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憩 吕斌 谭肖红
Zheng Qi, Lv Bin, Tan Xiaohong
摘要 :为了应对后工业化的产业变迁和旧城衰退,用文化活动、文化产业引导旧城再生已成为发达国家或地区地方政府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战略。综观国际范围文化导向旧城再生的兴起与发展,有三种模式先后出现:起初是兴建大型文化旗舰项目作为旧城经济复兴之触媒;接下来是通过吸引创意阶层入驻来发展当地的文化创意产业 ;最新趋势是强调社区活化,调动公众参与来促进衰败社区综合发展。这三种文化模式对我国新兴的文化规划及旧城再生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前言
当前,文化越来越彰显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力量,在我国长期规划中已被作为一个重要部分单独部署。发达国家运用文化活动、文化产业活化旧城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1970 年代以后,随着后工业化的来临,西方大城市郊区化进一步加重,原来的中心区日益衰颓。加之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进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重塑竞争优势成为城市发展的焦点。由于文化活动具有衍生之经济效益,能振兴地方经济,因此发达国家和地区广泛兴起文化导向的旧城再生运动,涌现出不同模式的城市文化战略与旧城再生项目。
本文从文化进入政治、经济领域成为一种发展战略为开端,通过对国际上文化导向旧城再生的发展演变的分析,总结出三种模式,分析其利弊并辅以相应案例加以说明,以期对我国的旧城再生有借鉴意义。
1 文化战略的兴起 :文化、经济、城市三者全球性交互的新动态
近 30 年以来,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层面逐渐扩张,从政治经济继而渗透到文化领域,与城市地域性和文化多样性产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间对资金、人才和其他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城市管理主义的治理模式已逐渐被城市企业主义取代,各地域形成新型的竞争体制,必须以独特的“地方特质”吸引全球有限的流动资金。而文化往往是地方特质的重要组成,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鲜明的个性特征。
与此同时,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出现了一种强有力的融合,这也是整个城市化进程的显著特征之一。经济与文化互相渗透,在本土和全球层面展现出生动的历史与地理外貌。“经济根植于文化之中”的概念已日益普及,与之形成互补的另一种观点是,“文化也根植于经济之中”。文化已日益服从于商品化,各种文化产品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产品中持续增长的一部分,大量的文化正逐渐被资本主义的供求关系所控制。文化生产往往越来越多地集
中到一些有特权的企业或集群,而最终产品则通过全球化被运输到更为广阔的消费网络之中,对其他地方的文化产生了极具侵蚀性的影响[1]。而一个城市特有的文化属性和经济秩序越浓缩于地理环境之中,就越享有地点垄断力量,这种垄断力量提升了城市的竞争优势,并使其文化产业能够挤入更广阔的国内国际市场。
由此,文化与经济、城市三者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位:并非是城市塑造文化,而是文化使城市运转;文化的投入可以转化为经济及社会的产出[2]。
2 文化战略与旧城再生的结合 :文化导向旧城再生的产生与发展
1961 年,雅各布斯首次把文化与创意引入了城市规划的范畴,认为创造力和多样性是城市增长的重要引擎。文化政策(culture policy)出现于上世纪 70 年代,此时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尾声,其城市由生产转向消费,地方发展的潜力也转向于文化和艺术,即通过文化来带动创意产业、休闲旅游等第三产业部门,来创建后工业时代的城市新景观,提高城市的认知度,吸引外来投资,解决公共财政的短缺,提高市民收入,从而使城市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由此文化开始逐渐在城市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文化规划(culture planning)的书面使用最早出现于 1971 年,被规划师哈维·佩尔洛夫(Harvey Perloff)描述为“社区了解并运用其文化资源进行发展的途径”[3]。
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在北美和西欧的一些城市,文化元素被认为是旧城再生的驱动力之一,由此掀起了用文化来带动旧城再生的热潮。文化资本帮助发达国家的一些衰败地区在后工业化新经济环境中进行了定位调整并逐步复兴[4]。文化导向旧城再生的含义,是将文化作为旧城再生活动的催化剂和引擎[5]。文化导向的旧城再生发展至今,已经从一种城市发展的路径选择成为一个被全球城市广泛采纳的核心战略[6]。过去的 20 年中,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消费”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环节[7]。
文化战略同时存在两个方面的目标,即“把全球带入当地”和“使当地融入全球”。城市文化战略通过激烈的全球与本地之间的交互(interaction)创建不同类型的资本积累。旧城再生项目不可避免地被视为创造“垄断租金”的方式,这是地方发展的关键资产[8](图 1)。

3 国际旧城再生的文化模式
文化导向旧城再生的浪潮已通过政策知识的扩散在各国蔓延,不同城市以文化为主导的旧城再生项目有不同的战略方针。西方国家的文化导向旧城再生项目起步较早,近年来对旧城再生的文化战略和项目进行了一系列回顾与评估,继而展开了对其利弊的分析与热议。
3.1 文化导向旧城再生的三种模式
根据兴起时间、发展目标、发展途径、文化项目开发规模、集中地区目标群体等可把旧城再生的文化发展战略概括为三种模式:旗舰战略、创意阶层战略和改进型战略。旗舰战略最为明确地以市场为导向,以达到纯粹的经济利益 ;创意阶层战略通过提高生活和娱乐设施的质量来促进创意产业发展;改进型战略则是通过一系列更为草根、基于邻里的方法,直接回应当地社区和艺术团体的需要,继而推动旧城的再生(表 1)。 YWPND6W_6~UB73]M.jpg)
(1)旗舰战略模式
旗舰战略兴起于 1970 年代后期和 1980 年代初期,公私合作投资组织对旧城再生进行风险投资,从营造历史主题的零售业空间,发展为大型文化旗舰项目。基于城市形象对于
吸引游客及投资的重要性,大型文化项目成为重塑旧工业形
象、加强城市品牌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这些大型文化设施一般坐落于城市中心地区,成为城市焦点。
旗舰战略主要关注经济利益,政府将城市定位为“旅游目的地”来进行营销,通过创造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例如减免税、无偿提供土地或者土地价格优惠、宽松的地区政策,与不动产商共同组成艺术成长联盟,并致力于一些大型设施和项目,例如举办大型庆典活动、规划文化专区,来刺激私人投资。在建设过程中不断调整城市环境以提升城市在旅游、文化、信息等新兴产业中的竞争力。
由于旗舰战略忽略社会目标,所以存在不少争议。支持者认为这种发展模式有着巨大的经济前景,但是反对者谴责这种模式仅是带动周边不动产开发,未真正有助于社区文化发展。有学者批判这种创业型的模式将私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是在为游客和富裕阶层建设城市而不是为全体市民;或者过于强调吸引游客也会错过一些没有直接经济利益但对社区发展十分重要的投资项目。总之,采取旗舰战略的城市把旧城再生成功的标准定位于经济效益而非社会效益[9]。
(2)创意阶层战略模式
随着福特主义的批量生产黄金时代的远去和创意文化为基础的生产新时代的到来,创意阶层战略也应运而生。它通过生活质量的提升和生活方式的愉悦来吸引创意人群,如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和“知识型人才”,其中知识型人才涵盖软件设计师、建筑师、艺术家、作家、律师等行业[10]。创意阶层人士对于吸引新兴经济部门投资及刺激本地消费经济都是必不可少的。
这一模式的理论基础为创意资本理论和创意地理理论[10],即由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被转移或人工操作被精密仪器所取代,创造力和革新成为当代经济成功的基准;因此“人的创造力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区域经济是由创意人群所驱动。理论认为,在这样一个“情感、体验及美学来驱动消费的时代”,积极向上的艺术团体可以吸引新的商业业务,提高就业率,增强居民和企业对本地的忠诚度。由于这些创意人群更加青睐文化多样、能以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对待新思潮的地方,因此该战略要求城市必须保留和加强其多功能性、城市历史街区建设、文化及娱乐性活动以及民族的多样性来吸引对新经济体有吸引力的人群[11]。
与旗舰战略重视大型娱乐景点和文化设施建设有所区别,创意阶层战略更加注重小规模的文化活动,表现为小型音乐集会与艺术表演场地、艺术画廊和酒吧[10]。文化活动提供了消费、娱乐和加强创意阶层身份认同的途径。此外通过寻求艺术团体与商业机构合作的机会来培育艺术的经济潜力[12]。
这种模式也存在争议,支持者认为这种发展战略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惠及为创意阶层服务的低收入人群;但是批判者认为这种模式的服务目标人群比较单一,更多关注的是创意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整个公众的利益,导致倾向性的经济发展,不利于整个城市的全面发展。这种战略因直接带来绅士化和当地低收入人群迁出问题而受到批判[9]。
(3)改进型战略模式
改进型战略并不通过涓滴效应,而直接关注全体市民的公共利益,这种战略不以经济增长作为成功的标准,而关注于减小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通过再分配政策和鼓励公众参与来提高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这种战略通过环境影响税、提供保障性住房、公共交通建设、高地产开发税等来与私人部门谈判以维护公共利益。这种模式通过扩大艺术活动的参与机会、支持本地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利用文化艺术加强身份认同来振兴衰败社区。政府通过资助艺术教育、变空置地为社区文化中心等来激发社区对于本地遗产和文化的兴趣。改进型战略的产生植根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公民权利和女权运动。其中文化是作为基层社区进行政治交涉的载体。被排斥的弱势群体不仅仅向主流文化机构提出诉求,也自发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处理社区问题的组织。这种战略进一步扩大了分享文化大餐的群体,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对于减少社会不平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存在结构性的限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私营部门在发展决策上占上风,因社会福利相关的强制性政策或收费会导致私人投资转移到投资成本更低的地区,而政府的税收来源对于商业企业的入驻有最基本的需求,因此这些致力于保护公众利益的政策往往在商业机构和政府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9]。
3.2 案例
3.2.1 旗舰模式案例:西班牙毕尔巴鄂滨海地区再生
毕尔巴鄂市始建于 1300 年,在西班牙称雄海上的年代成为重要的海港城市,是西班牙巴斯克(Basque)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20 世纪中叶以后不断衰落,以致 90 年代初已沦为欧洲藉藉无名的小城。
毕尔巴鄂滨海地区再生是整个都市再生计划中的一环,其间建设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城市复兴旗舰项目之一。毕尔巴鄂滨海地区再生的定位是建立一个新的文化区域。通过两个大型地标性建筑:古根海姆博物馆和尤斯卡尔杜那(Euskalduna)会议表演艺术宫,以及一个购物中心,来形成新的文化中心以取代旧的市级市场。这些项目起到城市品牌的作用,可以提供创新的商业环境以吸引流动资金。毕尔巴鄂的新形象帮助其成为先进服务机构优先选址的对象,尤其是银行业和保险业、高科技和专业电子商务。
第二阶段是发展出强大的服务业,使服务业成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基础。为此 1991 年成立了“毕尔巴鄂大都会 30”(Bilbao Metropoli 30)联盟,目的就是在毕尔巴鄂旧城再生过程中联合公共和私人的力量。到 1994 年,“毕尔巴鄂大都会 30”已经拥有 100 多个会员,包括当地和地区机构、商会、大学、大公司和私人机构。1992 年 12 月,中央政府连同巴
斯克地区主管部门同意创建“毕尔巴鄂河口 2000”(Bilbao Ria 2000)—— 一家巴斯克特色的城市开发公司。该机构是可使用公共资源的私营公司,在毕尔巴鄂都市圈内实施一系列市区重建行动[14]。
其中斥资 1 亿美金动工兴建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在 1997年正式启用,主要展出毕加索、塞尚、康定斯基、保罗 · 克利和安赛尔姆 · 基弗的作品。第一年仅博物馆的门票收入就占当年全市财政总收入的4%。博物馆活化了当地的经济(巴斯克省的工业产品净值因此成长了 5 倍之多),也为该市带来新生,毕尔巴鄂一跃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典范。
3.2.2 创意阶层模式案例 :日本横滨的“海岸艺术 1929”(Bank ART 1929)项目
横滨地处日本四大工业区之一的京滨工业区中心,拥有日本最大的港口,工业发达。由于经济泡沫破灭的重创,横滨开始了新的城市愿景规划,从 2004 年起,将自己重塑为一个“艺术和文化的创意城市”,规划到 2008 年吸引近2 000 名艺术家和近 15 000 名工人加入创意产业集群。2004 年政府开设了一个特殊的“创意城市横滨办公室”,在港口的一些区域建立了新的活动中心作为“创意核心区”。这些创意的核心区利用众多历史建筑,如旧银行大楼、仓库以及空置办事处等作为艺术家工作室和其他具有创造力的创作新空间。
“海岸艺术 1929”项目就是这个愿景的开始,在两个非营利组织的指导下,负责组织一系列展览、表演、工作坊、研讨会以及其他活动吸引来自东京和横滨的参与者。例如横滨的黄金町艺术中心艺术节(KoganeCho Bazaar),在一个具有超过 250 家店铺的商区中展开。近年来由于地区经济的下滑,不少商店倒闭。通过艺术家们在该集市与当地企业展开合作,并以居民、大学生、艺术家和专家的共同参与为特色,利用大量破旧的空置商铺开展艺术活动以活跃该区域。2007年 7 月建立公、私机构代表及民间个人组成的艺术委员会,以进一步支持和吸引艺术家和其他创意团体进驻该地区[15]。
随着规模不断扩大,该地区发展形成了创意走廊。截至2007 年 3 月,创意走廊为地方经济贡献 12 亿日元左右。横滨利用艺术和文化固有的创造力达到衰退市区再生的目的,
也带来了文化政策、产业政策和社区发展的重构。同时这种艺术和文化的振兴还建设性地促进了非营利组织及公民参与政策的形成和管理。
3.3.3 改进型模式案例 :台湾保安宫历史地区的再生
保安宫俗称大龙峒大道公庙,位于台北市大同区哈密街上,主祀道教保生大帝,是大龙峒当地的信仰中心,更是台湾北部重要的庙宇之一。保安宫地区为台北市早期发展主要据点之一,也是深具历史文化资源的地区,除有形文化资源外,还包括保安宫及孔庙庆典、民俗信仰、地方历史事件等无形文化资产,其中以保安宫年度庆典保生文化祭最具特色。保安宫保护项目的成本约新台币 260 万元,完全由保安宫和当地的寺庙信徒自筹资金。保安宫将当地工匠的传统知识与现代国际专家的文物保护理念相结合来保护这份遗产资源。保安宫遗产保护的策略在 2003 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保护奖。教科文组织指出,保安宫改造的成功源于采用社区参与,发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这一社区动员连结四种行动者及其网络,即传统宗教文艺组织、专业文艺展演团体、地方居民及义工组织、政府机构,共同建构文化庆典的参与体制(图 2)。不同行动者在保生文化祭中分别扮演不同角色 :(1)庆典绕境活动的参与:首先是保安宫所辖民俗艺术网络,整合地方与区域性宗教文艺组织,包括传统文艺与祭祀团体、地方民俗乐团、相关地方庙宇、志愿性文艺组织与信仰组织,藉由这些团体共同参与绕境庆典活动,商议绕境顺序;(2)家姓戏的参与 :保安宫负责邀请台湾专业传统戏曲团体、社区业余传统戏曲团体以及地区性学校文艺社团,以延续传统家姓戏,并使保安宫成为传统戏曲固定展演场所;(3)都市行销活动的参与 :台北市政府动员内部行政机构,包括市发展局、文化局、民政局、

大同区公所等共同参与庆典规划,并由政府制作广告用于平面与电子媒体宣传;(4)地方社区专业者与义工组织的参与:提供社区居民自我展现的机会,参与范畴包括传统文艺活动(如南管乐团、歌仔戏)及社区文化教育服务(保安史迹解说、健康教育讲座、图书馆设置)(表2)。社区居民是义工组织主要来源[16]。

WVKAKY~5.jpg)
当地政府与当地的社区团体的合作关系主导了保安宫的改造项目。当地政府改变传统层级管理的方式,采用合作治理的管理体制,协调三方面的关系:寺庙、社区、政府,这三者在文化参与与环境改善中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联合其他两者以一种新的“协同治理”的方式进行“社区为基础的文化规划”,并且调动媒体和旅游产业等公共资源,来共同提升保安宫的形象以及文化节的影响。
保安宫文化改造项目的驱动力是自下而上的。当地志愿团体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社会资本的兴起。在台北旧城再生项目中文化节的作用在于培养当地社区的活力以振兴该区域的公共空间。文化活动中文化与社会的意义成为了文化导向旧城再生的重要内容。
4 讨论
为了重塑新自由主义竞争背景下的城市地位,文化导向的旧城再生已广泛出现于后工业城市的发展政策中,显示出当代地方政策的三个特点:具有在全球—本地之间、文化—经济之间及政府—市场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性。
二战以来,西方的旧城更新和旧城再生建设经历了从大规模改造、渐进式更新到社会经济文化综合再生的过程[18]。总的来说,1980 年代以后西方旧城更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后工业城市转型带来的经济结构性衰退及内城空心化问题,即怎样通过产业转型、刺激文化经济的发展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增加新的就业岗位并恢复城市中心的活力[19]。以上三种文化模式的先后出现,反映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经过了从侧重经济发展的文化政策主导下的旧城更新[20],到关注整体发展的文化导向旧城再生的历程,其发展理念的转变以及方法体系的建构对中国城市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大部分城市的旧城虽设施简陋,但由于接近中心区文化娱乐场所和基础设施,因尔大多具有吸引力而始终地价高昂,未经历如西方城市中心旧城区那样明显的衰败过程。
我国的旧城更新在 1990 年代以前,主要以局部危房改造、基础设施建设为目标 ;1990 年代开始,随着产业重构、土地改革和住房私有化等趋势,中国开始出现了类似西方的大规模的旧城更新项目[21];而现阶段旧城更新的动因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深刻变化提出的高层次要求,逐渐朝向功能结构调整、人文环境优化、历史文化传承等更多内容发展[22]。
转型期的中国城市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旧城区的更新改造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正日益突出和严重,如“形象工程”、过度开发、社会利益结构扭曲、城市文脉断裂等[23]。不少房地产商将传统街坊以“危旧房改造”的名义铲除,取而代之的是高强度的商业和办公等短期赢利性建筑。到 1990 年代末,历史街区及老工业园区与文化创意相结合的再开发模式开始出现,兴起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意产业聚集区,历史建筑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功能。创意产业有利于历史建筑、历史街区传统风貌乃至传统工艺的保护,可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然而在我国,因创意产业对周边地价的带动作用,不少创意产业聚集区悄然变味:从一开始由个别艺术家个体化的选择慢慢地变成了房产商的主动介入,他们或通过邀请艺术家入驻或与艺术区相邻,目的在于市场化的房产开发,其结果往往是园区建成,房子也卖了,“艺术家”却不见了。这种过度商业化的变相的文化街区,最终留下的只能是传统文化的扭曲,在造成文化产业“泡沫化”和“空洞化”的同时,也使原住民的利益无法得到合理表达而成为城市发展的“牺牲品”。如今,过往旧城更新的功过已经慢慢被理性看待,城市文化保护、居民保护、理性开发、适度开发等观点和措施正逐步出台。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城市发展的调节机制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内涵式、质量型、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其衡量标准也将由经济指标向经济社会相协调的科学发展观
转变。与此同时,全球性的城市竞争使文化的地位得以凸显,文化以强大的创造性成为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我国有大量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城市,文脉延续和历史街区保护问题使我国旧城更新活动更显艰巨和复杂;与此同时文化特色的优势也带来了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发展机遇。
5 启示
综上,大多中国城市的老城区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国家的城市中心所面临的问题存在一定的差别,但也有很多的共同点,如人口老龄化、产业竞争与衰败、缺乏活力等,其目标都是寻求衰退地区的长期持续的经济、形态、社会和环境条件的综合提升[19]。因此通过分析国际发达地区旧城再生的文化模式,可以为我国今后的旧城再生提供一些借鉴及启示。城市不单单是由建筑物构成的物质空间,同时也是城市居民的精神与文化的载体。因此对于旧城更新的成果不能仅从物质方面理解,或仅从经济方面衡量,城市空间应满足城市居民多元的、多层次的社会、文化活动的需求。“文化导向的旧城再生”的目的是期待着城市不仅从物质层面,还要从精神与文化层面,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动力。
我国的城市大多拥有悠久的历史,老城区的历史文化遗存和历史文化环境是一种十分宝贵的城市资源,具有极高的综合价值。在协调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矛盾,处理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保护的矛盾方面,文化创意产业能够与历史地段的小规模渐进式保护性改造利用相匹配,并且能使城市功能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相辅相成。由此,国际旧城再生的文化模式可以为我国富含历史文化底蕴的旧城地区提供参考,尤其对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此外,不难看出,在发达地区的旧城再生过程中,公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公众参与的社区活力及市民自发的创造性意见是旧城再生的重要资源,在实施过程中政府、开发商及社区居民保持沟通和交流才能更好地控制和引导旧城的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目前我国公共事务决策机制的民主化程度较低,旧城更新中公众参与尚处于初级阶段。今后应逐步建立多元主体、社区动员、公众参与的实施及管理机制。
最后,为使旧城再生保持更加可持续的效益,应注意发展“文化为基础的生产系统”[15],以平衡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即在发展消费项目、服务性行业的同时开展当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如音乐工作室、电影制作等。同时,切实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提高收入,重视对旧城社区弱势群体的培训和教育,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保持长期优势。
参考文献
[1] 艾伦 · 斯科特 . 城市文化经济学 [M].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 Miles S. and Paddison R. Introduction: The Rise and Rise of Culture-ledUrban Regeneration[J]. Urban Studies, 2005, 42(5): 833-839.
[3] Besner B. Art, Culture, and Urban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Edge Artist Village[D]. University of Manitoba: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2010:172.
[4] Miles S. 'Our Tyne': Iconic Regeneration and the Revitalisation of Identity in Newcastle- Gateshead[J]. Urban Studies, 2005, 42(5/6): 913-926.
[5] Evans G. Measure for Measure: Evaluating the Evidence of Cultures Contribution to Regeneration[J]. Urban Studies, 2005, 42(5/6): 959-983.
[6] Garcia B. Deconstructing the City of Culture: The Long-term Cultural Legacies of Glasgow 1990[J]. Urban Studies, 2005, 42(5/6): 841-868.
[7] Gibson L. and Stevenson D. Introdu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04, 10(1): 1-4.
[8] Harvey D.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M].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9] Grodach C. and Loukaitou-Sideris A. 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Urban Revitaliztion: A Survey of US Ci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07, 13(4): 349-370.
[10] Florida R.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M]. New York: BasicBooks. 2002.
[11] Glaeser S. Consumer City[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2003.
[12] Bulick B. et al.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reative Communities[M]. Americans for the Arts: Washington, DC. 2003.
[13] 苏秉公 . 城市的复活——全球范围内旧城区的更新与再生 [M]. 上海 : 文汇出版社,2011.
[14] Gomez M. Reflective Images: The Case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Glasgow and Bilbao[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8:106-121.
[15] Sasaki M. Urban Regeneration Through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Rethinking Creative City Theory Through a Japanese Case Study[J]. Cities, 2010(27): S3-S9.
[16] 林政逸 , 辛晚教 . 文化导向都市再生之策略模式 :台北市保安宫文化庆典与空间计划的个案研究 [J]. 都市与计划 , 2009, 36(3): 231-254.
[17] Lin C. and Hsing W. Culture-led Urban Regeneration and Community Mobilisation: The Case of the Taipei Bao-an Temple Area, Taiwan[J]. Urban Studies, 2009, 46(7): 1317-1342.
[18] 吕斌 . 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可持续再生的课题与途径 [J]. 资源与产业 , 2005, 7(6): 62-63.
[19] 于立 , 张康生 . 以文化为导向的英国城市复兴策略 [J]. 国际城市规划 , 2007, 22(4): 17-20.
[20] 黄鹤 . 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战略 [M].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2010.
[21] 易晓峰 . 从地产导向到文化导向——1980 年代以来的英国旧城更新方法 [J]. 城市规划 , 2009(6): 66-72.
[22] 方清海 , 旧城更新与创意产业 [M]. 武汉 : 湖北人民出版社 , 2010.
[23] 王凌曦 . 中国旧城更新的现状、特征及问题分析 [J]. 理论导报 ,2009(09): 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