当事人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和损失。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公众情绪化的话语表达和不实言论带来的影响。受信息来源、信息源角度及个人素质等因素的影响,网民输出的话语中很可能是偏激、非理性甚至完全错误的,但这种“谣言”在各种社会因素的互相作用下,往往会导致大批网民的追随和行动,出现群体的盲从和冲动,最后发展为网络群体事件。因此,我们再强调公众话语权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限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