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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国学复兴应着力于教育与新文化体系建构

  陈  来

  

  导  读

  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视察曲阜的讲话,以及他在诸多讲话中屡屡引用传统经典,引起了国学研究界尤其儒学研究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学复兴尤其是儒学复兴,有“理”与“势”两方面的条件,前者是对义理、价值的阐明,后者是运势的累积。就“势”而言,政府推动是环境,知识群体是关键,社会文化是基础,而儒学复兴最根本的条件则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和重新崛起。在最近十余年国学热发展的过程中,有经典汇编、文明对话、国学普及、国学机构成立这四个标志性的事件或现象。

  国学复兴的一个关键任务,是要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应该说任重而道远,还要走很长的道路来探索。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正题,“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更能够突出当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主体性的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面中国主体性更为突出,立足点和基础应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

  在现代社会, 儒学的存在应尽可能地以教育为其基地, 通过将儒家经典的部分引入小学、中学,使儒家思想与价值透过教育途径, 植根于青少年的心灵。政府与社会应表彰实践传统价值的各类典型人物与事迹, 鼓励各种文艺形式深刻地表现中国文化的价值, 发扬中国文化的精神。

  

  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视察曲阜的讲话,以及他在诸多讲话中屡屡引用传统经典,引起了国学研究界尤其儒学研究界的广泛关注。人们从中看到了更为强烈的传统文化复兴和国学热的信号。

  

  新世纪国学复兴的运势

  

  国学概念大致可分三种。第一种,根据章太炎等学者的讲法,国学就是中国固有的学术。这类讲法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一直都比较流行。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岱年先生写《国学丛书》序的时候,还是讲国学即中国固有的学术。第二种讲法,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把国学当作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意义比较广,包括学术形态的文化、民俗文化,还有其他各种层次的文化。第三种讲法是,近代以来我国学者采用古今结合的方法对传统学术与传统文化所作的研究体系,即国学研究。明了国学概念的三种意义,我们就可以知道,目前文化界一般所说的“国学热”,就其现象来说,其实是传统文化热,其国学概念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的。

  在最近十余年国学热发展的过程中,有经典汇编、文明对话、国学普及、国学机构成立这四个标志性的事件或现象。

  第一个事件是“儒藏编纂”。2002年开始,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都提出儒藏工程的计划,2003年教育部正式发布儒藏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由北大牵头,儒藏项目后来在国家社科基金也得到重大项目立项支持。此后有“子藏”“子海”的规划,如山东和上海这类项目的立项,也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总之中国文化经典或者国学经典慢慢成为学界的热点。经典汇编是国学研究的基础建设,从2002年开始的国学经典汇编热,是这一波国学热的一个具有起点意义的文化事件。

  第二个事件是2004年9月的“甲申宣言”。它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倡导并发起。其中季先生、任先生代表了学术界的一种态度,杨先生和王蒙则代表了更广的中国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这个宣言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事实上,这个事件也遭遇到了一些批评。不过这些批评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个宣言发起的意义和立场,即在全球化时代,在一个多样文明共建的时代,中国文化怎么确立自己的文化态度,怎样正面回应从90年代以来的文明对话。这个宣言的宗旨延续发展到尼山论坛。尼山论坛是面对全球文明对话的一个国家级论坛,由文化界主导,而政府也参与表达。这个论坛突出“文明对话”,在我看来,就是希望能够建立在全民的文化共识基础上,表达对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学的文化自觉,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积极的肯定。

  第三个现象是“国学普及”热潮的兴起。在2006年以前,在社会层面,国学的教育和普及已有很大的发展。国学普及的一条线索是自下而上的发展。由于社会各个部门的参与,国学班相当流行。如北京大学,不同的院系(包括哲学系、历史系、光华管理学院等)都红红火火开办了国学班。学生来自媒体、企业界、各种专业技术行业等各个方面。有的同志在北大连续不断地参加国学班学习,参加一次不够,变成了五六年里不断在北大念国学班的常客。成人的国学教育现在遍地开花, 各种国学班时长不一, 重点有别, 但都在普及传统文化的知识、智慧与价值。尤其是以企业管理者为对象的国学班或国学讲座, 注重把传统价值与现代企业管理结合起来, 虽然其出发点多是工具性的, 但文化浸润的力量往往超出预想, 人们在传统文化中发现的归属感, 不仅增强了中国文化的认同, 而且找到了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近年来还出现不少公益团体, 以儒学为指导思想, 推行包括晨读在内的各种经典学习和实践, 号召并带动志愿者实践儒家的价值。总体来讲,从校园内的国学班、社会的经典诵读发展起来的大众学习,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再学习运动,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于民族文化补课、学习的强烈需求。国学普及的内容,既有知识性的普及,也有道德的教化,特别像国际儒联所推动开展的儒学普及活动、儿童国学启蒙活动、初高中国学教育,注重加强德育的发展。

  国学普及的另一线索是自上而下的推动。2006年1月,《光明日报》建立了国学版,它本来的宗旨不是写学术文章,而是写给大众看。到2006年10月,中央电视台与于丹女士合作,讲论语与人生,推动了《百家讲坛》的发展,这个意义也相当重要。中央电视台的这项工作得,后来成为近年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普及的一个先锋,作用非常大。2009年对国学普及又慢慢向青少年发展,在央视第二频道《开心辞典》栏目推出了“开心学国学”,这个活动选择在暑假播出,面向青少年,追求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德育的养成。因此可以说,整个这一波的国学热是由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交叉推动形成的,社会和民众的需求是推动国学热的主导动力。

  第四个方面,诸多国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其实,2000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就率先转型为国学研究院,但未引起社会的注意。此后国学机构渐渐增多,动静比较大的,首先是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其次是2009年清华大学重建国学研究院。这些变化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国学要不要成为一级学科。除此之外,体制外的民间的国学教育机构也建立了不少。

  目前国学复兴尤其是儒学复兴,有“理”与“势”两方面的条件,前者是对义理、价值的阐明,后者是运势的累积。就“势”而言,政府推动是环境,知识群体是关键,社会文化是基础,而儒学复兴最根本的条件则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和重新崛起,换句话说,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和迅猛的经济发展是文化复兴的根本条件。中国现代化进程 90 年代以来快速和成功的发展,导致了国民文化心理的改变。当现代化进程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经济发展取得成功之后,国民的文化自信逐渐恢复,文化认同也随之增强。当代的国学热提示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高扬,开启了民族文化的自觉,文化自信增强了民族生命力,振奋了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复兴运势是儒学复兴的历史根基。

  

  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新文化体系

  

  国学复兴的一个关键任务,是要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应该说任重而道远,还要走很长的道路来探索。

  第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今天如何看待儒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问题不能够拘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八个字上面表面理解,不应当一般地去关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所谓理论结合点、契合点,不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学术对话,更不需要纠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儒学经典文本的具体比较之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拨云见日,直指根本,直接指向中国当代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而不能仅仅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看,也不能仅仅从儒家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正题,“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更能够突出当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主体性的观念。照我理解,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之义的其中一义,但不是全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面中国主体性更为突出,所以主体性是不能易位的,立足点和基础应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新时期我们各种理论的提法口号都应该转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条大路上来。

  第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问题。在革命时期毛主席讲过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这个“的”,“的”就是目标,因此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在我们中国社会具有目标的意义。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1949年建国以来,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前后,党的具体任务和使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和根本的转向,这就是从革命和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建设和经济发展为中心。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党更加明确了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所承担的当代责任,即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这显示党的工作重点的进一步民族化、中国化,即明确地从普世的社会革命转向民族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框架,不能脱离民族文化的基础,中华民族的团结凝聚,中华民族的振兴复兴,中华文化的传承发扬,中华国家的强大发展,成为党的根本任务。新世纪以来党的路线有进一步与时俱进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传承发展中国文化的提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反映中国社会的要求、适合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发展进步的需要。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真正从以社会革命为中心转变到以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为中心,在明确认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清楚今天到底应该如何对待儒家文化和它的价值。

  第三是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我们讲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应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主体,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主体,反对僵化主义和教条主义。正确对待儒学问题,是属于民族文化的问题,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不断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即中华民族文化的意识和自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根本要求。

  1997年以后,执政党提出了以德治国、与时俱进、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和为贵等等思想,没有一条不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我们党这十多年来,开始重新吸取儒家的治国理念和价值观念,来对应当前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学术上来解释这一现象,就是执政党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再中国化,不是说我们过去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是对应中国问题,没有体现中国特性,而是说,我们更自觉地站在传承中华文明的角度,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加强我们执政的合法性。

  

  应重点在教育领域发挥儒学的作用

  

  国学涵盖很广,从历史来看,儒学是其中的关键。从现代社会的视角去认识儒家,了解儒学,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十句通俗的概括,来强化儒学、儒学价值跟当代社会的关系的认识。第一,道德比法律更重要。第二,社群比个人更重要。个人指个体,社群小到家庭、家族、宗族,大到社区、国家、民族。第三,精神比物质更重要。第四,责任比权力更重要。儒家所认为的责任是宽泛的,可以是对家庭的责任、团体的责任,也可以是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第五,民生比民主更重要。孟子就认为老百姓有了温饱生活才能做好其他的事情。第六,秩序比自由更重要。第七,今生比来世有价值。儒家奉行积极的现世主义,它非常看重今生现世的事物。第八,和谐比斗争有价值。第九,文明比贫穷有价值。儒家始终对文明有很高的认知度,早期儒家提倡礼,礼就是一个文明的体系、文明的标志,一切人类文明的建构都属于礼,所以儒家是最保守礼、发展礼,并传承礼,它的文明意识非常突出。第十,家庭比阶级有价值。

  在现代社会, 儒学的存在应尽可能地以教育为其基地, 通过将儒家经典的部分引入小学、中学,使儒家思想与价值透过教育途径, 植根于青少年的心灵。儒学在现代社会中不仅可以与大学结合, 还可以与更广泛的教育领域结合, 如小学、中学教育,社会文化教育。儒学的价值教育功能不仅可以通过教育体制发挥, 还可以通过和现代媒体的结合来实现。更广泛地, 它还可以通过各种社会文化团体、公益团体发挥其功能。而这一切需要一定的前提, 即教育宗旨的确定, 国家文化政策的肯定, 文化学术空气的转变。

  事实上在近三十年的中国教育中, 通过古典教育的方式, 这一点已经有所实现, 只是不突出、不全面。最重要的是, 缺乏一种固定化的制度性形式, 以确定和保证儒家文化的价值成为小学、中学德育的基本内容。

  社会教化的途径即使在传统社会也不是固定的,现代社会更是如此。校外的文化教育与经典教育近年开始流行, 应当受到社会的支持。鼓励各种经典诵读的活动和以经典诵读为宗旨的组织,使国民从小培养起对包括儒学在内的经典的敬重之心, 熟悉儒家文化的价值资源, 倡导传统价值与现代生活的结合, 促进人伦日用的新的形式, 这些都是富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教化。

  儒学在现代社会传布其文化价值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而每一种传布的方式都提示了一种儒学的现代生存路径, 在这个意义上传布与建制不是截然分开的。如果一定要用建制化的角度来看现代的儒学生存, 那么, 我们可以说, 与传统社会不同, 儒学与现代建制的结合是“弥散性”的, 也是“松散性”的, 这正是现代儒学与社会相关联的特色。

  

  应表彰各类践行传统价值的人物事迹

  

  很容易观察到, 在各种社会文化活动中, 传统文化在社会层面正在复活。社会转型需要一种与革命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由此促进的文化转型,构成了当代文化景观的大背景。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秩序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传统道德文化,这已经是后“文革”时代转型期执政党和人民的共识。安身的身,立命的命则都归结到心灵精神的安顿,从而心灵的需求比以往更加突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新的变化,也使得青年一代在寻找人际关系处理方法等方面把眼光转向古老文明的人学智慧。

  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已经渐渐成为现代人待人、处世、律己的主要资源, 与其他外来的文化、宗教相比, 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 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 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 在“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藉、精神的提升, 以及增益人文教养”方面, 为当代市场经济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资源, 在心灵稳定、精神向上、社会和谐等人伦日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因此,政府与社会应表彰实践传统价值的各类典型人物与事迹, 鼓励各种文艺形式深刻地表现中国文化的价值, 发扬中国文化的精神。

  目前的国学热主要分布在大众教育和国学知识传播方面,相对于国学的学术研究,多属于文化普及的层面。大众教育和传播的热络并不能自然带来国学研究品质的提升和发展,这是要区分清楚的。但是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热的文化氛围,改善了社会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对青少年的影响很大。从小熟悉传统文化,将使这一代青少年对国学的向往越来越深,有利于新的一代人传承中华文化,也使得国学研究有了更好的文化生态的支持。事实上,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并不是学术研究层面独立发生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是靠人民群众通过普及渠道所获得的文化信念与价值,在实践中坚持、信守、付诸于行为,在历史舞台上演出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壮丽故事。而人民群众的文化信念也转过来影响着从事理论论述的文化精英。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的普及化,不能只从普及的角度来评价,要深刻认识其中华文化传承的意义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意义。

  由此看来,当前所谓国学热的出现和流行,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对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开展,对社会和谐的实现,都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积极的,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传统文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传统文化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遇到的一切问题。传统文化只是我们的文化根基,在其基础上如何建构起适应人民需要的现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体系,发展政治文明、持续经济增长、健全法制生活,繁荣文化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创造性的努力。同时也需要通过适时的引导,帮助人民分辨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分辨永久的价值和过时的东西,使传统文化的资源更能够结合时代的要求发挥其作用。

  

  作者简介: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