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研究资讯» 学术前沿» 文化理论前沿

张燕梅:文本: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法

——詹姆逊的文化阐释观念

  

  张燕梅

  

  詹姆逊将历史视为其文化阐释学的终极视阈,认为一切文学文化文本,只有放置在总体性的历史之中,才能得到更好的说明。但这一历史本身又不是明晰可见的,作为结构性的总体,它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作为“缺场的原因”,不可见的“真实界”,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被我们接近,因而对历史的探究只能通过文本来进行。因此,文本自然成为詹姆逊文化阐释学的核心。但是,这里的文本不再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割裂文本形式与政治、社会、历史联系的“纯文本”,而是被“历史化”的文本。

  

  一、文本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

  

  与结构主义叙事学将叙事理解为由叙述者叙述的自足的文本不同,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将叙事定义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即“将叙事看成是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想象性投射”。(1)

  这就将叙事由纯形式的结构层面引向了社会历史层面。在詹姆逊那里,叙事首先表现为一种美学形式,当个人在自身条件下难以面对其现实的社会矛盾时,就会在美学领域内寻求某种纯形式的解决。这一点列维 -斯特劳斯在对卡都维奥印第安人独特的面部涂饰的分析中已经指出了。在此基础上,詹姆逊认为这种形式的解决本身就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其功能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2),是对卡都维奥社会现实矛盾——妇女的低下地位,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从属关系,以及世袭贵族阶级的发展——的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是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出现的。除了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之外,詹姆逊还将叙事扩大到了建筑、绘画、广告等众多领域,认为任何现实包括达尔文所研究的生态系统和著作都可以当作叙事文本来读。他甚至认为马克思就是一位叙述大师,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有精彩的叙事技巧,“叙述过程传达出某种意识形态或哲学思想,但并不是以思想或观点的形式出现的  一方面是讲故事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对这些故事进行解构”。(3)詹姆逊进而又赋予叙事某种集体性质,把叙事看作是“人类心智的核心功能或实例”(4)。只有通过叙事,人们才能把握他们与过去的联系,也只有通过叙事,人们才能为自己的经验提供存在的可能性,才能设想与未来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叙事具有某种认识论的性质,成为社会群体借以认识世界的工具,成为在历史中以及在与其他群体关系中进行自我定位的坐标系。“叙事的目的并不是去编造世界的故事,而是把世界本身当作故事,而叙事则成为理解世界本身的手段。”(5)

  叙事作为人类把握自己生存世界的一种审美形式,它既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同时又对后者加以吸纳、整理、变形,从而创造或编撰被遏制的现实。从这个角度说,叙事就既是对世界的澄明,也是对它的遮蔽。既然现实是通过叙事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包括文学的叙事,宗教神话的叙事,历史理论的叙事,那么阐释就成为理解种种现实的方式。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的任务就是要通过阐释将历史从否定和压抑中解救出来。而解救历史的第一步就是要层层剥离出纽结在文本叙事结构中的各种意识形态。

  

  二、文本的意识形态生产

  

  鉴于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性,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撰写了“意识形态诸理论”的长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某些现代流派的意识形态理论 ( 新马克思主义 ) 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因其建立于历史主义和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具有最广泛意义上的灵活性及包容性。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 民俗研究、法兰克福学派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福科的支配权的意识形态、语言异化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不同模式和方法。这就是说,詹姆逊要将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理论统统吸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重新加以分析、阐释,而这个重新阐释的框架,就是詹姆逊提到的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和辩证法。

  詹姆逊首先认为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认识是“完全崭新的”:他将意识形态看成是“个体与他或她的现实存在条件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之再现”(6),这表明意识形态没有所谓正确、错误之分,每个人都永远处于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有其自己的功能。意识形态是人们对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因此意识形态并不直接反映现实关系,而是对现存社会关系的体验和想象,而这种体验和想象又会通过一种混杂的意识形态表象呈现出来。所以意识形态就不仅仅是一种否定性的虚假存在,它可能是一种动力系统,真实地发挥着改造我们的功能。

  其次,詹姆逊认为意识形态固存于一切文学文化文本之中,它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于文本本身,它作用于每一个主体并通过每一个社会主体发挥作用。因此,对文本进行解释的第一步就是拨开笼罩在文本表面的意识形态,对文本进行“去蔽”。但是这种笼罩于文本表面的意识形态,并不直接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反,它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是各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同时,文本本身作为一种普遍意识形态也并不直接是现实的反映,它与现实的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一种由多元矛盾决定的结构性关系。意识形态不仅仅通过作品的人物、情节、主题等构成性要素,而且通过叙事方式来显露其踪迹,传达其信息。这种传达与显露完全是以无意识方式运作的,它通过文本中的阻滞、断裂、省略、停顿等体现出来,是创作主体所未曾或无法完全意识到的,正是它们构成了文本的意义源泉。对文本的解读就是要在“显在话语”的背后读出“无声的话语”来。詹姆逊主张在进行叙事分析时,对文本表面的和显在的“主题”最好持疏离的态度,思考它背后的意味。例如在阅读巴尔扎克的《老姑娘》时,小说表面上叙述的是求婚者竞争的故事,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詹姆逊则把它看成是法国革命后巴黎外省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象征,争夺科蒙小姐的斗争所表现的贵族式的优雅与拿破仑的活力之间的二元对立暗示出争夺法国统治权的斗争。

  再次,詹姆逊赞同阿尔都塞等人将意识形态视为一个物质性存在的观点,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生产性。詹姆逊认为,“这样,( 对文学/文化文本来说 )意识形态就不是传达意义或用来进行象征性生产的东西 ;相反,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7)。詹姆逊在这里强调的不是审美作为一种一般社会意识形态,而是其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生产性质。它的这种功能以生产自身得以存在的环境开始,但在这种环境生成时,却从中退却出来,以变化的眼光审视自身。因此文学艺术话语作为对意识形态话语的二度加工,就会渗入更多的虚构和想象,它首先生产出一种情境,但同时又是对这种情境的反动,它以幻觉把它所生产的情境再现出来,从而促成了这种幻觉的文本化或永久化。因此对文学文化文本的阅读和批评就不仅是对文本表层内容的辨认,也不仅是对文本所表述东西的归位,而是要去阐释这种意识形态遏制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发生的,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在物质化的文本或叙事形式背后的那个更大的历史 ( 故事 ) 是什么 ? 因此文学批评的中心任务就不是去寻找与意识形态话语相对应的现实图景或主体情愫,这种对应根本就不存在,而是去揭示文本意识形态生产过程的秘密。

  那么,这种文本意识形态生产的秘密该到哪里去寻找呢?詹姆逊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素”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素”是“社会之间基本上是敌对的集体话语中的最小的意义单位”。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自行显现出来,需要通过文本的叙事表现出来,但叙事文本常常把“意识形态素”作为其表现对象,这样“意识形态素”就成为意识形态与文本的中介。但是对“意识形态素”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詹姆逊认为在对当代社会进行文化分析时,可以套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相反,他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代,“阶级”已经很难反映当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但是,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思维比喻方式,作为一种科学分析方法来使用。这样,“阶级”概念仍有其阐释的有效性,可以用它进行“认知测绘”,以分析个人所属的群体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同时,这种意识形态素并不如传统社会历史批评认为的那样体现在作品的内容当中,而是隐藏在作品的叙事结构当中,也就是詹姆逊所说的“形式的意识形态”,即“由共存于特定艺术过程和普遍社会构成之中的不同符号系统发放出来的明确信息所包含的限定性矛盾”。它“寻求揭示文本内部一些断续的和异质的形式程序的能动存在”(8)。因此,在詹姆逊的叙事分析中,叙述方式、叙述结构、人物主体包括地缘政治都纳入了他的研究视野,他总是努力挖掘文本形式的异质性,从文本的这些因素中寻找意识形态的踪迹,发现它们所构成的历史性和阶级、社会矛盾。以小说为例,西方的长篇小说是资本主义时期出现的一种叙事体裁。同时它又是以往各种叙事形式如神话、史诗、民间故事、传说、史书等的综合体。这些以往的形式要素分别携带着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初期的各种意识形态信息,因此一篇小说文本可以看作是“不同意识形态信息的集结地”。显然,詹姆逊这里探讨的“形式的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将文本从社会历史的广阔领域压缩到狭窄的形式空间,相反是为了揭示以往各种生产方式如何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延续、积淀下来,特别是揭示它们在当前历史阶段是如何“结构地并存”的。

  在詹姆逊对文本叙事结构的层层意识形态剥离中,最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他所说的历史,即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本身。文化批评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形式产生和实践的历史语境及辩证逆转,前者表现为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的,后者表现为意识形态是如何被使用和利用的。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意识形态并不总是表现为否定的、批判的,这会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沦为一种“机械的分析”或“纯粹的工具”,丧失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包容一切”的阐释体系必须同时包括两种辩证法,即否定的辩证法和肯定的辩证法。

  

  三、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性质

  

  “乌托邦”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眼中被视为一种“虚假意识”而遭到贬斥,而在 20 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却获得了突出的地位。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把意识形态视为“虚假的意识”或“结构局限”的观点再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历史原创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肯定的和救赎性质的解释学,它包括“利科的意义理论、布洛赫所理想的希望和乌托邦冲动 ;巴赫金把对话作为资产阶级叙述的单维文本的断裂,以及作为主导文化霸权秩序的狂欢式传播的观念 ;法兰克福学派把强烈记忆作为满足最直接地刻写于美学文本的幸福许诺和残留的革命力量痕迹的概念。”(9)从詹姆逊列举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在两层含义上使用乌托邦这个概念的 :第一,乌托邦是对人类美好境界的向往 ;第二,乌托邦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10)因此,在詹姆逊眼中,把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等同起来并不矛盾。大众文化中媒体的意识形态操纵和公众的乌托邦满足说明了一种简单的“补偿性交换”,这是一切文化文本都必然包含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切文本都含有乌托邦性质正是一切文本都是意识形态生产这个命题的逻辑引申,只有“同时承认艺术文本内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功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才有希望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11)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要在政治实践中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就必须在对文本进行批判的同时,激发出人们压抑在无意识中的乌托邦欲望,将无意识本身的动力上升到意识层面,并融入关于我们自身的主动澄明和关于我们的欲望和行为的决定中。但是,这种澄明在马克思的系统中“仅仅是集体的统一—无论是某一特殊阶级如无产阶级的统一,或‘意识机关’即革命政党的统一—才能获得,个别主体总是被置于社会总体之中”。(12)因而,个别主体和集体就构成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作为一个内在的不可能性必然要进行一种辩证逆转,而这种“辩证逆转必定总是涉及个别主体意识的痛苦的‘解中心’,它以必然外来的或外在于意识经验的决定而面对主体”(13)。这里,詹姆逊给出了理解其乌托邦理论的两个要素 :“集体”和“辩证法”。

  首先,詹姆逊将“集体性”作为其乌托邦思想的内容。他把弗莱的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融合起来,认为弗莱的原型层面是集体命运的层面,在他的原型层面,象征的或强化的集体意识就是通过“城市”“公园”“农场”以及“人类社会本身”这些特殊的原型来表达自身的,人类欲望成为人类创造文明的能量或动力。但是,弗莱体系的最后一个层面,即“神秘层面”却又将这种集体经验抑制在个别单子之内,将之看成是人的总体梦想的一个功能,使这种集体性回到了个人,起着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用”。詹姆逊遵循阿多诺将主体理解成一个永远变化和进化的构造的观点,并吸收了拉康在“符号界”中通过“他者”将无意识从个体引向社会历史的思想对弗莱进行了辩证地扬弃。他认为这样一种集体的空间,只有超越个人,超越了思想习惯局限于立场思考的个人,才有可能,(14)而要实现这种超越就必须借助于马克思的辩证法。

  如果我们在上一部分讨论的集体性是乌托邦的内容,那么辩证法则成为乌托邦承载这种内容的形式。而形式与内容在詹姆逊那里本来就是辩证逆转的 :“所有的阶级意识,不管哪种类型,都是乌托邦的,因为它表达了集体性的统一 ;然而,还必须附加说明的是这个命题是个寓言,已经获得的集体性或有机群体,不管属于哪种——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完全没有区别——并非本身是乌托邦的,而仅仅是由于所有这些集体性本身象征着已经达到的乌托邦或无产阶级社会的终极具体的集体生活。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甚至霸权的或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也何以是乌托邦的了,不是因为它们要保证和永久保持阶级特权和权力的功能,而恰恰是因为那种功能本身就证实了集体团结。”(15)尽管乌托邦在本质上是政治的,但艺术文本中的乌托邦不同于哲学上的乌托邦,伟大的作品总是以自己的文体和情节本身的组织形式,对乌托邦提供一种展示。在对叙事文本的分析中,詹姆逊曾不遗余力地寻找其间的乌托邦冲动。就叙事文类而言,詹姆逊认为神话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希求的典型表现,传奇也可以看作对客观矛盾的想象性解决。后来他还专门研究了科幻小说,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奇特类型的愿望的实现,科幻小说中叙述的一切灾变暴力大都是一种托词,它与科学本身没多大的关系,目的在于激发人们最深处的幻想。詹姆逊指出“所有当代艺术——不论是那些高级文化和现代主义,还是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都把我们对社会生活 ( 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和我们从骨子里觉得应该有的生活 )的性质的深刻幻想作为它们潜在的动力,尽管它们常常采用被歪曲和被压抑的无意识形式”(16)。这里詹姆逊想竭力表明的是,意识形态的文本必然同时也是乌托邦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比如大众文化,它不应被看作无聊的消遣和虚假意识,而应被看作对社会和政治的焦虑与幻想的改造工作。焦虑和希望是同一集体意识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大众文化必然隐含着对社会秩序的否定和批判,它通过对焦虑的压制使现存秩序合法化 ;另一方面,它又必须表达集体的最深刻、最基本的希望和幻想。大众文化是通过想象性解决的叙述结构和对社会和谐的视像幻觉,同时实现了压制和愿望,是在压制的策略中唤起幻想的。(17)如果忽略大众文化中的乌托邦成分,就很难对大众文化作出恰当的评价。在这个意义上,否定的阐释学和肯定的阐释学就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而是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内在统一的两个方面。在詹姆逊看来,如果孤立地使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就会使马克思主义的叙事理论沦为机械的或纯粹的“工具论”,而如果孤立地实践乌托邦式的肯定批判,如弗莱关于艺术的集体起源论,则会使其理论陷入宗教和神学的幻境。

  综上所述,文本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它以象征的方式既遮蔽又反映了历史。对历史的遮蔽,透露出它的意识形态性,作为一种“遏制策略”,它将人们企图解决社会历史矛盾的欲望压抑到了无意识的深层 ;对历史的反映,透露出它的乌托邦性质,作为一种对“集体统一体”的渴望,乌托邦是对历史必然性的一种预期。这样,文学文化文本就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乌托邦的。前者以显文本的形态在文本中存在,后者是以“政治无意识”

  的形态而成为一种潜文本。文化阐释的重要功能就是阐释这一潜文本以期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

  [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CHD2012TD021)“数码短片创作”成果。]

  

  注释 :

  (1)胡亚敏 :《论詹姆逊的意识形态叙事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6 期。

  (2)(4)(7)(8)(9)(11)(12)(13)(15)[ 美 ] 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67-68 页,第 13页,第 67-68 页,第 86 页,第 272 页,第 286 页,第 270 页,第 270 页,第 278 页。

  (3)(6)[ 美 ] 詹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5 页,第 33 页。

  (5)(10)(14)陈永国 :《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l90 页,第 215 页,第 203 页,。

  (16)Fredric Jameson. 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Routledge.2007: p. 136—137.

  (17)胡亚敏 :《詹姆逊的文化转向和批评实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

  (作者单位 :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