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江
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1963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创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这一般被认为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兴起的标志。霍加特的初衷是借以反对利维斯(F.R.Leavis)和以他为代表的“细绎”集团开创的文学研究方式,即只对按照他们的标准选取的“伟大经典”及由此构成的“伟大传统”表示尊重和关切,以此使文学研究成为牛津、剑桥等最高学府的正式课程,从而逐渐实现以“文学”来保证社会稳定并拯救传统没落的计划。而思想左倾的霍加特和另一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eymond Williams)对这种“保守”的研究方式不以为然,他们更强调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联系及其能动作用,并开始关注英国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试图通过对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的研究参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最终恢复文学——社会——历史和文化的链条,并弥合横亘在英国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之间的话语鸿沟。显然,这种研究思路必然促使文学研究与它自身及其研究对象所处的文化政治语境紧紧地纠结在一起。
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又对文学研究形成了极大的反作用或威胁,无论那些既想投入文化研究的怀抱又要保持文学研究传统的学者们如何试图调和二者,文化研究依然以其强大的亲和力使文学研究注重“文学性”的基本立场受到轻视;另一方面,既有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在利维斯主义之外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以及那些带有强烈的民族寓言性的第三世界文学的研究,的的确确需要引入新的批评理论和行之有效的方法来避免研究本身的狭隘性和自以为是。李欧梵早在1994年第8期的《读书》杂志上就对文学研究中盛行的“文本主义”表示了不满,“要分析女性主义问题,拿一篇丁玲的小说来解读;要分析帝国主义问题,拿一篇别的什么小说;至于为什么拿这篇而不拿那篇,”在方法论上根本没有做任何说明;“当女性主义最初影响中国学时,大家都去看丁玲、王安忆,那么为什么不看张爱玲呢?谈丁玲的女性主义,就选她的《莎菲女士日记》,没人谈她的《不是情书》。”李欧梵的意思是文学研究中的随意性和片面性或者还有纯文本性显然已不能满足新的研究的需要了,关注文本(text)绝不等于将该文本抽离文化、政治、历史的语境(context)及其叙事得以成立的那个空间,它们要求细读,它们能彰显出叙事意识形态形而下的根据,从而使文学研究变得确切而有规则。这些不满和疑问也许在他花费十数年工夫完成的力作《上海摩登》中得到了安抚和解答。
在《上海摩登》的“中文版序”中,李欧梵讲道,他从事此项研究的缘起是早年对现代主义文学及理论的兴趣,在研究的过程中又受到麻特卡林奈斯库(Matei Calinescu)的深刻影响,开始以“两种现代性”探讨从晚清到五四、从现代到当代的中国文学,他认为“现代性一部分显然与都市文化有关”,“西方现代文学的共通背景就是都市文化;没有巴黎、柏林、伦敦、布拉格和纽约,就不可能有现代主义的作品产生。那么,中国有哪个都市可以和这些现代大都市比拟?最明显的答案当然是上海。”(本书中文版序第3页)李欧梵从传统的文学研究罕有涉足或一笔带过的领域入手,这便是上海的都市环境和都市生活,他对这一领域的诸多镜像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浓厚兴趣。他的研究对象包括:上海外滩那些标存着西方霸权又兼有东方情调的建筑、由海外华人投资展现着消费主义文化激情的百货大楼、充满政治和文化意味的公共空间——咖啡馆、比前者文化声望低一点的歌舞厅、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存在的侮辱性标志的公共花园和跑马场、上海作家工作和生活的亭子间、城市的游手好闲者和漫游者;中层刊物《东方杂志》及商务出版的其他几类期刊、商务与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出版、商务推出的两套著名的“文库”系列丛书、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发行的画报《良友》、各类期刊上的广告和商业月份牌;上海都市文化的重要参与者电影、各类电影院、电影杂志和电影指南、电影的制作、电影明星、电影观众以及由此培养起来的电影文化和市民趣味等等。李欧梵还特意为该书寻找、配印了为数众多、原汁原味的照片和插图,它们一方面对文本的叙述起到一种确证的作用和推波助澜的效果,另一方面以其在视觉上造成的冲击力形成了独立的叙事功能,使文本的学术化语境更富于感性。这些照片和插图大多摘自1930至1940年代上海极为走俏的画报《良友》,其中有身穿旗袍袒露大腿形象妖艳的小姐、卡巴莱里的爵士乐队、新落成的二十二层高的摩天大楼、跑马场和贵宾看台、商业广告和电影海报、宽阔的街道和现代交通工具、电话和摄影机、百乐门的霓虹灯、歌舞团冶荡的表演、身着四季服装的模特儿和电影明星、典型的现代家居陈设和装饰以及上海的每一家电影院和戏院,李欧梵甚至提供了两份账单,一份记录着一个小舞女的月收入和她一月所需的生活费,另一份则是一个摩登女子春季在服装与化妆品上的最低开销。
李欧梵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镜像的不厌琐碎的描写和议论占据了该书一半的篇幅,这与较为传统的文学研究著作大相径庭。尽管李欧梵没有明确说明他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但显而易见,他借鉴了近年来颇有影响的文化研究的方法与策略,并融入了带有后殖民主义色彩的批评理论。据此,李欧梵试图展现中国(上海)社会内部新的都市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发生过程,这种新的都市文化与意识形态由表及里深刻而且是决定性地影响着当时的文学语境的生成与文学叙事的方向和特征。该书的一个基本的研究思路是,探讨这些构成新都市文化的都市镜像究竟是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现代文学的想象和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首先体现在他对《良友》的文化功能的研究之中。李欧梵认为,《良友》这份综艺生活杂志“在满足都会需求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也很可能这种都会需求是被杂志本身创造出来的”。(本书第73页)李欧梵在这里以实证触及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命题,即文本和语境的同一性。另一方面,李欧梵如此重视、牵挂这些都市镜像,跟他的这种看法不无关系,他认为,西方文明在“物质”层面上对中国的影响至今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尽管他同意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层面比它的精神层面更容易被中国人接纳,尽管他也很重视中国(上海)人在接受过程中表现出的“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的文化心态,但是他仍旧强调对西方文明的“物质”层面的研究,这也是他在《上海摩登》中身体力行的。李欧梵似乎在暗示这种文化心态形成了上海的一种后殖民地式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通过控制作家们的写作来完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因而可以达成这样一种共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根源或最初的动力是对西方现代物质文化在恐惧和震惊的接受之后所进行的一种不完全的、想象化的模仿,而这种模仿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审美类型和维度上的严重匮乏。
麻特卡林奈斯库在其著作《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将“现代性”(modernity)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先于后者而产生,如果说审美现代性产生于对资产阶级市侩生活的厌烦与反抗,那么文化现代性实际上指称的就是对资产阶级市侩生活的厌恶和反抗。在中国社会,由于缺乏对资产阶级市侩生活的充分体会和了解,由于“还不明白工业革命——以及因之而来的发育完全的‘发达资本主义’——的全部冲击”,(本书第161—162页)这两种现代性都不可能真正地、全面地发生。但是李欧梵的研究避免了将这种结论作抽象和绝对化的处理,因为文化不可能完全地横向移植,而审美趣味也绝对难以完全地调和甚至等同,中国社会尽管没有完全现代化,并不妨碍现代性的种子在这个整体的缝隙中萌芽、生长。在李欧梵看来,1930至1940年代在文本中能表现出萌芽、生长中的现代性的中国作家有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邵洵美、叶灵凤和张爱玲,因此在《上海摩登》的第二部分里,他开始对这几位作家进行研究和阐释,并选择了他们的那些最能体现现代性尤其是审美现代性的文本,李欧梵是希望在这种悖论的情境中,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将问题引向深入。他选择的几位作家显然具有一些共通之处:他们与上海的都市生活、都市文化相当亲近并很熟悉它花哨的规则,他们的作品正是新都市文化的绝妙文本,充满着新鲜的都市感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同时兴盛于西方的各种现代性艺术也保持着敏感和好感,并大胆地拿来做自己的文字历险,这些历险的结果是创造了真正的中国的都市文学和富于审美现代性的文学文本,可以说都市文化成为他们写作的想象力的灵感之源,而他们的写作又加强了对都市形象的再想象及对其文化丰富性与重要性的深入思考,这便是他所谓的一种“文本置换”。
在这些研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七章对邵洵美(1906—1968)的研究。作为审美现代性的面孔之一——“颓废”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差不多完全被误读了,并且受到极大的压抑,这可能来自于这个译词本身所具有的意义,“颓”和“废”在汉语中带有道德沦丧、耽于享乐、淫秽无耻、百无一是等等诸如此类的含义,而它作为一个现代性的美学概念所包含的意义——“发展即颓废而反之亦然”,却在翻译特别是接受的过程中被丢弃和抹杀了。李欧梵不无倾向性的研究塑造了邵洵美作为一个都市文化营造者和文学先锋派的形象,他大搞出版印刷事业,大量译介英法文人的诗作及理论文章,频繁出入于上海文艺圈的各种沙龙,带动了文学时尚和潮流写作,而他在艺术风格上的偏爱就是“颓废”加“享乐”。李欧梵以邵洵美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及《诗二十五首》作为文学个案来印证新都市文化对邵洵美这类作家的影响,他一方面肯定邵洵美的诗歌显然受到波德莱尔《恶之花》强烈而深切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在邵洵美的诗歌与上海的新都市文化之间寻找内外的关联。李欧梵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邵洵美的研究来充分展现“颓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存在与具体表现,为此他不断引证邵洵美的诗歌,其中的一首《蛇》(本书第269页)是颇耐人寻味的。李欧梵认为,从沉湎于情欲到耽于色情的抒写,一种颓废感油然而生,这是一位生为都市人而且对都市文化怀有以亲近感为主的矛盾情感的作家,表现自己对于对传统陌生或反感的新都市文化的感觉和领悟的一条最为重要的言说之路,而深受都市文化熏陶的作者(邵洵美)与他的接受者们都会从中获得一种现代感,甚至获得一种来自于同伟大传统决裂并反叛它而产生的崇高感。因此,《蛇》这种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少见而考究的“色情诗”无疑表现了邵洵美对颓废美的贪恋和对文学现代性及都市文学(类型)的追求,同时也展现出“对一个敏感的,在‘传统中国’的激情压抑、道德伪善、畏惧‘危险’艺术的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作家来说,遇到波德莱尔和他所有那些惊心动魄恶魔般的诗歌将意味着什么”。(本书第264页)邵洵美恐怕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追求会有多大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李欧梵的研究清楚地告诉我们,邵洵美的选择无疑是新都市文化作用的结果,因为假如没有这样的都市文化语境,颓废作家邵洵美及其文学作品的产生将是难以想象的,而同时他的话语行为本身又反作用于新都市文化并促进了它的建构,在这里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抽象的文化之间形成了同构关系,印证了文本和语境的同一性。由此,李欧梵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特别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获得了一种平衡与兼得。
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一次试探性的研究成果,它展现出文化研究的思维方式对文学史思考的丰富、对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展、对文本叙事的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意义的开掘,使文学研究更加接近文学发生、发展和消解的历史真实。如果说文化研究具有开放性,文学研究显然亦如此,它所追求的不应仅止于“文学性”,因为以人的语言为载体的文学本身就包含着十分丰富而复杂的信息,研究者应当以多种策略来理解它们。当然,文化研究具有一种斑驳陆离、瑕瑜互见的复杂性,对它的认同和运用必须注意加以鉴别和筛选,在将其引入文学研究时应首先确立使用的限度,尤其应避免将文学研究简单地“泛文化化”,使之成为文化研究的附属性资源。在以上这些方面,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应该说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但它不是完结,而是一个开始。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