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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运华:论作为文化表征的创伤记忆

  

  邱运华

  

  内容摘要 在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代社会的语境下,创伤记忆问题的提出,其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在于:它再次明确把文化表征问题与政治制度反思、哲学反思区别开来,赋予它独立的功能地位。这不仅因为文化表征更为复杂,也因为文化表征更为普遍、更为深入地渗透到全民族的精神、情感和心理深处。特别是,中华民族生活中许多重大的事件、创伤,为政治叙述和哲学叙述所删除,但恰恰为文化表征所叙述。因此,人民习惯于把文化表征看作真正的历史叙述。更为重要的是,它经常提醒我们:反思中国社会的创伤记忆,它与欧洲创伤记忆虽然表面相似,但其实有显著的差别,而这也决定着两者之间关注对象、面临的使命有着深刻的阶段性差异。

  关 键 词 文化表征 创伤记忆 中国语境 时间哲学

  作 者 邱运华,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048)

  

  一

  

  随着现代性思潮在全球不同区域的旅行,特别是 20世纪下半期全球化的浪潮的推进,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思想命题不再局限在某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行政区域或社会体制下,甚至不再局限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圈。某些文化命题甫一出现,便具有了全人类的适用性。所以,与 20世纪初期的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不同,“东方”与“西方”这个对立并举的概念,在很多方面已经失效,看似一对貌似确切的概念,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可操作性。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态势下,那些根植在西方文化发展逻辑下的一些现代病,因其发端于并延续着欧洲思想的特殊逻辑语境,至今依然无法“原汁原味”流行在全球各个区域,例如作为事件哲学核心的创伤记忆问题。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的“创伤记忆”,原初建立在心理科学的基础上,在其他语境下的适用乃是对它的修辞性的化用。心理科学的创伤记忆的科学基础,是指外界事件(例如暴力侵害) 对个人心理造成的伤害,构成了特定对象的心理反应的前提。心理科学界一般认为,创伤性记忆 (精神创伤或心理创伤)是指那些由于生活中具有较为严重的伤害事件所引起的心理、情绪甚至生理的不正常状态。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可能比较轻微,经过一段时间(通常在三个月之内) 的自我调整就可以自动痊愈。但是,也有一些精神创伤的影响会延续较长的时间,甚至常常是终身的。对于较为严重的精神创伤,在心理学和精神科的分类中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英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缩写:PTSD)。当然,心理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同样面向人类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是对人类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存在的问题的研究,其名来源于人类自然和社会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伤记忆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客观现象,它不止具有欧洲性、西方性,其基础具有全人类性。但是,作为一个哲学社会科学术语,提出这一概念,赋予其合理内涵的则是欧洲社会、欧洲文化和欧洲学术传统。

  既然具有人类性,那么,心理科学是否最先发现这一现象并把它作为自身研究的对象呢?严格地说,就“创伤—反应”这个连接的心理结构来看,西方成长文学对类似现象的反应早于心理科学。18 世纪法国作家卢梭的 《忏悔录》 里叙述了童年时期的创伤对其成年时期情绪和心理的作用力,他的 《爱弥儿》 和 《新爱洛伊丝》则讨论如何把儿童带进自然教育以避免心灵创伤的问题;歌德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涉及到少年初涉社会经历心理伤害和克服伤害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白痴》中主人公梅思金公爵、罗果静都是有着童年严重心理创伤的人物,前者最终疯狂;威廉·斯泰隆 《苏菲的选择》 中德国屠犹集中营留下的心理创伤,影响并决定了苏菲后半生悲剧性命运选择,等等。

  欧洲文学中的成长小说把精神和心灵的成长作为一个经典的主题来讨论,而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重心也就是心理创伤记忆如何克服的问题。而在作家传记研究中,类似的研究模式也同样存在,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时期目睹贫民医院的死难如何影响到他的创作主题,少年安徒生的心理创伤如何影响到他写作童话故事的结局问题,卡夫卡《判决》、勃朗特姐妹的 《呼啸山庄》 和 《简爱》 与他们早年的心理遭受的伤害之间的关系,而茨威格的 《巴尔扎克传》 则把作家童年的伤害记忆作为后来创作的主要动机来看待。从文学创作角度来看,创伤记忆泛指欧洲成长文学里人物遭受的童年伤害记忆,在其社会化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在欧洲文化语境里,创伤记忆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术语,则出现在“事件哲学”体系内。在这里,创伤记忆获得了超越个人心理领域,上升到民族生活、文化传统的层次。因此,当我们讨论创伤记忆这一问题时,就必然区分它的个人心理层面、民族精神文化层面和整体生活层面。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和在个人生活的经历里,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创伤记忆,有的创伤是民族的伤痛,已经积淀成为民族文化的无意识,超越了政治和利益集团的诉求,成为遥远的记忆,只是到了临近的事件发生,那遥远的记忆才又被唤醒,它铭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里,成为无意识。个人的创伤往往记录着成长经历中的重大心理伤害,构成个人精神和心理突变的契机。民族创伤记忆属于大叙事的内容,而个人生活经历中的创伤记忆则属于小叙事,两者呈现出不同的旨意,显示出不同的价值。

  

  二

  

  从哲学社会科学立场上看“创伤记忆”,可以清晰地看到,创伤记忆有一条清晰的欧洲思想逻辑发展路径。所谓创伤记忆,其实是欧洲文化内部的创伤。这是因为:首先,所谓“奥斯维辛屠犹事件”、“古拉格集中营事件”等等都是欧洲人所为,世界上其他民族尚未有如此壮观的灭绝人性的举措;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都形成和发生在欧洲文明内部。其次,若归结罪责,反思到根本,近则直接归罪于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远则归结于理性主义之害、启蒙主义之为始作俑者,而此二者也是欧洲文明的特色,其他文明自身并无所谓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崇拜的现象。欧洲思想家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 《启蒙辩证法》 (哲学片断) 中先后表示,理性主义、极权主义与灭绝犹太人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1],但这场发生在欧洲文明的反思仍旧被冠以“全人类”的名义。

  “事件哲学”是建立在对欧洲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的基础上。这里有一条辩证发展的路线。欧洲理性主义传统之形成,应该在笛卡尔大陆理性主义形成之后,其中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这里,应当澄清一个问题,即理性主义与古希腊理性思想之间的关系。窃以为,对待这个问题应该把社会、文明和思想区分开来叙述。

  的确,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均源自古希腊,但是并非一脉相承,中间有着曲折的延伸过程。欧洲文明起源于古代希腊,其理性主义传统也源自古代希腊的理性传统,但这只是一般意义上而言。因为,首先,古希腊社会在公元前 146 年被古罗马所灭亡,其文明被纳入罗马帝国文明之中,因此自灭亡之后没有所谓“古希腊社会和文明”了。而古罗马帝国经历了辉煌之后也一分为二,公元 476 年分裂为东西罗马社会两个部分。东罗马社会是与东方宗教统治并存的社会形态,而西罗马社会则为欧洲北方蛮族部落所灭亡,恩格斯说,在这个社会里,除了残留的城市形态之外再无别的东西了。因此,所谓“欧洲社会”与“古希腊社会”之间缺乏直接的继承连接。

  其次,在文明形态上,所谓欧洲近世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之间的联系,从路径看是曲折的,而非必然的;从形态看,留有被近世欧洲学术叙述的政治诗学修辞印记。从路径上看,罗马帝国分裂后,希腊文明基本被毁灭,有些残存的古籍则沿着希腊化时代的路径传播到西亚、北非,与阿拉伯地区学术融合在一起,成为这个区域文化的组成部分,直到文艺复兴前期,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攻破,这些古籍被一些商人带入意大利,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所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 导言》 里说:“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达到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旧的 orbis terrarum 的界限被打破了;只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又是现代大工业的出发点。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德意志诸民族大部分都直截了当地抛弃了它,接受了新教,同时,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2]

  恩格斯在这里强调了两点:一是欧洲文艺复兴接受的思想文化资源来源于拜占庭这个东方帝国,而不是欧洲文化自身;二是古希腊哲学中所蕴含着的自由思想为 18 世纪唯物主义作了准备。美国学者锡德尼·芬克斯坦则在前一意义上批评“西方文化”的狭隘,他指出:“在讨论欧洲中世纪或‘黑暗’时代的艺术之前,主要的是记着‘黑暗时代’这个词本身便反映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的狭隘性。……当‘黑暗’降落到欧洲时,拜占庭以及伊斯兰的回教世界保存了古希腊的艺术、科学和哲学。”[3]希腊文明是通过亚洲西部、非洲北部再次传播到欧洲大陆,并为近世意大利、法国、德国学者所倚重、阐发,继而成为思想源泉。而在形态上,古希腊文明的理性思想与多神教文明是多元共存形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述里了解到。神学与理性思想并存,是希腊文明存在的一个特点。

  再次,从文明性质看,正因为古希腊文明形态是多神教传统,因此理性仅仅是这个文明系统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理性主义。启蒙主义学者及其后继者把理性主义视作古希腊文明的思想传统,是具有修辞意义的,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时代需要而披上的外衣。由此我们看出,理性主义与启蒙运动一样是欧洲近代社会的产物,是服务于欧洲近代社会所需要产生的思想体系。所谓反理性主义并非反理性。那么,为什么要提出反理性主义的口号呢?

  欧洲近代理性主义思想曾经有一个比喻,即把理性主义比喻为“明灯”,而把混沌世界比喻为“黑暗”,经由理性主义之灯的照耀,混沌世界方才显露出本来面目。为此,理性成为人类面对精神、自然和社会的唯一法门;信仰、直觉等都成为被排斥的对象。理性发展为理性主义,是进而发展为理性主义偏执的重要前提。它一方面排斥了理性之外的思维方式,建立了理性专制的地位;这样,非欧洲思维方式就不能有机补充欧洲思想之不足。另一方面,它建立了两两相对的价值体系,“正”与“反”、“是”与“非”的绝对化价值体系,中间缺乏一个有机的过渡地带,埋下了必然的矛盾冲突、必然以消灭不同价值观的对象为结局的解决路径。在欧洲文化内部,因为理性主义渗透程度不同,英法德俄各自表现为不同的倾向,彼此不兼容。这样,理性主义虚构的“普遍规律”和“根本原则”成为铁律,在这一决定论的规约下,人和事实都成为一个统一大链条的环节和组成部分。哪怕再重大的事实,都被遮掩在自信的理性逻辑之下。

  这种理性主义偏执受到后现代以来一些学者的质疑,例如伯林说:“宣扬理性的自律性和以观察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是唯一可靠的求知方式,从而否定宗教启示的权威,否定神学经典及其公认的解释者,否定传统、各种清规戒律和一切来自非理性的、先验的知识形式的权威,自然会受到教会和众多教派中的宗教思想家的反对。”[4]不仅如此,也受到来自不同知识体系的人们的反对。实际上,启蒙主义思潮开始成为欧洲社会的主要潮流的同时,对理性的盲目就开始了批判。伯林就说:“对法国启蒙运动及其在欧洲各国的盟军和弟子的核心观念的抵抗,与这场运动本身一样古老。”[5]但是,相信进步以及科学和文化最丰硕成果的人,莫不坚信支配世界的是一组普遍而不变的原则,“这些规律既支配着无生命的自然,也支配着有生命的自然,支配着事实和事件、手段和目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支配着所有社会、时代和文明;只要一背离它们,人类就会陷入犯罪、邪恶和悲惨的境地。思想家们对这些规律是什么、如何发现它们或谁有资格阐述它们也许会有分歧。但是,这些规律是真实的,是可以获知的(或者是十分确定,或者只是极有可能) ——这仍然是整个启蒙运动的基本信条。”[6]如柏林所言,维柯和一系列哲学家对这个过于乐观和盲目的信念给予了坚决的抵制,可是任何抵制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代表人类社会”的欧洲社会在 15~19 世纪实现了普遍进步和高度文明化进程;在那里,人类对自然界的优势地位是有史以来任何时代都不具备的。然而,也正是 19 世纪,当一次次象征欧洲文明成就的工业博览会从伦敦开到诺夫戈诺德之际,哲学家尼采发出了反理性主义抗议的最强音。以全人类名义提出的所谓“理性主义”,在面对欧洲白色人种以外的黑色、棕色、黄色人种时,在面对非基督教的宗教教派时,表现出强烈的非人性取向,实际上是“是与非”、“正与反”思维模式的表现。这种思维模式的拒绝认同,与终极真理惟一性思维模式一道,与导致鸦片战争、布尔战争、屠犹事件等的直接和深远的思想逻辑高度一致——表现为理性主义者以“人类”、“文明”、“理性”的名义,实现着对异邦的践踏和掠夺,直至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真正激发全社会的反思。实际上,理性主义者的虚伪暴露即在对亚洲、非洲、美洲的掠夺之始,然而,真正使欧洲思想界震惊的,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欧洲文明接受者内部屠杀,其极端的乃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也就是依旧发生在理性主义者内部自我残杀中。这说明,欧洲理性主义的“绅士们”并不以为对非洲、亚洲、美洲的掠夺有损于“人类理性”的光芒,真正构成创伤事件的,还是白人相食。因此,这个命题的叙述伦理的正当性还是有折扣的,实质上并非像哲学家们说得那样光明正大和具有世界主义性质。从本质上说,创伤记忆作为后形而上学哲学现象之一,是西方社会科学思潮在面对历史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现象时自身进行的不断修正和调整过程之一,它具有思想史的连续性。

  20 世纪以来,在理性主义专制体系下,欧洲文明发生了一系列反文明的事件,既有欧洲文明内部的战争,也有欧洲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战争,以及违背人性的大屠杀,从社会历史的层面证实了理性主义偏执的失败。基于创伤记忆的“事件哲学”即在这个思想背景下提出。从哲学上说,理性主义的宏大叙事完全忽视了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研究,仅仅以逻各斯、先验论逻辑来阐释历史的发展,毫无疑问践踏着个人的主体性、情感和道德。欧洲后现代思想家们由此提出把先验的主体性从历史的叙述中删除,变宏大的历史叙述为微观的叙述,把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作为历史叙述的主体,凸显事件本身的哲学意义,而不是把事件淡化弱化到逻辑和原则的深远背景里去,拒绝成为本质、原则、规律的微弱的现象对应物。他们力求发掘事件本身的当下哲学意义,要求一种伦理的、情感的和新主体的叙事。这毫无疑问是对建立在理性主义偏执基础上的现存欧洲历史宏大叙事的纠正,也是对那种存在着人类历史发展铁律错觉的纠正。

  但是,显然这只是止于欧洲文明的纠正。“奥斯维辛屠犹事件”是欧洲良心上的创伤,欧洲思想家由此反思理性主义的盲目乐观以致篡妄;“古拉格集中营事件”也是欧洲良心上的创伤,欧洲思想家由此反思斯大林主义的清教专制主义的篡妄。欧洲社会发生的创伤事件的哲学和思想史反思,对其文化表征来说,具有重大价值,特别对于纠正理性主义篡妄、回归到事件的全人类多主体立场、强调事件的具体语境和情境,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三

  

  然而,正如在欧洲文明进程中表现的那样,创伤记忆作为一种心理现象,虽然仍然具有全人类的性质,它在中华民族的社会进程、文明形态和文化表征上也得到了体现。但是,作为理性主义之害的创伤记忆是否曾在中华文明演变中体现,或者中华文明在自己进程中是否存在着另一种创伤记忆?对这个问题需要具体研究。为了更为具体细致考察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创伤记忆,应把这个问题分成三个层面来看:创伤记忆的社会层面、心理层面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在一个民族的创伤记忆这个问题的大框架下,可能隐藏着一些民族心理研究中未能发觉的秘密。同理,在我们理解并阐释欧洲文明进程中的创伤记忆问题时,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这样表现在社会层面的创伤记忆,不仅积淀在心理层面,也积淀在文化层面。

  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创伤记忆并未得到系统自觉的研究,至少没有被有意识地放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来研究,而是孤立地从社会历史、思想史或者文化史角度研究,其最大的不足正是失去系统性的链接。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作为一个社会事件,在历史教训反思中,我们可以在司马迁《史记》 这一著作里得到体现,但是文化领域、心理学领域则并未对之做理性的认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创伤,我们在政治上反思得最为充分,在文化系统里的反思也有所涉及,可是相比较,从民族心理系统的反思则未必如此系统深入。更大的问题在于,中华文明进程中的这些创伤记忆,与欧洲文明的创伤记忆是否同一类别?两者存在着怎样的区别?这都需要细致的研究。

  首先,中国历史上的创伤记忆往往超越个人心理创伤的局限,表现为群体记忆。类似焚书坑儒、鸦片战争、甲午之败、辛丑之败、“文革”之乱等等创伤,为全民族共同体验。从社会层面看,中国社会经历的无数次重大创伤,来自内部的记忆例如焚书坑儒和历朝历代末年的战乱(魏晋、隋末、唐末、元末、明末之乱)、屠杀和暴掠,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也导致社会体制毁坏与修复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社会内部的创伤记忆,随着朝代更替的规律而进入到社会制度,积淀为一种制度文化。从造成创伤的原因来看,乃是中国封建王朝专制制度自身的弊病所致。“土地重新分配——豪门巨族对土地的兼并——土地资源高度垄断——农民战争打破垄断——土地重新分配”: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围绕土地资源占有和分配这个单一的主题往返进行,不断重复;在社会制度层面,则表现为“破坏——修复——鼎盛——反面——再度破坏”这个循环。假如说,秦末的战乱因其带来巨大的民族创伤而得到深刻的反思,并造就了《史记》 这样的世界名著的话,那么后来的朝代末期战乱则多演变为英雄史诗,为竖子成名带来机遇,而其给民族带来的巨大创伤则多属“一言以蔽之”。在社会创伤记忆的层面,政治制度上的专制制度与社会体制上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宗法制度密切连接着,它们建立在单一的国家文化(儒家文化) 基础上,只能不断重复着同样的社会发展轨道。来自外部力量造成的社会创伤,在近代史上最大的就是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略北京,以及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甚至在鸦片战争之前,像魏源这样的清朝有见识的思想家和官僚就预见到即将展开的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他们提出的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李鸿章等开展洋务运动,试图在“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思想逻辑下一厢情愿地妥协式解决中西之间的碰撞。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失败、戊戌变法失败,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此一失败彻底暴露出政治体制的失败),库页岛、香港、澳门等被割让,造成了近代史上最大的创伤。戊戌变法的改良幻想破灭,从根本上看是富国强兵发展道路的失败,从而国家体制的变革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从封建专制走向共和、走向革命的道路选择,归根结底,仍旧是以社会制度的调整疗治创伤问题,以制度的修正积淀创伤记忆。

  存在于社会层面的创伤记忆必然显现于心理层面,实际上,所谓创伤记忆本来就属于心理层面。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作为个案具有典型意义。司马迁因为为李陵申诉而遭腐刑,其《报任安书》 实为巨大创伤的记忆文本。司马迁的创伤记忆为中国文人建立了一个创伤记忆的心理模式,学术史称为“发愤”模式,也即在巨大的文人责任感的前提下,肩负起文道使命。正因为如此,创伤之痛才能被化解。中国历史之创伤记忆文字,首屈一指者当为《报任安书》。“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文章写得何其沉痛!这是最为真切的创伤记忆文字!然而,司马迁的创伤记忆从心理层面来分析,在伤痛之余,并未实现思想性质上的超越,而是“发乎情、止乎礼”,“不逾矩”。这与孔子所倡导的“哀而不伤”和“比兴”传统有关(经典的表达方式体现为“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以及“一樽还酹江月”、“也无风雨亦无情”的抒情化解),它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心理创伤的破坏性意义。究其社会本质来说,古代文人个体的创伤记忆仍旧局限在文化体制内部,没有实现“创伤记忆”这个术语在西方 20 世纪思想话语里幻想的超越性;同时,这也是近代一系列民族创伤在士大夫记忆里的表达局限。近代外力所导致的创伤记忆,在士大夫王蹈、郭嵩焘、李鸿章等人的著述里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也有“痛定思痛”的反思文词,仔细品味,也未必缺乏太史公式的剀切、深刻,但直至孙中山,才从创伤反思的改良意识跨越到革命行动,实现了本质变化。

  正是因为中华文明之创伤记忆体现于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共同特点,它在思想文化层面也具有相似的特点。社会创伤记忆积淀在集体心理层面,表现为妥协式的应对,重复着制度“破坏—修复”的循环模式,而在文人心理层面仍旧保持者“发乎情、止乎礼”的不逾矩模式,最为极端的如李鸿章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或者沉默。面对甲午之败、辛丑之乱,思想文化层面的启蒙进程一再为社会救亡所取代,在民族和个人的心理定势留下了深刻印记,甚至因此难以一新“文革之乱”的思考。如果说“五四运动”作为思想文化运动是对甲午之败、“二十一条”等创伤的直接反应,那么“五四”之后迅速从思想文化的革命转向社会变革、以新军阀取代旧军阀、以国内战争交替进行并接续八年抗战,事实上未能够保证近代以来至“二十一条”等一系列创伤反思的深刻进行,那种排除而不是兼容思想文化启蒙、走向暴力革命的思维定式,带来的直接后果乃是“文革之乱”。“文革”带来的民族创伤直接表现为其后全民族对“革命话语”的抛弃,而诉诸于非暴力式的社会改良。

  由此,我们可以察觉这样一个定势:古代中国民族遭受丧乱、个人遭受创伤,其走向是“破坏—重建”的模式,接受“礼制”的约束,在专制制度与宗法制度内部循环;近代中国遭受外力侵略的创伤,寻求的是“改良模式”疗治,诉诸于理性、进步情结,幻想在洋务运动的推进下,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事实证明这只能是幻想;而 “文革”导致的创伤记忆,则根源于 20 世纪以来“革命”和“不断革命”的情结,对它的反思再次把民族心理引导到启蒙和改良路径上。中国式创伤记忆始终未能摆脱封建专制和宗法制度,归根结底是一种非现代性下的创伤记忆。

  

  四

  

  虽然对于欧洲和中国来说,“事件叙事”本身具有哲学和政治两个层面,对于两者来说两个层面都很重要,但应予注意的是其中的区别:对于欧洲社会来说,事件的关注从哲学层面反思重于从政治层面的反思;而对于中国来说则相反,政治层面的反思重于哲学层面的反思。因为,无论是“奥斯维辛屠犹事件”还是“古拉格集中营事件”,诉诸哲学的反思优先于诉诸政治反思;而对于中国的例如“文革创伤”来说,诉诸政治的反思显然优先于诉诸哲学的反思。这当然不是说在中国社会里哲学层面的反思不重要——任何创伤记忆最终将诉诸哲学反思,这是没有疑问的。差异在于,欧洲自 16 世纪以来,政治制度向议会民主制度的发展趋向,虽然经历了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激烈转向,但从君主制到立宪民主制的转向,基本上在和平理性协商中完成。在这里,其理性主义哲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国近千年的政治变局均以革命的方式完成:由元、明、清到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不以战争开始、以战争结束。真正的哲学反思并未随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制度改革而完成。无论哪个朝代,其依托的儒道法兼济的哲学基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虽然政治制度、政治立场却不断变换。明显地,政治因素作为事件反思的优先地位是现实造就的。

  在中华文化和中国当代社会的语境下,创伤记忆问题的提出,其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在于:它再次明确把文化表征问题与政治制度反思、哲学反思区别开来,赋予它独立的地位,这不仅因为文化表征更为复杂,也因为文化表征更为普遍、更为深入地渗透到全民族的精神、情感和心理深处。特别是,中华民族生活中许多重大的事件留下的创伤,为政治叙述和哲学叙述所自动删除,但恰恰为文化表征所叙述。因此,人民习惯于把文化表征看作真正的历史叙述。更为重要的是,它经常提醒我们:反思中国社会的创伤记忆,它与欧洲创伤记忆虽然表面相似,但其实有显著的差别,而这也决定着两者之间关注对象、面临的使命有着深刻的阶段性差异。

  

  参考文献:

  [1] 哈耶克,王明毅译.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霍克海默、阿多诺,洪佩郁、蔺月峰译.启蒙辩证法 (哲学片断)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 锡德尼·芬克斯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4][5][6] 伯林.反启蒙运动.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