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声
相对于旧北京的文学,当代文学中“新北京”的空间叙述发生了重大改变。原来对旧京传统性标志性建筑空间的书写,被新的城市景观描述所代替。其间所体现的,是新旧城市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一
很显然,文学中的空间叙述,和作者对于叙事对象的认知和想象有直接的关系。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同样是民国时期的创作,老舍的北京叙述和沈从文、郁达夫等人就有着极大的差异——老舍的“北京”极少涉及天坛、北海、陶然亭、钓鱼台等这些皇权与文人化的空间,他指向的总是与胡同、四合院等传统社区相关的场景。这是因为,老舍对于北京的城市知识,远远不同于来自南方而定居北京的知识分子。同样,“新”、“旧”北京叙述的断裂,其实正暗含了“新北京”叙事对社会主义空间的寻找。考察1949到1976年间的关于北京的文学创作,我们发现,解放后文学中“新北京”的城市形象,已经很少见到紫禁城、天坛、地坛、八大处、钓鱼台等等旧京胜景,而常常被以下景观所代替: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西长安街、中南海、北京车站、人民大会堂、十三陵水库以及一些面目模糊不清的高楼、工厂等等。这些“新北京”景象,基本都是旧京叙事中没有或不可能有的。利用这些新的城市空间,“新北京”叙事建构了城市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与此时期上海文学如何处理旧上海高大洋房建筑的符号意义相似,文学中的“新北京”空间叙述,也会发生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即如何利用旧京的传统建筑进行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构建。一般说来,解放后新兴的苏式建筑(如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和民族风格建筑(如民族文化宫、美术馆、农业展览馆)一般都具有天然自明的社会主义政治意义。但与上海相比,“新北京”的城市建设完全放在了老城里面。在所谓“十大建筑”建成之前,北京的高大西式建筑数量极其有限,同时还都是纯消费性的场所,甚至是一些臭名昭著的“销金窟”。(1)所以,在“新北京”叙述中,完全不能依赖具有现代感的高大建筑来体现,而只能继续使用旧京时代的建筑空间表达新主题。这样一来,比之上海方面的文学,虽然不存在建筑本身的殖民性问题,但究竟无法回避旧京建筑的封建性。那么,“新北京”叙事又是如何给旧京场景赋予新的意义呢?
在以北京为题的当代作品特别是诗歌中,空间表现大体以城市旧有格局的中心地标性的建筑空间展开,出现最多的是天安门及天安门广场与周围道路。依其表现的等级性而论,其下者有中南海及新华门、北京展览馆、北海与昆明湖、永定河。再次,就是泛化了的东郊、西郊工业区。
最为重要的空间场景就是天安门。在当时描写北京,表达对北京的向往的诗歌中,几乎所有的诗歌都要涉及到天安门。臧克家的《我爱新北京》开篇第一句就说“我爱新北京,我爱/天安门的门楼在朝阳下发红。”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天安门已经成了“新中国”的象征。但是富有意味的是,天安门原为北京的皇城大门,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古建筑群原是古典性中国的象征。按照新文化立场,这是应该被否定的一个建筑空间符号。那么,这个空间是怎么获得了其革命现代性的意义呢?
天安门之所以能够被想象为“新北京”的代表,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这个地方发生的现代性事件。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到新中国宣布成立。由此,天安门先验性地获得了现代性意义,也带来了后来文学对它作为新政治革命性不断的想象和强调。但是,让原先作为明清皇城城门的天安门去进行这样的“左翼”叙述,显然割断了古典性民族历史原有意义的线索。这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天安门原为皇城南大门,按照其最原初的建筑意义,它首先应该和北部的皇城北大门——地安门构成意义连接;或者向南,与永定门、中华门、前门形成向南的中轴线的意义连接。但是,就像在建设方案上,必须将原来天安门地区中轴线上的中华门拆除,并将中轴线两边的六部等中央官署以及千步廊拆除,而代之以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一样(2),否则,天安门始终是皇城的代表,而不是新中国政治的首都。于是,在当代各种文学的空间结构上,天安门不再与北部的端门、午门、景山、地安门和南面的前门、永定门获得古典性的皇城意义网络,而是往往与南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广场左右的长安街形成意义连接,从而转向了对于“左翼”革命史的时间联想,也即完全进入中共“党史”的意义。在排除了古典性中国的意义之外,天安门叙述也排除了民族革命的意义构成,割断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革命史的线索。这种阐释上的困难,使得“北京”承载的“左翼”史意义更加具有修辞性,变得异常狭窄,只能直接以纪念碑浮雕对应红色政治的各个阶段,并以诗歌式的跳跃取代写实性的叙事手法,否则,“左翼城市史”或者“左翼国家史”的叙述目的根本就无法完成。
在“新北京”叙事中,作为天安门地区的空间营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作为天安门的相关空间联袂出现的,从而成为一种互文关系。或者说,在诗歌中,天安门的空间线索必然要向南延展,才能构成社会主义的政治意义。否则,它仍旧不过是皇城的大门!许多首诗歌都涉及到这样一个标志性建筑。比如萧三的《毛主席来到天安门》一开始就颂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广场万树旌旗飘,/红林翻影生波涛。/百年英雄形象在,/纪念丰碑比天高。”应该注意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四面的浮雕,是诠释现代革命的阶段性政治意义的符码。对于解放后的“新北京”来说,人民英雄纪念碑虽是一个新兴的建筑,但它体现着作为民族革命历史的象征。新兴的政府需要强调其政权的合法性。既然政府树立的是纪念人民英雄的纪念碑,那么,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性就成为自太平天国、义和拳、辛亥革命、“五四”、北伐、抗日战争等民族独立、解放革命的正统承继者。这样一来,新政权也成为了民族革命斗争胜利的合法继承者,自然也具有了新的国家政治的合法性。而且,通过纪念碑这样一个物质性的体现,新中国借历史标明了自己未来的身份,那么,此时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歌颂,就恰好构成了对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作为民族形象的建构。于是,抒情性的方法、简单的比附方法开始大量出现。如丁力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红旗》等篇。“旗,满场的旗,/数不清的旗/象一片红色的森林”(《红旗》),“碑座嵌浮雕,/先烈显容貌;/斗争事迹有多少,/刻也刻不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由于北京在近代革命史迹方面较上海更为缺乏,因此,纯粹修辞意义的联想几乎无处不在。也正因此,文学史中的一个微妙情形产生了:一个原本古典性中国的最高等级的象征物,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最高物质象征。
到了1960和1970年代,诗歌中的修辞性手法愈加明显。此时的“新北京”叙事,更加强调的是天安门包含的“左翼”革命的政治特性。在当时,比较常用的一个方法是使用某种意象,把天安门和遥远的革命圣地联系在一起。比如韩静霆的《战士爱北京》中的《天安门城楼比天高》以设问句“天安门的城楼呵,到底有多高”起句,接着进入井冈山、雪山、宝塔山等空间联想,以喻其“高”:“天安门城楼呵,到底有多高?/登上她,革命路程知多少?/呵,万里长征路途遥,/毛主席脚印做路标!/从井冈山直奔雪山顶,/雪山顶再攀宝塔山道 /毛主席登山天安门呵,/五星红旗插九霄。”《我爱长安街的灯火》以“长安街的灯火”指喻革命时代的“火炬”,出现了“井冈山的火星”、“韶山的北斗”、“窑洞的灯光”、“赤卫队火把”、“红军帽上星”等“灯火”的意象,然后与天安门、长安街建立意义联系。另外,徐刚的《天安门组诗》也是系统地对天安门意义进行“革命史”建构的作品。在《红楼颂》中,以“水”的意象入手,将天安门与共产党诞生的南湖烟雨楼和延安的延水河联系起来,最后发出感慨:“是烟雨楼,还是天安门城楼?/相隔万里,却又肩并肩、手携手!/从南湖出发的航船在天安门前疾驶,/呵!两座红楼,托起了七亿神州 ”而在其《红灯歌》中,他又使用“灯”的意象,把天安门和延安革命圣地枣园联系起来:“呵!从延安到北京,/枣园的灯连着长安街的灯!/红呵,天安门上有一轮不落的太阳,/亮呵,中南海书房里有无尽的热能 ”。在上述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天安门不断与中国革命史上的革命圣地联系在一起。从最早的南湖烟雨楼到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个富有意义的地点,通过这样的强制性链接,天安门的“左翼”革命的神圣身份就不断得到强调,成为“左翼”政治革命的自然延续。这样,也就取消了其原来的封建皇权的符码意义。与此相似的,还有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以天安门引发中国近代史的两大“左翼”事件:“五四的大旗飘在眼前”“,一二九的大队冲过身旁”,等等。王绶青的《手摸着中南海的红墙》写于1959年国庆前夕,将天安门场景作了空间上和意义阐释上的延伸与对应。第一节是写诗人走到天安门广场,手摸着中南海的红墙:“傍晚,我走过火树银花的天安门,∕径直走进中南海。轻轻地,轻轻地,∕手摸着中南海的红墙”,诗句连用两个“轻轻地”来表现了诗人的兴奋和敬畏之情;第二节紧接着进行空间的意义添塞,“我知道一颗伟大的心灵正在工作,∕怕打扰他老人家庄严的思想 ”,诗人的感情又递进了一个层次,双手把“心”碰到中南海的墙上;第三节,诗歌仍以“手摸着中南海的红墙”开始,在宇宙观的角度表现出“左翼革命”的中心性思维。
二
除了天安门地区之外,“新北京”叙事经常涉及的建筑空间还包括北京车站、人民大会堂等新北京十大建筑和十三陵水库以及一些面目模糊不清的高楼、工厂。这些建筑是建国后新建的城市设施,而且,在当时来说,它们还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先看李学鳌的《光辉的里程——看彩色纪录片〈欢庆十年〉》。这首诗描写了典型的新北京建筑形象:“我看见:/崭新的北京车站,/用最响亮的钟声,/迎
来优秀的儿女,/——各条战线上的英雄,/向党汇报大跃进的成就,/怀着更大的雄心!/ /我看见:/人民大会堂的灯,/亮如天上的星,/庄严的主席台上,/坐着八十多国的贵宾,/高歌我们的伟大友谊!/高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我见——/天安门前红旗入海,/天安门前掌声欢腾,/毛主席在门楼上含笑指点 /我们啊要开足马力,/更勇敢地向前!”在空间结构上,诗歌使用了北京火车站和人民大会堂的“灯光”意象。前者是各个行业英雄群聚北京的喻指,后者是反殖民主义的意象。这首诗是诗人在观看彩色纪录片《欢庆十年》之后所作,那么,诗歌中出现的“新北京”场景显然也是纪录片重点播放的影像。这就说明,对“新北京”的建筑物——北京车站、人民大会堂、天安门——的选择性表述,已不仅仅是诗人的个人行为,而且还是纪录片的一种集体意志。
新中国空间意义上的“新北京”建筑景观,除了天安门外,其他几个建筑都是建国后的新式建筑:
为迎接国庆10周年,1958年8月中央决定建设国庆十大工程,又称北京50年代十大建筑。十大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建筑面积月17万平方米;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建筑面积69510平方米;民族文化宫,建筑面积31010平方米;民族饭店,建筑面积34649平方米;钓鱼台国宾馆(迎宾馆),建筑面积67383平方米;农业展览馆,建筑面积29473平方米;工人体育场,建筑面积80515平方米;华侨大厦,建筑面积13343平方米;军事博物馆,建筑面积60557平方米;北京车站,车站大楼建筑面积47000多平方米。十大建筑总建筑面积61.5万平方米,基本上是1958年开工,全部于1959年10月前竣工,创造了中外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十大建筑设计一流,施工质量一流,装修工艺复杂,建筑形式既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又具有时代特色,代表了当时中国建筑的最高成就。(3)也就是说,这些建筑在新中国、“新北京”修建之初就蕴含着意义——它们不是简单的建筑,而是既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又具有时代特色”的建筑。其实,“十大建筑”在建筑符号上,其来自苏联的建筑因素明显要大于“民族”的风格,它显然暗含了“新北京”的一种带有国际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想象,其庄重的风格和庄严的气象显示了经典社会主义时期对国家现代性的宏伟追求。立足于新兴建筑所象征的宏伟的国家现代性景象,对于“新北京”城市空间的表现,还有两种方法。一是使用“道路”意象,表达社会主义首都建设的现代性。这一主题较多地写作于19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基本上属于对城市现代性的想象性叙述。在空间表现上,出现最多的场景是拓宽了的马路、东郊西郊的工厂区和永定河,还有北京十大建筑(如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等。“道路”是这一类叙述的核心,因为“道路”意象的设置,可以突破文学对于老城与新城表现的空间界限,直接将老北京“城”的“封闭”意象打破,并与东郊、西郊的工厂区的生产意义网络连接起来,进入工业化的意义指向。这一类作品较易出现对于 “新”“旧”北京的比较角度。典型的例子是艾青的《好!》:
一天早上,我从东四牌楼路过,(4)
忽然觉得马路很宽,很高,
原来那挡在十字路口的四个牌楼,
被工人们呼嚷着锤击着拆掉了,
我朝着十字路口大喊一声:“好!”
但听说有人为了这件事哭泣,
泪水模糊了他的老花的眼镜;
由此可见人的爱好是扁圆多样,
当一些陈旧的东西消失的时候,
会引起陈旧的灵魂的暗暗叹息。
在作者的表现视角中,“道路”意味着走出“封闭”“:我们应该大胆地把马路放宽,/曲折的路能拉直就尽量拉直,/我们的东西长安街将直通郊区,/站在天安门上就看见正阳门外的景色;/百货公司的门也要开得很大,/因为今天人民是我们的顾客;/让我们的马路有美丽的林荫道,/林荫道上发散出洋槐花的香气,/让年轻的母亲推着睡车慢慢地走过,/让我们在劳动后有爱情和友谊;”在诗中,以“拓宽”的马路起首,是为了连接郊区和正阳门外的大街,即由内城向外城甚至城外连接。由此,诗歌将古老皇城的中心引向了充满现代性的工厂区。再比如韩忆萍的《东郊之春》:“沿着这通往城里的宽阔的大路,/树枝桠摇着绿雾弥满着厂房。/新楼多得象山脉连绵不断,/高大的烟囱喷吐着云烟。”类似的情况还有丁力的《北京的早晨》:
我走出胡同,
走在宽阔的大街上,
这是长安街,
它延伸到建国门了!(5)
向西一望——
又宽又光,
又直又长。
来来往往的车辆,
好像穿梭一样。
写道路,是为了与建设工地连接:“我跳上公共汽车,/到天安门前去义务劳动。/驶过东单,/这里正翻修马路,/碾路机、铲运机大声哄哄,/好像在说:/快把这条最好的路修好,/让国庆十周年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畅通。”李瑛的同题诗歌作品同样以道路为抒情核心:“北京,你每天都有一个太阳/升起来,从那/如林的建筑的楼架后面,/当轧路机喷着气/滚过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当起重机闪着耀眼的阳光,/电车响着笛子开出了车站。”李学鳌的《好啊,北京的街道》则以街道连接“群星似的工厂”与“食堂”、“托儿所”、“有求必应的服务站”等社会主义“公共性”空间。
事实上,在以后的“新北京”城市建设中,诗人们当时的想象性叙述都一一变成了事实。北京城市的东部与西部都建成了工业区。即使是在老城里,也建设了许多工厂。北京的城市功能,也由解放前的文化城市,转变为以大工业为主导的全能型首位中心城市。巴牧的《北京在前进》、冯至的《我们的西郊》都涉及到北京西郊的工业区。应该说,文学中对“新北京”的设想,与当局的城市功能的观念转变是一致的。不管是文学中的表现,还是实际的城市建设,都是由国家的现代性憧憬而引发的现代化方案。
第二种情形,是将北京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对北京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中心或次中心地位进行国际性的想象。从数量上来说,将北京与苏联城市的类比占了绝对多数。邹荻帆的《两都赋》,其作品名称就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国际想象方式。在空间概念上,体现最多的建筑是西直门外的北京展览馆。必须指出的是,在这种国际性表述中,有一种明确的等级倾向,即将中苏友好大厦的顶端钟楼看作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引导者象征,从而将中苏关系置于一种国际共产主义权力关系之中。李学鳌的《早晨》将中苏友好大厦比为轮船的桅杆,而北京则被比作轮船:“展览馆的镏金尖塔像一条桅杆,/高高的挺立在西直门前,/绚丽的北京城是巨大的船身。”沙鸥的《在金塔的红星下》也是写北京展览馆的:“我在金色的高塔下,/见柔软的白云紧挨着红星,/太阳在塔身上射出光彩,/那金色的光芒呦!/照耀着美丽的北京。”在诗中,“柔软的白云”与“高塔”是中苏微妙的等级关系的隐喻。此外,对于北京城市的域外想象,还发生在朝鲜、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类比中。如田间的《北京-平壤》,韩忆萍的《北京-仰光》等。不过,与同苏联城市类比的情况不同,在这些作品里,作家将北京作为大国首都的“华/夷之辩”的中心性心态有所表露。顾工的《在北京获得的灵感》中写北京的宾馆聚集着世界各社会主义地方的朝圣者:“你的肤色,/像南方的橡胶;/你的眼睛,/像北方的海洋;/你挂着/欧洲的微笑;/你带着/美洲的话谜。”更有公刘的《五月一日的夜晚》写天安门前的盛大庆典,有“半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郭沫若的《五一节天安门之夜》写“天安门上胜友如云”,“来自四十几国的嘉宾,/一个个都在谈笑风生。”青勃的《北京颂》中,昆明湖的知春亭“游艇上闪耀着全世界的目光”。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不仅写北京之于中国国家的中心性,还有“走来了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书记布加拉 /荣获列宁勋章的苏联人赛米恰斯尼/朝鲜英雄金京焕/与法国人厮杀过的越南武士武春荣”等北京作为社会主义世界中心的表达。在王绶青的成名作《手摸着中南海的红墙》第三节中,诗歌虽仍以“手摸着中南海的红墙”开始,但最后引申至从宇宙观的角度表现出中心性思维:将北极星和中南海联系在一起,“好一个众星捧月的秋夜哟,看北极星正跳在中南海的当央!”
三
毋庸置疑,“新北京”叙事中呈现出来的景观带有了强烈的“新”城市想象的因素。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新北京”叙事有意遮掩旧的城市空间,特别是对北京明清以来旧建筑的忽视。至少,这些旧建筑在文学的层面,已经被遗忘了。偶有涉及的,也仅仅是要体现“改造旧城”的功用。典型者如艾青的《好!》。在艾青笔下,“牌楼”成了陈旧的“老中国”的象征。正是这种极为强势的叙事,遮蔽了关于北京的其他形态,特别是北京作为公共园林艺术空间和四合院民居的生活形态,只有老舍等有限的几个作家创作涉及到四合院。原因就在于,描写四合院,完全无法完成对于北京的红色首都想象。而对于公共园林,一般说来,虽然并非不在“新北京”叙述的视野当中,只是,对于它的叙述,基本上与旧京文学的空间叙述不同,是另一种叙述了。也即,作家们只是选择与新政府政治有关的旧京园林地区,如龙潭湖、陶然亭等等被改造的地区。这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空间的断裂,事实上也正表征了关于北京的以“新”代“旧”不同的城市想象。这个断裂的形成,首先有其合理性的经验性因素,因为新政府毕竟完成了对旧北京落后地方的修整。比如说对陶然亭、龙潭湖和龙须沟的修整。所以,臧克家的《我爱新北京》中,提到了陶然亭:“我爱新北京,我爱/陶然亭变成了整洁的公园,/我爱金鱼池,那一湾臭水,/今天清亮得照出人影。”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围绕北京的红色建筑进行的红色叙事,一方面的确是新社会的某种经验表达,另一方面,又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首都现代性想象色彩。应该说,相对于1949年以前的北京叙事,新中国文学在叙事空间上与之完成了一个彻底的断裂。如果说旧北京叙事中经常出现的北海、陶然亭等文人景观隐含着知识分子对北京的“废都”、文化之都的认知和想象的话,那么解放后的“新北京”叙事中,北京形象被天安门、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以及众多工厂、高楼所代替,正隐含了新政府与知识分子对北京的社会主义首都的认知和想象。通过对这样的全新的空间,以及被赋予新意义的空间的重新叙述,“新北京“叙事有效地构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空间:典型的社会主义红色首都和世界革命中心的形象。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说到底,文学中的“新北京”与明清以来“老北京”叙事,根本上都是依据北京城市的总体布局,来表明北京所体现的政治学方面的宇宙意义的。不过是,明清以来的“北京”,是一个有着古典性中国政治伦理学上典型的空间构架,而“新北京”则在空间上体现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含义。而且,在不同的意义上,也都有着“世界性”,乃至宇宙观意义。
[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北京城市形象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WYB026。]
注释:
(1)旧京最著名的现代设施很少有生产性的,基本上都是消费、享乐场所,如六国饭店、北京饭店等等。生产性机构建筑规模都很小。比如大栅栏地区,虽是商号云集,但其经营、布局与规模,基本上是旧式商业性质。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属于市场而非商场。纯西式的商业机构是前门外廊房头条的劝业场,但其规模甚至不如上海的中型商场。
(2)按照中国古代都城规制,北京城郭分为外城、内城和皇城。天安门原为明清两代的皇城南城门,地安门为皇城北大门。天安门南面原本也并不是广场,而是由自天安门、中华门(明代为大明门,清代为大清门,民国建立之后改为中华门,解放后拆除。今毛主席纪念堂即在其旧址)、前门箭楼、前门瓮城为主的中轴线,以及两旁中央六部和宗人府的衙署组成的地区,此被成为天安门地区。天安门地区原来完全是禁区,至天安门城墙下,其左右还有左长安门和右长安门。两门与墙体在民初时被拆除,打通了天安门前的东西大街,并以两门名称名之“长安街”。前门以内即为内城,以外为外城,由前门大街至永定门构成中轴线。前门以外由于靠近北京城的南部,习惯上称为南城。
(3)引自www.chinamcw.com/cidian/beijing6.htm
(4)“东四牌楼”因此处路口有四座牌楼而得名,简称“东四”;“东单牌楼”因此处只有一座牌楼而得名,简称“东单”。同样,“西单”是“西单牌楼”的简称,“西四”是“西四牌楼”的简称。
(5)建国门是北京东城墙的大门之一,门外至今国贸地区是“新北京”的工业区。建国门西连长安街,东启建国路,一直到北京东部的通州。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