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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恩美 段慧:文化作为斗争场域:文化研究的特殊性

  [澳]洪恩美(Ien Ang) 段 慧译

  

  内容提要 文化的无所不在使得文化研究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延伸,并成为以全球化、杂交化与去中心化为背景而建构起来的学者和批评家的一个想象共同体,这也必然使之与传播学,文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变得越发难以界定与划分。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政治维度,但又不同于大写的政治研究,在很多情况下,可将之看做是一种基于民主化语境而展开的、以权力抵抗为主导的社会协商与争议的过程,“文化”与“政治”或“权力”等在具体事实与学科场域中的接合,是其最核心的特点。在目前的情形下,文化研究有因场域扩展而造成的知识碎片化、部落化的趋势,因此而关注各个子域之间的内在关联,重新建构一种整体化的视野也将成为新的必要。

  关 键 词 文化 斗争场域 文化研究 社会协商

  

  当今文化研究正在成为以全球化、杂交化与去中心化为背景而建构起来的学者和批评家的想象性共同体,他们分享着以当代世界的文化、社会和政治为交叉点的共同兴趣。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伴随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也称伯明翰中心)的建立,即一场知识分子运动的体制化运动之后,文化研究扩张至各大洲,在世界各国的大学里占有一席之地,并更为广泛地波及中国及其他亚洲地区。随着全球化的扩展,文化研究领域已然呈现出甚为多样化的趋势,对于文化研究是什么的理解也因地域的区分而有了显著的差异。其结果是,要想根据其研究领域与理论、分析的方法,清楚地表达什么是文化研究能够共享的知识核心,其概念的边界又在何处,已经变得愈加困难。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的特质,以至于它与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分离开来?

  

  一、“领域”或“学科”

  

  本文将文化研究视为知识分子事业的一部分,并根据其在过去数十年的迅速扩张中产生的各种复杂性和矛盾性,概述其几个关键特征。我的重点集中于此一发展过程,特别是西方英语国家在其中的主导地位。定义和解释文化研究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一般会从两方面入手,即研究的经验主体(从流行文化、媒体到性别身份)和方法论(从文本分析到民族志研究)。我所关注的是,我们如何能在众多学科领域中有效地区分文化研究的“领域”或“学科”属性,以明晰其对知识产出所做的特殊贡献,希望能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学者有所帮助。

  文化研究对世界理论化发展影响之巨大,可由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话语中常用的诸如“斗争场域”(site of struggle)之类的语汇得以印证。文化被喻为永无止境的“斗争场域”或许是文化研究最具影响力的话语之一。在谷歌上快速检索“斗争场域”,网络参考释义数量可观,种类庞杂,分别为:教育、语言、休闲、家庭、公民权、宗教、政策、消费主义、法律、身体、知识产权、种族关系、市场、城市规划、老年人护理、母性、女性吸烟、女性乳房、电影制作、赛博空间、大学入学、中产阶级标准、网络聊天室、工作场所、邻里之间、学校、词语意义、圣经释义、民族记忆、欧洲、剧场、视觉形象、古装剧、洛杉矶小马丁·路德·金大道、约翰内斯堡、战后贝鲁特、巴塞罗那博物馆、罗宾岛、津巴布韦安比拉音乐、莫桑比克银行倒闭、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大巴、卖淫、台湾同性恋权利等。在特定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下,它们都被冠以“斗争场域”之名。在某网站上,抑郁(depression)也被认定为“斗争场域”,而不再是令个体遭受各种各样的痛苦的疾病。瑞典一名库尔德裔女青年由于拒绝父亲安排的婚姻而被杀的故事,被视为反对父权暴力和“荣誉处决”(honour killing)的“斗争场域”。类似万维网或是脸书的网络技术都被描述成身份、道德和权力相互作用的“斗争场域”。照顾孩子也被视作“斗争场域”,致使公共福利与父母责任的彼此妥协岌岌可危。概括地说,男女关系被概念化为“斗争场域”对女权主义而言是重中之重。在北京召开的“媒体与性别”大会可以从不同的分析层面被建构为一个“斗争场域”,例如:媒体表征的性别属性的争论,或性别身份的协商中媒体使用和消费的方式都可以作为讨论的焦点。

  然而,我所要强调的是“斗争场域”的可能性和多样性。我所列出的是一些可供文化研究者分析和干预的话题。因此,文化研究并非针对固定客体的研究领域,如媒体和流行文化,而是就学科特色而言的特殊文化研究方法,即“文化”在文化研究中是一个取之不尽、不断流动并且四处延伸的范畴,赋予无序的对抗性实践和散见于社会生活的各种表征以意义。虽然“文化”不是人类生活的本质,也无法与非文化的“社会”截然区别开来,但是对文化研究而言,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存在一个文化维度,尽管我们通常并没有感觉到。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中心主任斯图亚特·霍尔魅力四射的辩才使得文化研究在学生和年轻学者中广受欢迎。正如他所说,“文化”并非一种分裂的、低级的实践,也不是基础性的实践(如经济、政治),而是“贯穿了所有的社会实践,是它们之间关系的总和”①。由此,我们可以说“,文化”无所不在,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因为它建构了“生活方式”的基础。随机列举一些事例。比如我们看电视,从骑车改为开车,城市规划的过程,企业促销产品,对待员工和顾客的方式,在全球化时代政府代表“国家利益”的方式等等,所有这些现代社会如何运转的例子都证明“文化”维度确实存在。重要的是,文化研究使用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有关“文化”的定义,而这恰恰把我们引入了难解的悖论之中。西蒙·杜林(Simon During)在近期出版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序言中说:“虽然全球化令文化研究的议题和历史极大丰富,但也导致了文化研究者失去了曾经共享的参照依据,从而威胁到该学科的凝聚力。”②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很难给予文化研究的范畴以确切的定义。这一领域拓展至今,知识分子实践所代表的不再是文化研究所“共享的课题”。对此,伯明翰中心也无计可施。这个基础性悖论在文化研究的核心层面到底暗示着什么?对自称“学科”(亦或不是)又作何解释?

  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经验对象,但是文化研究确已成为一个“学科”。如果说“文化”无处不在,所有的社会实践都存在“文化”的层面,那么,就不可能划清该领域研究对象的界线。文化研究总是保持打通学科、跨学科性或甚至反学科的特性就不足为奇了。文化研究总是抵制或批评根深蒂固的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或文学研究,声称自己超越了它们。由此,我们也应该留意到这些古老的学科已经进入了其主体建构的动荡时期。

  以社会学为例。在西方知识系统中,至19世纪后期,即现代社会开始全面构型时,社会学就已经成为一门学科。整个20世纪,社会学的学科身份是建立在与社会即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对等基础之上的。然而,当前的社会学不再依赖能被清晰定义的“社会”,因为民族国家日渐无法保障内部团结和外部安全③。在全球化时代,社会学成了一个超出社会之外的学科。同样,人类学不得不放弃曾用以建构整个学科的、以野蛮人异国岛屿的“他者”自足文化④为对象的研究;文学研究不再凭借广为认同的“文学”观念运转,至少在文化研究侵入后,这个确定的边界已经很难维持⑤。而且,在过去二十年里,除上述学科外,还有其他一些学科(如地理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传播学等)都经历了“文化转折”,并各自参与到“文化”中来,对文化阐释也各有其道。最近,这种现象引起了资深伯明翰学派成员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的质疑“:当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文化转向时,当今文化研究又是什么呢?”⑥即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人类学或者文学研究有何不同?

  我认为,我们不是以其独一无二的对象,而是以独特的研究方法来区分各个学科的。“文化”不能成为垄断的或排他的研究领域或学科,即便是一贯将“文化”据为己有的人类学也没有这个特权。我们也不能草率地给人类学和文化研究进行社会分工,假设前者只涉及“传统文化”,后者则限定于“现代文化”,因为“传统”与“现代”的区分本身就大有问题。或许可以采用特定的视角来强调文化研究的特殊性,虽然这种方式本身就让“文化”面临重重的问题,并对其提出质疑。这个角度或观点的关键之处,即在于把“文化”当作“斗争场域”,将文化理解为“政治的”与社会争端的领域。

  

  二、小写的政治与混杂的空间

  

  提出“文化”是社会争端领域的意义何在?通常,文化研究学者总是试图简单地将文化等同于政治。然而,如果有文化维度的政治存在,那么就一定会有政治维度的文化。特里·伊格尔顿曾就此批评文化研究的草率想法,并在他的《文化的概念》(The Idea of Culture)一书中举出一例:

  唱布列塔尼人的情歌,筹划一个非裔美国人的艺术展,或者宣布某人自己是女同性恋时,丝毫没有什么政治的东西。政治不是内置或永恒的;即便是,也是因为某种特定的、令人不快的历史条件。当这些无伤大雅的事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变成了斗争领域时,它们就成了政治的,因为控制与抵抗的过程将它们纳入其中。⑦

  换言之,唱布列塔尼人的情歌可能发生在布列塔尼人在争取文化身份和独立的政治运动中,那么,将其视为文化研究的主题便是合情合理的。但它也许仅仅是毫无企图的一种音乐风俗或当地人的一种庆祝方式(可更偏重于从音乐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简言之,只有在文化实践的范围、过程或事件被理解为有一个“政治的”维度时,才具有实际意义或实用价值,即当其被纳入到一个涵盖权力、意义和价值的社会斗争场域时,才在名义上可归属到文化研究之内。

  文化研究的崛起与西方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的扩张不谋而合,乃至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的场所变成了明确的“斗争场域”;“文化政治”的客体,是民权社会运动,而非国家强权。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的兴起,将争取社会地位的妇女推向政治斗争的前沿。以此来看,西方现代女权主义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发生在同一时期,这并非巧合:它们也都受到来自对人际关系、日常生活、个人身份等的思考的启发,不管是性别、人种还是族性,都是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可将其看作一种小写“p”的政治。我们也可以说,恰是把唱布列塔尼人情歌概念化为“斗争场域”的冲动,即作为潜在的政治行动,使知识分子与文化研究出现了互栖的历史章节。

  文化研究对多种形式的文化政治化感兴趣,注重文化在“斗争场域”中的重合性和特殊性。“斗争场域”的提法并不仅是因其与斗争和抗议有关,或是因存在着明确的意识形态不满和抵抗,将其理解为开放的政治斗争,更重要的是,赋予其广阔的设想。文化政治亦可采用略带挑衅的形式,不一定是全面抗争,而是意在协商,以策略性手段寻求某种妥协,或如米歇尔·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活实践》(The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中所说的:让一切运转起来,在不那么理想的情况下竭力运作⑧。用托尼·本奈特(Tony Bennett)的话说,文化研究的特性即在于“承诺在权力之间和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检验文化实践”⑨。然而,权力关系勾连的方式并不总是斗来斗去,有时它们一点也不像权力关系。

  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在其经典作品《家庭电视》(Family Television)里谈到家庭中的电视就是个例证⑩。该书写于20世纪80年代,描述了男人通过控制电视遥控器来决定电视频道的权力。由此可见,家中电视的使用模式可能反映出家庭中性别的权力等级。然而,重要的是,我们也要承认事情并不总是这样。控制遥控器并不总是运用权力的问题,可能不过是大家都默认的决定而已。使用遥控器很难被看作一个激烈的“斗争场域”,即便是可能会引起家庭争吵,但通常情况下是双方意见一致、达成默契的事。或者,如果情况复杂些,也可能是二者皆有。

  在任何文化实践中,政治的和非政治的差别决不能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只是分析方法的区别,主观上不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化并不总是或已经是(或本身就是)政治的。但以文化研究的观点来看,就分析模式而言,“文化”与“政治”或“权力”在具体环境中的接合,是其关注的核心。

  文化研究分析界限的明显差异,使澄清文化研究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成为可能。虽然它们的“文化”观点各异,但界限的含混仍难以避免。回到上面所给的例子,文化研究对唱布列塔尼人情歌作为“斗争场域”的成功分析,必定凭借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维度和以生活在布列塔尼的历史环境中的人们为焦点,这就极有可能在分析中需要借助音乐学与人类学的洞察力和其他学科(如法国史研究)的成果。文化研究的分析工作只有在选择性地使用并将其他的学科归入自己的框架时才能实现。换言之,文化研究须借其他学科作为智力来源以勾画自己的研究蓝图11。

  与此同时,其他学科也接纳了由文化研究演绎出的观点、方法和论题。文化研究和其他学科接合的边缘区域是许多知识分子争论的主题。如,人类学家乔治·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曾说,为了全面地分析“文化”,人类学家习惯效仿对与世隔绝的部落社会(或在大洋之中的异国岛屿)的研究,把文化当作孤立的课题来研究12。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已每况愈下,因为文化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已大量重合,由此而使得人类学家日益转入当代的媒介文化研究,如金斯伯格(Ginsburg)、阿布·卢格霍德(Abu-Lughod)和拉金(Larkin)13。文化研究涉及众多领域,而又以其对媒介文化研究的影响为首。当然,上述两个学科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人类学家对非西方国家的关注往往多于文化研究学者。

  过去几十年里,文学研究也更多地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比如,文学研究者现在更关注流行文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研究等同于文化研究,两学科之间在方法和概念上的区别仍然存在。文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在于其对典型文本(如小说或虚构作品)的细读。文化研究的一个中心原则则是把文本分析与其生产、消费和使用相结合。文化研究学者对文学学者中司空见惯的假设提出质疑,认为“单独的一部文学作品能被视为社会关系的寓言”14。但是,文本分析仍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的方法,只是其重点不在文本本身,而在于“文本与制度、美学和社会分析、符号学和权力之间的彼此交织”15。以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文学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而是应该关注文本在生产和接受时引起的社会争议和协商过程。通过多重视角解读文学文本,比如文本与体制的关系、美学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关系等,利用这些文化现象得以理解文本作为“斗争场域”的复杂性。

  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也如出一辙。根据雷格尔·麦克伦南(Gregor McLennan)所说,我们需要以“取长补短、摒弃争议的方法来考虑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的关系”16。如此看来,文化研究的许多方面都缺乏一个更具社会学意义的构想。1959年,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给出了社会学构想的经典定义,“(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经验和更广阔的社会之间彼此关联的社会学”17。这种关系介于狭隘的主体经历与宽泛的社会结构之间,如果我们试图理解文化形式的重要性以及其如何在后现代性中定义社会关系,那么,就能够意识到它的存在的重要性。例如,在分析唱布列塔尼人情歌的意义时,不论其政治化与否,我们需要理解歌唱所需的深厚情感,以及它所依托的广泛的社会、历史和政治背景,即需要看到个人的、社会的、地方的、国家的、全球的、历史的、主体的和客体的等因素在这一行为上的交集。我们既要有近距离观察的能力,也要有广阔的视野。

  简言之,文化研究和其他学科存在交集这一点,说明“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传播研究、社会学、人类学或历史学之间既有相似又有不同的特征”19。尽管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研究、传播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界限模糊,作为不同的学科,它们多少仍存在区别。在这种环境下,文化研究凭一己之力难以安身立命,而以跨学科姿态定位不同学科的交集位置或许更能说明文化研究的特征。文化研究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领域里占据了一个混杂的空间。通过在城市研究中对当代文化与社会做出参比,墨西哥理论家内斯特·加西亚·坎戈里尼(Nestor Garcia Canclini)以这样的方式描述学科之间的差异:

  人类学家步行进入城市,社会学家由高速公路开车进入,传播专家则乘飞机到达20。在文化研究中,我建议不仅需要采用上述所有不同的交通方式以抵达研究目标,如步行,驾车,乘飞机,而且还可以采用其他方式来“研究城市”:骑自行车,划船,乘火车。如果愿意,我们也可以使用电话本、地图、报纸、电视新闻、图书馆里的城市档案,甚至在酒吧里偶尔听到的谈话来研究城市。我认为,正是由于知识的混杂性使得文化研究具有实用性。它能在综合学科的歧见中扮演一个整合角色,由此演绎出一个更复杂的多层面的特殊文化的“斗争场域”的故事。

  回到我前面所说的,文化研究需要抵抗由不断增殖的“斗争场域”造成的知识碎片化。因为“文化”在文化研究者的眼里比比皆是,所以,其研究领域具有无限的开拓潜力。然而,这也同样会带来巨大的流散,使其转入更专门化的子域。因此,当今文化研究可以说已经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形成了一大批在研究专长上彼此更迭、缺乏组织的分立子域,如媒体研究、电影研究、电视研究、表演研究、新闻研究、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流散研究、多文化研究、种族和民族研究、残障人士研究、视觉研究、酷儿研究、创伤研究、记忆研究、互联网研究、食品研究、休闲研究、文化政策研究、流行音乐研究、环境文化研究,以及更多数不胜数的研究子域21。如果我们参加过大型国际文化研究会议“十字路口”(The International Crossroads Conferences),就会发现碎片化已经不证自明,在2012年7月巴黎召开的最近一次会议,更加让人增添了此种观感。

  文化研究的关键矛盾是,当它在特定的“斗争场域”准备大显身手时,总是试图忽视不同的“斗争场域”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忽视不同的文化现实、实践和过程之间是如何彼此联系、产生交集,甚至密不可分的,由此也易于缺乏对更广阔、更整体化层面的了解。

  简言之,文化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矛盾的知识体,身份不定,拥众各异。在凭借牢固的学科界限来划分院系的制度化语境(比如大学)中,这可能是个问题。但也正是文化研究的不确定性使得它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知识领域,在这里可以用新颖的、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全新的、刚出现的现实问题。事实上,这种知识上的不确定性也许恰是我们必须面对和用以解决当前世界诸多不确定性的方法。

  

  三、走向亚洲:拥抱“异质性”

  

  以此来看,亚洲的当前局势便是一个特殊的证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其带来问题的多面性是难以用现有的发展理论、现代性理论,甚至后殖民化理论加以解释的。特别是,在整个亚洲出现的政治文化要素的极度扩张,应当引起更多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关注。我也很有兴趣研究如中国的媒介与性别是如何与快速推进的现代化城市日常生活的巨大变迁相关涉的,希望更多地了解在中国发生迅猛改变时普通国民的感受,以及他们是怎么看待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的。在西方国家有许多关于作为新超级大国的“中国崛起论”,话题集中在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日益增加的军事威力上,但我们也该去理解,那些微妙的文化是如何对当今中国人生活产生作用的,并且在关于身份、处所、家庭关系、工作、媒介等繁复的争论和协商中去考察更错综复杂的社会转型。对此,我们仍需要有一些近距离的细察,并获得更深入的认知视野。

  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交流十分重要,其中包括经济交易和商贸活动,这也通常是大部分政府和大公司最为关注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将视点集中在诸如人员、文化和媒体等的交流。就这一点而言,有意义的“斗争场域”不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而是超出了国家疆界。比如:在亚洲所谓“韩流”的出现,在过去十几年里发展迅速22。热衷于韩国大众文化(肥皂剧、电影、网游、时尚、流行音乐等)成为东亚青年的流行趋势,中国也不例外。一种区域性的文化整合通过韩国流行文化的传播,共享的风格、品位和区域意识得以出现。我不确定这种特定的亚洲价值观和共同情感是什么,但活力四射的、充满悸动的、生机勃勃的流行文化却是城市现代化的混杂经验,它们以创新的手法混合了当地和全球的文化元素,既与西方文化现代化相似,又有区别。人们可能想知道“,韩流”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对美国文化霸权的一种“抵抗”形式?或者是现代亚洲主体自我信心不断增强的一种表现?不论是否如此“,韩流”可以被看作现代性、大众消费和亚洲身份的一个“斗争场域”。

  亚洲流行文化的现象关乎全球。当今全球的地理政治的权力平衡不断地倾向于亚太地区,但是大多数西方文化研究学者却试图忽视其存在,因为他们仍把西方经验本能地看作全球的和“正常的”,把亚洲所发生的事归为个例或特例。在西方国家,如澳大利亚,尽管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亚洲,却很难对韩国或亚洲流行文化产生兴趣,此现象表明澳大利亚在很大程度上仍坚定地站在西方文化的阵营当中。西方和中国学者,以及亚洲知识分子的严肃交流,需要克服这种偏见和分歧,也许这会使本文已指出的当前多少有些风雨飘摇的西方文化研究重现昔日之辉煌。尽管全球“斗争场域”的异质性无边无际,但正是异质性造就了这个我们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世界。

  

  本文系2012年9月22—23日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的第五届BLCU国际文化研究讲坛“媒介与性别研究:历史与批评”主讲人讲演稿

  ① 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980 (2): 59.

  ② Simon During, Cultural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5.

  ③ John Urry,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Sage, 2000.

  ④12 George Marcus, “Cultural Studies and Anthropology”, in Toby Miller (ed.), A Companion for Cultural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2001, pp. 169-186.

  ⑤11 14 15 19 Rita Felski, “The Role of Aesthetics in Cultural Studies”, in M. Berube (ed.), The Aesthetics of Cultural Studies, Malden: Blackwell, 2005, pp. 28-43, pp. 28-43, p. 39, p. 38, p. 41.

  ⑥ Richard Johnson, et al,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2004, p. 9.

  ⑦ Terry Eagleton, The Idea of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2000, pp. 122-123.

  ⑧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CA: U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⑨ Tony Bennett, “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 in L. Grossberg et al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23.

  ⑩ David Morley, Family Television, London: Comedia, 1986.

  13 Faye Ginsburg, Lila Abu-Lughold & B. Larkin (eds.), Media Worlds, Anthropology on New Terrai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16 18 Gregor McLennan, “Soci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Rhetorics of Disciplinary Identity”,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998, 11 (3): 11, 12.

  17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P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59), 2000.

  20 Nestor Garcia Canclini, Hybrid Culture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p. 4.

  21 Vince Leitch, Theory Matter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2 Doobo Shim, “Hybridity and the Rise of Korean Popular Culture in Asi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06, Vol.28, No. 1: 25-44.

  

  (作者单位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中心)

  (译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