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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当下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重建价值

  

  方朝晖

  

  导读

  导致当下中国价值危机的深层根源有很多,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社会价值导向上的特点可概括为“利字当头”。一味追求利益、相信物质、狠抓经济,这种过分功利化、利益化的价值导向,盲目地依赖利益驱动和竞争机制,不能为新生的各行各业确立应有的价值导向,导致实利和腐败盛行,人心和价值混乱。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放弃过去的僵化意识形态教条的同时,并不是真的知道自己该追求什么。事实上,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一直在摸石头过河。今天要想使“分”的趋势不至于失控,就必须用一根红线把分出的各部分拴住,使之“合”起来。这根红线就是重建信仰,或者说重建中国人的价值理想。

  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高度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现有的意识形态或宗教当作全民必须共同接受的信仰;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找到全民族共同接受的信仰,我认为这就是对于生命价值与尊严的信仰。多年来,我们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把各种功利性的目标当作最大的社会价值,不能引导全民去追求、捍卫相对于所有社会价值而言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人性的尊严与价值。

  一个理想的社会,是每个行业皆有自己行业的价值,按照自身的行业逻辑运转,形成行业的自治、自立和理性化发展。行业自身的逻辑和价值,是由行业的本性决定的、合乎人性需要的东西。20世纪中国政治的最大悲剧之一就是用政治的逻辑摧毁了行业的逻辑,如果把国家目标凌驾于各行业自身的目标之上,就可能用社会需要或政治需要的逻辑来破坏各行业自身的逻辑,最终将导致百业凋零,极大地摧残社会繁荣的基础。

  

  金观涛、刘青峰曾在多年前的研究中发现,“认同某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超稳定性的重要前提之一;<!--[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他们分析了清末以来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对大一统国家解体的巨大作用。<!--[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芝加哥大学赵鼎新教授认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有三个来源: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其中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指“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是基于一个被民众广为信仰的价值体系”;程序合法性“必须有一个核心价值观支持”,所以,“意识形态是国家统治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合法性基础”。<!--[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他认为,当今中国政府同时失去了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只剩下了绩效合法性。所以,近来也有学者明确提出了中国目前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紧迫性和重要性。<!--[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应当承认,价值危机是当下中国最严重的危机之一。

  

  一

  

  导致当下中国价值危机的深层根源是什么?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个最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社会价值导向上的特点可概括为“利字当头”。一味追求利益、相信物质、狠抓经济,这种过分功利化、利益化的价值导向,盲目地依赖利益驱动和竞争机制,不能为新生的各行各业确立应有的价值导向,导致实利和腐败盛行,人心和价值混乱。“义利关系”不明,不仅会造成全社会一切向钱看,而且会引起信仰和道德崩溃。总之,党和国家在“分”的时候该发挥引导作用的地方没有发挥,过分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导致全社会的信仰失落,也使党自身的信仰存在失落的危险。

  本来,改革需要有正确的价值理想和终极目标,这是个意识形态问题,也是春秋公羊家所谓的“正始”问题。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放弃过去的僵化意识形态教条的同时,并不是真的知道自己该追求什么。事实上,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一直在摸石头过河。国家在大政方针上的偏差,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价值导向上的误导是无与伦比的,后果极其严重。因此,今天要想使“分”的趋势不至于失控,就必须用一根红线把分出的各部分拴住,使之“合”起来。这根红线就是重建信仰,或者说重建中国人的价值理想,也即重建意识形态。

  从中国文化的特点看,意识形态合法性涉及人心向背及社会风气问题。我们说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化是一个“伦理本位”的文化(梁漱溟语),上行下效,社会风气决定一切,人心的朝向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作用远远大于法律和制度。而人心朝向和社会风气,需要通过文化价值理想来确立,借助大政方针来推行,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在中国文化中,没有文化价值理想,整个社会将一盘散沙。《春秋》“正始之道”的要义恰恰在于:以最高价值作为塑造整个社会秩序的关键或枢纽。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今日中国的改革,只有通过改革意识形态、重建价值信仰,

  然而,今天中国人的信仰重建不是去信仰儒家价值体系、自由主义或其他“主义”,也不是在耶、佛、道等之中选一个。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高度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现有的意识形态或宗教当作全民必须共同接受的信仰;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找到全民族共同接受的信仰,我认为这就是对于生命价值与尊严的信仰。我相信,把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作为文化的最高价值,是今天任何一个党派、学派,也是任何一个阶层、职业的人所共同接受的;也可以作为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共同价值原理。多年来,我们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把各种功利性的目标当作最大的社会价值,不能引导全民去追求、捍卫相对于所有社会价值而言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人性的尊严与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一个社会的具体建设目标虽然很有价值,但不一定会成为这个民族的共同信仰。比如,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富强国家、现代化、民族复兴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相对于生命的价值与尊严来说,它们只是实现它的途径,而不能成为全民的最高信仰本身。一个民族的共同信仰应当基于个体的人性,而不是基于群体的需要;应当使人性在现实生活中走向超越和升华,变得崇高和庄严,而不是变成物质的奴隶、国家的仆役、政治的工具。

  

  二

  

  一个理想的社会,是每个行业皆有自己行业的价值,按照自身的行业逻辑运转,形成行业的自治、自立和理性化发展。行业自身的逻辑和价值,是由行业的本性决定的、合乎人性需要的东西。

  比如科学,其本质逻辑是满足人性求知的欲望。一个国家从富国强兵这一角度来发展科学固然无可厚非,但是当他们把本国历史上的科学家都打扮成爱国的典范,把爱国等实用目的当成所有青年学科学的至上目标来灌输时,就严重违背了科学自身的逻辑要求。由于爱国不是科学这门学科内在的必然要求,所以当爱国长期被强行纳入科学探索的首要动机中去后,就会导致耗尽人们从事科学探索的热情,导致科学研究陷入停滞,也难以出现真正的、有世界意义的科学家。现代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把国家荣耀当作本国科学家最大的荣耀来对待,固然有其现实历史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但对科学的误解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又比如艺术,这个行业的自身价值是发现美,其逻辑要求是追求美。如果我们改变这一逻辑,认为艺术的主要价值就是为政治或为人民服务。表面上听起来似有道理,但在实践中由于违背了艺术自身的规律,把艺术之外的其他目标人为地强加给艺术创作,就不利于培养孩子们爱美的兴趣,不利于艺术创作灵感的涌现,不利于艺术大师的诞生。当然,伟大的艺术作品一定是有益于政治、社会和人民的(不仅服务,更有引领),但这里有本末、源流的关系。在单一的艺术创作实践中,艺术自身的逻辑和价值是本、源,社会和人民的需要是末、流。艺术作品之所以有这样的社会效益,前提是要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否则就不可能有伟大的艺术出现,也谈不上为后者服务了。

  又如道德教育,这个行业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健全人格,逻辑要求是把每个人都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然而,多年来,我们虽然也承认健康人格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推行时却又一味地把政治价值强加于教育过程,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价值观当作道德教育不容置疑的内容灌输给人民。由于我们的道德教育没有以人性自身的价值和尊严为首要目标,而是出于政治目标或其他外在需要,特别是不能自由地讨论和质疑,就导致大量的伪善、麻木和对道德的唾弃与厌恶。道德教育的失败并不能归咎于官方主动推动,而要归咎于官方的错误推动。其中内容之一是缺乏对道德教育规律的遵循。严格说来,道德教育只能由真正的人格高尚的道德家来推行,不能用行政手段来推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支助道德家。然而目前我们主要都在靠行政手段推行道德教育。由于目前的道德教育在人性深处缺乏根基,其实际效果是导致社会道德的全面崩溃,成为今天社会风气败坏的又一重要根源,极大地破坏着正常的社会秩序。

  再如,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都不能仅仅从赚钱、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国家社会需要等实用功利的角落来理解。我们应该引导人们认识到:这些行业都是人们发掘自身潜能、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它们是人性的价值与尊严得以展现的场所,它存在的首要逻辑依据也在于此。至于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的贡献,虽然也是各行各业赖以存在的价值依据,但不能把它们当作首要价值;换言之,这些外在的价值目标是以前者——即行业本身对于人性的普遍价值——为基础的。如果我们把两者的关系颠倒了,在追逐国家社会需要等实用功利价值的过程中,忘记或歪曲了行业对于人性尊严和价值的意义,就成了舍本逐末,直至摧毁行业本身的意义。

  严格说来,各行各业赖以存在的价值都在于人性,或者说,它们都是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领域。但各行各业的具体价值目标和逻辑要求并不相同,所以不能要求所有行业追求共同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目标还是社会目标。如果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所有行业共同追求的目标的话,那也是暂时的,比如在外敌入侵时。但即使存在阶段性的共同目标,也要以各行业自身的价值目标和逻辑规则为基础,不能用国家目标、政治目标或外在需要来破坏后者,要求后者服从于前者。如果把国家目标凌驾于各行业自身的目标之上,就可能用社会需要或政治需要的逻辑来破坏各行业自身的逻辑,最终将导致百业凋零,极大地摧残社会繁荣的基础。然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执政党长期走不出自身思维的陷阱,总是过度相信自己的领导和管理,人为地、甚至可以说是盲目地追求“合”(统一领导),结果反而破坏了行业的繁荣。

  在美旅行期间,曾看到许多一百、两百年前的建筑,给人以历经沧桑的厚重之感。当时就在想,解放前大学校园里的建筑还能给人一些回味,为什么现在大学里建的房子,虽然豪华气派,却没有一点厚重、沧桑之感呢?答案是人没有赋予这些建筑以这种感觉。为什么今天的人不能给建筑这种历史感呢?恐怕是因为今天的中国人没有这个能力,而之所以没有这个能力,就跟今天的教育急功近利一样,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没有对自身事业的神圣感和发自内心的敬畏。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业价值被掏空了。

  20世纪中国政治的最大悲剧之一就是用政治的逻辑摧毁了行业的逻辑,这是今天中国社会失去价值的另一重要根源。它忽略了社会自身的逻辑,忘记了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严格说来并没有什么共同的目标,如果有的话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性的价值与尊严。然而恰恰是这一点,往往被我们严重地忽略了。

  总而言之,今日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重要根源之一,恰恰是多年来我们在自己最重要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都忘记了人性本身。凡此种种,都严重违背了《周易》“生生之谓易”及《中庸》“尽其性”的要求,也可以用儒家的话说,即背弃了“道统”。所以我们生活在道统迷失的时代,而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于霸道代替了王道。因为行业与社会自治的问题,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在王道与霸道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王道是在中国文化中“人人各尽其性”的必然要求。

  

  作者简介:方朝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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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增订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第30页。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第69-72,93-98页。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 赵鼎新:《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二十一世纪》2012年12月号,总第134期。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郑永年:《为什么中国需要建设国家意识形态》,联合早报网,2013年1月29日;康晓光:《儒家宪政论纲》,爱思想网,2011年06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