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伟*
摘要:伴随着当代西方文化思想的转换,在传统形而上学被不断瓦解和后形而上学理论重组重构的过程中,“事件化”的思维方式逐渐激发起思想家的理论兴趣,一种关于事件的哲学思考逐渐进入当代的理论视域,“事件哲学”因而成为理论和知识建构的当代形态。从哲学视域看,事件哲学试图给出哲学反思的“本体论承诺”,以取代先验本体论的形而上学谵妄;从历史视域看,事件哲学探寻重建时间维度的历史学记忆,以取代历史决定论的线性规律;从政治视域看,事件哲学力图重启批判理论的政治学实践,以取代价值中立的知识论立场。作为在20世纪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背景中兴起展开的一种新的理论视域,事件哲学是对奥斯威辛和古拉格群岛等具有症候意义的历史事件的诊断、反思与批判。事件哲学将以其另类别样的思考方式展示当代理论的价值取向与意义追求。
关键词:事件哲学、历史事件、后形而上学、奥斯维辛、古拉格群岛
Abstract: With the contemporary transition of western culture and ideology, “Eventualization,” as a way of thinking, has been arousing thinker’s theoretical interest in the disintegrating process of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and the reconstructing and recomposing course of post-metaphysics. A philosophical introspection over “event” has emerged in the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vision, and “event philosophy” has, in turn, become a present pattern of theory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event philosophy intends to provid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with an “ontological commitment” to replace the metaphysics delirium of transcendental ontolog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vent philosophy seeks to reconstruct a historic memory in a time dimension to replace the linear law of historical determinism.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event philosophy attempts to reboot critical theory’s political practice to replace the value free position i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As a new theoretical vision, expand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20th century, event philosophy is a diagnosis, a reflection and a critique over symptomatically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Auschwitz” and “The Gulag Archipelago.” Event philosophy, in its unique thinking mode, exhibits the contemporary theory’s value orientation and meaning searching.
Keywords: event philosophy, historical event, post-metaphysics, Auschwitz, the Gulag Archipelago
伴随着当代西方文化思想的转换,在传统形而上学被不断瓦解和后形而上学理论重组重构的过程中,“事件化”的思维方式逐渐激发起思想家的理论兴趣,一种关于事件的哲学思考逐渐进入当代的理论视域,“事件哲学”因而成为理论和知识建构的当代形态。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事件哲学的兴起对于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时代重构新的理论形态和知识谱系具有怎样的意义?从哲学视域看,事件哲学能否给出哲学反思的“本体论承诺”,以取代先验本体论的形而上学谵妄?从历史视域看,事件哲学能否重建时间维度的历史学记忆,以取代历史决定论的线性规律?从政治视域看,事件哲学能否重启批判理论的政治学实践,以取代价值中立的知识论立场?正如事件哲学的兴起对于当代文化思想依然是一个全新的议题,如何理解事件哲学对于重构当代理论形态和知识谱系的价值与意义,无疑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理论议题。
一、事件哲学与本体承诺
从哲学视域看,事件哲学试图给出哲学反思的“本体论承诺”,以取代先验本体论的形而上学谵妄。显而易见,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或知识谱系,事件哲学是在反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当代哲学语境中兴起展开的。因此,如何在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理解事件哲学的本体论意义是一个关乎如何在事件哲学的理论基地上重构当代知识谱系的重要问题。作为一种后形而上学理论话语,我们应该在何种意义上理解事件哲学的哲学本体论地位,事件哲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实现取代传统本体论的任务,并给出当代意义上的本体论承诺,就成了一个需要思考的前提性理论问题。
一般来说,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哲学即是本体论或存在论,而本体论或存在论亦即形而上学,因而,无论是将事件作为一种哲学来确立,还是将哲学作为一个事件加以理解,事件哲学与本体论哲学之间应该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就成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也许是难以摆脱本体论或存在论的哲学诱惑,在将事件提升为一种哲学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必须在“事件”与“本体”之间建立起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即如何在哲学层面上赋予事件以本体论的意涵。1988年,以左翼激进思想而著称的法国理论家巴迪欧发表了《存在与事件》,“巴迪欧关于事件的哲学本身无疑是法国哲学的重大事件之一”。[1] 巴迪欧强调“我们的时代将被再现为思想的事件得以发生的时代”,[2]并认为事件哲学是当今时代对哲学提出的要求:“哲学要保证思想毫不焦虑地接收和接受事件的戏剧性。……这样一种哲学就将是事件的哲学。这就是世界,当下的世界对哲学提出的要求。”[3] 巴迪欧关于事件哲学的理论建构凸显了鲜明的本体论色调,他将“事件”嵌入到“存在”(本体论)、“主体”(主体论)、“真理”(认识论)与“忠实”(伦理学)之中,对“存在”与“真理”进行事件化的全新阐释。作为嵌入存在论的楔子,事件使存在事件化,事件因而获得本体论的地位。从本体论层面说,存在的敞开需要事件的增补,事件以一种特殊的或偶然意外的方式嵌入存在,“存在的事件性发生”导致现成既定的存在发生情势状况的突变。从主体论层面看,主体是实践行为建构的结果。在事件之前,主体是非存在,只有积极地介入到事件之中,主体才能够经由事件而成为其主体,事件以其独特的降临方式宣告了主体的生成。事件化的过程也即是主体化的过程。从认识论层面说,“每一个真理都是后事件的。”[4] “真理的起源是事件的秩序……如果没有事件的增补,就不会有真理。”[5]从政治伦理层面说,忠实于事件并对之思考就是真理。事件的真理不仅关乎认识,同时也关乎政治伦理,真理只能由是否忠实于事件来确定,因而政治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忠实事件并为之命名。
巴迪欧的《存在与事件》会让人自然联想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尽管巴迪欧标新立异地声称“回到柏拉图”,似乎是反柏拉图主义的当代潮流的逆动,但他的事件哲学或哲学的事件化阐释已经无法返回柏拉图的本质主义源头。换言之,事件哲学的本体论证明,只有在后形而上学的框架内加以理解才是有效可行的。正如巴迪欧在追溯自己的理论资源时所言:“一方面对拉康、萨特和我自己,另一方面对海德格尔和德勒兹和利奥塔的某些方面……加以重新组合——对过去三十年来的哲学进行某种出乎意料的形式上的重新组合。”[6] 虽然海德格尔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有着巨大的分歧,但其共通性在于运用现象学方法对西方传统本体论或存在论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也就是说,经由海德格尔、萨特等存在主义思想家的开拓性探索,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正式进入其终结阶段。我们看到,虽然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构想依然潜伏游荡着本体论的幽灵,以至于人们指责他依然深陷于本体论的深渊而难以自拔,正如他指责萨特依然深陷于形而上学深渊而难以自拔一样。但不可否认的是,经由存在主义,经由海德格尔、萨特以及福柯、德里达、罗蒂等后形而上学思想家的挑战攻击,本体论或存在论问题已经被赋予有别于传统的崭新意涵。从此意义上说,巴迪欧的《存在与事件》是海德格尔与萨特颠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之后的再度出发。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想界对传统形而上学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全方位攻击,颠覆瓦解了西方知识体系得以确立的基础性构件,传统哲学、传统理论或传统知识因而陷入危机并进入其终结阶段。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当代哲学转向中,传统形而上学被指证为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绝对主义、普遍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形而上学等,这些指证或批判,虽侧面不同,角度各异,但基本的趋势走向体现出家族相似的谱系学特征,其理论旨趣的共同取向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并宣告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来临。然而,由于形而上学的颠覆瓦解导致传统知识体系得以确立的前提性基础被彻底掏空,以往所致力于破解的本体、本质、规律、基础、逻辑、绝对、必然、普遍等理论问题域被逐一删除遗弃,因而带来了理论的恐慌和知识的断裂。种种迹象似乎表明,理论恐慌和知识断裂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现实关怀意识的淡化、批判解构能力的退化和社会历史问题的遗忘。许多墨守成规或无所适从的人索性从理论的场域中逃逸出离,或者将自身锁闭在传统的知识牢笼里自得其乐;或者将思想放逐于理论的荒原上漂移游荡。
上述问题的出现是拒斥形而上学者们所始料未及的。因为,颠覆瓦解形而上学的直接理论诉求或明确理论目标是扭转传统知识形态对历史现实所做的先验理解,以改变先验形而上学将现存世界本体化、将事物存在本质化、将感性生命抽象化、将历史情势规律化、将批判反思概念化的理论弊端。超越传统哲学的知识论立场,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本体,哲学需要“回归事情本身”、“回归事件本身”、“回归生活世界”,因此,后形而上学不再是关于“事物”之“事实”的实体本体论证明,而是一种关于“事情”或“事件”之“意义”的本体论承诺。因为,事物是既定或给定的僵固世界,而事情总是人之事情,事件总是人之事件,面向“事情本身”,面向“事件本身”,面向“生活世界”,面向“此在人生”,事件哲学的生存论意蕴因而得以敞开。也就是说,后形而上学之理论诉求是摆脱形而上学的先验性,使理论反思回归此在世界、回归感性生命、回归实践场域、回归历史情势、回归生存境遇,以此建构一种全新的理论形态和知识谱系。
为了解开传统哲学与当代哲学在本体论问题上的理论纠缠,当代美国分析哲学家蒯因提出了“本体论承诺”的观点。在蒯因看来,无论是哪一种哲学都无法回避“本体论承诺”问题,即哲学总是要回答关于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但蒯因反对将本体论问题规定为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本体论证明,反对先验化、抽象化和概念化的本体论独断,认为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本体论态度或选择,以实现人类对于世界存在的意义关怀和价值承诺。因此,仅仅宣布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终结,并未真正解决思想理论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依然需要询问世界存在的价值意义,依然需要某种意义上的本体论追问,即不断询问人及其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否则,人们只能伫立在虚无主义的荒原上而无所适从。其实,作为一种反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理论,事件哲学本来无须为自身的哲学身份进行本体论的证明。但是,置身于西方哲学传统之中,无论何种意义上的哲学似乎都不能不对其哲学身份予以本体论上的证明。这个问题虽然复杂,但或许也可以给出一个简单解决的思路,即此本体论非彼本体论——事件哲学的本体论意义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意义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或者换个角度说,只有在反传统本体论的维度上,才可能真正理解事件哲学的当代理论意义。
二、事件哲学与历史叙事
从历史视域看,事件哲学探寻重建时间维度的历史学记忆,以取代历史决定论的线性规律。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事件哲学都应该是一种历史语境化的哲学。作为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事件哲学凸显历史的事件化,并以此解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念。显而易见,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建基于意识哲学、精神哲学和概念哲学的思维方式之上,历史因而获得抽象意义上的客观必然规律,而这种看似客观的历史必然规律实质上不过是概念逻辑的衍生物。
西方哲学史上,尼采开启了后现代叙事理论的先河。通过叙事与历史的分析,尼采拆穿了黑格尔所建立起来的历史理性的骗局,使藏匿在历史假面具背后的形而上学理性的真实面相暴露无遗。在尼采看来,经黑格尔绝对理性的逻辑设计,理性赋予历史以某种发展进程的目的,某种线性的因果关系,历史因而成为绝对理性通过历史实现自身运动的历史。尼采之后,后现代思想家对形而上学历史观念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在德里达看来,“历史一词无疑总是与一以贯之的在场相关”。德里达从历史的意义建构入手,辨析传统历史观念,指认“形而上学的历史概念”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在《立场》一书中,他提出:“形而上学的历史概念……是历史作为意义历史的概念,……是意义自身的发展、自身的生产、自身的实现的历史。它是线性的,……直线的或环线的。……历史概念的形而上学特点不仅与线性相联系,而且与整个含义的系统相联系(包括目的论,末日论,提高和内在化的意义的收集,某种类型的传统性,某种连续性的概念,真理的概念等等)。”[7] 总之,从后形而上学视域看,拘禁于形而上学之中的历史观念,不过是理性叙述或制造出来的历史,不过是理性虚构某种目的的合理合法化叙事。这种由理性虚构的历史,往往以其客观历史规律的面貌充当历史的真实,致使历史成为理性的骗局,并常常以一种理性狡黠的方式戏弄人类的社会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在解构历史时引入了事件哲学的思考方式,并尝试从事件哲学的视域出发重新阐释历史。德里达在谈到解构与历史、解构与事件的关系时指出,那种认为解构即是非历史、解构历史即是虚无历史的观点,实在是一种误解。“因为,从一开始,解构就不仅仅要求关注历史,而且从历史出发一部分一部分地对待一个事物。这样的解构,就是历史。……解构全然不是非历史的,而是别样地思考历史。解构是一种认为历史不可能没有事件的方式,也是我所说的‘事件到来’的思考方式。”[8] 德里达以当代思想家的切身经验,向人们道出了后现代主义解构历史、解构现代性的历史性内涵,同时也道出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提出的历史事件背景。也就是说,后形而上学所要解构的历史是理性虚构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事。这种解构,不是走向虚无历史,而是再度返回历史或重新置身历史。解构了理性虚构的历史之后,人们所面对的历史就应该是或只能是事件的历史或事件到来的历史。因为,“没有事件就没有历史和未来”。[9]
与德里达一样,福柯也将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和回答,理解为一种哲学事件或事件哲学。福柯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将康德对于什么是启蒙的追问与回答,理解为一种哲学事件或事件哲学。他说:“我们在康德的文章里看出作为哲学事件的现在问题产生了,哲学事件是谈论现在问题的哲学家的。……作为事件的哲学向现实性提问,作为事件,哲学应该论述它的意义、价值与哲学的特殊性,并且它要在这种现实性中同时找到自身的存在理性和它所说的东西的基础。”[10] 福柯如此看重康德这篇别具一格的短文,就在于此文透露出康德哲学与历史现实性的内在亲缘关系,而实现这种连接的关键就是作为事件的法国大革命。“什么是理性?”、“什么是我们?”、“什么是启蒙?”、“什么是革命?”所有的问题都是对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事件哲学的反思。在福柯看来,事件哲学也是实践形式的哲学,同时也是历史性、现实性或当前性的哲学——即当前事件的本体论。如果说事件哲学是一种关乎历史性的哲学,那么,它与传统历史哲学处理历史的方式有何不同?对此,福柯在《方法问题》中以“事件化”和“脱事件化”予以区分。虽然事件哲学与历史哲学都需要面对和处理历史问题,但从“事件”的角度看,它们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受制于形而上学自明性的追求,传统哲学在历史性中预设了普遍必然的历史规律,历史学的任务被规定为在“脱事件化”的过程中抽象地给出历史的自明性知识。在福柯看来,“事件化”这个概念首先是对“自明性”的决裂。“自明性”标榜自己存在的理所当然和不可质疑性,它经常借助于“历史永恒性”、“历史必然性”、“历史普遍性”等理论神话,即以所谓宏大的历史叙事为自身存在的合理合法性辩护,丧失了对于历史现实切身性与事件性的关注。福柯指出:“由于历史学家们丧失了对于事件的兴趣与关注,使脱事件化成为一种解释历史的原则。这种脱事件化的研究方式,将分析对象归结为齐一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最终成为外在于历史的机械论或现成结构。”[11] 福柯所说的脱事件化的历史学家,亦即形而上学的历史学家,他们热衷于绝对真理的发现和绝对知识的建立,而事件化则意味着把所谓的绝对知识、普遍真理还原为一个个特殊的“事件”。脱事件化的历史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它将活生生的历史事件抽象为普遍的历史规律,历史成为凌驾于现实的抽象物,而现实反倒成为实现理性逻辑、普遍规律的无奈过程,因此,在形而上学的解释框架中,历史总是普遍化、总体化、目的论的历史。
后现代思想家为什么不断地质疑历史?并对历史理性保持如此高度的警觉?了解其中的真相,并不是一句“历史虚无主义”就可以解决的。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后现代思想家否弃或反对形而上学历史观念,是否意味着否弃了历史本身,走入一个无历史或超历史的历史虚无之境中呢?情形也许恰恰相反。正如弗朗索瓦·多斯在描述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思潮嬗变时所说的那样:“福柯哀悼历史。与整个结构主义一代人一道,他在追问,在西方文明这个摇篮里,理性是如何派生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样极权主义的?处在他与历史的关系的核心地带的就是这一创伤。这一创伤使他无法满足于各处表面的回答,他也总是兴致勃勃地探寻隐藏在启蒙宣言背后的野蛮征服,隐藏在自由背后的巨大禁锢,隐藏在平等背后的对肉体的奴役,隐藏在博爱背后的排斥。这是黑暗的历史景观,也是对现代性所做的批判。”[12] 如此看来,解构历史,正是为了抵达历史,反对历史正是为了返回或置入历史。因为,所解构的历史是经过形而上学理性叙事编织出来的历史,是带着理性假面具的虚构历史,是为了建构某种秩序或达到某种目的而精心设计的历史。这种历史带着理性的假面具,成为历史舞台上的演绎者,它时常露出理性狡狯的微笑,诱惑人们进入形而上学所设计的历史叙事圈套。正如形而上学本体论是一种对于“存在的遮蔽”或“存在的遗忘”,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念同样是一种历史的遮蔽,这种遮蔽,常常会让我们在进入历史的入口时,就已经开始了历史的遗忘。
如果说形而上学的历史时间是对历史的遮蔽,理性偏见的历史叙事已经让人们无法真实地面对历史。那么,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历史或面对历史,进而体验历史、解读历史与反思历史呢?这是我们理解事件哲学的关键所在。答案似乎很简单,那就是直面历史本身。所谓直面历史就应该像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将事件揉进思想,将历史哲学融入历史本身”[13]。历史本身意味着什么?历史本身就是事件,因为,历史总是事件的历史,事件构成历史本身。作为事件的历史才是鲜活的曾被体验或正被体验着的历史,离开或遗忘了事件,历史就只能成为形而上学理性抽象演绎的历史。
三、事件哲学与政治创伤
从政治视域看,事件哲学力图重启批判理论的政治学实践,以取代价值中立的知识论立场。毋庸讳言,事件哲学的政治批判取向和立场是十分显明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所关注的事件无一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福柯在强调“事件化”对传统形而上学自明性的破解时,道出了事件哲学的政治批判功能,对自明性的理论批判同样也是对现存性的政治批判:“对自明性的破解,对我们的知识、我们的默许以及我们的实践建立其上的这些自明性的破解,是‘事件化’的首要的理论—政治功能。”[14]在福柯看来,任何理论话语的建立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脱事件化”或“去事件化”,所谓真理性的、自明性的、必然性的、普遍性的理论话语,不是对某些事件的阐释,便是对某些事件的遮蔽。因此,无论“事件化”还是“脱事件化”,其背后总是隐蔽着某种文化政治的内在诉求。值得注意的是,福柯在《什么是批判?》一文中,将启蒙、批判与事件化联系在一起,并对事件化进行了批判维度的阐释。福柯认为对待启蒙可以有两种分析程序,一是将它作为知识问题,追问其合法性;一是将它作为权力问题,考察其强制机制。因此,对于“什么是批判”的思考,“必须根据权力和事件化来处理问题,而不是根据知识和合法化来界定问题。”[15]作为一种思想方式,作为一种态度立场,批判就是不被统治的艺术,而对于权力的考古学分析,必须在历史的事件化中加以审视。因为,事件化思考方式并不是一个关乎理论知识的纯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富有政治意义的历史的、事件的和现实的问题。同样,巴迪欧也特别强调将事件政治的批判纳入到事件哲学的视域中来思考。巴迪欧反思事件政治的旨归是寻求解放政治的可能性,他将政治事件界定为“衡量国家权力的固定标准的后事件体制”,也就是说,政治事件是制衡国家权力、突破现行体制的事件。“政治事件及其发起的真理规程的真实特点就在于,一个政治事件固定了那种出格,并用某个标准衡量国家的超级权力。它固定了国家的权力。因此,政治事件介入国家权力的主观错误。它画出环境状态的轮廓。它给它一个图形;它勾画它的权力;它衡量它”[16]。
那么,何种事件是必须纳入事件哲学视域中的重大政治事件呢?在二十世纪诸多的历史事件中,我们或许可以选择两个最具症候意义的事件,作为进入事件哲学或事件政治问题的楔子,它们分别是“奥斯威辛”(Auschwitz)和“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17]奥斯威辛指证的是法西斯主义种族屠杀的全部罪行;古拉格群岛指证的是斯大林主义专制统治的极端恐怖。作为哲学事件、历史事件或政治事件,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不仅为我们理解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切入历史的入口,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后形而上学思想提供了真实的历史语境。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是二十世纪思想家无法回避、无法绕开的重要议题。
阿多诺的“奥斯威辛之后”已成为当代西方思想史上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专门术语。奥斯威辛事件宣布了形而上学哲学的死亡,同时也构成了当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和首要问题。可以说,回避或者绕开奥斯威辛的当代思想是绝对无效的。也正因此,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之“形而上学的沉思”一章中以“奥斯威辛之后”作为开篇的标题。阿多诺在奥斯威辛之后写下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警世判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面对奥斯威辛大屠杀这一暴行,所有诗意化的美学乌托邦不仅是虚假的矫饰,而且很可能就是一种野蛮的共谋。阿多诺进一步指出,奥斯威辛事件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美学层面的创痛,它更带来了生存论层面或本体论层面的创伤。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奥斯威辛之后活着是野蛮的。“在奥斯威辛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特别是那种偶然地幸免于难的人、那种依法应被处死的人能否继续生活?……奥斯威辛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奥斯威辛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至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力,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奥斯威辛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18]。奥斯威辛的死亡证明了文化的死亡、政治的死亡、哲学的死亡。奥斯威辛验证了这一事件之后的所有文化都可能是野蛮的文化,所有的历史都可能是野蛮的历史,所有的政治都可能是野蛮的政治。作为哲学事件,奥斯威辛用死亡奠定了存在论或生存论的事件哲学位置,瓦解了包括神学在内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
鲍曼在1989年出版了《现代性与大屠杀》,这部著作继承了阿多诺的批判理论精神,更为明确地向我们展示出奥斯威辛作为事件,如何形成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基本题域。鲍曼指证大屠杀就是现代性本身所固有的必然结果。奥斯威辛大屠杀作为现代性之验证,证明了现代性的终结和死亡。鲍曼一再强调,我们必须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整体背景中反思奥斯威辛,因为,“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只要现代性继续走下去,大屠杀就既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一次功能失调。”[19]也就是说,只要现代性没有终结,只要现代性一直持续发展下去,奥斯威辛作为事件就有可能再度发生甚或是正在发生。既然奥斯威辛不是一个异常的例外,那么,对奥斯威辛所进行的现代性诊断与反思,对于诊断反思二十世纪的其它灾难性事件同样有效。因为,“正是人类手段不断增多的力量,以及人们不受限制地决定把这种力量应用于人为设计的秩序这两者之间的结合,才使得人类的残酷打上了独特的现代印记,而使得古拉格、奥斯威辛和广岛事件成为可能,甚或不可避免地会发生。”[20] 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欧洲阿马尔菲奖。鲍曼在获奖致辞中,再度强调对奥斯威辛进行现代性诊断与反思,同样适用于对二十世纪诸多灾难性事件的诊断与反思:“对于那些保守着古拉格秘密的人和那些秘密地准备轰炸广岛的人来说,如果他们去旁听审判奥斯威辛的刽子手的话,也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21]在鲍曼看来,对奥斯威辛、古拉格群岛与广岛核爆炸等事件的审判,即是对现代性的审判。现代性问题因此被纳入事件哲学的题域中,成为当代文化政治批判的重要议题。
福柯在谈及后现代的理论谱系时强调:“在所有这些谱系中,最关键的是过去四十年来呈现为暴力、攻击性和荒谬性的权力的本质,它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垮台和斯大林主义的衰微。我们必须问,这种权力究竟是什么?”[22]福柯认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两个巨大的阴影,是这个时代的“黑暗的遗产”,因此,“对法西斯主义不进行分析是近三十年来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23]福柯之所以始终关注权力问题,揭示权力与知识之间的隐密共谋关系,揭示权力无所不在的压迫机制,就是要探究法西斯主义(奥斯威辛)和斯大林主义(古拉格群岛)所形成的极权恐怖之根源究竟在哪里。[24]正是这些事件构成福柯理论谱系的关键性问题域。在福柯看来,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必须要以十八世纪以来建立起来的现代性机制的诊断为背景。“纳粹实际上是从十八世纪起建立的新权力机制发展的顶端。……法西斯主义直至那时也许在不为人知的维度上产生影响。而人们可以希望,或者合理地认为将不会再有这样的经历。因此这是一个特殊现象,但是不应否认,在很多点上,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延续了一系列在西方政治和社会体系中已经存在的机制。毕竟,大政党的组织、警察机关的发展、压迫技术的存在(如劳动营),这一切已经都在自由西方社会中完全建立了,而法西斯主义不过是接受了这一切。”法西斯主义虽然“有其历史特殊性,但是它们不完全是独创的。法西斯主义利用和扩张了在其他大部分社会已经存在的机制。不仅限于此,而且,不管他们如何内在地疯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我们的政治理性的观念和程序。”[25] 因而,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分析和诊断,意味着对十八世纪以来建立起的现代性的分析与诊断。正是在这一现代性的分析与诊断过程中,后形而上学的理论题域才得以展开,正如福柯所说,不对法西斯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分析是当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如此说来,站在后形而上学的事件哲学立场上,对现代历史进行诊断与反思也就是当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事件哲学的兴起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事件之一。
利奥塔也同样把奥斯威辛和古拉格群岛等历史事件视为现代性毁灭的症候事件。利奥塔在《历史的符号》一文中将这种具有哲学意义的症候事件称之为具有专名意义的事件,并认为这些具有专名意义的事件“为重新考虑我们时代的历史现实指示一个入口。……这些专名有如下显著属性:它们使现代历史或现代政治的评价悬而不决。阿多诺指出,奥斯威辛是个深渊,黑格尔思辨话语的哲学样式似乎湮没于这个深渊之中,因为‘奥斯威辛’这个名称宣告了这种话语的前提已经无效:这一前提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1956年的布达佩斯’是另一个深渊,历史唯物主义话语样式消失于该深渊里,因为这个名称宣告了这种话语样式的前提已经无效,即一切无产者都是共产主义者,一切共产主义者都是无产者。1968年又是一个深渊,民主自由话语(共和主义对话)样式的前提已经无效,因为这个名称宣告这种话语样式的前提已经无效,即所有关于政治群体的一切都可以在代议制游戏规则之内得以表述。”[26]利奥塔反复强调这一主题:“有几种形式的毁灭,几个象征着它们的名称。‘奥斯威辛’可以被作为悲剧性地‘未完成’的现代性的范式名称。”[27]正是通过对具有专名意义的症候性历史事件的高度关切,利奥塔指出后现代性即是对现代性的重写,而重写现代性的关键就是罪行的回忆、反思和揭秘。“‘重写现代性’经常在这一意义上,在回忆的意义上被理解,似乎关键在于确定现代的组构引起的罪行、罪孽、灾难。”[28]
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无数触目惊心的历史事件,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造成了巨大的历史性创伤,并成为现代性的历史症候。事件历史的创伤令人惊悚地展示着现代性历史本身的种种病理症候。由此,现代性之诊断、反思与批判——即现代性问题,成为一个具有事件性、切身性的问题。我们强调现代性问题是一个事件性、切身性的问题意味着,“现代”作为历史,并不是客观历史进程的线性演绎,也不仅仅是文化类型的转型嬗变,更不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反思。“现代问题”带着切肤的痛苦、切身的体验和颤栗的记忆,从事件历史血腥的模糊里睁开双眼,从事件历史的废墟中挣扎出来,从事件的历史中裸露出来。今天,虽然现代性问题似乎已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涵盖性的理论问题,但问题背后的事件历史背景以及对这些事件历史的切肤痛苦的体验和记忆,依然是现代性问题提出的真实语境。没有切身性经验的思想何以可能?没有事件记忆的历史反思何以可能?遗忘了事件、遗忘了苦难记忆和经验的切身性、事件性,无疑就等于遗忘历史,而这也正是后形而上学质疑历史的内在真相之所在。
上述分析表明,作为反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作为新的理论形态或知识谱系,作为在20世纪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背景中兴起展开的一种新的理论视域,事件哲学是对奥斯威辛和古拉格群岛等具有症候意义的历史事件的诊断、反思与批判。事件哲学将以其另类别样的思考方式展示当代理论的价值取向与意义追求。
* 宋伟,辽宁大学文学院、当代文化艺术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为辽宁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基础理论研究课题:“社会转型语境中的文学批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1]霍尔沃德:《一种新的主体哲学》,陈永国译,汪民安主编:《生产》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2] 陈永国主编:《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
[3] 陈永国主编:《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4] 陈永国主编:《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5] 陈永国主编:《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1-92页。
[6] 霍尔沃德:《一种新的主体哲学》,陈永国译,汪民安主编:《生产》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
[7] 米勒:《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8]《德里达中国讲演录》,杜小真等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9]《德里达中国讲演录》,杜小真等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10] 福柯:《什么是启蒙运动?》,于奇智译,《世界哲学》,2005年,第1期,第29页。
[11] Michel Foucault. "Questions of Method: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In Burchell, Gordon, & Miller (Eds.)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 Rationality. London: Harvester,1991. P.78.
[12]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1页。
[13] 托克维尔:《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序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4页。
[14] Michel Foucault. "Questions of Method: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In Burchell, Gordon, & Miller (Eds.)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 Rationality. London: Harvester,1991. P.78.
[15] 福柯:《什么是批判?》,汪民安主编:《福柯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16] 陈永国主编:《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
[17] 奥斯维辛: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波兰奥斯威辛镇建立的死亡集中营。古拉格群岛:出自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于1973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古拉格是前苏联“国家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简称的译音,古拉格群岛意指前苏联的极权主义统治社会。
[18]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第368页。
[19]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20]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21]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22] 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
[23]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
[24] 福柯曾使用“监狱群岛”这一概念,来分析社会权力统治,福柯说:“我是借用索尔仁尼琴著作的标题来指一种政治性的群岛:一种惩罚系统采取了散布的形式,但是却覆盖了整个社会。”参见:《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25]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26] 汪民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页。
[27] 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28] 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