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磊*
摘要:清末民初时期,几次大规模的留日潮使国人愈加了解邻国日本,也更加深了对于“何谓现代文明”这一问题的认识。在日本,由于现代教育机构和其他文化单位多集中于少数都市,因而,相较于乡村,都市吸纳了更多的留日学人,成为文化交流的中心。于是,以东京为代表的日本大都市,就构成了留日学人了解日本、想象世界、理解“现代文明”的媒介和窗口。可以说,清末民初留日学人的“留学梦”、“日本梦”,实际上也是一场“都市梦”;而一部分留日学人对于日本的反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十分微妙地与“反都市”的情绪叠合在一起。
关键词:留日 都市梦 反都市 鲁迅
Abstract:Chinese understood Japan a little better by several large mass activities of studying abroad in Japan in the late-Qing-early-ROC period,and understood “What Modern Civilization is”.City is the center for cultural exchanges, because the most moder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gathered in few cities in Japan.Therefore,Japanese Metropolis represented by Tokyo Become the media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Japan, and imagining the world or understanding Modern Civilization.In other words,the dream of studying of Students abroad in Japan in the late-Qing-early-ROC period,is actually “Big city dream”;and the Chinese nationalism was triggered by the complex of “Anti-Japan”and “Anti-city”.
Keywords: Students abroad in Japan, Big city dream, Anti-city, Lu Xun
引 言
在晚清、民国两朝政府的引导下,出于对“国富民强”之现代理想的渴求,对个人人生抱负的践行,中国学人负笈东瀛、留日活动之兴盛,蔚为壮观。无论是梁启超、孙中山等学界、政界巨擘,还是周氏兄弟、创造社同人等文学青年,他们相约赴日、停留海外的时间少则五六年,多则长达十几、二十年,可以说,“留学梦”与“日本梦”构成了他们青春记忆或壮年情怀的主要内容。从这一时期留日学人的活动范围来看,由于接收外国留学生的高等教育机构多设立于少数都市,而那些供旅日学者开展讲演、结社、集会和办报等文化活动的场所,也仅限于以东京都为代表的大都市,因此,自明治末期到大正时代初期的日本大都市,就构成了留日学人们了解日本、想象世界、理解“现代文明”的媒介和窗口。可以说,留日学人的“留学梦”、“日本梦”,实际上也是一场“都市梦”、“东京梦”。
一 “都市梦”:想象现代文明
现代都市象征了权力、财富和知识,现代人的人生理想往往与对大都市的憧憬联系在一起。因此,“都市梦”成为19至20世纪欧美文学一个常见的主题,在这一时期,写都市的作家和作品数量较之过去都在不断增多。与此相应的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也普遍对北京、上海、南京等大都市心怀向往,形成了一种“都市的向心力”。而当年轻的中国人漂游海外时,保守而平庸的日本乡下是难以形成吸引力的,他们更愿意将东京这样的现代化都市作为人生理想的实践场。例如在署名“履冰”的清末小说《东京梦》(1909)中,主要描写了游日官僚和留日学生的“东京体验”。在这些留着辫发的晚清中国人眼中,东京的城市景观无一不是令人惊羡的,而游历东京的短暂经历也被形容为一场幻境般的美梦。
近代新兴的制造业、商业和教育文化机构普遍集中在城市中,相应的,农村成为了人才流失之地。有资料显示,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所谓“黄金十年”间,日本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1894年的84.36%,下降到1903年的79.06%,而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却达到了61.74%[1]。在这一背景下来到日本的中国人,自然也被裹挟进“从乡村转向城市”的时代潮流。于是,以东京为代表的国际性大都市,被视为“现代文明”的象征,成为求学者追慕先进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圣地”,同时也成为了他们想象日本国、开眼看世界的媒介和窗口。
留日作家、创造社的重要人物陶晶孙的小说《木犀》(1919)曾备受郭沫若的称赞。小说主人公——旅日中国人素威生活在九州的乡间,心里却充满对大都市的向往:
“到底是乡间,一座古庙虽然宽敞,但只呆呆地立着;庙前已通电车,过往的行人也颇不少。
乡间也应有乡间的风味,而此处又多少兼带了些都会的要素,究竟乡不乡,市不市——乡则大俗,市可冷落了。
……他难忘的少年时代是在东京过活了的,他是无论如何想留在东京的了。即使不能的时候,也想往京都去,那儿是他所爱慕的一位先生的乡梓。连这一层希望也没有达到,凄凄凉凉地流到九州来,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这是何等悲惨的呢!”[2]
从东京到京都,又从京都到九州,素威对人生前途的心理期待逐级降低。他对东京的态度是“无论如何想留下”,而京都则等而次之,但最终,他“凄凄凉凉地流到九州”,过的是“何等悲惨”的生活。由此可见,他人生理想的实现程度,是随着所居城市的大小、发达程度而改变的,在他心目中,东京是最佳的去处,是全国的中心,其它城市则根据发达程度的高低,按照“中心”到“边缘”的心理区位逐级排列。
尽管身在乡村,乡居者的心却仍然朝向城市。这样一种“从乡村到中小城市、再到大都市”的精神向度,无形中放大了都市与乡村之间的落差,使得人口、金钱等各种资源纷纷涌向都市。但与此同时,都市愈加成为“空间再生产”的场所,成为向乡村进行文化辐射的核心区,在这种都市为文化中心、乡村为文化接收地的模式下,所有的乡村也都逐渐被“都市化”,所有的乡村生活也都被赋予了城市生活的色彩。从这一角度来看,现代乡村的形成,其实是不断演变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都市”的过程,从而缩小了与都市的差距。素威认为“乡间也应有乡间的风味”,所以“兼带了些都会的要素,究竟乡不乡,市不市”的九州,让他感到厌烦。其实,这种“乡不乡,市不市”的状况,正是在现代都市崛起过程中,乡村的改变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与中国的清末民初约略同时的明治到大正时代,东京都等大都市正在努力转变为能够体现“现代文明”的新型都市。这些现代都市的规划与发展,虽然也征用了传统城市的基本构架,但同时又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和秩序。如果从传统城市近代转型的角度来考量,被城市规划师所设定的、作为都市的“现代东京”,其实还只是被设计、命名的“地点”(place),而非“空间”(space),仅仅具有规划图纸和建筑学上的意义。而只有当这些“地点”被注入了人的活动,例如街道的穿梭行走、对街景的观赏、对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和各类公共活动的开展,“地点”才被激活为现代空间。
因此,“空间就是一个被实践的地点。”[3]当留日学人怀揣“都市梦”,行走在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各个不同层次的“地点”时,实际上也在参与着现代“乡村-都市”空间建构的实践活动。在这种实践活动中,由于都市向心力的驱动,所有的乡村都成为了都市的辐射物,都面向都市而生长,也就都具有了都市空间的属性;而传统城市空间也随着乡村的蜕变而消失,逐渐转换为现代都市空间。
这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一方面,“乡村与都市”截然二分的模式将由此而建立,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差别日益明显;但另一方面,在这种模式中,由于所有的乡村的发展都以都市为核心,也都接受都市文明的影响,因而最终将导致“没有任何的乡村不是都市,没有任何的都市不是乡村”的状况,而所有的“地点”也都将成为都市空间的一部分,以至于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在本质上日益趋同。
因此,当留日中国人放逐郊野,欣赏日本的田园景色或山水风光时,时常也不由自主地从一种“现代都市”的视角去“发现”风景。在郭沫若的《女神》组诗中,诗人对日本的自然风景进行了诸多富于激情的描写,可以从中看到这种奇特的文化心理。例如《笔立山头展望》(1920):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的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蒙笼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Symphony,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弯弯的海岸好像Cupid的弓弩呀!
人底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沈沈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4]
诗人在这里描写的是日本门司市西笔立山边的海景。但是,如果将诗题去掉,读者几乎无法看出这首诗所绘风景为西日本海岸。全诗不仅毫无日本风味,反而带有浓厚的欧化色彩。也就是说,如果将此诗理解为对某个欧洲国家海滨风光的歌颂,也未尝不可。
为何会出现这种日本“地方感”的消失现象呢?原因恐怕在于,追慕“现代文明”的郭沫若,其实是从“现代都市”的角度来观察日本风景的——从全诗的首句即可看出,郭沫若毫不掩饰自己对“大都会”的向往、赞美之情,甚至于将大都市作为个体生命勃发的源泉。因此,在郭沫若的日本体验中,无论是日本都市还是乡村,都成为了他“大都市梦”的寄托之地,他目力所及的景色,无论是否属于现代都市的产物,似乎都变成了他进行“都市想象”的一种“方法”。实际上,以城市的人口数量和发达程度而论,位于九州北部的门司市在当时的日本根本算不得什么“大都会”,可是在郭沫若眼中,“弯弯的海湾”和“数不尽的轮船”却都成为了大都会文明的象征,甚至于,一枝枝的烟筒,被形容为“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一般美丽,引起了诗人对“二十世纪”与“近代文明”的无限憧憬与赞美。
在这种极具个人色彩的想象中,所有本属于乡村的传统文明形态,也都在“现代文明”的宏大主题中,被置换、忽视或抹除。而日本风景的地方特色,也就都在“都市化”的风景视角中,被悄然改换为“全球风景”,从而被去除了“地点”的特征,纳入了“都市空间”的范畴。诗中连用了“打着,吹着,叫着,喷着,飞着,跳着”等一系列极富动感的词语,以及涌动着的“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都具有未来主义诗歌的特点,无处不在释放着都市文明给人带来的无限希望与高度振奋之情。然而,这鸣奏着“交响乐”的热闹场景,和原本静谧安宁的日本海滨之间,其实是缺乏关联性的。所以,诗中反复歌颂的“近代文明”的宏丽美景,恐怕更多来自于诗人的内心情感宣泄,来自于一位崇尚西方文明的五四青年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的“都市梦”。
当然,如果说“都市梦”是留日学人群体普遍存在心理现象,未免有些以点概面。实际上,尽管大多数留日学人都居住、求学在城市,并乐于参与城市中的文化活动,但在他们的城市观念中,恰恰还存在着一种“反都市”的矛盾情结。
二 “反都市”:鲁迅的自我放逐
许多留日学人漂洋过海、求学东洋,除了以“学习先进文明”为目标,也多怀抱着“饱览东瀛美景”的愿望。这些久居都市的留日学人们,在课余时分,也时常向往郊外、乡村的迷人风光,因而产生了周作人、郁达夫等人描绘日本风景的美文,通过这些文字,可以清晰地读出作者对于喧嚣的都市生活的反感。例如在郁达夫用日文写成的游记散文《盐原十日记》(1921)中,作者写道,“都会的炎热愈益不堪”,使他产生了逃离都会,奔向盐原的冲动。
另一方面,由于许多留日学人自小出身于中国农村或小城镇,本非大都市的熟客,因此,当习惯了乡村生活的他们来到东京这样的繁华之地时,未必就能很快适应大都市的日常生活和学习环境。有些人因学业所迫,不得不居留东京,但内心里却也会日渐生出逃离都市、放逐乡野的愿景。
在这方面,鲁迅的城市观可谓典型。晚清政府的官派留学政策为鲁迅选定了落脚点——东京,但鲁迅对此似乎并不满意,都市的嘈杂纷扰、人满为患让他无心学习,他希望逃离都市,避开东京,自我放逐到一个清静、偏僻之地。
在回忆散文名篇《藤野先生》(1926)中可以发现,鲁迅对东京的印象是不佳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他对东京的直观感觉,以一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十分平淡地一笔带过,透露出些微的失望之情。由此可见,东京都的先进与繁华,似乎并不能引起鲁迅太多的兴奋和期待。在鲁迅看来,不仅上野公园为清国留学生所占领的景象令他失望,就连“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的中国留学生会馆,也不免有“学跳舞”的杂音干扰。在鲁迅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只有在《藤野先生》中能见到鲁迅对东京寥寥数笔的描绘,而就是这么只言片语的东京印象,却充满了不屑与反感。
出于对东京的种种乱象的厌烦,鲁迅开始考虑“到别的地方去看看”,于是有了转而去仙台求学的经历。鲁迅曾详细打听了日本各地招收中国留学生的情况,经过一番比较,最终选择了仙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实际上,当时在距东京更近一些的千叶、金泽等地,也都设有教育水平较好的医学专门学校,但鲁迅却偏偏选择了位于本州岛东北地区、相对偏僻、人口不过十万的小城仙台,原因何在?根据周作人的回忆,他认为鲁迅这样的选择是因为看厌了东京那些头顶着“富士山”的清国留学生,不愿与之为伍,而当时的仙台尚无中国留学生[5],这成为鲁迅看中仙台的唯一理由[6]。
可以说,早年的鲁迅在留学地点的选择上,就和大多数留日学人的志向区别开来,显示了他内心里“反都市”的情结。他不愿与居住在东京的留学生群体为伍,而选择了自我边缘化的求学之路,这一特立独行的做法,为鲁迅一生甘于孤独寂寞、绝不随俗的文学创作品格埋下了伏笔,定下了文学风格的基调。
从东京到仙台的途中,鲁迅经过一处叫做“水户”的地方,并特意指出“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7]。虽然鲁迅对此并未加以带感情色彩的描写或评论,而是几句话带过,但是,如果结合上文对“清国留学生”的讽刺、对“学跳舞”者的反感,再结合下文的“匿名信事件”和“幻灯片事件”来看,就会发现其中暗含的思想上的连贯性。鲁迅和以“灭满兴汉”为口号的光复会关系密切[8],而朱舜水是明末清初时期著名的“反清复明”思想家,鲁迅在此处提及这一人物,和《藤野先生》整体上透露出的“排满意识”,是高度一致的。
日本学者驹田信二认为,鲁迅在此特意提到“日暮里”,是别有用意的。实际上,名为“日暮里”的车站是在鲁迅首赴仙台之后才设立的,鲁迅应该是在之后往返东京和仙台的途中才知晓了这一地名,但鲁迅却将这一记忆提前到首次赶赴仙台的经历中,并称“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9],之所以这样写,是“旨在把他从虽是同胞,却觉疏远的‘清国留学生’团体中独自离去,前往陌生的仙台去的那种孤独感、寂寞感通过‘日暮里’这一地名流露。”[10]
一到日本立即剪辫以明志的鲁迅,或许根本不认为自己是“清国留学生”的一员,他主动离开东京,是为了跳出这个保守落后的文化圈,于求学之路上另辟蹊径,因此而成为了留日学生群体中的一个异类。而在逃离东京的途中,鲁迅仍然在通过途中的见闻强化其“排满”意识,后又在仙台医专遭遇了日本同学的歧视和“幻灯片事件”,最终激化了这种意识,促成了他的人生转折。在鲁迅眼里,聚集了大批清国留学生的东京,成为满清旧势力、旧文化的象征,从东京到水户再到仙台的旅程,既是一个远离大都市的过程,也是在步步投向孤独、远离本民族文化圈的过程。在这里,“排满”和“反都市”的情绪十分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了。
三 从“反都市”到“反现代性”
对大都市生活的反感,同样体现在其他一些留日文学作品中。成仿吾唯一的留日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1921)书写了异国流浪者的都市体验。旅者的孤独感、对都市生活的厌倦感,构成了小说的主调:
“市内的空气,浓得差不多连呼吸都很困难。他只任那人的潮流把他流去。那一家一家的装饰,和那陈列台上的物品.对他好象没有什么引力的一般。这不是因为他的感受力不灵敏.他觉得去年的冬天,好象就是昨天的事情一样,他们也曾把这些市街,红红绿绿的装饰了一遍,没有几天,又把他都撤了。他到如今还不知道为的什么缘故。所以这些装饰,都好象前几天见过的东西;也唤不起他的好奇心,也没有什么奇怪。
他不解他们为的过一个年,何以就忙到这般田地。那街上走路的人,睁着两只小眼,都好象到那里去抢饭吃的饥民一样。无数的汽车,野兽一般的,狂号怒吼,跑去跑来,光景惊心得很。电车的声响,管理汽车的怪声,脚踏车的铃子,和人的呼号。喧扰得更不可耐。但是他只低着头往前走,倒象聋子一般;好象这些声音,在地球上互相消杀,他反听不见什么声音。”[11]
都市中的空气,如何会比乡村更浓,浓得“连呼吸都很困难”?实际上,浓得逼人的空气,是一种生存空间被压缩的经验。“他”被大街上涌动的人潮推来挤去,几乎透不过气来。尽管周围有那么多的人,有纷繁芜杂、一家又一家的装饰品和陈列物,但他仍然是一位孤独的异乡人,是现代文明的“局外人”,他在都市里找寻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都市的种种繁华景象似乎也与他无关。“他”理解不了周围人们的行为,“不解他们为的过一个年,何以就忙到这般田地”,“他”与都市新年的喜庆氛围格格不入,虽然身在都市,内心却已缺席,飞离到都市之外。
因为生存空间的挤压和都市景观的重复性,旅者的时间感也被压缩了,变得无聊而乏味。去年的冬天,在“他”看来就好像昨天一样,街边商店里红红绿绿的新陈列品,就像前几天才见过的东西,唤不起他的好奇心。因此,“他”在都市中迷失了属于自己的时间,被迫卷入年复一年的复制性生活模式,这使他厌倦了都市的时间法则,产生了逃离都市的冲动。
在郁达夫等创造社学人笔下,这种“零余者”的人物形象屡见不鲜。作为漂泊异乡的弱国子民,留日者在受到冷落、歧视,或对异域生活感到不适之时,很容易产生思乡之情。可以说,是异域文化的隔膜促进了思乡之情的产生,但同时,旅者又以“思乡”来夸大文化隔膜感,不断确认自己作为“异乡人”、“流浪者”的身份。在这之中,现代都市生活的标准化、单调化、私人化,都促进了旅者作为“多余人”的心理暗示,而就连一些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事物,也都那么面目可憎。于是,汽车变成了狂号怒吼的野兽,电车和脚踏车等发出的都市噪音让“他”难以忍受[12],他只得装作聋子,行尸走肉一般在大街上迈步,就好像整座都市都在与“他”作对,试图将“他”从都市的人流中排挤出去。
在日本度过长达11年留学生涯的成仿吾,一生中却极少谈及自己青年时代的这段经历。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他写了一篇满怀幸灾乐祸之意的散文《东京》(1923),除此以外,涉及日本的作品就只有《一个流浪人的新年》这一短篇小说而已。就是这样一篇孤品,虽以东京为故事场景,却也几乎没有什么日本味,倘若将文中的都市置换为巴黎或纽约,似乎并不影响行文。作者仿佛有意在写作中回避日本,这固然和他在日本的不堪经历有关,但同时也书写出他在东京获得的一种现代早期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13]体验。也就是说,该小说既可被视为一篇留日文学作品,也可被看作没有具体的描写地点、旨在书写超越了地域文化局限的现代都市的小说。这和郭沫若《女神》中日本地方感的缺失,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在从明治到大正时代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农业立国思想的进一步瓦解[14],日本的工业体系愈加完善,都市化水平也随之大幅提高。成仿吾所描写的1921年前后的东京,正处于经济状况空前活跃、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时期。当时东京市区的人口,已经从明治初期的50万左右,增长到两百余万,堪称世界级的大都市[15],也是东亚地区除上海以外,最称得上是“大都会”(Metropolis)的都市。大都会的出现,不仅象征着日本国整体的经济、文化水平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意味着日本都市与欧美现代都市的发展有着步调上的一致性。因而留日文学中对东京都的描写,就与欧美文学中对巴黎、伦敦的描写具有了共通性。
可以说,成仿吾通过对个人内心苦闷的抒发、以及对无聊单调的海外生活的展示,对东京都的一切进行了极为彻底的否定,但如果将这种情绪放置在中西文明交融的大时代背景下来看待,这种“反都市”的情绪就不仅仅针对东京,更是对包括欧美都市在内的所有“现代都市”、乃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现代文明”的否定。而这也正是成仿吾这篇小说缺乏“日本味”的原因之一。
通过成仿吾的“反日”事例,可以发现,留日者的异国体验存在着多重经验交织的现象:明治到大正时代,日本正处于帝国膨胀期,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文化优越感日益外露,这使得成仿吾内心中产生了极度反感之情,以及无法融入日本社会的文化隔阂感。这种情绪成为后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来源,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原初动力。但是,这种“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在对都市生活的批判性描绘中,十分微妙地与“反都市”情结叠合在一起,使得“反日”在一定程度上被置换为——或者说被表征为——“反都市”的观念形态。而恰恰由于现代都市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这种“反都市”情结又进一步引出了对于“现代文明”的抵制、对西方文化惴惴不安的焦虑感,这成为后来中国学人反思现代性的早期来源。
四 尾声
通过东京这样的大都会的建立,日本都市与欧美现代都市取得了极为相似的品格,这种品格有积极的一面,如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品文化的繁荣等,但同时也存在着现代都市的通病,如交通事故频繁、噪音污染、都市卫生、都市犯罪与阶级分化等问题。因此,留日学人追寻“都市梦”与“反都市”的不同态度,反映了清末民初时期中国青年群体在初次遭遇“现代文明”、触碰“现代性经验”之时,于思想观念层面上发生的“新”与“旧”、“文明”与“落后”、“现代”与“传统”等多重矛盾复杂交织的时代状况。这种由都市体验引发的观念矛盾,一方面促进了国人开放眼界、主动融入“文明进步”的世界发展秩序之中;另一方面,又为国人的“去帝国”观念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埋下了种子。
* 蒋磊,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讲师。
[1] 参阅[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第274页。
[2] 姜诗元编选:《陶晶孙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第11页。
[3] 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 1.实践的艺术》,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00页。
[4]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63页。
[5] 不过,当时前往仙台的中国留学生并非只有鲁迅一人,和鲁迅同行的尚有一名叫做“施霖”的学生。
[6] 参阅周作人《东京与仙台》,张明高、范桥编:《周作人散文》第三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第513页。
[7] 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13页。
[8] 鲁迅是否加入过光复会的问题虽有争议,但他与光复会及其成员的关系密切,这是不争的事实。
[9] 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13页。
[10] 驹田信二:《日暮里和Nippori》,载《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9期,第78页。
[11] 成仿吾:《一个流浪人的新年》,《成仿吾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第316-317页。
[12] 在茅盾《子夜》的开头部分,对“吴老太爷进城”的经典描写,与成仿吾小说的细节是十分相似的,前者表现了中国乡村宗法观念与都市文明的冲撞,而后者则将都市文明的背景置换到了异国,从而将乡村与城市的冲突,巧妙地置换为了异国文化观念的冲突。
[13] “全球化”是1980年代以后时兴的理论术语。对于“全球化”的定义虽未达成共识,但将1870至1914年间的全球贸易、文化流动视为近现代“第一次全球化”过程,是较为通行的提法。
[14] 在1868至1912年的明治时代,尽管日本是日俄战争的战胜国,但却因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国力资源,使得工业生产进一步衰退,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因此,虽然西方科技和思想大量输入日本,但其工业生产值仍长期落后于农业生产值,这种状况到了一战以后方才发生了扭转,而大正时代的日本政府也将政策关注点从农村转向都市。
[15] 根据人口增长史的资料显示,1920年东京都包括郊区在内的人口约360余万,超过巴黎,位列纽约、伦敦、柏林和芝加哥之后。到1930年代,战前东京的人口数上升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