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华
一、文本与语境作为作家的蒙田,一向享有崇高的地位;作为道德家、哲学家及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观察家的蒙田,声誉却长期游移不定①。在《随笔集》开篇的“致读者”中,蒙田宣称此书“纯然是居家的私语,我决不曾有任何普济天下的考虑”②。《随笔集》特殊的修辞妨碍了大多数学者对它的解读,世人对于《随笔集》的印象,往往望文生义地将之与散文作品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蒙田时代的“随笔”(essai)具有对某物进行调查、审判与测试之涵义。蒙田选择“随笔”这一书名,显然并不是在进行僵化教条的议论,而是意味着尝试性的调查③。因此我国最早译介蒙田的梁宗岱,就将该书译为“试笔”④。作为怀疑主义的代表人物,蒙田其实是近代欧洲最早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是继马基雅维利之后最早阐释和传播政治哲学的思想家。早在19世纪,就有法国学者赞誉蒙田“先于伟大的培根,提升了人类的智力;同笛卡尔一道,为哲学在欧洲的奠基与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⑤。现存的蒙田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分析其政治思想的论著却少得不成比例。新近出版的《剑桥蒙田指南》收入了十一篇颇具代表性的论文,为《随笔集》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导读,却没有一篇将之置于政治思想史的背景下来研究⑥。在中国,《随笔集》的第一个汉语全译本于1996年问世⑦,可惜迄今为止,中文学术界对蒙田的研究几乎完全是文学研究者的任务,对于书中蕴含的深刻政治哲理却鲜有关注⑧。
瑞士洛桑大学政治思想史教授边凯玛里亚·冯塔纳2008年出版的《蒙田的政治学:〈随笔集〉中的权威与治理》⑨,于2010年初被译成中文(陈咏熙、陈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蒙田的政治学》,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纠正国人对蒙田的片面化解读缺陷。正如陈咏熙在“译后记”中所言,此书不但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在探讨蒙田政治思想方面的空白,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同时也为喜爱蒙田的中国读者提供了解读《随笔集》的新视角。“针对那种认为蒙田在政治上是对一切改革抱怀疑态度的保守主义者的传统看法,冯塔纳向我们证明了蒙田虽然没有创设明确的政治理论,他却通过对社会现实和政治、法律实践的精辟评论,提出了值得后人严肃对待的政治和法律思想。”(第242—243页)该书力图扭转那种流传甚广的对蒙田过于狭隘的文学化解读,挖掘《随笔集》复杂的政治与哲学意涵。
在西方学术界,自1908年皮埃尔·维利那部影响巨大的、建立在考证《随笔集》创作日期基础之上的《蒙田〈随笔〉嬗变源流考》问世以来,20世纪蒙田研究的主流模式就被所谓的“嬗变”解读学派所主导⑩。其后的研究者多依据维利的划分将蒙田思想的演变分为三大阶段:(一)成书于1572—1574年的《随笔集》第一卷,被认为是反映赛涅卡影响下的禁欲主义阶段;(二)拟于1578—1580年的第二卷,被诠释为是1576年皮罗怀疑派危机之后的产物;(三)成书于1585—1588年间的第三卷,被认为是蒙田成熟的自然哲学的体现。但正如中文世界第一篇介绍蒙田的文章、梁宗岱的《蒙田四百周年生辰纪念》中所批判的那样:“直到现代,狭隘浅见的蒙田学者尤斤斤于门户之争:有说他是怀疑派的,有说他是享乐派的,有说他是苦行派的……执住他的一端而硬说这是整个的蒙田岂非大谬?”而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更是进一步指出“:关于蒙田,人们以为可说的都已说尽。其实这些看法并不深入……蒙田一开始便教诲我们说,任何真理都是自相矛盾的,也许他最后感悟到矛盾即真理……因此,在蒙田的作品里我们能找到一切:一种根植于他自身的无止境的怀疑、宗教、斯多葛主义。以为他排斥或接受上述任何一种‘立场’,那是没有根据的。”作为政治思想史学界新兴的“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冯塔纳认为先前用来描述蒙田的新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人文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标签,都难免显得过于简单、不够到位(第3页)。因此,在《蒙田的政治学》中,冯塔纳批判了以往那种过于公式化、单一化的诠释模式,力图运用“语境中的历史”研究方法,将蒙田还原到法国16世纪后半叶宗教战争的历史情境之中。与那种对经典文本进行纯粹“内部性”诠释的传统研究方法相反,她更注重探察《随笔集》所由以产生的“外部性”政治背景。
《随笔集》涉及的题材极其庞杂多样,英国新文化史学者彼得·博克甚至认为蒙田是“故意以毫无系统的方式来提出自己的看法。所以谁想要系统地阐述他的思想,谁就要冒很大的风险了”。不过冯塔纳在《蒙田的政治学》中却凭借其厚实的史学功底,为蒙田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提供了一份清晰的概述。哈特勒等人在书评《语境中的蒙田:评冯塔纳的〈蒙田的政治学〉》中,认为冯塔纳的创见可归纳为:(一)作者首先从蒙田生活的时代氛围入手,探察《随笔集》这一经典文本所由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与思想语境,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蒙田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二)在《蒙田的政治学》一书的主体部分中,冯塔纳运用大量的历史文献,重点探讨了信仰自由这一蒙田写作《随笔集》时不得不面对的最为关键的时代问题,帮助读者理解蒙田为何反复强调宗教宽容与舆论自由的重要性;(三)在此书的结尾部分,作者梳理了作为波尔多市长的蒙田在政治实践中的所为与作为作家的蒙田在《随笔集》第三卷中的所思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我们能够“同情地理解”蒙田那独特的、超越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思想。由此可见,《蒙田的政治学》不仅仅是一本研究《随笔集》的专著,还是一部诠释法国16世纪意识与精神状态的文化史论著。
经过多年的准备,编辑精良的新版七星文库版《随笔集》(1595年定本)在2007年问世,《随笔集》终于有了一个权威的现代学术版本。格林于2009年底发表的《在21世纪阅读蒙田》的长篇评论中,在比较了2000年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版的多部关于《随笔集》的研究论著后,赞誉冯塔纳《蒙田的政治学》最鲜明的特色是及时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随笔集》在政治和法律方面论述的最新阅读索引和导览。恰如该书中译者在“译后记”中所归纳的那样,从蒙田的阅读史到《随笔集》成书的复杂过程,从其接受法律训练、执业历程到与各派政治势力的交往,从法国宗教战争中各个阵营的策略到法国政治司法体制的积弊,此书都作了精辟的分析,显示出作者对蒙田研究文献和法国16世纪政治思想史、制度史、文化史皆有全面而深入的把握(第245页)。对于中文读者而言,冯塔纳不但为我们呈现了西方学术界蒙田研究的最新成果,还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蒙田的政治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颇值得国内学术界借鉴,它为中国读者细读《随笔集》铺就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二、还原《随笔集》的历史语境
茨威格在其最后一部传记作品《蒙田》的开篇中曾指出:“少数一些作家,如荷马、莎士比亚、歌德,能被任何人在任何年龄和在任何的生活时代所发现;而另有一些作家,只是在特定时刻才展现自己的全部意义。蒙田就是属于后一种作家。”如果我们不把蒙田置于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中,就很难理解《随笔集》的真正内涵。为此,冯塔纳吸取了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吕西安·费弗尔在研究蒙田的先驱拉伯雷的巨著《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中所作的谆谆告诫“:一本专著,如果不介绍背景,只描绘一个人的半身像,那会让人迷失方向。一切思想,不管它多么纯洁,都会因时代的气氛而染上某种色彩……涉及到16世纪的人和思想,涉及到16世纪的‘带有时代印记的’愿望、感觉、思考和信仰的方式时,一定要避免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人和事。”在《蒙田的政治学》中,冯塔纳首先考察的并非蒙田本人的思想,而是《随笔集》得以产生的语境,即宗教战争之中的法国和撰写《随笔集》前蒙田的经历。开篇第一章“法的精神”中,冯塔纳指明了一个常被后世学者忽视的事实,即从16世纪50年代中叶直至撰写《随笔集》前的1570年,法律执业一直是蒙田的主要公务活动。她强调,“法的本质,无论是作为人类习惯规范的法,还是作为成文法典的法,是《随笔集》的中心论题之一”,因此,“《随笔集》可谓是对批判旧制度的法语文献的第一个伟大贡献,可媲美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第8、43页)。紧接着的第二章“美德的衰落”中,冯塔纳通过分析蒙田与他的先哲及其同代人在政治思想上的关系,再现了那个“沉重的世纪”里知识阶层围绕政治展开论辩的主要议题和各自立场,使读者更清楚《随笔集》中看似零散宽泛的议论所针对的“真问题”和蒙田主张的独特性(第244页)。通过揭示《随笔集》背后复杂的话语背景,冯塔纳意在将16世纪法国政教之争问题的思考向历史的纵深推进。1559年亨利二世在一场政治惨剧中死去,这一年可谓16世纪法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此前的国内和平、对外军事扩张的繁荣时代告终,继之而来的是一个内战与宗教纷争动荡不已的时期。冯塔纳指出,蒙田所处时代的史无前例之处,就在于当时法国的社会、经济、领地间及王朝内部的各种潜在矛盾,都被迅速吸收到了宗教战争之中(第20页)。16世纪后期,法国在不到四十年的时期内就爆发了八次宗教战争,从1562年起经历了三十六年连续不断的动乱,其间只有1564—1566年与1581—1584年间有过短暂的相对平静。在蒙田写作《随笔集》的时代,内战可以说变成了一种持续的乃至“正常”的状态。政教纷争不仅中断了井然有序的统治,还危及到了文明本身。通过还原语境、还原历史背景的研究方法,冯塔纳强调蒙田正是在这样一种恐怖的氛围里开始《随笔集》的写作的。
在《随笔集》第一卷《谈小加图》篇中,蒙田感叹美德的沦丧:“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至少在我们这部分地区,我不说美德的实践,就连美德的思想也是极端缺乏的。”将美德简化为武夫之勇,源于欧洲社会的逐步军事化,这一进程始于罗马帝国覆亡之际,经过封建时代近十个世纪的发展,最后在宗教战争中达至大规模使用暴力乃至穷凶极恶的顶峰(第80页)。马基雅维利力图扮演复兴古典共和主义价值的角色,强调军事责任和爱国义务;蒙田追求的则是另一种非英雄式的、“平凡”的美德,它更多地基于普通百姓对和平、安全及物质需求的满足(第89—90页)。冯塔纳犀利地指出,在蒙田看来,无论是马基雅维利用接近科学化的语言来界定社会和个人行为可预测的模式,还是博丹雄心勃勃地将人类不同阶段与特定的法律制度种类联系起来的模式,都无法让人信服。因为这两种方法都显得过于宽泛和抽象,不能适应人类间相互作用的不停变换和无限复杂的实际情况(第22—23页)。透过冯塔纳的滤镜,我看到这样一个蒙田:他重述了关于高尚生活的古典理想,将诚实的人描绘成一个生活适度独立、不必谋取财富的人。《随笔集》所唤起的道德理想不是为名流和知识分子所设的,而是社会的普通成员所能企及的(第96—98页)。通过《蒙田的政治学》的分析,我们得悉蒙田的真实意图是告诫人们,不但应当在特殊的情形下坚守美德,更应当终其一生保持操守,自觉地履行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义务(第93—94页)。
三、蒙田的教诲与遗产: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
三十六年内战期间,急于抑制宗教异议的法国王室交替着手腕,时而对胡格诺教施以一次又一次的镇压,时而又三心二意地尝试着予以宽容。新教曾在1562年1月《圣日耳曼敕令》、1563年3月《昂布瓦兹和约》、1568年3月《隆朱莫和约》、1570年8月《圣日耳曼和约》、1573年7月《拉罗歇尔和约》、1576年5月《博利厄和约》、1577年9月《贝热拉克和约》、1580年11月《弗莱克斯和约》和1589年4月中多次被许可。但是,胡格诺教旋即又在1562年4月、1568年9月《圣莫尔法令》、1572年8月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之后、1585年7月和1588年7月多次被禁。从时间上来看,颁布宽容法令和禁令之间的间隔十分短暂,足见政府本身的意图也很不坚定。宗教政策上这种长期的左右摇摆,最终导致一系列已颁布的敕令的无效,它们其实并未被真正执行过。事实正如冯塔纳犀利地指明的那样:“法国的君主们只是在所有的进攻方案都败落的情况下,才接受把宗教宽容政策作为最后的手段;他们并不愿意实施这个政策,只是希望借此来争取时间,对国内宗教并存局面的前途却毫无概念。”(第143页)用“不宽容”一词形容法国1570年前后的状况,可以说是十分贴切的。16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在口诛笔伐中度过的,论战充斥了书面文字,竟作为主要体裁存在几十年之久。蒙田却反其道而行,他在《随笔集》中请读者像他本人一样对一切被普遍认可的事情提出质疑。而这样一种永远处在构筑中的探索(essai)就包含了宽容的原则,可以带来新的视角。如此,冯塔纳将《蒙田的政治学》核心部分(第三、四、五章)聚焦于“信仰自由”这一蒙田不得不面对的最为重要的时代问题,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她在“中文版序”中,就开宗明义强调道:“在基督教欧洲的传统中,《随笔集》可能是第一部毫不妥协地捍卫诸如个人自主、信仰自由与宗教宽容等现代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重要作品。但蒙田不认为自由是一项脱离于真实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的抽象原则。在他看来,需要捍卫的不是抽象的价值观和理念,而是真实的人们,在尘世中处处面临暴力、奴役和残酷行径威胁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对人类所处的绝大部分困境的复杂性有深刻的认识,不会为这些困境提供任何现成的、意识形态上的解决方案。”(第2页)
以往研究《随笔集》的学者,多将注意力放在全书中篇幅最长、最能代表蒙田怀疑主义精神的那篇《雷蒙·赛邦赞》中,冯塔纳却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先前颇受忽视、篇幅甚短的《论信仰自由》上。她认为后者在《随笔集》中占据着非常特殊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蒙田颇具策略性地将之安排在文集的中心位置,而且罗马皇帝朱利安是唯一一位蒙田用了整篇随笔来描写的历史人物。朱利安皇帝最能引起16世纪法国读者共鸣的经历,是他同样身处剧烈的信仰冲突之中(第101、131—132页)。冯塔纳强调,对于当时的法国人而言,《论信仰自由》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是,蒙田在文中试图借基督教“背教者”朱利安皇帝的经历,来讽喻当时法国所面临的宗教纷争。在蒙田看来,各方参战的真正动机都不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鉴于“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所谓正义在交战的一方,只是一种装饰和掩盖……人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利用宗教。事情应该颠倒过来”。在《论信仰自由》的第一段里,蒙田就告诫时人道:“当前宗教论战使法国内乱不断,最好最合理的意见就是维持国家原有的宗教和政策。追随这一派意见的好心人中间,我要说有不少人看来狂热得失去了理智,有时采取了不公正、狂暴和鲁莽的决定。”因此,冯塔纳认为蒙田并不认同天主教保皇派所谓的“圣战精神”,虽然蒙田想维持传统的政治秩序,但他依据的却是非传统的理由。
不过另一方面,冯塔纳又指出,蒙田也不同情胡格诺派所谓的“宗教改革”。1560年以后,成为一个军事团体的胡格诺派在各地都日益由建立在半封建基础上的作为保护人的俗人贵族所管辖。在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惨案后,这一制度更是强化为一个由地方公民团体组成的胡格诺派的国中之国。1584年胡格诺派领袖、纳瓦尔的亨利变成王位继承人之后,胡格诺派就转变成为正统原则的彻头彻尾的支持者。所以,冯塔纳在《蒙田的政治学》中凸显了先前颇受人忽视的蒙田的另一面,即他并不觉得宗教改革是一场自发的、出自心灵需要的宗教运动;反之,他认为那只是一场由宗教狂热分子与野心勃勃的军阀打着宗教的旗号、利用贫穷无知的群众的轻信来谋求一己私利的政治斗争(第15—16页)。蒙田关心的其实并不是尊重传统或权威,而是维护共同体内的共识和保护大众舆论不受少数挑衅分子的操纵(第193页)。冯塔纳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她指明了蒙田对当时政教纷争的理解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他并不认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战争具有特殊的宗教意义。将蒙田称为“政和派”(那些在冲突中试图让两个宗教阵营达成某种和解的温和派),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第16页)。以蒙田为代表的这一超越宗教分化的中间政治势力的出现,表达了当时的法国社会对恢复秩序的急切渴望。蒙田那一代人面临的一个最尖锐的时代问题乃是:基督教的两派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学家都在破坏对方信仰的根基,新教徒怀疑传统的权威,天主教徒则怀疑《圣经》的权威。这种互挖墙脚的做法,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将导致宗教和政治权威的消解。为此,蒙田特别强调信任对于结束宗教战争、重建共同体社会的重要性。对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残酷洗礼的现代人而言,蒙田的意义更是不可小觑。正如茨威格赞誉的那样:“为了要在一个普遍屈从于意识形态和党派的时代里拯救自己的心灵、拯救自由,蒙田所作的探索和努力使他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来说依然如同兄弟一般亲切。”
四、从经验中学习:作为政治实践者的蒙田
冯塔纳在《蒙田的政治学》中多次向读者强调,蒙田在1570年离开高等法院,并不意味着其公务生涯的结束,事实上,从1572年开始闭门写作《随笔集》至1592年去世,他仍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虽然他对于天主教和新教两派的狂热思想都敬而远之,但是为了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在分属于国王阵营和新教阵营的官员与军事将领不时卷入冲突的各派之间,蒙田曾多次充当非正式的中间人的角色参与斡旋(详见第10—15页)。1580年3月《随笔集》第一、二卷在波尔多出版后,他去意大利作了一年零五个月的长途旅行。恰恰是在缺席的情况下,1581年9月,他在意大利的锡耶纳收到被任命为波尔多市长的信函。虽然多次请辞,但在国王的敦促下,他最终接受了这个“除了职责的荣誉外没有薪俸也没有津贴从而显得格外崇高的职位。至1585年7月鼠疫爆发,蒙田担任了两届任期两年的波尔多市长。冯塔纳指出,写于1586年至1587年间的《随笔集》第三卷,远非在与公共生活隔绝的情况下拟就的,而是源于其市长任内对现实政治的切身观察,晚年的蒙田已透露出他对权力运作的机制了如指掌(第14页)如果说《随笔集》第一、二卷尺度中和得体,第三卷则秉笔直书,其中不乏大胆的言论。他不但写厕身市政事务的感受,还直言“书生从政”的难处。在第六章“作为实践的政治”中,冯塔纳重点分析了《随笔集》第三卷第十篇《论意志的掌控》。在这篇随笔中,蒙田概述了他当选市长的背景,并回顾和评价了自己在任上的表现。虽然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波尔多市长和蒙田是两个人。可是不应该拒绝干这门行业;这是国家大事,有益于大众。”蒙田自称没有那种不健康但颇为普遍的心理,希望自己治理的城市动荡不安、百业凋敝,以此来显示其施政之高明。他称“对自己的政绩也不满意,但当初对自己定下要做的事差不多都做了,对别人许愿要做的事还大大超过”。曾被马基雅维利誉为最佳君王统治形式的中央集权的法国君主制,到16世纪中叶已开始频频滥用权力,使国王有失去中产阶级上层支持的危险,而这一支持本是王权赖以为凭的基础。具体而言,横征暴敛及王室官员的贪污腐化并不是天主教或新教的问题,但这两个宗派却都利用了这些问题。为改善国计民生,1583年8月,时任波尔多市长的蒙田在递呈给亨利三世的谏书中,大胆直陈当时法国司法体制堕落所造成的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先是严重的天灾,然后又是内战的苦难,各阶层男男女女中都有人不得不以乞讨为生。”为此,蒙田告诫道“:每个教区都有责任赈济穷人。为了解决每日发生的骚乱和纷扰,请陛下责令所有司法总管和地方法官亲自监督。”这封谏书可以说是一份生动的“陈情书”。《蒙田的政治学》结尾部分就是围绕作为政治实践者的蒙田而展开的,她认为蒙田在担任波尔多市长期间从经验中学习,对如何经营生活和处理公共事务这类知识进行了更广泛的思考。她强调蒙田对自己从政经历所作的回顾和评价,实际上是他对怀疑主义方法论的独特的重新阐释中最重要的部分(第186页)。亨利三世驾崩五个月后,波尔多城在1590年初尊纳瓦尔的亨利为法兰西国王,成为法国境内最早接受新君统治的城市。这其实是卸下市长之职不久的蒙田与其继任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在其晚年,蒙田相信未来的亨利四世有赢得人民信任、结束社会分裂的能力(第134—141、178—181页)。通过对《随笔集》第三卷的精细解读,冯塔纳告诉我们,虽然蒙田去世时宗教战争尚未终止,他却渐渐地把这场法国社会的大危机看成是一个过渡阶段。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压迫和腐化,公共精神和道德遭到了严重侵蚀,但蒙田相信法国最终仍然可以从这一状态中恢复过来。不过复苏的方式绝不是回到过去,从封建传统中继承而来的种种贵族式、英雄式的道德理想,已不适合近代欧洲社会的形势了(第80、100页)。冯塔纳指出,《随笔集》的作者认为当前的危机几乎就是一场自然灾难,而面对这场灾难最明智的反应就是等待,一直等到这些席卷法国的破坏力耗尽为止。蒙田告诫世人,并没有迅速治愈的妙方,只能靠法国社会本身隐藏的资源、靠社会自我再生的潜能适时地实现国家的复苏(第171页)。其实,天主教派与胡格诺派此消彼长的局面,已掩盖不了法国政治文化令人瞩目的成熟趋势。法国公众舆论围绕大势所趋而得到认可的王权的至高无上性,在蒙田那一代人的时间内已由宗教性分歧转变为政治性的分歧。亨利四世改宗天主教的决定及他选择的时机,就是这种成熟的具体体现。五、隐微写作列奥·斯特劳斯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一书中指出,在言论自由与宗教自由无法得到保障152的年代,在一个利用法律或惯例推行某种正统政治观念的时期,持异端观点的伟大作家常常不得不运用一种“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身处政教纷争年代,蒙田撰写《随笔集》时就有意无意地采用了这种隐喻式的写作方式。他在《随笔集》第二卷第十篇《论书籍》中就曾透露道“:不要期望从我谈的事物中,而要从我谈事物的方式中去得到一些东西……我安排自己的论点也随心所欲没有章法。随着联翩浮想堆砌而成;这些想法有时蜂拥而来,有时循序渐进。”因此一本像《随笔集》这样看似显白的书,其实蕴含着两种教诲:一种是处在前台的、具有教谕性质的大众教诲;另一种则是仅仅透过字里行间暗示出来的、关于最重要问题的哲学教诲。与之相对应,我们就可以区分出对经典文本的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传统的、表面的和编注性的诠释,另一种则是更有灵性、更深入和专论性的诠释。前者可以说反映了作者的显白教诲,而后者则驻留在作者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的中途。冯塔纳的《蒙田的政治学》一书,无疑就是属于后一种对《随笔集》的微言大义作更深入挖掘的专论性诠释。虽然冯塔纳承认,蒙田对社会现实和政治实践的洞见是他对各种哲学问题进行更广泛思考的副产品,但这并不会削弱《随笔集》中所蕴含的敏锐性和启发性(第208页)。她强调“: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蒙田的文学抱负与他对自身所在社会的责任感之间的紧张关系,认识到他对静心治学的热爱与他对内战暴行、宗教迫害和社会不公的激烈情感反应之间的紧张关系时,我们才能完整地理解他的作品的含义。”(第2页)冯塔纳在《蒙田的政治学》中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尽管从总体上来看,《随笔集》对政治这个特定领域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将它湮没在由各种历史和人类学故事组成的背景之中,我们却应当“把《随笔集》看成是一部对有关权威的原则进行全方位深刻批判的著作:批判的角度既包括知识、宗教和科学的,也包括政治和社会的。当时的法国社会在表面上是靠武力和社会等级制度来统治的,但最终维系它的还是一张错综复杂地交织的信念之网:舆论,而不是暴力”(第212页)。
在宗教战争时期,法国出现的主要思想交锋是:为反抗权利进行辩护的人民权利理论和作为国家统一之保障的君权神授理论,都作为现代的政治理论揭开了自己的历史篇章。16世纪欧洲政治哲学最重要的篇章可以说是在法国写成的,但先前的欧洲政治思想史著作多只关注博丹《共和六书》的历史地位,对于蒙田《随笔集》这一同样重要的文本却略而不提。在西方学界具有盛誉的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及《剑桥政治思想史(1450—1700)》均对蒙田不够重视,并没有列出专门的章节来介绍其思想。冯塔纳的新书通过对“《随笔集》中的权威与治理”问题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蒙田在欧洲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正了名。蒙田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正如《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所界定的那样:“他是现代自由主义学说和政制最早的哲学建筑师和宣传家……尽管表面上宣称反对任何的政治变化,但蒙田还是证明了现存政治秩序的非理性,他希望以一种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自由政府去代替它。他试图将哲学转变为一种广义的医学,使人们得以过上一种更舒适的生活。”其实,蒙田不仅仅“是启蒙运动以前的一位对知识权威的批评家,是精神分析学说出现以前的一位人类情欲的冷峻观察家,也是社会人类学兴起以前的一位对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冷静研究的学者”。为此,冯塔纳在该书“中文版序”中特别指出“:蒙田对其他文化与文明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好奇心,是其作品最独特的地方之一。在众多卓越的法国作家当中,蒙田是头一个真正为中国倾倒的人。”蒙田将中国视为一个与欧洲的社会准则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为宗教战争时期纷争不已的欧洲人提供了一个社会高度发展、秩序井然的极好典范。而这个被理想化了的中国,“在法国启蒙主义的作品中进一步演变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象征,一份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的不朽的控诉书”(第1页)。早在17世纪,蒙田的名文《雷蒙·赛邦赞》已经被耶稣会士金尼阁神父从海路传进中国。如今,蒙田的主要著作都被译成了中文。不过,鉴于国内学术界对于蒙田的政治思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冯塔纳《蒙田的政治学》一书对于国人加深对于蒙田政治思想的理解,无疑能起到相当有益的启迪作用。
① 关于17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蒙田在法国的接受史,详见莫里斯·拉特为法文版《随笔集》所作的“引言”(《蒙田随笔全集》第1卷,马振骋译,上海书店2009年版,第29—37页)。
②輱訛輦 《蒙田随笔全集》第1卷,第38页,第210—211页。
③详见郭宏安《从蒙田随笔看现代随笔》,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4期。
④ 《蒙田试笔》,梁宗岱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⑤萨法尔:《〈随笔〉的意图与修辞》,李小均译,刘小枫选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上卷,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93、97页。
⑥ Cf. Ullrich Langer (ed.),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ntaig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⑦ 《蒙田随笔全集》上、中、下卷,潘丽珍等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
⑧目前屈指可数的几篇关于蒙田的中文论文,如江伙生《蒙田和他的〈随笔集〉》(载《法国研究》1998年第2期)、邱紫华《论蒙田的美学思想》(载《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陆扬《蒙田〈随笔集〉诗学举凡》(载《云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等,均是宽泛地探讨蒙田文学成就的。
⑨ Biancamaria Fontana, Montaigne’s Politics: Authority and Governance in the Essais, P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⑩ Pierre Villey, Les sources et l’évolution des Essais de Montaigne, Paris: Hachette, 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