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研究资讯» 学术前沿» 文化理论前沿

郑以然:永井荷风的文学漫步:都市漫游与日本现代性的反映

  马尔文·马克斯(Marvin Marcus)*    郑以然  译

  

  摘要:日本明治时期(1868-1912)的现代化进程与其新首都东京的崛起实际上密不可分。东京建立在旧幕府首都江户的基础之上。与明治政府领导者发起的激进的西方化的计划相一致,东京有意地去模仿伦敦、巴黎、柏林等欧洲大城市。这一新兴日本帝国的宝座所在地也想要有与之匹配的夺目壮丽。然而无论是大规模的城市翻新工程还是其背后更大的现代化议题都没有在明治文人和知识分子中获得热烈拥护。作家永井荷风(1879-1959)即是其中最不妥协的批评者。带着近乎偏颇的目光,他认为日本仿制的都市化可能威胁到珍贵的传统价值和追求,于是他精心构造了自己的文学,以此怀旧式地唤起对那个关于“旧江户城”的世界的回想。这篇论文探讨了永井荷风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其中作者塑造了“城市小路的漫步者(日荫者)”形象,这是一个古怪无能却极为敏感的灵魂,总停留在城市的阴影里,尽情享受这个在“进步”的滚滚洪流中岌岌可危的世界的纹理和芳泽。

  关键词:永井荷风  文学怀旧  城市漫步者  “日荫者” 

  

  Abstract:Japan’s modernization in the Meiji period (1868-1912) is virtually synonymous with the emergence of its new capital city— Tokyo— which would be built upo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old Shogunal capital of Edo.  In line with an aggressive Westernization project initiated by the Meiji leaders, Tokyo was meant to emulate great European cities such as London, Paris, and Berlin.  The seat of a nascent Japanese empire was meant to be suitable imposing.  But neither the massive urban renewal project nor the larger modernization agenda that stood behind it were eagerly embraced by the Meiji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community. Among the most intransigent critics was Nagai Kaf? (1879-1959), a writer who crafted a literature that nostalgically evoked the world of ‘old Edo’ while casting a jaundiced eye upon the ersatz urbanization that threatened to efface cherished traditional values and pursuits.  This paper explores several representative works by Kaf? that privilege the figure of the ‘stroller in the city’s byways’ (hikagemono)— a curiously ineffectual yet deeply sensitive soul who lingers in the city’s shadows and savors the textures and aromas of a world threatened by the inexorable march of ‘progress.’

  Keywords:Nagai Kaf?;literary nostalgia;city stroller; hikagemono ;

  

  现代日本在明治时期(1868-1912)的崛起与其首都东京成为一个西方式大都市的过程实际上是同步的。东京具备现代性的上层制度与下层基础设施,同时也是国家统一和帝国王权的象征。然而这个“新”东京是建立在旧的江户幕府首都基础之上的。旧江户城是一个武士主导的国家行政文化中心,这一国家是在17世纪早期由德川幕府建立的。“传统的”江户在明治时期变成了一个西方式的都市,这座城市的市政规划、建筑风格、公共空间都仿照伦敦、巴黎和纽约的模式,见证了这一变化的人们对于这座新首都的样子并没有产生一致的好感。

  永井荷风(1879-1959)就是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对东京持有批判态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年轻的日本作家,东京本地人。永井荷风对于他自己称之为异化的、令人厌恶的城市景观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反感情绪。他这种美学上的厌恶,含有对于明治政权的强烈不满,并导向了他自己的文学创作,这种文学总在召唤读者回想起更古老的、“江户城式”的东京,包括其与众不同的邻里社区、小巷和场所等。永井荷风的文学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在于其中都市漫游者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都市漫游者的敏锐观察与怀旧姿态带来了一种叙述上的丰富性——诗意的、怀旧的、多愁善感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同时籍此对明治时期日本的现代化进行了批判。

  永井荷风的人生带有一种准传奇色彩,它呈现着“传统--现代”的界线,这在明治时期是极富象征意义的。[1]永井荷风出生长大于东京的富有家庭,是一个反传统的男孩。他从小就反对“立身出世”的观念——这是当时日本社会对特权阶级出身的年轻人通常的期望。永井荷风后来成了一个文学青年,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学,渐渐成为明治晚期文学先锋派的领军人物。[2]尽管接受了西方人文教育,永井荷风却培养了对于江户文化的根深蒂固的热爱,尤其对井原西鹤以及两个世纪之后樋口一叶笔下的城市风月场情有独钟。[3]永井荷风长大于东京的上流街区山手区,却对下町区的平民世界更感兴趣,这一地区横跨隅田川,在作家的想象中始终保留着旧江户城的味道。[4]

  永井荷风基本上拒斥贵族式的教育,因此和父亲产生激烈冲突,最终被送去美国。家人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建立自己的事业。永井荷风在美国和法国待了5年,这段经历最终使他产生了一种对于城市漫游与个人叙述的激情,以分享自己漫游中的观察、经历与瞑想。这些创作都收集出版于两部书中:《美国物语》和《法国物语》。这两部书充满了对于纽约、芝加哥、巴黎和其他地方的各种各样的描写。作为城市浪荡子(也就是城市街道上的闲逛者)游历的必要部分,永井荷风流连于红灯区,着迷于当地妓女并对她们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栩栩如生的细致描写。[5]

  当1908年回到日本时,永井荷风发现自己对于日本城市发展的恶俗之处深恶痛绝。尤其是东京的景象,改变得完全脱离了他所有的记忆,激起了他的忿怒和反感。在题为《新归朝者日记》的一系列文章里,永井荷风批判了日本现代化建设中的败笔——具体来说,是东京的可悲的变化:变成了一个西方式首都的仿制品。同时他表达了对于传统东洋文明的敬意。[6]由于明治政府当权下“进步”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政治上对其拒斥反对是几乎不可能的,永井荷风遂建造了自己的文学花园。永井荷风的作品证明了他文学品味与个人气质的和谐统一。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在作品人物身上得以再生——一个轻微边缘化的寻欢作乐者、一个乖戾的不满现状的人、一个扭曲的尖刻的观察者。[7]这个古怪的人对世界的观察恰恰符合他自己以及叙述者的观点。在永井荷风的“都市漫游”写作中,有一类“日阴者”形象,日阴者居住在城市的阴影中、偏僻处,并为在暗处偶遇的景象、声音、机会感到兴奋。

  我现在想介绍两部作品——一部是虚构的,一部是自传式的,它们呈现了永井荷风精心构造的“小巷漫游者”角色。第一部是《隅田川》,它出版于1909年,写于《归朝者日记》之后不久。这部家喻户晓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明治时代早期。它详尽描写了萝月(一个江户晚期俳句诗人)和他的外甥长吉(一个总做白日梦的17岁问题少年)之间的关系。长吉渴望能在歌舞伎剧院获得一席之地,这与盛行的努力立业的社会准则有着天壤之别。同时他还在追求一个女孩子阿丝,可惜女孩对他完全没兴趣。长吉可以说是明治晚期文学作品中“烦闷青年”的原型。

  这个故事中长吉的结局并不乐观,他软弱可悲的性格基本上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的舅舅的举措——鼓励这小伙子去追求梦想,反抗自己的母亲(他母亲坚持主张他待在学校,做个有出息的人),最后被证明也是白费力气。永井荷风对这两个人的描写以他们各自在城市中的行走为核心。这种漫游让他们沿着隅田川穿越下町。隅田川作为故事的标题,不仅是城市的中轴线,也是故事的轴线。

  隅田川的故事开始于萝月步行出发去他的妹妹家,去讨论她家那个“问题少年”(即长吉)和他对于学校和事业满不在乎的态度。

  

  突然准备出发,萝月离开家,迅速向妹妹家走去,妹妹家在今户,河的对岸。沿着河道,他从曳舟左拐,穿过蜿蜒的、只有住户才知道怎么走的小巷,经过稻荷神社,走到隅田川大堤……有时候,透过竹篱笆,他会看见一个女子在傍晚的月光下沐浴,于是他会停下来,随意地偷窥一番。通常的,最后会证明这是个家庭主妇,已经没有了令人惊艳的姿色,于是感到失望的萝月会加快他的步伐。经过一个写着房屋出租或者土地出售的标志时,他会停下来计算利润,并告诉自己要寻找个机会挣点快钱。当道路再转向开阔地时,一个池塘出现在面前,里面有繁茂的荷花,晚风把水稻分成两道,他要再度成为大诗人了。忘了那些占据他头脑的计算,闪现在他脑海中的古典诗句真是妙不可言。

  大堤沿岸的樱树荫下已经很黑了,河那边的房子透出光亮。在河水的微波中,黄叶漂向岸边。他停下来喘一口气,拉开和服的前襟,在胸前扇着凉风。他已经走了很远,也很热。他看见一个茶馆还开着,于是迅速走进去:“来一杯清酒,”他说着,坐下来,“冷的。”[8]

  

  萝月的妹妹一直求他鼓励长吉放弃关于歌舞伎职业的梦想,萝月对于处理她这一问题并不抱什么乐观希望,在去她家的一路上,萝月让自己成为一个闲荡者,沉溺于个人的幻想和酒精之中。另一方面,长吉,则是一个堕落的灵魂,城市的迷宫邀请他去游走和流浪其中。他梦中的女孩一直引诱着他,这个女孩始终毫无希望地不可触及。来看下面这一段:

  

  “长吉象往常一样早上七点以前离开家。当他到达观音庙的辖区时,他重重地坐在正殿旁的一条长凳上,好像一个精疲力尽的旅游者在路边的石头上休息。庙里的地面似乎广阔无边,空荡而干净。几个看上去有点邪恶危险的人,坐在正殿的长廊上,显然他们在这里过了夜。铅色的天空变得低沉,乌鸦和公鸡的啼叫、鸽子扇动翅膀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

  然后Chokichi偶然看见了一个年轻的艺妓。她单薄的、肩膀圆润的身形、高高向上束起的发髻、圆圆的脸蛋和紧闭的小嘴令他想起阿丝,他差点就要从长凳上跳起来了。…

  这个年轻的艺妓,(之前已经走进了正殿,)现在又再次轻轻走下台阶,走出大门,她木屐中的赤脚轻轻向内扣。他从长凳上站起,就像再也无法忍受了一样,开始跟在她身后,走下一条满是店铺的小巷。当他走到头,他跟丢了她。她显然拐到一条岔路去了。极度兴奋地,长吉大步走向雷门,在小巷地势低的一端。他不再追随年轻的艺妓。他其实更像是在追随阿丝的影子。他忘了学校,忘了一切,他一直走进河里,从驹形到藏前,藏前到浅草桥,到下町。当他来到有轨电车的主干道时,他有一点困惑,不知道该拐向哪条支路。他知道大致的方向,而且,怀着出生于东京的骄傲,他不愿意寻求帮助,他随机向左拐,然后又向左拐,从路边有两列类似建材批发的同一条河浜里出来了两次。直到他走上一条相当宽的街道,远远看到明治剧院高高的房顶,听到河中的汽笛声,他才终于明白他在哪里。一波疲倦袭来席卷了他。他不能休息,一刻不能。他最后找到了在那个月明之夜来过的那条小巷。[9]

  

  永井荷风对于长吉迷茫烦躁的行走的描写决定了《隅田川》的主线。这几幕让这故事看上去像一个明治时期东京的“步行导游图”。但是这故事绝不是一部旅游手册。更应说它是什么呢?其“迷路的青年”的形象决定了一切,作者给这年轻人伤痕累累的内心世界——他的困惑、空虚的希望、绝望的感觉——搭配以曲折的道路,最终不知通向何处。这是一种可以感知的诗情,但它表现出了一种忧郁的克制。唯一永恒的是隅田川,它对于身边人类的来来往往漠不关心,但同时又以潮起潮落映照着情感的起起伏伏。

  作为一个以东京为中心的小说家,永井荷风绝不是孤独的,事实上,明治文坛出现了一批作品,这些作品以城市人或者从外省迁徙来的人物为中心。与他同时代的杰出作家夏目漱石一样,永井荷风用个人化的语调来描画自己的故乡。[10]在1915年,他出版了一系列文章——《雨天的鞋》——字面上就能看出它与行走有关。[11]和那些《隅田川》里倒霉的都市浪荡者不同,这部小说中自传性质的叙述者并不把自己私密的幻想付诸行动,或者自怜自哀,他把这种都市行走架构于一种特殊的思想活动框架中。如下所述:

  

  我不同寻常的高,我总是带着一把伞,穿着“日和下駄”。不管天气多么好,没有伞和木屐我就没有安全感——东京永远潮闷的天气实在不值得信任……突然的降雨总是把英雄和美人带进旧式的浪漫,但你该想想这种事情的发生不是过去的全部……

  在散发着臭味的租户房屋中间,在他们腐朽的木桥和运载化肥和垃圾的船中间,你能看到一座寺庙的屋顶,听到它的木鱼钟磬之声。这种情状可以在所有隅田川沿岸那些破敝的、低洼的街道中看到。对我来说,这些穷困的景象一时间和现代社会问题分离开来,只是东京那些穷人居住区里面的问题,当和伦敦,纽约的贫民窟比较时,如果后者可以被叫做肮脏悲惨的,它们也可以。但是在它们中有一种确定的安静、肃静、宁静。确实,有些地区现在已经笼罩在工厂的白烟和机器的噪音中,沾染了西方世界的秽气。但是在穷困的后街并非如此,那里的阴影下仍保存着德川时期的生活方式。

  不管更好还是更坏,现代文化还没有来到这些后街。因此你还有时可以听到女祭司的歌声、弓弦发出的弹拨声(梓弓之歌:巫女用梓弓弹奏的呼唤神灵之歌)。你也会听到其他古老的音乐,看到盂兰节的灯笼和招魂的烟火。在这里,专制江户时代遗留下来的虚空悲哀顺从的风气正在被新时代的教育制度打破,而当觉醒意识和反抗精神真正来到这个下层社会时,我非常确信,那才是他们悲惨的开始。[12]

  以上两部作品指出了永井荷风想象中的作品主人公和他日记体的个人角色的内在关联。我们可以感受到两者同样都强调“气氛”、“意境”和叙述。作者一方面强调现实主义的描写,一方面也注重情绪和感受的表达。

  《隅田川》的故事情节是它的外在框架,但它所表现出的主观立场才是这部小说的内在灵魂。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是内向的、悲观的、消极的,而城市的景象被用来作为主人公精神世界的镜像。[13]另一方面,《雨天的鞋》则反映了永井荷风作为一个都市漫游者有选择性的观察。他热爱“旧江户城”的遗存,同时痛惋他钟爱的底层地区受到的都市恶习的侵蚀。

  换句话说,永井荷风的叙述策略强调其逍遥自在的叙述者的观察性的/怀旧的/诗意的格调。我们需要了解他对于场景和季节,对于“场所的浪漫(romance of place)”的敏感。但是这种关注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在“传统”上,对于季节更替和自然想象的认同并不等于对破败废弃的景象的描写。[14]因此这也正强化了他“对另一个世界的渴望”——也就是说,那些只在作家想象中存在的、江户式的王国。

  永井荷风的作品事实上充满一种怀旧的向往,一种憧憬的感觉,这是作家赋予他作品中人物的。但就像谷崎润一郎一样,他屈从于一个事实,就是现代文明总会一统天下,那些对于现代文明中反人性部分的责难终将被现代性的洪流扫到一边。

  我们不得不承认永井荷风娴熟的叙述技巧模糊了想象与自传性叙述的界线。他的作品在其所在的时代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因此文体的划分似乎也变得没什么意义了,而作家有深厚修养的品味和敏锐感觉则成为重中之重。[15]

  永井荷风长期以来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他只是众多揭示了日本现代化关键问题的作家之一。传统的东京是永井荷风的“文学想象”的重要组成。但事实上,尽管经历了激进的都市重建,江户式的遗存并未被明治时期的重建完全破坏。更致命的破坏反倒来自1923年9月的关东地震,然后是1945年3月的轰炸东京。[16]在战后,旧东京实体的遗存少之又少了,但是仍然存在着一种可持续的文化遗存——这正是来自他的贡献,永井荷风,一位出类拔萃的文学漫游者。

  如果想更好地理解永井荷风明治晚期的文学观察,需要将其放置在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下。下面是对这一语境关键方面的概括性审视。

  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建立了明治政府和对国家拥有控制权的精英阶层。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向城市的大规模移民潮,以东京尤甚。公共交通和通讯技术得到迅猛发展;铁路网络的发展有效地将国家统合为一个整体,并导致了对个人自治的新理解。这一过程中,新型社会、经济和性别关系开始浮现,现代教育制度日趋完善,城市中产阶级亦逐渐壮大。一些新的、受西方启发影响形成的概念在日本广泛传播,包括自我、主体性和精神内在等。

  与此同时,国家有意培育起一种对抗性的传统主义观念,以此作为日本集体认同的试金石。一方面它被用于一种矫正力量,以对付在迅猛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不稳定、混乱和孤独,另一方面以此建立关于和谐、家庭主义、“超越时空的传统(timeless tradition)”的神话,并付诸实践,传播关于文化认同和独特性的观念。这里的关键词有:“家族国家”,“国体”和“故乡”。国家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塑造并保持这种“现代神话”,以此作为壁垒以抵御西方文明和政治霸权的入侵。[17]

  社会的剧变也在文学界产生了影响:东京文坛建立,日本近代文学呈现出一种“东京向心性”。考虑到现代化进程中东京的大都市地位,以及东京作家所亲身经历的、并反映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的迅猛社会变化,这种向心性实质上是一种必然。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叙述以记忆和未完成性为中心——总是令人联想起年青时代的场景和经验,反映了记忆的脆弱和对现实的寄托——这本身就映射了近代文学中关于“自我”的迷茫与求索。

  另外,印刷媒介的扩张也导致了个人叙述类型与样式的增殖。明治晚期期刊印刷业惊人扩张,表现为大批期刊样式、传统和实践的出现。对于个人叙述和私人信息的披露的需求增加;作家被鼓励去滔滔不绝地讲述所有可能的话题,运用个人化的叙述意味着以反思的、怀旧的姿态,唤起真实的内在自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坛怀旧文体的子文体,藉此东京作家发表了他们对于“文坛生涯”的集体观察。[18]

  伴随着日本现代城市崛起,都市内部也发生着空间与精神层面的变化。从空间建设而言,新的国内建筑具有私密空间和“自己的房间”。从精神建设来看,新的家庭关系——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和现代家庭婚姻关系开始扮演关键角色;几种旧的社会关系(如公社、数代同堂的大家庭、村镇)加速破裂。[19]在国家支持(同时也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和亲属关系之下存在一种张力:一个人对家庭的义务决定了他所背负的社会期望,而这与他个人雄心之间往往有着某种冲突,这也正是近代文学乐于表现的内容。

  最后,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日本现代城市中移动方式的变化及其在文学(和艺术)中的表现。轨道交通的重要性,作为一种运输方式革命性地改变了都市空间之间的移动体验。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对个人乘坐火车和电车的描述,与走路相对照,这种不同的经验是如何被表现的?当“现代经验”曾经和正在被机器化、程式化和定时化时,我们该如何对它进行理论化∕概念化呢?[20]

  

  


  

  * 马尔文·马克斯(Marvin Marcus),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郑以然,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讲师。

  

  [1] 对永井荷风更多个人经历的介绍,可以参见Seidensticker的著作。Edward Seidensticker, Kaf? the Scribbler: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Nagai Kaf?, 1879-195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reprinted in Michigan Classics in Japanese Studies. Ann Arbor: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0, pp.3-177.  亦见Stephen Snyder的文章,收录在Jay Rubin所编辑的 Modern Japanese Writers . New York:Scribner’s, 2001, pp.135-147.

  

  [2] 永井荷风曾研究左拉的自然主义和法国诗歌;在1913年,他以其《珊瑚集》成为一位重要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翻译家。永井荷风曾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做法语教授,后来他又放弃了这一职位,去追求文学理想。夏目漱石也有非常类似的经历,他辞去了东京大学英语文学教授的职位,成为《朝日新闻》的小说作家。亦要注意这类典型的自诗歌开始而后转向小说的作家职业生涯,岛崎藤村(1872-1943)也是其中之一。

  

  [3] 井原西鹤在十七世纪晚期的小说可以用来定义德川时期的城市生活,尽管它们的背景设置在大阪。樋口一叶著名的短篇小说写于19世纪90年代,它们被视为具有井原西鹤式的文学风格,同时对心理表征以及当代社会问题投以现代关照

  

  [4] 参见Carol Gluck的好文章“The Invention of Edo”,收入 Stephen Vlastos编辑的 Mirror of Modernity : Invented Traditions of Modern Japan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262-284.

  

  [5] 请注意这些作品——尤其是《法国物语》——被审查的情况,以及无处不在的明治审查机制。这种审查制度对于政治异议以及伤风败俗毫不容忍。参见Jay Rubin,  Injurious to Public Morals: Writers and the Meiji Stat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 永井荷风基本被看作是淫靡和堕落的样本,风月场的常客和积习成癖的嫖客。

  在杰出的批评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那里,这一“浪荡者”的形象被塑造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本雅明在波德莱尔及其18世纪中期诗歌中找到了例证。

  

  [6] 参见 Rachael Hutchinson, Nagai Kaf?’s Occidentalism: Defining the Japanese Self .  Albany: SUNY Press, 2011, pp.152-156关于《新归朝者日记》的评论。

  

  [7] 注意Seidensticker在 Scribbler 中的陈述,永井荷风是江户文化的一知半解者,耽迷享乐者,离经叛道者和阴郁悲观者。这一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在Rachael Hutchinson对作者的修正主义研究中受到了质疑。Hutchinson认为,永井荷风是一位严肃的“欧化”的批评家,以此支持她对于相关批评理论的立场。她研究中“西方主义”一章实际上改写了Seidensticker书中的第三和第四章。

  关于永井荷风离经叛道的性格,下面的片断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自我观察。它出自一篇公开发表的访谈,属于1914年最有影响力的日报中“作家人生”系列:

  对于人,我有非常强烈的厌恶。我会仅仅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就决定讨厌一个人。但是我了解他以后也可能同样容易地喜欢上他。我非常憎恶和我的亲戚打交道。我从来不在那些正式场合拜访他们。当他们登门拜访时,躲不开的寒暄简直令我恼火,我会直接从后门溜走。他们确实把我看作一个怪胎。寒暄让我恶心,我也憎恨回信。庆幸的是除去偶尔几个亲戚以外,我很少有来访者。访客就是巨大的痛苦。但是没有比一个老伯母来访更糟糕的了,她们没什么好做的,没完没了说了半天却等于什么也没说。这类事情简直就是在威胁缩短我的生命!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呆在家里的人。我确实喜欢外出散步,让我的腿带我去任何它们想去的地方。我是一个贪睡者。没人像我睡得一样多。就好像我就是为了睡觉而生的。我下午会小睡一会儿。我晚上十一点入睡,酣睡到第二天早上九点。没有什么能吵醒我。去年一个窃贼闯进房子抢劫——他偷走了卧室的东西,但我连动都没动……

  对我来讲写小说越来越难了。我失去了一些我曾有的自信。我不再喜欢那些太明显的哲学化或者理想主义的作品。我喜欢写那些有趣的描写。就像夏目漱石一样,我主张培育封闭,私密的个人世界。我不喜欢到外面的世界去,背负着野心,紧张地东奔西跑。我不喜欢正式的会议。尤其对于负责管理事情毫无兴趣。安静地在一个小空间生活——那就是我!我想让我的家明亮,但我的研究不应该被过度地照亮。些微的黑暗是我更喜欢的。

  (Osaka Asahi shinbun, April 5, 1914; 参见 Kafu Zensh? , vol 27, pp. 80-85.)

  

  

  [8] 出自Edward Seidensticker, Kaf? the Scribbler: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Nagai Kaf?, 1879-195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reprinted in Michigan Classics in Japanese Studies. Ann Arbor: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0, p.182.(译者注:本段对永井荷风作品的翻译基本从作者的英文转译,并参考了谭晶华对永井荷风作品的日文中译本《濹东绮谭:永井荷风小说选》,永井荷风著,谭晶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萝月严格来说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他是在去看妹妹家的路上,但是这次夜行将他放在了一个反思的框架里,而他也基本上听任自己沉溺于胡思乱想中。永井荷风此作品的英文全文参见Seidensticker的 Scribbler , pp.181-218。日文原文见Naruse Masakatsu, et al, eds. Nagai Kaf? sh?.  Nihon kindai bungaku taikei, Vol 29. Tokyo: Kadokawa, 1970。对于这个故事阐释性的评论参见 Scribbler 第41-50页,以及Rachael Hutchinson, Nagai Kaf?’s Occidentalism: Defining the Japanese Self. Albany: SUNY Press, 2011, pp.148-152.

  

  [9] Seidensticker, 1990, p.182.

  

  [10] 注意夏目漱石的个人书写(小品),尤其是那些回忆其明治早期教育经历的——关于旧邻里、学校、童年伙伴的话语。在这一脉络中,夏目漱石的作品呈现为怀旧与眷恋,和对于记忆及其瑕疵的超脱反应的杂糅。和永井荷风一样,夏目漱石也在一个宏伟的西方大都市——伦敦——驻留多年,他所写的许多文章都以伦敦的街道为背景,它们都指向一种忧郁的,内向的,本质上精神失常的他乡体验。参见Marvin Marcus,  Reflections in a Glass Door: Memory and Melancholy in the Personal Writings of Natsume S?sek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pp.17-37.

  

  [11] 参见Seidensticker, 1990, pp.67-70;Hutchinson, 2011, pp.157-158. 注释版原文参见Naruse Masakatsu, et al, eds. Nagai Kaf? sh?.  Nihon kindai bungaku taikei, Vol 29. Tokyo: Kadokawa, 1970, pp.195-265.

  

  [12] 参见Seidensticker, 1990, pp.67-69;(译者注,主要译自作者提供的英文,并参考了陈德文对永井荷风作品的日文中译本,《晴日木屐》,永井荷风著,陈德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注意其与谷崎润一郎的《阴影礼赞》的密切关系。

  

  [13] 在此意义上,注意东京的街道和场所是如何作为精神分析的空间——差不多算是一种罗夏墨迹测试(Rorschach test),唤起故事中角色以及叙述者的情感,记忆和欲望。

  

  [14] 注意类似的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关于 H? z? n 的见解,在帕慕克的杰作《伊斯坦布尔:记忆与城市》(Orhan Pamuk , Istanbul: Memories and the City . New York:Knopf,2005)中有所揭示。 H ? z ? n 指伊斯坦布尔本地居民面对满城崩塌、衰老、破碎而产生的忧思和无奈,对此他们感到一种强大而持久的亲和力。

  

  [15] 在永井荷风多种多样的个人书写中,日记被认为是他最优秀的作品——这在近代作家中并不罕见,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非常严肃且专注于文学的日记作家。

  

  [16] 或许可以就后明治时期“城市步行者”叙述的发展以及他们在当下的状况进行单独的研究。这一研究可以探讨“步行者”叙述是如何与1923年地震和1945年三月大火以后的东京重建相关的。

  

  [17]关于霍布斯鲍姆(Hobsbawm)的 “被发明的传统”的日本案例的文章,可以参见 Stephen Vlastos ed., Mirror of Modernity: Invented Traditions of Modern Jap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亦见Stephen Dodd.Writing Hom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Native Place i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Ha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18] 代表性的著作是田山花袋的《东京三十年,1885-1915》,出版于1917年。

  

  [19] 参见Karatani K?ji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ed. Brett deBa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亦见Sand, Jordan.  House and Home in Modern Japan: Architecture, Domestic Space, and Bourgeois Culture, 1880-19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20] 有很多关于“火车文学”的例子。如田山花袋写于1907年的诡异恐怖故事《女孩观望者》。关于明治时期东京现代交通系统及其文学和传媒叙述的研究,参见Alisa Freedman的 Tokyo in Transit: Japanese Culture on the Rails and Roa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