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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颖等: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

  [美] 亨利·法雷尔 著 郑 颖 李 莉 编译

  

  亨利·法雷尔( Henry Farrell) 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本文原载于《政治学年度评论》(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法雷尔在文中指出,研究互联网就要关注诸如降低交易成本、趋同类聚以及偏好伪装这类的因果机制在调停各种具体事务与政治结局之间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这是最有前景的研究方法。这样,学者们就能厘清相关的因果联系,并且就互联网是否加剧了美国的两极分化、社交媒体是否为 2011年的 “阿拉伯之春”铺平了道路等当前的重要讨论提供建议。在互联网日益成为日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的同时,研究有关互联网上述问题的政治学者却越来越少。然而,整合互联网对于当前政治讨论的效应,并适当发挥互联网提供海量数据的优势,需要的是高水准的、有因有果的讨论以及对这些讨论的潜在机制的关注。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引言: 反对研究互联网

  

  政治学者们应该如何研究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 政治学无疑可以帮助改进当前公众围绕互联网的一些一般性问题的讨论。互联网是否加剧了政治的两极分化? 互联网是否赋予普通公民相对于政治精英的权力? 互联网又能否帮助激进分子把独裁者赶下台?

  然而,直到最近,政治学研究一直对互联网鲜有关注。现在,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学者们开始揭示互联网对政治可能造成影响的具体方式,并通过定性与定量的数据探索这其中的各种联系。

  从政治学的角度思考互联网具有一些重要含义。首先,也是最有意义的,即作为一个学者不能就互联网本身去研究它,而是应该将互联网分解成更加互不关联的现象。应允许学者提出研究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尽管并非一目了然,但还是有希望解答的。这么做的方式可能多种多样。例如,不同的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具有不同的结构,它们对各种不同的行为或是鼓励或是劝阻的效力。因此,有学者就可能对博客、推特( Twitter) 和脸谱( Facebook) 之间的链接惯例的差异进行貌似合理的研究,探索结构的变化及其他因素如何导致不同结果。基于这一点,有学者将这些技术的影响力与其他沟通方式相比较。例如,将录音带在伊朗革命和特定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的扩散力做比较。最后,就互联网与在一些领域很重要的其他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学者可能开始提出更加明确的观点。

  在本文中,我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根据普沃斯基 ( Adam Przeworski) 等人对好的社会科学所做的界定,我认为应该停止将 “互联网”视作一个专有名称,而应该开始把它看作我们在原则上可能使之相互分离的一系列机制。这样做也将使我们得以系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随着互联网日益融入日常政治活动中,政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因此,这也将使我们能够对铺天盖地的泛滥的新数据加以利用。如果个人在互联网上的交往活动能够被系统地捕捉到 ( 这在线下的交往活动中是无法做到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史以来第一次对非正式沟通的流向、观点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传播以及隐藏在沟通之下的实际的网络结构开始进行观察或作出合理的推断。

  

  互联网与政治: 变化中的争论

  

  关于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力的争论,并非始于政治学者,而是始于激进分子、政客以及法学教授。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开始发生变化,它不再是一个连接大学与研究机构的不起眼的网络,而是开始卷入关于国家角色的讨论之中。约翰逊( David R. Johnson) 等人称,传统的法律不适用于管理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并不受限于实体主权。斯怀尔( Peter Swire) 和弗鲁姆金 ( Michael Froomkin)认为,相对于国家,互联网给个体的参与者提供了新的机遇。其他的法学界学者诸如杰克·戈德史密斯( Jack Goldsmith) 则认为,互联网并没有给国家主权带来挑战,而 卡拉希尔( Shanthi Kalathil) 等人认为,互联网帮助了独裁政权而不是伤害了它们。就互联网的社会影响力,一些作家探究了更宽泛的问题。尼葛洛庞帝 ( Nicholas Ne-groponte) 预言称,当个体不再通过报纸和电视获取大量生产的信息,转而阅读个性化的信息资源时 ( 他称之为 “每日我读”) ,互联网将使世界更加缺乏社会凝聚力。这一断言表明,互联网可能引发更严重的政治分化和极端主义。

  在这些关于互联网与政治的早期观点中,政治学所起的作用并不突出。仅有几位政治学者,例如宾伯( Bruce Bimber) ,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法律界学者们的情况也大体类似。莱斯格( Lawrence Lessig) 的著作《代码与互联网的其他规则》(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旨在纠正自由论者对互联网的认识。她认为,软件代码像法规一样,提供了一套规范个体行为的准则。因此,她指出,代码的主要特性应像重要的法规一样,属于同一类集体的、民主授权的决策。

  第二波相关文献著述诞生在本世纪头 10年的中期。当时美国的政客们开始超越简单的竞选网站的层面,并积极利用互联网募集资金和组织支持者,美国的政治学者也开始更加关注到这一点。霍华德·迪恩 ( Howard Dean) 在 2004 年出人意料的竞选活动突显出了社交媒体在为 2008 年总统竞选活动铺路方面的重要性,就在这一年,巴拉克·奥巴马成功地将传统的竞选体系与高效的网络组织和筹款方式紧密结合。

  关于筹款与组织的新形式问题与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度的探究并驾齐驱。普特南( Robert Putnam ) 和斯 考 切 波 ( Theda Skocpol) 提出了关于美国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度下降的重要问题。尽管普特南仅仅是捎带地思考了互联网 ( 问题) ,但在他的想法的启发下,斯科特 · 海费尔曼( Scott Heiferman) 建立起 MeetUp 网站。这个网站在 2004 年霍华德·迪恩的竞选活动以及茶党的组建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诺里斯 ( Pippa Norris) 和她的同事表达了进一步的担忧,他们担心在那些有足够技能去掌握并运用这些技术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与那些不能如此做的人之间可能会产生一个数字化鸿沟。这样的争论不仅蔓延到了关于经济发展的广泛讨论中,而且,随着博客及其他相关形式的沟通方式开始使个人能够与更多的人以低成本或零成本进行交流,这种争论在美国和其他先进的、工业化的民主国家中也呈现出崭新的意义。

  有些人 ( 特别是博主们自己) 认为,能够被人轻松访问的互联网的数量的急剧增加会导致传统精英的地位被剥夺,并且使公共讨论民主化。其他学者则指出,博客的超链接与点击率被高度歪曲,致使少量的精英博客最受关注。正如辛德曼 ( Matthew Hind-man) 所指出的,更成功的博主绝大多数是白人男性并且拥有世界顶尖学府的高学历。久而久之,一些影响较大的博客与传统媒体开始合并。即使如此,聚集着大批志同道合者的社区博客仍旧拥有合乎规范的吸引力( normatively attractive) 。

  由于互联网的新奇性已经减小了,就互联网对民主的一般性意义的广泛讨论已经引发了人们对互联网可能影响政治走向的特定方式进行更加具体的探讨。人们越来越可能将宽泛的问题( 比如互联网对公民的影响力)分解成特定的相关调查,如对政治知识、政治参与的影响以及对分歧暴露的影响等。越来越多的比较文献开始探讨互联网在各式各样的国情背景中是如何塑造民主政治的。再者,更容易获得的数据资料也正使该领域发生变革。因此,像辛德曼就能够通过读者数据更好地评估不同网络资源的政治能见度。马修·根茨科( Matthew Gentzkow) 和杰西·夏皮罗( Jesse M. Shapiro) 利用大规模的数据集来衡量美国人在网上接触到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多种声音,而劳伦斯等人通过调查数据识别博客的读者群模式。尽管这些数据都不能为有用的因果关系提供满意的解释,却确实帮助人们摒弃了一些站不住脚的观点。

  

  识别因果机制

  

  尽管社会学者对互联网的理解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他们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公共知识分子、法律学者、少数社会学家以及传播学学者仍然对有关互联网的更宽泛的讨论起着主导作用。一些政治学理论间接地通过像桑斯坦 ( Cass Sunstein)这样重视实证研究的法学家渗透到讨论中,但很多其他的理论却没有被引入。例如,在美国,有关 2009 年发生在伊朗的动乱的公众讨论被这样一种观点所主导,即推特的作用被现有的数据以及当前的社会活动和有争议的政治方面的文献所掩盖。

  政治学者们对这些讨论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展示出他们的想法是怎样在重大讨论中阐明互联网与政治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在某种程度上,这需要改变所问的问题。例如,在互联网是促进还是破坏了民主这一问题上,过去的 10 年里引发了大量争议。然而,这或多或少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在互联网与民主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理论。

  因此,那些认为互联网促进了民主的人会给出一组关系,而那些认为互联网破坏了民主的人会给出另一组关系。此外,就算是在广泛问题上意见一致的那些人在具体的问题上意见也会大相径庭,这取决于他们具体运用了哪种理论。例如,舍基 ( Clay Shirky)称,那些认为互联网通过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而促进民主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犯这样的严重错误,即努力资助非民主国家的民主激进分子。这些行为会使互联网政治化,以至于非民主政权力图限制网络访问自由,这也使互联网构建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的可能性变小——积极的公民社会可能会造就另一条民主之路。

  在这方面,政治学可以做出重要贡献。虽然舍基没有使用学术语言,但是他很明确地指出: 那些设想新技术与政治结果之间存在简单关系的人可能在犯非常严重的错误。甚至更精明的观察家也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相对不变的因果关系。这些人可能错得更离谱。与其假定存在单一的因果关系,或者作出更加复杂并带有预见性的解释,我们还不如关注各种不同的机制,这些机制可能介于互联网这样的传播形式与最终的政治结果之间。这样,我们最初的目的就是解释而非预国外理论动态·2013 年第 1 期测。正如埃尔斯特 ( Jon Elster) 对机制的定义所说,机制 “在普遍未知的条件下被引发并带有不确定的影响,是频繁发生并易于辨认的因果模式”。

  埃尔斯特举了这样一个事例,即将儿童置身于一个酒气熏天的环境中,一些儿童可能会成为酗酒者,另一些儿童可能就会远离酒精。这两种不同的反应都涉及机制问题。虽然我们不能预先轻易地断定哪一种机制适合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但却可以在事后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与其初始环境作出因果解释。建立在机制上的解释的缺陷就在于它是不确定的。而这类解释的优势在于帮助我们辨别几种模式,可以通过识别频繁出现的因果模式和将其从其他类似的模式中区别开来( 至少可以有利于) 勾画出因果关系的范围。这就要找到更普遍的规律,寻找机制是有用的第一步,因果关系是在或多或少可以预见的条件下被引发的。

  我通过梳理现有的文献研究了三种因果机制。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打算面面俱到,也肯定还有解释互联网与政治关系的其他重要机制。例如,基于互联网的交流可以为社会运动提供一个普遍接受的框架,这似乎是合理的。相应地,地方上的、孤立的抗议活动通过这种框架引发全国或是国际性的争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由社交媒体主导的框架机制帮助促成了 “阿拉伯之春”抗议活动规模的转变。此外,这种机制在美国 2011 年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也是确定无疑的。当然,这些因果机制也不是随意例举的。总的说来,这些机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互联网在完全不同的关注领域中对政治的影响。在接下来的两个章节中,我要使用这些机制来分析针对互联网的政治影响力的两种主要观点: 一类争论是关于在推进非民主政权的抗争政治中互联网的作用 ( 具体而言,即所谓的 “阿拉伯之春”) ,另一类争论则是讨论互联网是否在加剧美国政治的两极化。

  首先,存在着通过对集体行动成本产生影响从而把互联网与政治结果联系起来的机制。如果互联网能够使交流的成本更小或是通过提供分散活动的方式降低某一种集体行动的成本,那么它也能使受到影响的参与者更容易达到目的。舍基认为,互联网意味着过去必须通过集中协调和等级制度来开展的集体活动,现在可以通过更为宽松的协调方式来完成。本科勒 ( Yochai Benkler) 则把这种集体协调确定为一种广泛的生产形式,这种形式实质上并不真正符合市场与国家间传统的二分法。

  更低的交易成本带来的潜在的政治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有些学者提醒说,交易成本的降低可能存在始料未及的长期后果,即有可能导致没有长期忠诚度的交易性政治。莫洛佐夫 ( Evgeny Morozov) 认为,参与人员可能会被鼓动加入廉价而无效的但可以作秀的政治形式中,例如加入脸谱群,而并不是加入更为昂贵或者更具冒险性的集体活动中。尽管他没有像舍基那样提出明确的理论框架,但我们对他的观点似乎可以这样理解: 互联网降低了单纯表达性政治活动——而不是真实的实体抗议活动——的成本。格拉德威尔 ( Malcolm Gladwell)称,互联网塑造的更多的是 “弱关系”,而不是被社会活动理论家称为昂贵的政治活动的根基的强关系。因此,他认为互联网并不具有舍基所认为的那些有利影响。

  其次,存在着通过趋同类聚、同质分类( homophilous sorting) 而把互联网与政治结果联系起来的机制,即一些志趣相投的个人彼此间形成联合体的倾向。在互联网上存在很多种方式,使一些志同道合的个体更有可能聚集到一起。本科勒又一次对一种机制进行了有价值的描述。对于那些有特殊兴趣爱好的个体而言,互联网使他们更有可能找到彼此,因为互联网大大扩充了可供参与者们进行更有意义交流的搜索人数。但是,同质性也可能以更间接的方式出现。例如,鉴于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个人可能会聚在某一共同的网络信息源中,而这种聚集仅仅是这种共同兴趣爱好的次要结果。

  正如本科勒和舍基观察到的那样,同质性可能是以上所观察到的各种集体行动的重要先导。但是,同质性也可能通过强化团体之间的界线改变社会认识的分布,塑造个体的认识和喜好,这与交易成本没有关系。在极端情况下,当个体对自己的信仰更加确定时,问题在不同的参与者中就变得更难以解决。

  第三,互联网可能降低偏好伪装 (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 的可能。 正如第默尔·库兰 ( Timur Kuran) 所言,个人具有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场合隐瞒自己真实偏好的动机。例如,即使在温和的专制政权下,人们也可能为了避免惩罚而隐瞒自己对某种不同的社会秩序的偏爱。这就意味着人们会不清楚他人的真实偏好,转而可能也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偏好。因此,即便一种政体几乎遭到普遍的厌恶,它仍然可能是相对稳定的,只要这种政体能够控制公众表达。与偏好伪装密切联系的机制也可能以并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方式对民主国家起作用。通过支持个体间更开放的交流 ( 以当局很难完全镇压的规模)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结构可能使偏好伪装更难维持。

  这些机制可能互相影响,但是,影响的方式还是要部分地视情况而定。人们聚集在同质的群体中,会使集体行动更有可能。相应地,集体行动可能意味着同质性更有可能改变人们的信仰,即当人们积极合作时,他们更有可能彼此认同。同质性与偏好伪装也可能互相影响。如果一个人主要是同愿意与其分享共同信仰的人建立联系,那么透露自己个人信仰的代价就可能会很低。很显然,偏好伪装可能会影响集体行动的成本——生活在暴虐政权下的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相信,其他人是支持现政权的,他们不太可能参与反对这种政权的活动。然而在其他情况下,降低偏好伪装程度可能降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行为会透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并且认为他人不认同自己的观点,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会参加这些集体行动了。因此,弄清这些机制起作用的方式是理解互联网经验结果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在本文接下来的两个部分中,我将对此进行说明。首先我将加入到有关这些机制是否正在加剧美国政治的两极化的讨论中,接着我将思考互联网与非民主政权下的民主传播的关系问题。

  

  互联网是否加剧了美国政治的两极化?

  

  美国政治正逐渐呈现左翼和右翼急剧两极分化的趋势。这种两极分化的根源就是激烈争论的话题。尽管互联网未对两极分化( 这是个长期的趋势) 作出解释,它却可能加剧这种趋势。例如,桑斯坦认为,互联网虽然远不能预示一个自由的乌托邦世界的到来,但会减少人们与持不同观点的人接触,进而加剧政治两极化。桑斯坦根据试验证明,人们与持相同观点的人讨论政治问题,最后往往会采取比先前更激进的立场。

  通过以上提到的各种机制,这些观点可以得到有效的重新整合。最明显的是,桑斯坦的重要观点引发了人们对同质性的讨论。他认为,互联网不仅使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到一起,还使他们比之前更加趋于一致。然而,这些观点对集体行动同样起着暗示作用。互联网使得个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变得更容易。有显著的证据表明,那些在政治上很积极的内容提供者会与那些赞同他们政治倾向的人聚集到一起。阿达梅克 ( Lada Adamic) 和格兰斯 ( Natalie Glance) 指出,在美国的政治类博客的博主们中间,要么是左派自成一体,要么是右派组成一家。在很大程度上,联系都发生在那些拥有共同政治信仰的群体中间,而不是那些观点对立的人之间。哈吉泰 ( Eszter Hargittai) 等人在一精选出的博主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康诺弗 ( W. J. Conover) 等人称,同样的集群现象也出现在推特上。

  这就支持了这样一个假说,即互联网促使那些政治上的积极分子——他们同时也是网络内容的提供者——聚集在一起,但对这种聚集的影响甚小。桑斯坦认为,互联网不仅使想法一致的人找到彼此,而且,一旦找到,他们会坚定自己的信仰,进而使自己变得封闭和极端。尽管有证据清楚地证实他的第一个观点是正确的,但这却不足以证实他的第二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利用标准数据衡量同质性与社会影响力在方法上存在的根本问题以及调查结果中真实存在着的模棱两可。尽管哈吉泰等人发现了互联网上的高度聚集现象,但他们还发现真正的政治辩论是在这些群体之间展开的,而且两极化的趋势似乎不会随时间而加剧。康诺弗等人认为,即使 “锐推” ( retweet) 聚合在一起,一位推特用户被另一位用户提及以引起其注意的情况并不会使他们聚集,而那些在推特上带有党派标签的读者接触到的是“来自政治谱系两端的用户的内容”,尽管很多这样的交流只是为了煽动而非劝说。

  相关的动态机理描绘了阅读网上政治信息的大众读者的特征。普利尔( Markus Prior)认为,有线电视的观众分为两类,一类对政治感兴趣并倾向于关注各种党派新闻资讯,另一类对政治没有兴趣并且切换至没有政治信息的频道。政治上独立的人( 看似无动于衷)不再关注政治信息,以至于党徒们的口味越来越主导对政治新闻的消费。劳伦斯( Eric Lawrence) 等人称,类似的模式在政治博客的访问者中得到复制。博文的读者们对政治更有兴趣,而且比起其他人,他们表现得更具党派特征,他们的观点在意识形态上也更具一致性。在阅读习惯上,这些博文读者的意识形态呈现一边倒的特点。例如,左翼博的访客通常不会去读右翼博主的文章,反之亦然。然而,这是否就表明,已经高度派系化的个人更可能去搜索歪曲的信息资源,或者这些歪曲的信息使个人更具意识形态倾向,关于这一点,答案还不清楚。

  即便如此,政治博文的读者几乎肯定是不具代表性的、自我选择的少数人。在微观层 面 上, 沃 杰 斯 扎 克 ( Magdalena Wo-jcieszak) 和穆茨 ( Diana Mutz) 研究了网上的论坛,并且发现相对于明确的政治性论坛,个人更有可能在非政治性的论坛上看到不同的政见。芒森 ( Sean Munson) 和雷斯尼克 ( Paul Resnick) 称,非政治性的博文约占政治帖子的 25%。在宏观层面上,根茨科和夏皮罗从大量的样本中寻找证据,但是并没有找到支持桑斯坦假说的证据。反之,与通过个人关系形成的线下讨论相比,互联网和传统媒体更擅长使人们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就算是具有强烈党派意识的人在网上也会定期地接触到不同的观点。 “比起一般的互联网用户或者雅虎新闻网的访客,在同一个月里,那些最保守的网站的访客们通常更有可能访问 《纽约时报》的网站。”

  这些结论必定是支离破碎的。未来的研究空间还很广阔。一方面是巨大的网民数量,其中包括许多党徒,他们接触具有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视角的各种网络信息。另一方面,还有更为特殊、政治意识更强的次级团体,它们倾向于通过博客或其他渠道获取党派信息并且更不太可能接触到反对意见。

  

  互联网是否在 “阿拉伯之春”中起了作用?

  

  公众人物频繁地声称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了自由也传播了民主。这些说法通常很冗长而且难以得到响应,却也远非是滑稽可笑的。不仅相关的文献强调专制政权控制传播的必要性,而且,这些政权的行为以及那些试图推翻政权的反叛者的行为都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说法的重要性。然而,面对信息审查,互联网比最初预料的更加脆弱。最近,更多的讨论集中在互联网能否以积极的方式使民主更有 ( 或者更没有) 可能取代政治与政党专制,而不是集中在一般认定的互联网对审查制度的抵制上。

  数据证实了互联网访问量与民主之间存在着相关性。然而,这种相互关联可能是民主的结果,即民主容许人们更加广泛地应用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促进了民主。霍华德( Philip Howard) 最近称,互联网的扩散使民主在阿拉伯世界更有可能实现。确切地说,他还认为,在一个国家,一些有因果关系的要素的联合,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的公民社会的成长,将有助于实现向民主社会的过渡。

  霍华德的观点引发了更加微观层面的讨论,讨论互联网以何种方式赋权给社会,并为社会运动提供 ( 或者不提供) 便利。在近期的 《民主杂志》上,戴蒙德 ( Larry Dia-mond) 称,即使存在信息审查制度,互联网还是使公民能够 “报道新闻、揭露恶行、表达观点、组织抗议活动、监测选举、监督政府、深化参与以及扩大自由的范围”。这有利于持不同政见者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

  但是,互联网也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自由化,促使一个多元化的公共空间的形成——这甚至可以发生在民主化出现之前。戴伯特( Ronald Deibert) 和 罗霍辛斯基 ( Rafal Ro-hozinski) 做出的回复指出,利用互联网进行动员和组织的不仅仅是民主激进分子,还有犯罪集团、间谍网路、政治以及宗教极端分子。莫洛佐夫认为,监控互联网的手段已经超越了技术层面,而演变成更加巧妙的社交操纵形式,其目的是要破坏反对者的网络。

  这种讨论已经扩散到了对近期事件的解读,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黎巴嫩的 “颜色革命”,2009 年伊朗的社会动荡,一直到最近被热议且 ( 在本文写作时) 还在持续进行的所谓 “阿拉伯之春”起义。互联网被屡次描述成是所有这些事件的重要诱因。关于这些运动的可靠的定量与定性数据资料仍然十分稀缺,这也表明互联网的作用比普通文献所描述的更为复杂。

  有证据表明,尽管公众访问量有限,但是互联网在以往的社会动荡 ( 比如东欧阵营的颜色革命) 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互联网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 (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摩尔多瓦动乱) 。实际上,推特最多也就是发挥了极其有限的一点作用。有些公共评论员声称,伊朗的社会动乱是一场 “推特革命”,尽管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抗议的伊朗人民使用推特彼此沟通和交流,更别提发动一场革命了。

  当下,最迫切的讨论就是互联网在 “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 ( 这种讨论还未成熟) 。“阿拉伯之春”是一场起始于突尼斯,导致埃及和利比亚政府垮台,至今仍在叙利亚回荡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动荡。迄今,还没有综合性的论述能够对发生剧变的国家 (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可能还有也门) 、为抗议者做出温和政治让步的国家 ( 比如约旦) 、发生过声势浩大但不成功的示威游行的国家( 比如阿尔及利亚和巴林) 以及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大型示威游行的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进行比较。霍华德与侯赛因(Muzammil Hussain)还有林奇 ( Marc Lynch) 倒是对发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变化做了某些不同的解释,而图非克西( Zeynep Tufekci) 与威尔逊 ( Christopher Wilson) 提供了一些关于埃及政权变化的原始资料。

  霍华德与侯赛因认为,突尼斯和埃及发生较大规模的平民骚乱和剧变的事件不足为奇,前者拥有大量的脸谱网用户,后者则是在阿拉伯地区( 除伊朗外) 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他们还认为,普遍的沮丧情绪并未转化为行动,直到手机移动网络得到普及,这就促使本来毫无关联的不满转变为共同的日程,把地方性的种种不满情绪转变成“一种有组织的运动,这种运动具有共同的行动权利和集体意识”。社交媒体为这种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支撑以及在国家控制之外的组织形式。林奇虽然同意他们的某些观点,但在自己诠释证据的时候却更加小心谨慎。他认为: “尽管抗议者在斗争中有效地利用了社交国外理论动态·2013 年第 1 期媒体,然而,要有力地论证这些新媒体直接导致了与它们相关的一些后果,却是万般地困难。”有证据表明,新媒体赋予了激进分子们力量,但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其起因。脸谱网和其他的组织工具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仅仅是和其他更为传统的组织方式以及像半岛电视台这样更为传统的媒体一道起作用。

  关于互联网是否是埃及和突尼斯政治变革事件的必要条件,人们众说纷纭。要解决这些争议,我们需要更完整的数据。网络数据并不足以衡量那些凭经验而来的结果。洛唐 ( Gilad Lotan) 和法隆 ( Deen Freelon) 等人称,在推特上对 “阿拉伯之春”抗议活动的讨论很充分。但是,在涉及围绕着这些事件的全球性讨论时,他们都很谨慎: 他们都没有试图说明任何形式的网络对话会促成正在发生的事件。关于示威游行的时间和地点以及网上讨论的时间和起始点等可靠的信息可能有助于澄清这种关系是否存在。就技术与埃及的示威游行之间的关系,图非克西和威尔逊分析了一些原始的调查数据。但是,如他们指出的那样,他们的数据是根据滚雪球抽样法获得,因此,他们无法保证这些数据对范围更广的人群也具有代表性。在突尼斯和埃及,互联网工具的便捷性大大降低了抗议者集体行动的成本。始于 21世纪初的埃及变革运动 ( Kefaya movement)在开始宣传其理念之前就利用互联网以半地下的形式组织起来。显然,埃及政府适应了抗议者的这种策略,与 2006 年相比,他们在 2007 年更加有效地应对了通过脸谱网组织的示威游行。

  然而,根据一篇关于 2011 年示威游行的新闻报道,埃及一些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不仅利用脸谱网组织游行示威活动,也通过脸谱网使当局关注一些抗议游行。与此同时,他们却通过更隐蔽的手段进行沟通联络,策划另一场更重大的示威游行活动。泽伊内普( Tufekci Zeynep) 和威尔逊称,推特用户比起其他调查对象更有可能出现在示威游行的第一天,而且几乎一半的调查对象提供和散播过游行的照片和视频。与格拉德威尔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们发现,以互联网为媒介的 “弱关系”似乎具有重要的动员力量。

  即使互联网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这也可能是以产生某些预料之外的影响的方式实现的。林奇、霍华德和侯赛因都警告说,即使抗议活动足以撼动突尼斯和埃及的旧政权,但却可能不足以建立取代这些旧政权的具有自我持续能力的民主体制。林奇的态度更坚决,他认为,独裁的阿拉伯国家可以适应这些新挑战,正如他们已经应对了先前的挑战那样。令人悲观的是,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过于松散,这种特性本身可能会使建立符合长期政治目标的、更为持久的体系更加困难。开罗解放广场上的抗议者试图成立一个能自我发展的政党或组织一场政治运动,但他们失败了,这种失败非常具有启发性。尽管他们促成了一个政府垮台,但是他们却不能够以吸引更多政治选民的方式组织起来。相比之下,拥有更强大的传统组织形式的穆斯林兄弟会,似乎在任何一个新政治体制中都能发挥其关键作用。

  林奇认为,偏好伪装在突尼斯动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最近埃及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在内乱爆发之前,突尼斯是一个高度与世隔绝的社会,因为担心被显然是随处可见的秘密警察听见,个人是不会公开谈论政治的,其结果就是关于人们真实的政治喜好的信息普遍匮乏。当人们真地意识到他们的同胞中大部分人也同样厌恶当局的时候,就引发了信息喷发,导致了当局的迅速垮台。相比之下,在埃及,之前就存在的埃及变革运动已经表明了当局不得人心。这反过来也使观察者们明白,穆巴拉克当局即使依然掌权,也已经大失人心。即使如此,对偏好伪装的关注将使焦点集中到身份的重要性以及某些信号上,后者政治与政党或是促成或是防止了动乱的发生。抗议者的身份很关键——比起没有代表性的抗议者,看起来更具代表性的抗议者提供了大多数人私下偏好的更有说服力的信号。

  这就解释了面对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的阿拉伯国家为什么竭力声称,示威者都是不具代表性的少数人,并且认为示威活动有外来者的煽动。相反,证据的间接可信度( 如关于示威游行的手机视频被上传到网络,然后通过卫星电视转播) 可能使政府的可信度受损。同样重要的是,抗议者采取行动,有意表明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观点。例如,林奇就描述了抗议者如何有意招募“非激进分子加入早期的示威游行,从而发出一种达成广泛社会共识的信号”。要影响普通的埃及人则需要发放传单以及进行其他的线下宣传。

  因此,政府、抗议者还有其他人都试图使用暗号来影响社会中的个人关于他人信仰的认识。某些形式的暗号的政治影响微不足道,如 2009 年的一个运动说服脸谱网用户将主页框设置成绿色,以表示与伊朗的抗议者团结一致。发布这些信息不花一分钱,也不是典型的伊朗人发出的,因此也不可能被他们看到。发布信号的代价越高,就可能越有效。

  因此,互联网对偏好伪装最重要的影响可能就是记录他人发布的代价高昂的离线信息( 如传播有关个体遭受伤害或死亡风险的示威游行的信息) ,或像在埃及那样,互联网突然遭到审查,使个体能够对政权掌握的互联网普及的保密信息作出推断。如果政府开始更加系统地调查个人在网络上的社会关系,那么这种机制可能会改变,一方面,使网上那些反对意见更加可信( 因为它们代价高昂) ; 另一方面,使个人更加不愿意为之付出( 也是因为代价太大了) 。在催生和传播反对派身份的过程中,脸谱网以及其他类似的网络空间也可能起了更系统的作用。斯礼( Mark Slee) 认为,脸谱网是一个风险较低的地方,在上面人们可以形成并发出反对政府的声音,这种方式更可能发生在以后的示威游行中。

  关于同质性对政治有影响力的证据还是稀缺的,但是,却足以驳倒西方的观察家们惯常的一个误解。这个误解是,阿拉伯世界的网上言论是极端主义辞令滋生的温床,而这个温床使年轻的穆斯林主动或被动地同情恐怖主义。一些小团体发布的斩首视频使基地组织更加难以在主流穆斯林世界中提升自己的吸引力。在“9·11”事件发生后,在重要在线讨论版块中支持“9·11”袭击的帖子比起反对的帖子要少得多。针对阿拉伯语的博客圈所做的最综合的调查显示,“阿拉伯的博客圈里,对恐怖主义和暴力圣战的欢呼声少之又少,相反却存在很多批评的声音”。

  这些不确定的跨团体间的团结似乎并没有在政权更替过程中得以幸存。在一个崭新的埃及,世俗主义者遭到围攻,并且发现自己难以跟其他的团体结成联盟。穆斯林兄弟会与世俗主义抗议者脱离了关系,转而 ( 更心照不宣地) 跟其他的宗教团体及埃及过渡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大部分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博主们要么已经离开这个组织 ( 但仍以其他方式积极参与政治) ,要么在去年被组织开除。他们的不忠是来自天生的性格( 他们的行为可能反映出他们的人生观与正统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 或是来源于接触到的其他观点,这使得他们更加不同于没有接触到这些观点的其他成员,又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都不可能有确切的答案。

  

  结论

  

  未来 10 年,对于政治学这门学科而言,互联网与政治的关系将会变得日益重要。自相矛盾的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却有可能变得更少。然而,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学者对互联网以及其他相关的技术失去兴趣,更确切的说,这是因为这些技术如此紧密地融入到常规的政治互动中,以至于要研究它们不可能不密切关注互联网。这些常规的政治活动包括政治筹款、竞选广告、政治行动、公共外交或者社会运动。这些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互联网。在国际层面上,互联网极大地影响着信息传播过程、商业上的导向和国家的信誉 ( 关于维基解密的争议就是例证) 。当互联网在政治上被规范化,孤立地研究互联网本身就不太合适,清楚并且仔细地思考它与政治的关系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正如前两个章节所述,将互联网分解为彼此不联系的( 但有时互相强化或者削弱的)机制将帮助政治学者们完成这个任务。通过将讨论背后的假设分解成能够反证基于经验的证据的更具体的论点,可以更好地将政治学与更广泛的讨论相结合。由于互联网的中间作用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有利于对普遍存在却又难觅踪影的互联网进行学术讨论。最后,相对早期技术的政治影响,分解互联网可以使对其特定表现( 如社交媒体的具体形式) 和潜在政治影响力的比较更为有效。

  这也将使政治学学科作为一个整体面临新的、可能是变革性的挑战。随着个人的政治谈话、捐赠和各种形式的政治组织留下电子痕迹,在互联网上的政治活动正在产生大批的数据资料。这样的数据资料中很多都难以重建。例如,尽管连锁邮件( chain emails) 可能会影响人们的政治信仰,但是却很难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对其进行抽样,或者,鉴于选择的偏见问题,也很难对其作出令人满意的推断。其他数据资料——如脸谱网上的好友关系——是私人拥有的,难以获取。管理这样的数据会引发过多的新问题,更不用说对其进行分析了。最后,很多这样的数据资料是敏感的,会引发人们对个人隐私新的、深切的道德担忧。

  尽管如此,计算机科学家们早期的工作表明,这些大量数据为政治学者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理解迄今都很神秘的政治关系创造了绝好的机会。例如,通过使用分散的文本片断作为标记,可以检查观念在社交网络中的传播和渐变,还可以对这些信息传播的潜在网络拓扑结构作出推断。通过文本分析和社会推介系统上的投票分析,自动化的分析可以使研究人员确认作者可能的党派信息。在线实验可以帮助学者们区分两类人:一类人是上网寻求那些与自己想法相一致的信息,另一类人是寻求与自己观点相反的信息。通过在线实验,学者们可以观察这些群体对于某些讨论的回应——这些讨论通过不同的方式将相互矛盾的信息凸显或组织起来。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不同于维基百科( Wikipedia) 、掘客 ( Digg) 还有每日科斯( the Daily Kos) ,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可能被完好无缺地记录,具有潜在的可比性,并且被视为社会信息加工的案例。这些数据的广泛应用使得我们更为容易地把握某些机理所带来的实际影响,而这些机理构成了集体行动、政治两极化、偏好伪装和各种其他重要机制的基础。

  要充分发挥这些数据资料的优势就需要彻底改变社会学家的技能结构,他们应该掌握包括计算机编程、网络分析、大型数据分析和复杂的系统理论等在内的多种技能。然而,这同样需要更高的理论修养。要将数据资料转化为知识,需要我们在与数据对话中扩大概念词汇。这样,我们就能检验现有文献中描述的那些机理的效用,同时,也能够提出新的、与现有证据相反的机理。尽管关于计算机社会科学的讨论只是在起步阶段,但是对于计算机社会科学与理论生成该如何同步发展的讨论却应该深入下去。如果关于互联网对于政治的影响力的争论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构建当前的认知,并且为更广泛的讨论铺平道路,那么这种争论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其应该达到的目的。

  

  [郑颖: 中央编译局文献信息部; 李莉: 对外经贸大学英语系]

  ( 责任编辑 闫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