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研究资讯» 学术前沿» 文化理论前沿

钱坤:后国家和前国家时代的纪念与忘却——近年华语电影对抗日战争的描绘

  钱  坤*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三部华语战争影片——《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和《赛德克·巴莱》,来探讨全球化时代战争、创伤和民族国家叙事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集体创伤是这三部电影不可忽略的表层主题,但由于对战争暴力的理性再现反映了当代战争电影对民族国家叙事的反思与重构,于是记忆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忘记。具体来说,大陆导演对南京大屠杀的描绘彰显了后国家时代(post-national)超越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人文关怀和道德救赎,而魏德圣的电影则体现出前国家时代 (pre-national) 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困境。

  关键词:后国家  前国家  战争电影  创伤  纪念与忘却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Chinese-language war films: Lu Chuan’s City of Life and Death (2009),Zhang Yimou’s Flowers of War (2012), and Wei Desheng’s Warriors of the Rainbow: Seediq Bale (2011), to discus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war, trauma, and the narrative of nation-stat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lthough collective trauma is the apparent common theme, all three films suggest remembering as a form of institutionalized forgetting, for the rational representation of violence appears to be the re-exami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rrative of modern nation-state in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In particular, films from the mainland exhibit a sense of post-national humanism and redemption that transcends narrowly defined nationalism, while Wei’s film presents a pre-national ambivalence stuck at the immanent struggle between identities in Taiwan.

  Keywords: post-national, pre-national, war films, trauma,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最近几年,抗日战争题材在华语电影中屡次出现。姜文的《鬼子来了》(2000)、管虎的《斗牛》(2009)、陆川的《南京!南京!》(2009)以及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2012)是其中值得关注的几部。而在台湾,新锐导演魏德圣也以《海角七号》(2007)和《赛德克·巴莱》(2011)间接或直接地反映日本的殖民统治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战争、集体记忆与创伤似乎是这些电影所欲表现的共同主题。尤其是《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和《赛德克·巴莱》分别再现了南京大屠杀和雾社事件惨烈的战争场景,重新揭开了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疮疤。

  本文拟通过分析这三部影片,来探讨在全球化时代,战争、创伤和民族国家叙事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认为,虽然集体创伤是这三部电影不可忽略的表层主题,但由于战争电影与民族国家叙事之间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创伤本身总是被不同的意识形态曲解切割、淡化削弱。于是记忆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忘记,因为对战争暴力的理性再现反映了当代战争电影对民族国家叙事的反思与重构。具体来说,大陆导演对南京大屠杀的描绘彰显了后国家时代(post-national) 超越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人文关怀和道德救赎,而魏德圣的电影则体现出前国家时代 (pre-national)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困境。

  

  一  创伤、战争与民族国家叙事

  

  有战争就有死亡、破坏、家园被毁和失亲之痛,自然就有创伤。可是西方的创伤理论一开始只注意个人的心理创伤及其反应,很少把创伤与集体记忆联系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伤理论从个人心理延展到社会历史领域,呈现普遍化的态势(universalization of trauma)。理论家们开始讨论整个人类现代历史实际上就是受创伤的历史,“二战”时期的欧洲大屠杀是最惨烈的经验。[1]这种创伤的普遍化倾向把战争和苦难推上了集体记忆的前台,使创伤叙事与解读成为反映战争的最重要模式。好莱坞电影《猎鹿人》(The Deer Hunter,1978)、《全金属外壳》(Full Metal Jacket,1987)和《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1993) 就是几个有名的例子。

  然而另一方面,战争又往往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战争实践着对国家主权、民族身份以及领土边界的建构、巩固和重塑。尤其是战争电影,作为一种电影类型,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整合几乎是同步的。如Macia Landy指出的,电影技术与现代战争技术的发展如影随形。[2]一方面,电影的发明正处于帝国主义扩张和现代民族国家觉醒的时期,因而电影成为直接的宣传工具;另一方面,人们希望了解战争的需求也促进了电影的发展。电影技巧的逐步完善使导演可以有效地调动观众的参与情绪和认同感,因而战争电影成为民族国家叙事的不可或缺的表现资源。实际上,由于不同国家战争经历的不同(战胜国与战败国、入侵者与自卫者等),战争电影是一种国家间差异最大的电影类型。不过有一点是相通的——战争电影常常被用来建构集体记忆,甚至改写历史。[3]

  基于战争电影与民族国家叙事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创伤叙述似乎与战争电影有一种矛盾紧张关系。因为创伤理论强调历史的断裂,这与民族国家叙事所要求的连续的、不断向前发展的、线性的历史观有冲突。根据创伤理论,幸存者时刻生活在受创情境中,记忆定格停滞,呈现一种居丧(mourning) 状态,很难与周围事务的发展同步。因此有理论家声称,创伤是无法表现的。战争电影尽管可以表现战争的残酷与破坏力,却无法集中描写集体创伤。

  具体到中国,战争电影也经历了很大转变,从拒绝创伤到反映创伤也走了很长一段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抗日电影着力刻画尖锐的民族矛盾、残酷的战争场面,却很少描写人民的苦难。相反,这些战争电影(如《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着重表现中国人民坚强不屈、大智大勇、团结抗敌的英雄气概。相比之下,日本士兵虽然残暴可恨,却并不可怕,反而有些愚蠢可笑。同时,在性别表征方面,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塑造成勇敢的斗士,不同性别、年龄、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被抹杀,恐惧、软弱、犹疑等常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性格特征被削弱甚至忽略,取而代之的是英雄主义的阳刚之气。因而,战争、阳刚性 (masculinity)和民族国家的建构在这些电影中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无疑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有正面意义,可是历史的真相被掩盖了,战争留下的创伤和教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展现。正如Gary Xu所分析的,通过调动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情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把抗日战争纳入线性的、持续发展的民族国家叙事,而暴力所带来的创伤却被忽略了。[4]

  在这种背景下,不难理解,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战争电影从未涉及南京大屠杀。倒不是公众已经忘记了这桩惨剧,而是民族国家叙事需要弱化苦难、耻辱以及责任感来巩固现有政权的合法性。南京,在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中,集中了领土被践踏、姊妹被蹂躏、民族自尊心被阉割等融汇着愤怒、伤痛和羞辱的几重“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对南京的回避反映了对创伤的回避,因为这与以阳刚性为显要特征的民族国家叙述格格不入。其结果是,中国媒体的沉默与日本政府的否认形成一种共谋关系,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上很少有人知晓,以至于当华裔作家张纯如偶然听说此事时,称其为“被遗忘的大屠杀”。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也许是受了国际上反映德国纳粹大屠杀和其它反战电影的影响,几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电影相继问世。虽然在国际上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但这些电影均脱离了以往的英雄主义叙事,而意在还原历史真相,迫使观众尤其是日本观众直面现实的残酷。1987年,由罗贯群导演,翟乃社、陈道明主演的《屠城血证》首次披露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影片围绕一个在国际安全区工作的中国医生、一位普通的南京摄影师和一位在中国受过教育的日本军官展开,突出描写日本军人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苦难,以及日本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把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变成杀人机器,陈道明扮演的日本军官亲手击毙了自己爱恋的中国女友。影片尤其揭露了日军试图蒙蔽世人的宣传手段——通过伪造中日军民友好的证据,同时封锁反映现实的影像资料,日本军人有意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国内外有良知的人士。从影片的标题可以看出,《屠城血证》是针对日本右翼长期误导公众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行为的,其结果是有效地激发了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固化了民族国家的叙事边界,而对创伤的描绘则不够深刻——人们看到的多是暴行的实施,而不是暴行的效果。1995年,另两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黑太阳》和《南京1937》与观众见面。同样,这两部电影把日军高层描写成疯狂的战争机器,而普通士兵则是毫无人性的衣冠禽兽。虽然普通市民的苦难得到更深入的表现,但影片依然侧重揭露军国主义制造的恐怖以及拷问战争责任,凸显中日两国对立的民族矛盾。[5]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尤其是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以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超越了中日两国的界限,表现的也不再是单纯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海外,美国人Bill Guttentag 和 Dan Sturman 导????纪录片《南京》( Nanking ,2007),Roger Spottiswoode导演、中德奥联合出品的《黄石的孩子》( The Children of Huang Shi , 2008)和Florian Gallenberger导演、中德法合作的影片《拉贝日记》( John Rabe , 2009)相继问世,以西方人的视角再现那段历史。同时,在2009年和2012年,大陆导演陆川和张艺谋又同时把镜头对准了南京大屠杀。那么,他们的电影是如何处理战争与民族国家叙事之间的关系的?是否对集体记忆和创伤有了新的阐释?在战争电影里表现创伤到底有多少可能性?果然如理论家所说,创伤是无法表现的吗?

  

  二  《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后国家时代的人文叙述

  

  显然,《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都引入了国际视野。像纪录片《南京》和传记片《拉贝日记》一样,令国际友人在影片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抗日战争不再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局部战争,而是被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中,中国人民的苦难变成了所有参与和经历战争的人的苦难。拉贝先生被迫回国,临行前在南京市民面前长跪,为不能继续保护他们而含泪忏悔;美国人约翰也经历了灵魂的炼狱,为救助女孩子们殚精竭虑,甚至甘冒生命危险。在《南京!南京!》中,日本士兵角川正雄因为不能理解亲身经历的残酷而选择自杀;而《金陵十三钗》也描写了一位会弹钢琴、讲英语、彬彬有礼的日本军官长谷川,他的修养与其他日本兵的残暴形成鲜明对比。两部影片都宣扬人道主义精神,不仅赋予西方人以“拯救者”的角色,而且试图还原日本军人人性的一面,强调是战争使原本平凡善良的日本人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禽兽,而日本民族不应该是仇恨的对象。

  《南京!南京!》采用多视角叙事的方法,打破了以往黑白分明的道德框架。影片开始,一系列刻有1937年12月邮戳、从南京发出的英文名信片介绍了历史背景,暗示着西方叙述者的客观公正。然后,镜头切换到日本士兵角川茫然地向天仰望着刺眼的太阳,预示着他以后将被太阳的光辉——即天皇的扩张政策——灼伤 (图1)。最后出场的才是中国人。这种多视角的叙事需要观众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份来认同影片里的人物,从而使观影经验趋于多样化。

  

  图1:角川仰视刺眼的太阳

  

  虽然影片的叙事结构不甚连贯,但还是大体遵循了国军守城、日军破城屠城泄欲、安全区内外女性的恐怖炼狱、拉贝被迫离开以及安全区解散等几个阶段。虽然死亡、毁灭、被污辱、被侵犯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南京市民的心头,但对中国市民创伤的描写并不是影片的全部。在这部电影里,日本士兵同样被刻画成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是最普通不过的青年,闲暇时会在一起唱思乡的歌谣;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的角川甚至爱上了日本慰安妇百合子。影片表明,从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百合子贫病交加,终于被无休止的性虐待折磨致死,她的命运并不比其她被凌辱的中国女性好。同时,日本士兵虽然疯狂,却不乏同情心。下级军官伊田修在影片中坏事做尽,但是当唐先生的妻妹饱受欺凌、被迫为士兵表演戏曲时,他开枪打死了她,理由是“她那么漂亮,这样活着还不如死掉”。这种举动可以理解为源于要毁灭所有美丽事物的变态欲望,但也可以理解为他想为小妹保留一份做人的尊严。出于同样的原因,当姜老师被捉去,用英文请求角川杀死她时,角川拔枪结束了她的生命。影片结尾,角川实在无法解决自己的内心冲突。他释放了小豆子和幸存下来的国军士兵老赵,自己开枪自杀。

  这样的描写无疑使日本士兵的形象人性化、多样化起来。正如陆川所说:“我们过去更多是在哭诉屠杀的事实,我们习惯于把日本兵塑造成魔鬼,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被符号化了。但如果一直把他们当作妖魔去描述,一味去哭诉,世界上又有多少人会真正认同这种仇恨的情感?”陆川认为,要让世界认真思考南京大屠杀事件,就必须首先把日本人作为“人”来描述,这是必要的叙事策略。[6]日本人既然具备了人性,原本邪恶的“他者”形象变得模糊,那么一个与之对立的“自己”必然也变得模糊。在影片中,中国人虽然是受害者,值得同情,但并不是完全无辜的。首先是国军的形象欠佳。虽然以陆建雄为代表的国军士兵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影片开头无序的撤退场面,令人联想到早已撤离的中央政府以及指挥不力的国军部队。其次,唐先生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主动作了汉奸。虽然他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的,失去了女儿和小妹,自己也丧了命,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小人物,但他的形象显然与以往电影中的英雄或反面人物大相径庭。

  由此可见,隐藏在黑白画面后的历史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一个深浅不一的灰色地带。陆川选用黑白片来拍摄南京大屠杀,与姜文的《鬼子来了》一样,一方面试图复制战时遗留下来的影像资料,以塑造历史的真实感;另一方面,贯穿于整部影片的灰色模糊了民族种族间的界限,使战争带来的创伤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遍意义。战争创伤不再仅仅是受害人的苦难,而是施害人与受害人共同承受的交织着罪咎、耻辱、否认与创痛的综合体。这与中国官方既定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二元对立的叙述是有出入的,它反映了后国家时代人道主义的视野。

  与《南京!南京!》的令人压抑的灰色调相反,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充溢着斑斓的色彩。透过教堂彩色的圆形玻璃窗,我们看到一个伪装成神父的美国殡仪师、一群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十四位风姿绰约的秦淮女子和一位英勇抗敌的国军士兵共同面对大屠杀制造的恐怖。然而,除了精彩特效营造的战争场面和偶尔几处画面表现日军暴行,日本军人的存在仅仅是背景。影片的主旨并不在于表现大屠杀的残酷与创伤,更不在于激发民族主义情绪。正如张艺谋所说:“牢记历史是希望珍惜今天的和平,善良、救赎和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故事的视角很独特,从十三个金陵风尘女子传奇性的角度切入,表达一个救赎的主题,反映了崇高的人道主义”,这是“用人类之善向人类之恶宣战”。[7]

  的确,教堂这个地点的选择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尽管曾作为西方传教士文化殖民的证据而遭到中国人的反抗,在这部影片里,在日军武力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人生命和领土的时候,教堂超越了民族、国家甚至文化的界限而具有普世价值。玻璃窗绚烂的色彩似乎象征着人性的光辉最终战胜了世间的邪恶。在这里,处女与妓女、酒鬼与神父,这些在平时对立冲突的身份在战争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和谐统一。影片似乎想表明,当约翰穿起神父的袍子,当十三钗换上女学生的服装,他们经历了从外表到内心的质的转变(图2)。他们勇敢地搭救了别人,同时也在灵魂上拯救了自己。然而,这种有宗教意味的诠释显然与南京大屠杀的创伤叙事格格不入。它代替了以往敌我分明的民族国家叙事,但有意识地把无辜的人们放入了既定的道德框架中。也就是说,所谓“救赎和爱”是单向的--妓女救处女合情合理,反之则不行。在这种道德框架下,人与人生命的价值是不平等的。既然妓女的牺牲已经升华成了救赎,那么她们的经历便构不成创伤。她们的行为肯定了世俗的道德理想,从而妓女们,这些在社会道德之外的女人,重新被纳入以往的道德秩序中。观众在被十三钗的仗义之举感动之余,在对她们的绰约风姿和婉转歌喉恋恋不舍之后,终于可以满意离场。

  

  

  图2: 约翰穿起神父的袍子试图阻止日本人的暴行

  

  值得注意的是,两部电影都用了大量篇幅展现强奸及其带来的恐惧。在一些观众眼里,这是导演过度执着于受伤的中国男性自尊心的表现。在北京一次以创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上,陈剑澜先生对两部电影中的强奸镜头表示异议,称导演过份耿耿于怀于日军得到的“那点快感”。[8]笔者认为,问题不在于中国导演是否纠结于日本人取得的“快感”,而在于强奸的镜头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及其反映的力量对比。在战争中,强奸通常被视为战术的一种,是入侵者肆意侵害、羞辱、控制弱者、展示霸气的手段,其目的是逼迫被入侵政府早日投降就范。如前所述,民族国家叙事强调的是男权中心的阳刚之气,而女性的身体又往往与土地、祖国等概念联系在一起。[9]在战争中,无辜女性的身体被蹂躏等同于领土被占领,也即等同于对被入侵国所有男性的阉割。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千百年来“重气节、轻生死”的文化氛围中,强奸比屠杀更具有震慑力和杀伤力。因此,张纯如以 Rape of Nanking (奸污南京)作为《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英文标题。 中国观众不堪忍受强奸的镜头,恰恰是对阉割焦虑的压抑与抵制。而导演们敢于大胆表现强奸,则表明他们已超越了民族心理上的“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

  另一方面,对强奸的充分再现也反映了导演揭露日军暴行的人性视角。评论家Nicola Henry指出,日军投降后,东京审判没有邀请一位女性受害者出庭作证,日军的暴行被定性为“反和平,反人类”,可其反人性的对女性的侵害却被一带而过。这样的处理既反映了国际法对女性权益的忽视,也决定了这场战争被记忆的基调,即令所有女性受害者失语。[10]虽然《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并未真正赋予女性以声音,但两部影片以女性的恐惧与羞辱(包括百合子的遭遇)再现了战争的残酷。这与近年来联合国关注女性权益的做法也是同步的。

  在这两部影片中,汉奸的角色同样值得关注。唐先生和书娟的父亲孟先生一反以往电影中面目可憎的汉奸形象,变成两位值得同情的人物。他们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男人,为了保护亲人,选择为日本人工作。虽然背负着“汉奸”的罪恶感和亲人的不理解(书娟视其父为耻辱),并最终难逃被日本人杀害的命运,他们却为保护亲人起了关键的作用——唐先生最终送走了自己怀孕的妻子,而孟先生为约翰送来修车的工具和通行证,从而保证了女孩子们安全脱险。这样的描写不仅使“汉奸”的角色脱离了敌我分明的政治框架,而且“先家后国”的选择同时解构了以往战争电影中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

  简单来说,《南京!南京!》用黑白画面、多视角叙述等方式把南京大屠杀纳入了理性反思的反战模式,而《金陵十三钗》则用救赎的概念把集体创伤崇高化,使之回归既有道德秩序。对家庭和个人的关注,连同西方国际主义的视角,使两部影片脱离了原有的民族国家叙事,呈现出后国家时代普世化的人文视野。

  

  三  《赛德克?巴莱》:前国家时代的身份认同困境

  

  与南京大屠杀相似,雾社事件也很少在电影上得到表现。若不是魏德圣的《塞德克 ·巴莱》,多数大陆观众对此还一无所知。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学界开始关注对少数民族的讨论,但对“雾社事件”的不同诠释经常裹挟着政治诉求和政治利益,使“雾社事件”成为台湾各政治派别的一张牌。“少数民族”也成为“泛政治化”社会中各方可以善加利用的“符号”。[11]

  这种“泛政治化”倾向,或者把“雾社事件”纳入中国人抗议殖民统治的民族国家叙事,或者使之成为少数民族自救抗争的历史依据。例如,台湾作家蓝博洲认为,“雾社事件”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就是“莫那·鲁道精神”。1984年12月“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成立,通过“莫那·鲁道精神不死”的号召,展开抗议人口贩卖与山地雏妓、抗议东埔乡滥挖祖坟等少数民族自救抗争运动。[12] 这种“泛政治化”解读的结果,就是把雾社事件的记忆转变成有组织的忘记,因为塞德克族为此付出的代价和创伤被系统地忽略了。

  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也许是还原历史真相的一种真诚的尝试。然而,由于徘徊于“自上而下”的民族国家叙事和“自下而上”的保护地域文化两种视角之间,魏德圣难免陷入身份认同的尴尬。

  影片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莫那·鲁道是一位抗日民族英雄,还是野蛮未脱的部族领袖?魏德圣的回答是:两个都是。然而,民族英雄和部族首领这两个身份是有矛盾的。民族英雄需要有对民族国家--即中国--的认同,有反殖民、反侵略的现代意识;而部族首领则没有全局意识,只在意自己部落的利益,并为保存自己的领地和权威而战。从影片的描写来看,莫那·鲁道更属于第二种人。对他的既英雄化又野蛮化的描写,反映了魏德圣徘徊于两种身份之间,隐含着对现有民族国家叙事的抵触,呈现出当今台湾前国家时代身份认同的困境。

  在塞德克语中,“塞德克”意思是“人”,“巴莱”是“真正的”,“塞德克?巴莱”就是“真正的人”的意思。显然,魏德圣是从塞德克人的角度出发,力图创作一部反映他们部族文化的史诗巨制。然而,影片中含有太多无法解决的对立冲突: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殖民政策与民族独立的冲突,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以及暴力与和平的冲突。虽然日军野蛮残暴的殖民统治得到了充分展现,但塞德克人的生存状态仍未脱离原始阶段,很难被纳入现代文明的叙述框架。

  魏德圣力图还原塞德克人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在美丽的亚热带丛林里,塞德克人捕鱼游猎,与大自然和谐统一。然而,暴力与仇杀却是他们民族信仰的中心。“出草”(砍掉首级)这一野蛮行为是塞德克青年成为英雄以及死后跨过彩虹桥(进入天堂)的必要手段。观众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日本人,以莫那·鲁道为首的马赫坡社与铁木? 瓦力斯为首的屯巴拉社依然会世代残杀,争夺死后的天堂牧场。事实上,日本人后来之所以很快平定起义,还是得力于铁木? 瓦力斯的帮助。这种部落利益优先于民族利益的认识和行为,显然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格格不入。然而,在影片中,魏德圣极力把“出草”的习俗理性化、浪漫化。一方面,“出草”被视为塞德克人传统的一部分,这种原始英雄崇拜是塞德克人文化身份的根基;另一方面,“出草”习俗的被迫消失代表尚武精神的消亡,因此现代文明的到来从某种程度上扼杀了尚武的英雄主义。

  事实上,魏德圣暗示:塞德克人的英雄主义与日本的武士精神如出一辙。在影片结尾,日本军官看到鲜红如血的樱花大发感慨: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这里的樱花更加灿烂,因为在日本已经消失的武士精神在塞德克人身上得以展现(图3)。似乎人们在庆祝现代文明胜利的同时也应该哀悼原始尚武精神的消亡。

  

  

  图3:日本将军慨叹樱花绚烂

  

  这种对原始文化的伤感悼念自然导致对暴力的浪漫化描写。在影片中,略带忧伤的音乐伴随着大部分惨烈的打斗场景,使残酷的杀戮成为对塞德克文化的赞歌和挽歌。当莫那·鲁道的父亲在部落“出草”中去世,当达多砍下日本警察吉村克己的头颅,当塞德克起义军无差别地屠杀小学校广场上的日本人,或者当塞德克勇士倒在日军的炮火袭击下,悲壮伤感的音乐总是适时响起,暴力的视觉震撼效果便随之减轻。

  对暴力的抒情化表达自然有助于突出塞德克人捍卫家园的英雄主义,但同时也使暴力本身正常化了。这使日本人入侵的暴力与塞德克人反抗的暴力失去了本质区别,从而削弱了民族“抗暴”的正义性。作为一个非山地人,魏德圣试图认同于塞德克传统文化,但又很难脱离现代文明阐释框架的束缚。在影片中,原始与现代的冲突集中体现在花岗一郎和花岗二郎身上。两个受过日本教育的塞德克青年,一方面得益于现代文明的教化,另一方面又痛感传统文化的消失。他们无法在日本人与塞德克人两个身份中做出选择,因此在起义后双双选择自杀。

  自杀是魏德圣解决影片中无法解决的冲突的唯一方式,也是最具创伤意味的描写。当年轻的母亲们亲手杀死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后集体自杀,当巴万等一群少年也加入战斗而先后惨死,当塞德克勇士们在丛林里明知不敌而坚持到最后,我们看到必死的决心。魏德圣对塞德克英雄主义的颂扬最后以自杀式的殉道结束,一方面是对“彩虹桥”充满向往的怀念,另一方面也理性地表明这种信仰在现代文明中的无法延续。

  《赛德克·巴莱》中体现的暴力美学,令人联想起描写印第安人的好莱坞西部片。在传统西部片中,印第安人的形象常常是彪悍勇武的。他们多骑擅射,生性执拗,能令散居的白人闻风丧胆。然而,在早期的影片中,白人和印第安人的冲突往往不是领地的争夺或文明与野蛮的碰撞,而是种族间的冲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搜索者》( The Searchers ,1956)和《不可饶恕》( The Unforgiven ,1960)就是反映种族对立的经典,符合美国当时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潮流。直到后来,印第安人才被用来批判和反省白人的扩张政策。如在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导演并主演的电影《与狼共舞》( Dances with Wolves ,1990)中,主人公邓巴中尉最后选择与土著印第安人一起逃避白人军队的追杀。

  这些西部片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是从白人的角度来描写印第安人的,因而印第安人成为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见证。如电影评论家Peter Rollins 和John O’Connor所指出的,好莱坞西部片创造了一个美国边疆历史的神话。在这部神话中,印第安人被卷入定义和刷新“美国性”或“美国精神”的运动中。[13]的确,在西部片中,印第安人是永久的“他者”,被用来肯定、质疑或批评美国主流道德系统。他们的形象可以是正面的,然而他们永远是被表现的对象,而非表现的主体。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却无从听到他们的心声。

  与此相反,《赛德克·巴莱》则以塞德克人为主体,选择了土著人的视角。塞德克人不是作为日本人或者汉人的“他者”形象出场的,而是作为台湾丰饶资源的主人翁存在的。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塞德克人已经在雾社的山林里繁衍栖息了不知多少个世纪,而在山下做生意的汉人无疑是后来者,与山地人互通有无,毗邻而居。

  汉人出现在影片中的次数其实很少。首先是在电影开始,当日本人强行入驻时,台湾军民进行了抵抗。但他们的抵抗如昙花一现,不堪一击。然后是日据时期一个在雾社卖酒的杂货铺老板。他世故圆滑,显然在体力和意志上都逊于山地人。最后出现的汉人是在雾社起义时期,一个街上的病痨鬼听到原住民出草的消息吓得魂不附体,逢人便喊山民要下山杀人啦,结果被日本警察一耳光扇晕过去。虽只寥寥几笔,但已然逐层勾勒出汉人虚弱、贪财、胆小和奴性的特质,与影片极力赞扬的英雄主义精神相去甚远。换句话说,如果导演想要表现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决心和勇气,汉人显然不是代表。

  对于《赛德克·巴莱》,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婉窈认为,导演试图从赛德克族的文化来诠释莫那·鲁道及其族人的浴血抗日:“魏导演似乎采取了一个比较‘内部’的观念。这样的观念之所以可能,显然不是魏导演一个人的思索结果,而是一个漫长历程的里程碑。”[14] 从以前单纯的抗日民族国家叙事,到魏德圣的山地人的赞歌与挽歌,这个漫长历程除了台湾近年来对少数民族的关注以外,似乎也应该包括台湾人对日据时期的重新思考和今后台湾何去何从的讨论。正如美国西部片反映了不同时期美国社会所关注的严肃话题一样,《赛德克·巴莱》也必然留有当代台湾敏感思潮的印记。魏德圣的前一部电影《海角7号》(2007)以一对恋人的生离死别表达对日据时代的脉脉温情,同时也强调台南地区有别于北方的地域文化。[15]这种脱离主流民族国家叙事的做法,显然是寻求台湾本土认同的尝试。

  在影片《赛德克·巴莱》开始不久,清军在甲午海战中失手,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影片短暂再现了台湾人民的抵抗,随后,一面印有金黄虎标志的旗帜被日军砍落马下(图4)。这个容易被忽略的镜头反映了台湾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台湾人民为了免于被割让,推举台湾巡抚唐景嵩为总统建立“台湾民主国”,脱离清朝管辖。虽然仅仅存在了150天,“台湾民主国”却有自己完整的行政体系和标志。[16]影片中被砍落的旗帜就是“台湾民主国”的国旗(图5)。

  

图4:日军击溃台湾人民的抵抗

  

  

  

图5:“台湾民主国”国旗。来源:百度百科

  

  显然,这个镜头的安排是经过导演深思熟虑的。在台湾今后何去何从的讨论中,魏德圣也许倾向于台湾独立。但《塞德克·巴莱》中无法解决的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显示了导演的矛盾心理。换句话说,以塞德克失败的抗暴运动建构有别于“中国”的“台湾性”是不够的,因为被日军凌辱是海峡两岸共同经历的历史创伤,反映抗日符合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叙事逻辑。同时,作为少数民族,塞德克也不能从根本上代表台湾独特的本土文化。从影片对塞德克人既理性又浪漫的描写,我们看到导演面临身份认同的困境。

  

  结  论

  

  本文着重分析了南京大屠杀和台湾雾社事件在近年华语电影中的表现。《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和《塞德克·巴莱》都是描写创伤事件的战争电影,但由于导演都力图把创伤控制在理性的叙事框架之内,创伤记忆不可避免地成为有组织的记忆与遗忘--即记住应该被遗忘的,或记忆也是一种遗忘。具体来说,大陆电影重在超越。通过开放电影表现视野,以西方人的参与及其人文视角反观中国人的创伤,《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解构了南京这个城市的地域局限和受害者的集体记忆,试图成为超越民族界限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反战电影。同时,《赛德克?巴莱》则强调台湾原住民的特殊性,从而封闭了电影的表现空间,使台湾认同纠结于文明的碰撞与民族主义情绪之间,无法超脱。一方面,现代化似乎是脱离野蛮的唯一途径,日本的殖民统治似乎有其合法性;另一方面,独立自由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内在需求。两者之间的矛盾没能在电影中得到有效解决。魏德圣以其富于感染力的电影手法既认可了现代化也歌颂了原住民的反抗精神。这种内在的逻辑矛盾反映了前国家时代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困惑与焦虑。

  

  


  

  * 钱坤,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

  

  [1] Helmut Schmitz & Annette Seidel-Arpaci, “Introduction,” in Narratives of Trauma: Discourses of German Wartime Suffering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Editions Rodopi, 2011), 7.

  

  [2] Macia Landy, Italian Fil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4.

  

  [3] Barry Langford, Film Genre: Hollywood and Beyon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8.

  

  [4] Gary G. Xu, "Violence, Sixth Generation Filmmaking, and Devils on the Doorstep." In Xu, Sinascape: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7), 25-46.

  

  [5] 虽然影片《南京1937》集中描写了一个中日混合家庭的苦难,但正是这个家庭的苦难更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民族对立,激发了中国观众的反日爱国情绪。

  

  [6] 陆川:《拍摄<南京!南京!>是一个去符号化的过程》,新华网,北京,2009年4月24日电。网络资源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4/25/content_11252706.htm。

  

  [7] 《金陵十三钗》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857725.htm。

  

  [8] 陈剑澜先生的发言发表于“创伤记忆与文化表征:文学如何书写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13年5月27-28日。

  

  [9] 这一点,中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相近。见Jill Steans, “Revisionist Heroes and Dissident Heroines: Gender, Nation and War in Soviet Films of ‘the Thaw’.” Global Society, 24:3, 2010, 403-404.

  

  [10] 见Nicola Henry, War and Rape: Law, Memory and Justice, (London: Routledge, 2011).

  

  [11] 赵鹏:《雾社事件:一次抗日“出草”大行动》,《羊城晚报》2012年5月12日。见网络: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2-05/12/content_1389240.htm。

  

  [12] 同上。

  

  [13] Peter Rollins and John  O’Connor, “Introduction: The Study of Hollywood Indian—Still a Scholarly Frontier?” in Hollywood Indian: the Portrayal of the Native American in Film, eds., Peter Rollins and John O’Connor,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1), 3.

  

  [14] 周婉窈:《试论战后台湾关于雾社事件的诠释》,见《台湾风物》,60卷3期,13页。

  

  [15] Chilan Sharon Wang, “Memories of the Future: Remaking Taiwanese-ness in Cape No. 7”,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Vol. 6, 2, 2012, 135-151.

  

  [16] 百度百科:“台湾民主国”,http://baike.baidu.com/view/25148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