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晓凯
一、中国知识分子系谱及公共政治话语的表达者
准确地评判,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绝然没有产生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样一个概念,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历史缺少“知识分子”这样一类承载着特殊文化使命的阶层。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这部读本中,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曾把公元前 500 年前后同步出现在中国与西方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也正是在中国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即以其独特的哲学认知、道德判断与价值理性等智者文化心理介入社会,并推动着历史的发展,他们作为一个智者阶层被那个时代的汉语定义为“士”。恰切地讲,“士”是历史赋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尊称。
在西方文化传统上,知识分子是以介入国家意识形态而获取社会决策快感的中产阶级,而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在这里把“士”定位于中国历史上的中产阶级,然而至少《白虎通义·爵》在对东汉时期的社会纲常伦理与国家礼仪制度的设定中,曾将“士”明确地规定为介于“大夫”与“庶人”之间的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并给出这一定义 :“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 :‘通古今,辩然否,谓之士。’”(1)无论如何,在社会阶层的分属上,“士”是以其学识居于农、工、商之上的智者,一如《前汉书·食货志》所载 :“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2)由此看来,“士”不仅仅以“居位”而达向其学之目的,并且在社会的底线上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四民”之首。较之于“庶人”,“士”似乎更善于用学识、智慧与思想成就自身,因此,以孔孟之道为轴心的原始儒家对“士”的道德品行、政治使命、社会属性与文化品格等必然给出了严苛且神圣的规定,最终,这种规定在历史的进程中沉淀为一种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3)
与此同时,“士”上不及官,下不为民,是在社会阶层夹缝中以思想求其生存的智者,所以“士”似乎更应该以其厚重的学识修养与救世的风骨气节,成为义不容辞的历史担当者。然而,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士”却无可逃避地崇尚“学而优则仕”,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特别是随着汉代察举孝廉的兴起、隋唐科举制度鼎盛、明清八股文考试的遮蔽,他们逐渐在骨子里把自身铸成为一种极端的知识功利主义者,这种知识功利主义者的品质形成必然导致了知识分子角色的贬值与社会批判功能的退化,所以在他们的处世境遇中时时充满着极端的功利性渴望与生存的焦虑之感。
从某种价值判断上可以说,“士”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文化传统上崛起后,以一种委身皇权的依附性人格苟延了两千多年,直至近代中国所遭遇到那段屈辱的历史,启蒙与救亡才促成了“士”开始向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突围与转型。然而我私下认为,龚自珍、魏源、郑观应、严复、林纾、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尽管曾在那个时段以启蒙者的姿态企图救亡这个危机的民族,但是他们并不能够被全然称之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依然是他们无法回避的背景身份,他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传统功名与任职,他们在启蒙中的求索也只能被诠释为从单纯的“器物”改革而达向“制度”的变革而已 ;在个人的政治理想上,他们还是把变革的合法性托寄于“君主”和“庙堂”,希望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如严复、林纾、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在短暂而激进的喧哗后,即迅速逃遁于复古倒退,甚至在卑躬屈节中义无反顾地扯起保皇复辟之大旗。
然而,中国历史在行进中始终期待着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出场与到来,他们在人格品质及知识构成上不再是中国古代传统之“士”的承继和余绪。在文化身份、社会定位、知识构成与道德取向等多个层面上,那个启蒙与救亡的动荡时代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突围与转型。
这种身份突围与转型是以鲁迅、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留学欧美与留学日本的现代知识分子学成归国为历史界标的。这批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不可避免地在中国本土的旧式传统教育中沉淀过自己,在学缘上无法褪去小学系谱的古典色彩 ;然而无论是留学西洋还是东洋,他们都曾以最为敞开的心态接受了先进的外域文化及其现代工业文明的生存观念,他们是可以据守他者立场以他者视域反思与批判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先进者。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以其自身的现代意识及国际眼光,拒绝重蹈传统的“士”或“士大夫”所守护的宗法血缘文化的老路 :即所谓克己修身,恪守封建伦理纲常,执着于科举功名,以维护政统、道统为己任。他们从外域留学归来,在汉语本土崛起与存在,真正地推动与实现了从具有“依附性”的士大夫到“独立”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并无可回避地介入了中国现代历史的书写。
二、“潜心学术”与“行动批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二元立场
在《再谈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一文中,李欧梵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种启蒙式的人文主义者,自古到今,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领域里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强调中国知识分子在生存价值立场上曾向两个层面的拓展 :“当代知识分子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分化 :一些人以专业知识为主,更加专业化,另一些人会成为文化型的行动知识分子。”(4)就我看来,我们可以把李欧梵所讨论的两类知识分子在社会角色的定位上划界为“专业知识分子”与“行动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划界,我们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留学归返中国本土的现代知识分子,除了个别的“转向”或者“嬗变”之外,他们因留学背景及其文化区域的差异性——留学欧美或者留学日本,形成了文化立场迥然相异与群体特征鲜明独特的两种知识分子群落。这也使得他们曾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据守不同的文化阵地各领风骚,甚至彼此在犀利尖刻的批评中论战不休,而骨子里,他们又都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两种知识分子族群的知识结构、文化抉择、价值评判、言说方式的确充满着冲突与张力。究竟是“潜心学术”还是“行动批判”?究竟是埋首于故纸堆中索求知识,还是把自己的终极关怀投向民族、国家与民众的疾苦?究竟是做“专业知识分子”还是做“行动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中逐渐开始朝着两个方向分化,并以此构成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留学归返本土的两类知识分子相互冲突与整合的文化景观。
在《知识分子的背叛》(DerVerratderIntellektuellen)一书中,法国学者朱利安·班达(Benda Julien)曾将“知识分子”视为与世俗之人(大众、资产阶级群体、国王、大臣、政治领袖)相区别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阶层 :“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践的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学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言之,他们旨在拥有非现世的善。他们总是说 :‘我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5)在朱利安·班达看来,所谓的知识分子是具有独立自由意志的存在者,如同达·芬奇、马勒伯朗士和歌德一样,他们“远离政治激情”“全身心从事超尘脱俗的精神活动”;(6)不啻于此,朱利安·班达还将知识分子利用政治激情谋取世俗利益称之为是对知识分子立场的严重背叛。(7)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朱光潜、宗白华与梁宗岱等为代表的留欧美归返本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除去胡适曾在学术与政治的张力场中纠结矛盾、浮沉徘徊,他们大都执着地沉湎于班达所倡导的“远离政治激情”,更专注于“为艺术而艺术”或关于文学本体论的学术性思考。他们以留学生的身份远游西方后,在多元政治的文化景观下欣然接受了欧美发达国家的主流文化思潮——自由主义的影响,并在知识体系的重构与自我精神的重铸两个面向上,把西方的自由与独立带回了中国汉语文化本土。在西方先进的异质文明与中国本土落后的旧日文明之冲突与整合中,构建起一种汇通中西诗学与中西文化并极具现代性与本土性的“情”本体论文学观念。即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三个维度上,留学欧美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族群不仅对文学的审美本质、价值功能与自由独立特性给予走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界定与阐释,而且从美学和文学批评的层面更注重文学的审美形态和审美价值,一览无遗地将个体生命中的个性、人性、至情至性等激情释放于他们的文学活动之中。而这种纯然的、无政治功利性的生存境遇使得他们的学术生命超越了政治,依然被当下历史所记忆。
如果说留学欧美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的双向透视与观照之间“远离政治激情”、执着于基于西方自由主义立场的“至情至性”之呈现以及文学本体的审美表现形态,那么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与夏衍等为代表的留学日本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族群,在文学观念的表达与审美姿态的呈现上,则与同期留学欧美的中国现代作家持有迥然相异的文化立场与审美诉求 :他们不再把文学认同为是一种纯然的审美形式,而是更偏执于“激进”和“功利”的文学本体论与批评论 ;他们侧重于将个人的内心情感在释放中转换成为一种激进的政治表达,并使其在社会批判的思想诉求中压倒甚至远离文学的审美表现形式,进而将文学单向度地认同为对社会进行宣传、批判与改造的工具。在民族危难亟待拯救的年代,他们命中注定带有历史所赋予的这种“激进”与“功利”,并义无反顾地走出书斋与知识的象牙塔,走向民间融入社会,裹挟着政治激情成为担当历史使命的行动知识分子。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在《狱中札记》(The Prison Notebooks)一书中将知识分子界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并宣称 :“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多数都是新的阶级所彰显的新型社会中部分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员’”(8),他同时指出这种“有机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性和实践的行动性,他们“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在社会身份上是“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甚至“领导者”,(9)他们承担起传播先进思想文化、引导人民大众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留学日本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似乎更具有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典型特质 :他们在为革命摇旗呐喊的政治激情中前赴后继,把文学视为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宣讲与评判的工具与武器,他们愿意为自己亮出前卫的身份标签 :他们是典型的“无产阶级”文学家、理论家与批评家 ;所以对时局、对社会及对革命的介入并积极行动成为他们创作重要的原动力,因此他们的不少作品明显地烙烫着“应和”、“应景”和“急就章”的痕迹,因为文学在本质上必然不是政治话语。如与《女神》时期的热情浪漫与狂飙突进相比,加入左联以后的郭沫若多次公开表明 :“我爱的是那些工人和农人,他们赤着脚,裸着身体。我是诗,这便是我的宣言,我的阶级是属于无产。”(10)曾经以坦诚露骨的“自叙传”震惊文坛的郁达夫一改最初的浪漫感伤与颓废忧郁,他不仅在《创造月刊》创刊号的《卷头语》中发表声明 :“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安慰那些正直的惨败的人生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11)此外,郁达夫还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鸭绿江上〉读后感》等文章来声援并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领导左翼剧联的田汉和夏衍自编自演“急就章”(12),甚至“票友性质”(13)的红色剧目,并以此锻造了大批左翼戏剧工作者。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谈到中国传统的士及其文化使命时也曾强调道 :“‘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代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作深入的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14)在同期的中国汉语语境中,留学欧美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曾以自己的审美性人文行动实践着朱利安·班达所言的“全身心从事超尘脱俗的精神活动”;留学日本的现代知识分子族群则以其“激进”和“功利”的社会批判,在文学的审美诉求中,担当其以传播先进思想、引导民众、变革社会意识形态的重任,他们毫不犹豫地承继了中国传统士人的“流风余韵”。
三、知识探求与公共关怀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
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具有双重性:专业性与公共性,并有专业知识分子(professionalintellectual)、公共知识分子(publicintellectual)或者学院知识分子与行动知识分子之分。知识探求与公共关怀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冲突中的紧张,两大留学群体的文化抉择与较量在权衡中不仅彰显了他们的人生关怀与安身立命所在,而且铸成了中国现代文坛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也影响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和文化抉择。在《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一书中,爱德华·W. 赛义德(Edward W. Said)曾谈到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朱利安·班达所说的“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品质高超的,像至高无上的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s)一类的人士,他们构成社会的良知”,同时,他们又能像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那样积极介入社会和政治事务。(15)在族群的本质上,知识分子是否可以真的如此呢?在今天看来,留学欧美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然曾经以一种无政治功利性的生存境遇与学术心态成为了显赫于历史的诗人、小说家、文学理论家与学者,并获取了那个时代及后来者对他们身份的敬重,却在无意之间远离了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公共关怀与社会批判的功能 ;在另一个维度上,留学日本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又因深度地介入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而被那个时代的左翼政治推入意识形态的紧张中所需要与所显赫。就我个人看来,在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统摄一切的特定历史景观下,往往会出现敷衍于政治意识形态所铸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其言说与书写方式,然而政治的更替也往往会瞬间使伟大降解为渺小,并使其丧失其特定的功利性价值,也正是如此,郭沫若、田汉与夏衍等当年那些宣传式的、工具化的、应景应制的作品早已成为了被质疑、被淘汰的历史陈迹。
应该说,知识分子的文化抉择、普世良心及其伟岸人格,需要经过历史长久的代际沉淀才能给予准确评判。胡适曾在“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背后依然为政治与学术纠结且矛盾不已,鲁迅也曾遗憾“新作小说则不能”,因为“不在革命的漩涡和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16)郭沫若痛悔当年自己所做的那些应景应制的作品没有价值,应该统统删掉,(17)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曾痛彻地感受到知识分子的迷失,并在惘然若失中痛心地高呼“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18)。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无奈地看着学院化、体制化使当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在身份的褪色中飘零且淡去,从而悲怆地慨叹“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19)。
最后,我想表述的是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后现代高科技文明打造的全球化时代,两大留学群体、“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纠结、徘徊与紧张在当下又重新开始上演。从作为整体的中国知识分子族群来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整合自身的双重角色与双重社会功能?在众声喧哗的网络与媒体时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既在知识的探求中求取自己的学者身份,又在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担当起民众的使命与社会的责任,既“游方之内”又“游方之外”,成为在身份本质上意义完整的“知识分子”,最终以此真正找到当代知识分子之精神与良心的归宿。这恐怕是当代每一位中国知识分子都必然值得思索与行动的要务,也是他们当下面临的又一次身份突围。
注释 :
(1)班固 :《白虎通义·爵》,《白虎通疏证》上册,陈立疏证,中华书局,1994 年版,第 18 页。
(2)班固 :《前汉书·食货志》,《前四史》中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版,第 774 页。
(3)下述关于“士”之人格构建与精神铸造之表达是让中国历史无法忘却的,《论语·里仁》载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泰伯》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尽心上》言 :“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至少在那个年代,“士”虽仅为“四民之首”,然而在历史上他们则扮演着一种让社会及芸芸众生敬重的理想角色。
(4)李欧梵、季进 :《再谈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江苏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5)(6)[ 法 ] 朱利安·班达 :《知识分子的背叛》,佘碧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年版,第 78 页,第 79 页。
(7)虽然朱利安·班达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是对上个世纪 20年代那个历史时期欧洲知识分子的双重划界,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他的知识分子理论那获取一些启示。
(8)(9)[ 意 ] 葛兰西 :《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 页,第 5 页。
(10)郭沫若 :《诗的宣言》,《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74 页。
(11)郁达夫 :《创造月刊卷首语》,《创造月刊》第 1 卷第 1期。
(12)田汉 :《〈田汉剧作选〉后记》,《田汉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51 页。
(13)夏衍 :《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会林、绍武编:《夏衍戏剧研究资料》(上),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年版,第20 页。
(14)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6 页。
(15)Edward W.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94,P.4-5.
(16)鲁迅 :《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9 页。
(17)郭沫若 :《致陈明远》,黄淳浩编 :《郭沫若书信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42 页。
(18)Frank Furedi :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4.
(19)Russell Jacoby: The last intellectuals, New York: Basic Books.2000.
(作者单位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