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国峰 费艳颖
摘要:文化研究的方法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后来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由最初的关注文本分析和大众传媒转向了现今的跨学科和社会事实的研究。面对全球文化工业的冲击、文化价值取向的偏颇、行为功利主义的展现、消费社会的形成等使文化系统和文化状况愈加复杂的事实,人类如何不断调整文化研究的测量方式,如何分析文化工业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因素多变、新媒体技术及产品激增、大众消费方式多样等问题,都成为知识阶层解释世界、介入现实的表达选择。论文试图通过对文化研究方法演变脉络的梳理,为文化研究者和文化研究提供一种超越零散、拼凑,实现系统、规范的研究方法的启迪。
关键词:文化研究方法; 文本; 法兰克福学派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4)02-0080-04
文化研究全方位的渗透到复杂的社会层面, 出现了以事实为条件的现实诉求。 在基本价值上,文化研究是反对精英主义的,试图通过唤醒底层的、潜在的大众力量实现对上层束缚的抵制。但在当今社会现实中, 这些底层的、 被事实遮蔽的大众却难以从现有的主导逻辑中转出来,它如何能穿透社会主导逻辑,在一个更深入的逆温层,生长出抵制的力量? 文化研究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反精英主义的逻辑再生问题,强化抵制意识和提升抵制能力的可能就不复存在。 具体地说,文化研究不该仅仅作为一种打开其他学科困境的方法和视野, 一个调试知识群体书斋生活与其社会关怀之间裂隙的缓冲带,[1]还应具有某种介入当下的实际能力。
在当今的社会文化情景下,经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和集体无意识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转型,面对全球文化工业的冲击、文化价值取向的偏颇、行为功利主义的展现、消费社会的形成等现象,如何以文化研究为切入点,分析文化工业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因素多变、新媒体技术及产品激增、大众消费方式多样等社会现实”成为知识阶层解释世界、介入现实的正确方法。而这种方法不只是局限于研究对象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更新, 更重要的是它能成为人们为理想的社会和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的一部分, 由于批判特性和所持有政治观点会给个体判断主流文化的能力,它鼓励个体以拆穿媒体信息编码伎俩为目的来对抗媒体的专制, 走出了一条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坦途。
一、 社会批判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时期到“后福特主义”时期
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 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社会批判理论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时期我们也称为“创立了文化研究的早期模式”时期,它将媒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分析、受众对于大众文化、传播和意识形态接受效果的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文化和传播领域的社会批判方法。提出了“文化工业”概念,用来指大众文化生产的工业化进程,以及促进系统发展的商业机构。在批判理论分析的背景下,分析了工业生产和产品质量对所有文化产品、 文化产业的影响,并指出这些文化工业商品和其他工业产品相比具有相同的特点:商品化、标准化、大众化。认为文化工业的职能是:促进了现有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合法化,推动个体积极融入到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 代表人物有阿多诺(主要贡献在于对流行音乐的分析和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洛文塔尔(着重对流行文学和杂志的研究)、赫尔佐戈(对广播肥皂剧的进行探讨)。
他们首次运用社会批判理论, 系统分析和批判文化工业及大众文化。 把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看成是文娱娱
作者简介:姜国峰(1980- ),男,黑龙江勃利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博士生,保山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部副主任、副教授;费艳颖(1965- ),女,辽宁营口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乐活动的中心, 是社会化的重要代理人和政治现实的调解者,是一种具有政治统治、经济调整、文化引导和社会扶持等多种影响力的社会制度。
通过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和革命力量, 所以重点考察了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的兴起对工人阶级产生的影响。他们发现, 文化工业是以政治为目的的使工人阶级容易认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思想和观念渗透形式, 针对这一事实,他们对当前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改革的措施、动力及模式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
此之, 法兰克福学派还热衷于对从技术角度研究文化,重点探讨技术如何成为生产要素,如何对文化变迁产生影响。其中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技术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组织并延续社会关系的模式, 体现着统一的思想和行为并成为控制和统治的工具。 大众文化是通过技术而产生的, 大众文化可以通过调整个体达到使个体遵循统治者思想与行为模式的目的。[2]
法兰克福学派后来由于受到欧洲法西斯的迫害,亲身感受到了德国纳粹如何以大众文化作为工具来奴化人们,迫使人们接受法西斯文化和统治。于是,大多数成员逐渐开始流亡美国,开始逐渐相信美国的“流行文化”也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性,在体现高度商业化文化体系的工业产品中体现着美国资本主义的价值、生活方式和体制,并通过具体的运行机制推动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综上所述,法兰克福学派对 30 年代的国家和独裁资本主义理论进行了较为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和批判,主张把文化的生产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 把文化产品与社会历史的文本分析结合起来, 以某种或多种科学的具体方法对大众接受状况和文化文本使用进行研究。 在此期间,大众文化和传媒被看做是产生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工具,并与高度组织化和大众化的社会秩序相匹配。 在法兰克福学派所表达的“文化工业”理论中,大众消费和大众文化被认为是导致消费社会和大众社会的前提。
“后福特主义”理论。 20 世纪 50—60 年代,是属于资本主义晚期,也称为后福特主义时期,英国和欧洲许多地区在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与新型大众文化之间,即美国文化工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 因此,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等学者研究文化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工人阶级文化, 以对抗美国文化工业对大众文化的屠杀。 其中,汤普森主张从英国工业阶级体制和斗争的历史角度去进行文化研究,而霍加特和威廉斯主张对工人阶级的文化形式予以保护, 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变化的进步力量, 能够被发动和组织起来与资本主义社会各种不平等现象作斗争, 为争取建立更加平等的社会制度而战。为此,他们会特别积极的参与各种社会主义形式的政治运动, 并把社会主义的文化研究看做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力,以此来对大众文化进行抨击。[3]
据此, 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福特主义时代在研究起步阶段有一个共同点:都对工人阶级予以肯定和赞扬,对大众文化都是持批判态度的。都以社会批判理论为支撑,通过把社会和文化理论发展纳入到批判体系, 实现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 在某种程度上说,两个学派的早期批判是遥相呼应的, 但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当时的德国和欧洲某些地区,工人阶级没能冲破资本主义的文化渗透, 也就不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解放的强大动力。
二、 意识形态功能理论:从伯明翰学派时期到后现代文化研究时期
意识形态功能理论是指通过对文化产品和文化媒介特殊性的分析,讨论其具有的意识形态性。
20 世纪 60 年代—80 年代初,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在伯明翰大学创建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旨在研究文化形式、 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其研究内容涉及大众文化及其日常生活,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对报纸、广播、电话等各种文化形式的文化产品进行分析、批判和阐释。 在这些众多而分散的研究内容中,大众媒介始终是其研究焦点,尤其是对电视的研究极为关注。通过对当时社会斗争和运动等系列社会现象的内部争论和积极响应, 分析文化产品对大众的影响,并重点关注阶级、性别、身份、民族、国家认同及其意识形态在媒体文化中的作用。
一旦涉及到意识形态,自然就会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将焦点放在对立的亚文化圈所具有的反抗潜质上,主要研究亚文化群体如何通过创造自己的风格及身份来反抗文化及个性的统治模式。 Hebdige 和Jefferson 等研究者发现,某些特定群体(例如美国中产阶级保守派的白人)善于在主流群体通过流行服饰、个性行为、与众不同的意识形态来凸显自己的个性身份。这种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行为和举止, 是社会标准模式的反叛,亚文化就此形成。 而意识形态功能理论恰恰是通过赞扬工人阶级的文化潜质、 赞扬青年亚文化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霸权,展示了文化如何构建独特的群体成员身份,评价了各种青年亚文化圈的反抗可能。
至于文化研究的角度,文化研究者则认为,必须在社会关系和制度内去进行文化研究, 因为文化只有与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才能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研究紧密交织在一起,并运用葛兰西的霸权和反霸权模式,寻求反抗和斗争的反霸权力量。同时重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主张将文化与政治经济学、生产和流通过程、文本产品、大众接受等联系在一起。 但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仅把研究中心放在了媒体文化产品和通俗文化研究,对于现代艺术的多样性和真正的跨学科方法探索并不多。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英国文化研究出现了一种后现代问题的转向,我们称为“后现代文化研究阶段”,代表人物是霍尔。 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主要重视对快乐、消费以及文化民粹主义等后现代问题的研究。研究认为,由于媒体文化为个体身份、快乐及授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因而大众通过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构建了“大众化”;全球化后现代既包括文化的多元性, 又是排斥西方文化叙事的边缘、差别和话语的开始。
但笔者却不认同上述观点, 因为通常意义上我们认为全球化后现代只代表资本主义全球化在新媒体和新技术领域的拓展与应用,而信息和娱乐在媒体文化时代的爆炸则是资本和社会控制得以实现的强大来源。
虽然全球化具有多样、多元和公开性的特征,但文化却越来越多的受到某些大集团或大国的控制,从而威胁并限制了文化渗透的范围。虽然霍尔等人提出的后现代理论是具有开放性质的,但却受到统一性的约束和消解。 因为文化产业的合并与集中, 导致了信息和娱乐正日益受到少数超级寡头操纵的可能性,媒体文化的全球化是全球文化对民族和本土文化最大的侵犯, 这种现象的出现表现为个体身份与超异性、统一性与异质性、全球化与民族化。这时期的研究显然更注重对媒介意识形态功能的分析,并开始迅速脱离政治经济学的巢穴。 而在这之后,文化研究的方法开始走向多维视角,人们开始更多关注具体的主体事件、研究的目标及范围,并善于对许多现象进行文本阐述。应该说,多视角的文化研究方法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它从何为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大众研究等多种元素,使人们获得对自己文化的统治权, 并谋求其他的文化形式及政治变化。
三、 文化实证理论:与女权主义的联姻时期
文化实证理论就是借用观察法、谈话法、测验法、个案法、 实验法等与纯粹理性分析相对应的方法来研究具体文化现象的一种研究方法。西方国家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女权主义、黑人族群等一系列现实存在的问题。
1978 年,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出版了第一套 女 权 主 义著 作 《女 性 有 话 说 》(Women s Studies Group),标志着女权主义与文化研究合作的开端,但过程并不顺利。因为二者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女权主义主张将权力、家庭等政治概念纳入到私人领域,扬言要破坏既有的秩序,要求获得政治和理论上的地位,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造成了严重而持久的破坏。直到富兰克林等人于 1991 年出版了《离开中心:女权主义与文化研究》(OFF Centre:Femi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一书,标志着女权主义中心主题和文化研究之间实现了富有建设性的融合与交流,二者在共同关注边缘的、沉默的和被压迫者的现实状况方面达成共识而得以结成联盟。这也促使文化研究从关注大众传媒开始转向关注特殊人群和特定事物。
总之,文化研究和女权主义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二者的联系在于: 二者均把狭义上所定义的知识向各种不同的解释开放,而这些解释来自于建立在不同的知识和体验之上的“生活经验”,并致力于民主化的努力。 主要采取定性的方法,针对参与者进行访谈和观察,从中找出有价值的信息, 文化研究和女权主义的研究表明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弱势境地;二者的区别在于:女权主义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的生活和经验中不同的方面,并坚持认为个人经验对于研究是起着积极作用的。致力于女性求医看病、女性的休闲、工人阶层女孩的特质等等问题的研究, 认为社会中相对弱势的群体所消费着的文化形式常常遭到抛弃和斥骂。 这些基于经验基础上的研究内容,被看作是女权主义研究的政治诉求,是急需得到关注的现实问题,在这一方面,女性主义者对肥皂剧和女性杂志的研究极其重要。而文化研究的侧重点不是放在具体的现实问题中,而是放在“智力”层面,或者说是精神层面的, 试图去探寻弱势群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及行为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社会事实的研究为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空间与可能。
四、 跨学科研究:“第二轴心时代”
“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 的概念是由Karen Armstrong 和 Ewert Cousins 提出的,他们认为现在这个时代呈现出两大特征: 即个体意识逐渐被全球意识所取代,现在需要应从全球角度出发,立足于全人类的利益考虑问题,并使问题研究和考察的视域由原来的单一个体、国家、民族扩展到全球范围;在生态意识开始涌现的情况下, 设想和建立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种必然。 这些时代难题靠一种跨学科是难以解决的,需要一种跨文化的研究,以担负起第二轴心时代的要务,目前的文化研究正处于这一期。[4]跨文化研究主要涉及对象、工具、基因、跨越区域与层次、具体操作定义等问题。 通过多项调查和实验得到如下结论: 权威式教育方式对孩子学业的作用在不同地区差异巨大(香港家长的威权式教养方式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呈正相关,而在澳洲和美国则发现负相关);不同文化对于智力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异(在非洲,服从被看作是智力较高的表现,与西方截然相反;测量题项的不对等、对研究材料和情境的熟悉度、对研究情境的反应性以及实验者的期望等因素也可能影响跨文化研究的效果。
跨文化研究主张通过直接对话来解决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实现两种(或多种)力量相互渗透,并进入一种内在的对话,达到通过对话成为“我”的理解之源的“共在”力量之效果。[5]
跨文化研究还注重对一些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的关注。 如“谁说话? ”、谁有权对文化发表意见。重要的是,这些问题也以同样的活力适用于那些试图批判资本主义、父权制、异性恋主义、白人至上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等等的人,同时也适用于那些保护正义的人。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不断扩大文化研究的视域,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研究更是被赋予了新的研究语境和内涵,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主要涉及社会心理、文化批评、历史、哲学等领域,而是更多的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文化地理学、人类学等学科交叉存在。 这种多向度和跨学科的转向提示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文本边缘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应探究文本如何适应生产体系, 不同文化如何成为不同的生产体系, 如何用不同的话语描述和表达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如何在注重跨文化研究中使用汇聚方法[6](图 1),这些都是当今社会文化研究中比较有价值的问题。
跨文化研究中的汇聚方法类型 
综上所述,跨文化研究坚持从整体的角度,使用不同的话语和领域, 试图展示文化生活中的多重效果的复杂性和矛盾。要求人们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集团主义,站在人类生存和福利的高度,以全球公民的身份参与思考人类生存的相关问题, 并探索人与其他各种力量(宇宙的、神的)的关系。通过找寻一种更全面的方法,帮助个体在多维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使之成为改变与反抗的力量, 最终做出更加符合世界和谐元素和内涵的行动。[7]
五、 结论与展望
随着跨文化交流日益增加和研究者对文化现象的愈加关注,文化研究方法将出现以下趋势。
首先,文化维度结构界定的多元化。 近年来研究者提出了社会通则、认知风格等多个文化维度结构,而且这些新的文化理论框架还在不断的更新、完善中。
其次,文化研究工具的多元化。 目前的文化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在传统的调查与行为测量基础上,提出诸如反应时、感知反应、因变量指标等一系列更为精密的研究方法,以增强研究结果的解释能力。
再次,文化研究学科的多元化。 未来的文化研究必定注重跨学科研究,因为“随着文化被作为一种产业发展的不断深化,对文化的研究已远非固有的文化学、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所能囊括的,必然还需要管理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的支撑”,[8]尤其是将多层线性模型、 多层结构方程模型等自然科学的知识运用到人文科学。 这种更为复杂的数据模型,能有效提高结果的信度和效度,在跨文化研究中必将获得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和应用。[9]
最后,文化研究视角的多元化。 由于文化研究本身的跨学科性质,文化研究更注重对历史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理解和阐释文化与更注重效率、理性和价值伦理的实证考察相结合;注重对直觉、意志、欲望等非逻辑研究与对事物的逻辑性研究相结合; 注重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和稳定性研究与强调文化处于某种境遇或语境的动态研究相结合。[10]
总之,文化研究方法有很多分歧和断裂之处,但是其核心却是通过考虑文化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来试图对文化进行考察和反思。文化研究的方法帮助我们理解文化的意义和文化的价值,并弥补文化产业研究方法的缺陷,完成了对一个比其他文化理论更为广泛的关于文化体验的深入严肃的思考, 实现了更全面地处理与象征性权力有关的问题,提炼了“文化”这个难以理解的术语。将与文化相关的文本性、主体性、认同、话语和愉悦等问题放到显著位置,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文化的价值判断”与社会认同政治尤其是阶级、性别、种族和性等问题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从社会批判理论到意识形态功能理论到文化实证理论研究再到如今的跨学科研究, 文化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及演变过程。 从注重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转向对具体文化事实描述的转变,体现了人类伴随着交叉学科的不断出现,思索问题越来越具有针对性这一现实,为中国的文化研究提供了范式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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