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述卓 邓锡斌
( 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州 510632)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3637( 2013) 03 -0060 -05
蒋述卓( 1955—) ,广西灌阳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教学名师,主要致力于文艺理论、宗教与艺术、古代文论、文学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现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兼任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及《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文学研究》《民族艺术》等杂志编委。出版学术著作《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宗教艺术论》《宗教文艺与审美创造》《山水美与宗教》《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 合著) 《在文化的观照下》《文化诗学: 理论与实践》《城市的想象与呈现》( 合著) 《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 合著) 《诗词小札》等 16 部著作,主编《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儒道佛与中国文艺美学丛书》《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现代价值研究丛书》等,发表学术论文两百多篇。
邓锡斌( 1979—) ,广东四会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邓锡斌:蒋老师,您好。感谢您忙中抽暇接受我的采访,此次学术访谈缘于《甘肃社会科学》编辑部赵国军先生之托,对我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您在宗教与文艺、古代文论、文化诗学批评及城市诗学、文艺文化学等学术领域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这次访谈主要就您近十年来在城市诗学、文化产业和消费时代文艺存在方式和意义等问题进行请教。在您的这些研究中,我发现您都是把它们置于社会转型期的语境中来揭示当代文艺形态和文化形态的变化以及对我们的意义,而似乎正可以在这几个领域寻找到内在的关联,比如说在城市诗学的建构中,您提到了文化创意产业对于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文化产业的相关论述中,您又把文化产业提高到社会转型期现代公民人格建设的高度来理解,而在对消费传媒时代文学存在方式和意义的研究中,您肯定了城市文化、文化产业所带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学术界很多人的消极的观点不同,你对社会转型期的文学和文化始终带有一种历史的理性和积极地认识,那么您的这种历史理性和乐观积极的认识是如何形成的?
蒋述卓: 作为当代人文学者,应该积极应对当代文艺生态的变化。泰纳在《艺术哲学》中所提到的影响文学发展变化的“环境”、“时代”和“种族”三要素中的“环境”和“时代”正是着眼于文艺所存在的外在环境和社会氛围。在当下,文艺所处的环境、时代、技术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城市化、消费时代、大众传媒等等,而这些因素又都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更大的时代背景之中,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当代的文艺问题,它们始终与现代公民社会和公民人格的形成密切相关,所以看待中国当下的文艺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借用西方的批判理论,不能完全依靠西方现代主义所提倡的终极关怀,这些可以成为我们的理论资源,但面对更为复杂的中国社会文化,我提出了现实关怀的重要性。关于学者和作家的人文关怀,我认为大致可分为两种层境: 其一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即追求人类生存之意义、死亡之价值、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以及人的精神追求等等; 其二是对人的现实关怀,即对人类生存处境和具体现实环境的关心、人性的困境及其矛盾、人对自由平等、公平公正正义的艰难追求以及人类的灵肉冲突等等。第一层境的终极关怀更多地体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作品中,而发展中国家的作家们则更多地体现出第二层境的现实关怀,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现实就是一种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不仅作家需要现实关怀,我们作为文艺批评家和学者,也应该以这样的视野、眼光和情怀来研究当下的文艺问题。我对城市诗学的提倡,对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创意营造的思考,以及对于消费时代文学意义的辩护,正是基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关怀来肯定日常生活中的诗意。
邓锡斌:您主编的《城市的想象和呈现》是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开启国内城市文学研究的先河,此后您又对广场文化、城市文化、文化产业开展各种研究。郑焕钊在《文化观照与现实关怀——蒋述卓文艺思想述评》( 《新疆大学学报》2012 年第 6 期) 一文中,引用了您“在西方6 0甘肃社会科学 2013 年第 3 期作家的笔下,城市往往成为遭诅咒的对象,是反诗意的,但城市发展至现在,由于有科学技术与文化的支持,城市的经营日趋人性化、诗意化,城市也可以建设成为人诗意栖居之地”的这一观点,认为从城市文学到城市诗学的拓展凸显了您对当代城市的独特理解和现实关怀。这一观点刚好跟您上面提到的现实关怀的视野相一致,那么您是如何将现实关怀融入到您的城市诗学研究中?
蒋述卓:2000 年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城市文学——1 世纪文学空间的新拓展》。一开始是研究城市文学问题,后来则进一步拓展到城市文化问题。我是从文化转型这个概念进入到城市文化这个课题,在《城市文学——21 世纪文学空间的新拓展》这篇文章里谈到,21 世纪城市文学开始兴起,其中 30 年代就开始出现了城市文学,如张爱玲和上海的“新感觉派”,进入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从初期的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城市改革以后,城市人的生活、城市的文化就越来越复杂,像国企改革、城市人生活、城市下岗工人等等,就涌现出更多的城市文学,如池莉、方方写的武汉城市生活,又如程乃珊、王安忆等写的上海城市生活。20 世纪 90年代后期,这种作品越来越多,开始形成了一些较大的影响,如广州的作家张梅、张星等聚焦于描写城市人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城市人面对改革时的心理状态等。概而言之,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当时就曾指出“( 城市文学) 能够进一步拓展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与审美格局,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提供深广的展示空间,使市民多样性的审美追求得到充分的体现,并为新型的阅读审美感受形成提供基础”。
城市文学是城市化对当代文学表现内涵和审美意识所带来的变化,但是城市化对当代文艺和审美所带来的变化将更为深远和广阔,这就涉及城市文化的问题。城市文化是指整个城市所体现出来的文化面貌,包括整个城市的文化生活。城市文化就是城市的人文问题,城市的人文精神的问题。我们应该从一个新时代的目光去看城市,把中国的整个城市当成一种文化去研究,对中国来说,现代城市文化的转型和现代城市文化的建设是我们当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按照现代化城市的标准来看,一个城市应该是能让人感到舒适,感到有诗意化的一个城市。就像海德哥尔说的,人能够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包括居住在城市里。如果说我们的诗意只能居住在农村的话,那我们的诗意将来就没了。所以高瞻远瞩地说,城市的设计要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适合于人居住,这样的城市化才是合理的。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我提出了城市诗学的问题,认为 21 世纪的城市,不应该再像 19 世纪作家狄更斯、雨果笔下所写的,城市是肮脏的、可恶的、勾心斗角的、冷冰冰的、非常糟糕的,是被批判的对象,而应该是作家笔下为作家所喜爱的一个对象,成为人类所乐于居住的家园。不能再走西方城市化的老路,像美国60 年代以来“城市空心化”道路,一下了班,大家都往城外去居住。结果往返在路途上非常地花时间,而且浪费资源,浪费能源。
邓锡斌:那么在您看来,诗意的城市应该如何营造?文化艺术在提升城市诗意品格上发挥了什么作用?
蒋述卓: 创造人适合居住的城市,就是要创造富有诗意的城市。城市的建筑设计除了要考虑实用性,还要兼顾审美性,就如过街天桥都应该设计得富于审美化而能让人心生愉悦。还有就是精神享受,包括能否看到音乐会、体育比赛等。为什么有的人向往大城市而不到小城市里居住,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要集中到北京,搞艺术北漂的人现在还相当多,就是大城市能给他精神享受。一个大城市没有精神享受的时候,就会显得死气沉沉。个性的发展和市民素质的提高,也是诗意栖居的重要条件。个性发展与素质相关,如果个性发展受到压抑,素质会受影响。市民素质提高,他们的个性发展相对会自由宽松。你到一个城市,觉得那里市民的素质低就感觉不愉快,就觉得它没有诗意。
从总体上,我认为提升城市诗意需要做好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重视艺术生产在都市人审美意识的培养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则要在城市文化建设中体现审美原则。第一,日常生活审美化原则,这就是说在城市文化建设当中我们必须尊重日常生活,将日常生活加以审美化。这种审美化我觉得符合老百姓的利益。绝大多数民众都是向往美的,买一个产品都希望它既适用又美观。第二,感性形象表达原则。例如广告,广告就是追求形象表达。在视觉时代,作为一个城市来说,越来越重视感性的审美的幻象出现。第三,动感、快感与美感相结合原则。城市必须动静结合,如果没有的话城市就没有吸引力了。第四,重视虚拟审美空间的审美意识的原则。所谓虚拟审美空间主要是指我们的网络文化建设。第五,生态美学原则。
邓锡斌:您曾经将策划与创意视为城市文化建设的途径,认为通过一定的文化策划和创意,对城市所有的资源从文化层面上进行新的整合,从而提升和创造城市的价值和形象,增加城市的无形资产,创造出有效的经济价值,实现文化经济一体化,从而提升城市的文化资本,使城市在文化和经济上实现双赢。如何理解文化创意是实现城市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创造经济价值的关键?
蒋述卓: 文化创意对于城市经营具有重要作用。同样,由此而生的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对于城市产业发展,也越发凸显出它的地位。尤其在进入高成本的时代,文化创意将给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带来惊奇的效果。现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高了,资源、能源、材料的成本都高了。把目光转一转,看看文化创意产业,倒是真的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视点。英国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创意产业,现在它的产值仅次于金融服务业。布莱尔首相还专门成立了“文化产业特别小组”。韩国认为 21 世纪是文化经济新时代,因此也努力将文化产业打造成其支柱产业。美国的版权业领先制造业,包括音乐、电影、图书、体育。像 NBA 赛事的播放有版权; 球员穿什么球衣什么鞋也一定要授权。即使是你要乔丹做广告也要通过版权审批。所以美国的文化产业超过石油工业。但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还是十分弱势。具体到各个省份,情况也是参差不齐。在经济贸易中我们是顺差大户,但文化之间的贸易逆差我们用比例来表示就是1∶ 10。虽然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在近代,我们成了文化的弱国,一部《泰坦尼克号》拿走了当年全部电影产业的十分之一。原因在哪里?因为你的产品不强大,连《花木兰》也被人家注册了,而且人家还要做孙悟空、还有《红楼梦》。你看日本,它的文化产业占 GDP 的 17%,它的动漫仅在美国就有 43 亿美元的份额。而且,日本的动漫影响我们中国一代又一代人,几乎每个人都熟知一休、蜡笔小新、铁臂阿童木,虽然我们也有葫芦娃、孙悟空,但似乎总是底气不足。韩国是最大的游戏生产商集聚的地方,当他们的游戏发展到较高水平时,我们的游戏产业却刚刚开始。2000 年,中国10 亿人民币的网络游戏市场 75% 的份额被韩国人占有。韩国人也懂得借助文化的影响加强造势。像《冬季恋歌》做完以后便上了一个旅游的项目,带着游客去走主人公走过的地方。还有新加坡,他们提出要打造成为 21 世纪的全球文化设计中心。新加坡不大,开车从头到尾只需一个小时,但是他的设计业却要做全世界最好的。这些临近的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与我们相比起来,已经算是相当成熟了。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同时也给了我们动力和学习的范本。最近三亚拿出 1000 万要做选美业,原因在于国际选美协会的主席来颁奖时认为三亚可以作为永久的会址。这个和文化关系不是十分紧密,但三亚的做法却可以引起我们的重视。深圳最近也做了 15年文化产业规划,这是我带领一个 40 多人的团队做了一年多完成的。其实深圳很早就抢占了一个文化产业优势,腾讯 QQ 是出自深圳,而且还是由几个大学毕业生做的。这些城市,尤其是在沿海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都有了一定的起色。这是从城市来说的。个人方面,我们有不少值得肯定的人物。比如张艺谋,在创意产业里可以说是十分出色的。《印象刘三姐》《印象西湖》《印象丽江》,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成就。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拍的电影非常注重色彩,从拍《红高粱》开始到《神话》,色彩冲击力不断强化。他把《大红灯笼高高挂》搞成了舞剧,《印象刘三姐》成了山水实景。应该说,张艺谋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人才。比如说屠红刚,他不懂武剧但是当老板,他的《霸王别姬》是非常有名的。上海的武剧是有基础的,小刀会、红色娘子军都是在上海,但关键是他把它推向了市场。城市文化的兴起意味着城市增长方式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而城市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也同时为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强大动力。文化产业不可小视,它是城市文化产业的革命点。尤其在当前这种高成本的时代,挖掘城市文化,注重创意产业,是城市经营和发展不可忽视的一点。
邓锡斌: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和学科,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国内很多高校也纷纷开设相关学科,但由于文化产业的跨学科和多学科的性质,目前文化产业在有的高校被放置在新闻传播专业,有的在管理专业,有的在艺术专业。那么在您看来,文化产业的核心是什么?
蒋述卓: 文化创意产业归根结底是个内容产业,是以内容为主的。在北大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上我就提出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四个核心构成,文化艺术学是其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创造产业价值的基础,是整个产业链条的关键。如果没有创意作为核心,没有文化内容作为主导,那么文化产业将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无法发展起来。因此文化产业又被称为内容产业或者创意产业。而文化内容的内核又是文化艺术,是创意和审美,创意策划和创意设计居于中心位置。演艺界、电影业、动漫业,都是以创意和设计作为它们的核心。比如 2009 年比较热火的动画片《喜羊羊和灰太狼》,它的成功就在于塑造了一系列羊和狼的故事和形象。《阿凡达》的票房成功,同样离不开神奇的视觉效果和故事设计。日本的网络游戏,也是借助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故事人物和场景来设计。体育产业也是文化产业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体育文化同样需要审美的内涵,像 NBA,利物浦球赛,它们慢慢地成为一种娱乐,观赏性成为其运作的重要目标。人们是在观看乔丹艺术性的打球,是为了看“好看”的比赛。一些体育项目,甚至为了更好看而修改比赛规则,就像排球和乒乓球,所以说体育文化同样包含美学艺术的因素,没有审美的提升,体育产业的发展也将难以推进。更不用说旅游业,传统的人文自然风光,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文化艺术的提升,也将难以做大做强,所以云南丽江和桂林漓江,都要让张艺谋来策划,来凸显它的艺术审美的内涵。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资本,它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指知识是一种内容,知识自身就创造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产业经济不仅包括工业经济、农业经济,文化产业就是一种文化经济。如果一个文化产业要做好,必须要以内容为主,以内容取胜。韩国的文化产业之所以能影响亚洲,甚至于辐射到世界,就是因为它的电视剧、电影。所以,我们的文化产业,要做强做大,就必须要以内容为主。很多电影大片投资很大,但是内容贫乏。例如《满城尽带黄金甲》视觉效果很震撼,但看完以后觉得很空,它无非是个莎士比亚故事的翻版,根本没有给我们什么启示。真正打动了观众的是《非诚勿扰》《唐山大地震》《手机》这类投入并不是很大的电影,他们的优势是在内容上感动观众并影响观众。
邓锡斌:您是国内较早介入文化产业研究的学者,近年来您先后承担了广州市天河区、深圳市文化产业调查和规划研究,您完成的《广东省文化强省规划纲要研究报告》系列研究报告更引起社会的热烈反响。您是如何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思考文化建设的问题?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思考文化产业的发展,您如何理解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关系?
蒋述卓: 由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的迈进,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推进,更是一种社会转型。广东省的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以追求经济发展为纲,而是要求经济与文化能够齐头并进,成功实现社会的转型。就是说,不仅要经济上富裕,文化上也要富裕,让老百姓享受到文化的普及。比如说要从公共事业的投资中拿来5 到 10 个亿花在文化事业上,为的就是要满足老百姓精神上的需求。过去我们提出生产的目的只是发展生产,所以相对精神就贫乏了,这样哪怕经济再发达,也是没有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建设文化强省实际上是社会转型,就像一种产业结构的转型,我们的社会也要升级换代。
要把文化建设放到一个社会转型的高度上去看待,这样文化强省的建设才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政府无论拿多少钱,都是应该的。可能这些效益在一段时间内看不出来,但却是必须的。政府的投入,通过几年的建设,是可以达到一定效果的。但是,在文化产品上,怎么样更丰富,让老百姓更喜欢,这恰恰是文化强省的目标。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不断提高公民的素质。我们要有戏院和图书馆等文化场馆让人们使用,也要有好的文化作品让人们去欣赏和阅读,但最重要的是,要有愿意去欣赏和阅读的人。所以,更关键的是要把群众吸引到戏剧院、电影院、图书馆。现在广东就在开展公民阅读月、阅读年等活动,目的就是要吸引公民去阅读。现在看电影,是文化厅每年拿几千万来补助,这只是强制性措施。但真正要做的,是老百姓真正乐意掏钱来看。所以,总的来说,只要公民整体素质提升了,那文化的发展就自然而然的上一个台阶。
对于所有文化建设的初期来说,都应该先走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这一步,这是必须的。因为一个文化的建设,还要看城市面貌的建设,这些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不怕多搞,就怕你不去搞。所以我觉得两者是不矛盾的。相反,我们应该要看到两者是相互关系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会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相应的文化软实力。譬如说现在博物馆的建成,而且是免费开放,那么市民就会都排着队去看,这就促成了文化软实力的增长。事实上,文化硬件的建设是初期的,软实力的投入却是无底的。因此我们要看到,没有一定的硬措施,也就不会有相应的软实力。但是当中又存在另一个问题,现在各地的文化产业都是一窝蜂地办,布局太过零散也不科学,大家都只想以此名目去拿一笔钱,缺乏一定的地理调节。不顾条件,不顾环境,硬造文化园区,这只有浪费。借建设文化产业园区去圈地套钱,这是我们要批判的,也是我最最担心在未来几年里会不断地涌现的现象。
邓锡斌:近 20 年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面对消费时代的到来,很多人文学者表达了忧虑,随着米勒关于“文学死了”的论调而起的是对消费时代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担忧和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批判,从这一意义上,消费时代的来临构成当下文艺形态发生变化的时代语境。当代中国消费时代的来临,既是城市化的结果,又体现了当今文艺生产的产业化趋势,作为文艺理论家,您发表的《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与人们的消极观点不同,您肯定了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您是如何参与这一讨论? 您辩护的基础是什么?
蒋述卓: 文学与传媒的关系研究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我曾经明确的提出,对于消费时代文学的研究,学界首先面临的是两大问题,其一是消费时代的文学究竟是什么? 其二则是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是什么?前者是关于消费时代文学存在方式的问题,因而它又是一个跟当代大众传媒、新媒体的关系的问题。近年来,我开始尝试系统地考察文学与如今消费时代中一切文学传媒方式的关系,其中包括网络、影视、图像、广告、短信、博客、流行歌词及媒体批评等,希望通过考察当代文学的媒介语境,探讨这一语境下文学价值取向与表意方式的历史性变化,研究成果体现于 2010 年出版的《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一书,对于消费时代的文学意义,正如我在该书后记中所表述的,“文学既不会因为传媒的发达而湮没,也不应固守其成而画地为牢。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学’本身正是在社会各种‘媒介’的启发、催化与传播中获得灵感素材和意义的。媒介对文学的影响并不自今日始,只不过因为当下电子媒介的发达,视觉形象的凸显,传统的文学观似乎受到了当代媒介文化更为强烈的侵袭。从这个角度看,确立一种开放、流动、多元的文学观,坚守一份‘日常生活的诗意’,认同一种消费时代的文学意义,对理解和把握当下“文学”生态及存在方式是极为重要的”。
我对消费时代文学意义的辩护,并不是说我对消费时代文学的价值完全持肯定的态度,面对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不少批评家、理论家流露出几种担忧: 一是文学艺术的商品化会导致文学艺术意义的减弱,尤其是教育意义的衰减; 二是在刺激消费过程中,其他领域对文学艺术的借用或套用带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会使文学艺术的“诗意”泛化,继而削减文学艺术的感染力; 三是文学艺术的商品化会造成文学艺术创造性与个性的丧失,从而导致文学意义的流失。我的回应正是从这三大担忧出发,无论是从文化经济学、传播学还是营销的角度,商品化的到来并不必然带来上述后果,商品流通也是意义的流通,意义并不因为商品流通而削弱,同样,商品传播的效果是以作品的社会和艺术的价值为前提,商品传播还能够增强意义传播的社会效果,而商品的营销更需要精品的意识,因而商品化并不必然带来文学作品的扁平化,市场占有与道德滑坡之间也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从历史上看,18 世纪欧洲小说的兴起与明清时期中国戏剧、小说的兴盛也曾一度引发人们的担忧。但事实证明,这些由市场推动的作品也最终成为传统中富有意义的一环。在我看来,诗意的理解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现代艺术开始,日常生活本身就成为诗意构成的一部分,因此诗意不仅指人类应具备精神家园,亦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与消费时代,艺术的商品化同样也向艺术的独创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缺乏独创性和个性,就会被大众无情地抛弃,只要艺术家和理论家能积极地应对这种要求与挑战,拿出更具独创性的作品,那么文学意义又怎么会流失? 当前学界对消费时代的文学的看法无疑过于悲观,有失辩证法。在《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一文中我就曾从上述三方面详细论述,从而肯定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我的辩护是希望学界能从积极或正面的方面去理解文学存在的价值以及发展的前途问题,因此我指出“人文关怀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 21 世纪文学及其文学研究只要坚持批判、拯救,并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大方向就不会错”。
邓锡斌:您最近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研究》。作为年轻人,我们日常接触的文化几乎都是流行文化,它对我们的影响很深。而目前国家不断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建设,但是我们往往将流行文艺视为青年亚文化,似乎更多的时候听到的是反叛、个性的声音,究竟流行文艺的价值观应该如何看待,它与当代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建构关系如何?
蒋述卓: 所谓流行文化主要是指影视、广告、流行歌曲、网络文学、短信微信等各种以现代媒介为载体的文化样式,由于流行文化的受众主要是青年人,所以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难免会跟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有些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为主流价值观提供了一些新鲜的因素,促进了主流价值观的改变,于此而言,流行文化的价值观和主流价值观实际上是一种互动现象。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大众文化价值观给主流价值观所提供的新的因素。例如一首流行歌曲叫做《潇洒走一回》,人到世上,不管成败必须潇洒走一回,这对青年是一种鼓励,是一种新的积极因素的价值观。又如有一部电影叫《失恋三十三天》,它体现了如今青年人的爱情观。哪怕是两个人闹得要死要活,最后分手,分手还是朋友,与其深陷在失恋中不能自拔,不如勇敢地自己走出来迎接新的生活新的感情,这跟过去的爱情观完全不一样,但很受年轻人的欢迎,这些通过流行文化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无疑会是主流价值观的一种有益补充和促进。
文化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必须要有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流价值观,每个国家都会有其主流价值观,但有的国家对主流价值观要求相对统一一些,如法国一直坚持自己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所以在电影诞生100 周年之际,法国人在广场上焚烧美国的好莱坞影片,以抵制美国影片对于法国文化的轻视和侵略。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是绝对统一的价值观。但是有的国家由于同时存在各种民族和各种宗教,社会价值观就自然会有多元存在,这是多民族、多宗教国家的特征。我觉得我们提倡一个较为统一的价值追求,价值趋向,是有必要的。至少在最近二三十年间,我们都需要,我们中国要进行古老伟大民族的现代复兴,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主流价值观,无疑会走得更加困难。
邓锡斌: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这次交流让我获益良多! 您说过特别欣赏嵇康的诗句“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因为您觉得“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代表了一种贯通着古今中外的宏观自由的研究眼界;而“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则代表一种远大的理想境界。这种宏观的研究眼界和远大的理想境界并不容易达到,但是您一直都在努力,用自己踏实的学风和跨学科的开阔视野以及关注现实人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力求能最完美地靠近诗句中所蕴含的理想境界。“脚踏实地,面向远方”是对您近三十年学术之路的最好表述。
蒋述卓: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