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志清*
摘要: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开始对纳粹头目之一艾赫曼进行为期数月的公开审判,并执行了以色列立法机构确立以来的唯一一例死刑。这次审判对以色列人认知犹太民族在“二战”时期的遭际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了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本土以色列人业已形成的大屠杀集体记忆形式。文学社团和个体作家均被此次审判吸引,并对种族灭绝的经历反响强烈。从此以后,描写大屠杀及其余响的希伯来语叙事文学开始以民族创伤记忆的方式呈现那段历史,对幸存者和流亡者的态度亦开始更新。本文对“艾赫曼审判”以后出自本土以色列作家之手的两类希伯来语大屠杀叙事文学加以讨论,探讨上述问题。
关键词:艾赫曼审判 集体记忆 本土作家 大屠杀叙事或书写
Abstract: On April 11, 1961, the Eichmann Trial before the Jerusalem District Court began in Israel, which lasted for a few months. Eichmann was found guilty and executed by hanging in 1962. The only death sentence carried out by the Israeli justice system, the Trial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on Israeli awareness of the Jewish people during World War Two, and changed the forged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Shoah in Israel since 1948, the founding of the State of Israel. Both the literary establishments and individual writers became absorbed in the trial and responded strongly to the experience of annihilation. Literary narrative on the Holocaust and its aftermath also showed this national ideological change and produced a new manner towards the survivors and to the experience of exile. This essay will examine the above questions through discussing two groups of native Israeli writings in the 1960s.
Keywords: the Eichmann Trial, collective memory, native writers, Holocaust narrative or writings
20世纪60年代初,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对纳粹头目之一艾赫曼(Adolf Eichmann)进行为期数月的公开审判,并执行了以色列立法机构确立以来的唯一一例死刑。[1]这次审判对以色列人认知犹太民族在“二战”时期的遭际,确立民族记忆方式与民族身份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了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本土以色列人业已形成的大屠杀集体记忆形式。描写大屠杀及其余响的希伯来语叙事文学也从此表现出民族记忆形式的转变,对待幸存者与流亡者的关注亦开始更新。要厘清这个问题,需要对1950年代希伯来文学如何反映大屠杀这一主题进行简要回顾。
一 1950年代的以色列大屠杀记忆与书写
在大屠杀刚刚结束的1950年代,以色列作家在反映与表述历史灾难时面临着一种艰难的挑战。其中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首先是人们对文学是否能够反映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表示怀疑。犹太世界一向推崇美国犹太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里·维塞尔(Elie Wiesel)曾作的论断:描写奥斯维辛的小说,要么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要么就是它写的不是奥斯维辛。[2]一语道出文学书写与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的无法逾越的距离。这种疑虑在犹太世界里带有普遍性,导致作家在试图涉猎大屠杀这段历史时心存余悸。
其次,如果文学可以书写历史的假说成立,那么如何对大屠杀这段历史进行表述?有的学者曾经提出,这类文学是否只对暴行及其过程本身做忠实的记载?时间是否只限于1933年到1945年之间?对于个人或者群体,对幸存者、幸存者的子女以及我们大家是否有沉重的压力?是讨论某一具体事件,还是人类总的境况?[3]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文学的书写范式是很难界定的。
再次,文学本身的内在规律性也对大屠杀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这里先要谈及的是文学类型问题,在大屠杀文学领域,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诗歌以及日记等,文学类型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叙述形式的选择,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模糊性。有的长篇小说看起来像日记与回忆录,有的日记和回忆录又带有相当浓厚的文学色彩。还有就是文学语言问题。在大屠杀文学研究领域,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表达不可表达之事,描述不可描述之事。[4]这句话本身便是一个悖论,因为如果事物本身无法真正言状,那么就不要做任何言状的尝试。换句话说,如果你触及了这个领域,用语言去表述,那么就不是不可言状之物了。实际上,这里是指的是语言上的难度。犹太人,尤其是以色列的犹太人,多难以摆脱对大屠杀历史的记忆。以色列犹太人中有几十万大屠杀幸存者,多数家庭要么有家人、亲友在大屠杀中丧生或在集中营遭受过迫害,要么就是在国家对民族历史灾难记忆的建构过程中形成了对大屠杀的深切体验。他们对这一历史事件所做的回顾与反思经历了一场从肉体到心灵的炼狱过程,幸存者本人不愿意去回忆令人毛骨悚然的惨痛经历,他们的子女也本能地不愿意去触摸父辈的伤疤。著名的第二代大屠杀女作家娜娃·塞梅尔(Nava Semel)曾经说过:“孩子有保护母亲的秘密任务。奥斯维辛是所有恐怖的一个语词密码,是某种东西的开门咒,其背后只是绝对的疯狂。所以不要做这件事,请不要去写。”[5]此外,还会有民族或集体的一些禁忌。基于上述种种原因,语言显得苍白无力,成了真正的囚牢。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在1948年刚刚宣布建国便遭到周边阿拉伯世界的联合进攻。以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为首的政府为了国家的生存需要,欲激励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把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教育放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注重强调以“华沙隔都起义”(Warsaw Ghetto Uprising) [6]为代表的大屠杀中的英雄主义精神,而忽略了欧洲犹太人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面对强权所遭受的苦难。本土以色列人非但未对大屠杀幸存者的不幸遭际予以足够同情,反而对数百万欧洲犹太人“像羔羊一样走向屠场”的软弱举动表示不解,甚至对幸存者如何活下来的经历表示怀疑。在这种政治话语的影响下,对战争期间像“遭屠宰的羔羊”一样死去的数百万人的纪念也不免会成为新兴国家铸造立国精神的不利因素。大屠杀幸存者的痛苦即使不会被从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中全部驱走,但也要同主流的政治话语拉开距离,在公共场合没有立足之地。
诚然,以色列建国与大屠杀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但是,幸存者希望在新的土地上获得新生,他们并不为过去的苦难经历感到骄傲,而是对过去梦魇般的岁月具有本能的心理抗拒。多数幸存者为了新的生存需要,不得不把对梦魇的记忆尘封在心灵的坟墓里。2002年4月,我跟随以色列教育部组织的学生代表团赴奥斯维辛的途中,认识了出生在匈牙利、现住在特拉维夫的大屠杀幸存者爱莉谢娃(Eliesheva)。她告诉我,在以色列建国之初不可能将自己在集中营的痛苦讲给别人,如果你这么做,人家会认为你是疯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身为幸存者的作家阿佩费尔德(Aharon Appelfeld)曾经说过,战后抵达以色列的最初岁月让人感到压抑,否定你的过去,在铸造你的个性特征时不考虑你曾经经历了什么,你是谁,“人的内在世界仿佛不存在。它缩成一团,沉浸在睡眠之中……存活下来并来到这里的人也带来了沉默。缄默无语地接受这样的现实:对有些事不要提起。对某些创伤不要触及”[7]。
如何把历史创伤转换成当下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政治话语,也成为当时以色列政府颇为重视的一个问题。本-古里安曾有过这样的名言,“灾难就是力量”。[8]意思是要充分将历史上的恐怖和灾难转变为一种力量,以保证新的犹太国家今后能够在阿拉伯世界的重重围困中取得生存。1953年,以色列议会通过有关法令,要建立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1959年,又规定将大屠杀纪念日定为“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日,有意在官方记忆政治话语中强调大屠杀中的英雄主义,历史创伤就这样被塑造成了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神话,以适应新的社会与政治需要。即使有作家勇敢地打破禁区,如大屠杀幸存者卡-蔡特尼克(Ka-Tzetnik 135633)将笔触伸进集中营,但是读者群非常有限。[9]因此,在后大屠杀时代,希伯来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大屠杀与种族灭绝话题讳莫如深,尤其是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期,涉猎大屠杀题材的本土以色列作家屈指可数。即使有些作家在作品中描写了大屠杀幸存者的形象,也多将其视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怪人,难以理解其承受的多重折磨与痛苦。
二 “艾赫曼审判”与重塑以色列集体记忆
1961年的“艾赫曼审判”对以色列人认知犹太民族在“二战”时期的遭遇、重新确立集体记忆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犹太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身份转变:从受害者变为审判者来惩罚前纳粹战犯。尽管审判本身没有“克服在欧洲大屠杀问题上总体上产生的民族困惑感”,并导致了无休止的争论,[10]但确实改变了以色列人对大屠杀业已成形的集体记忆形式。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艾赫曼审判”对本-古里安及其政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方面,本-古里安试图通过这一审判使整个世界感到有责任支持地球上唯一犹太国的建立,确立以色列作为主权国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本土以色列人能够了解大屠杀真相,尤其是要教育年轻一代。[11]造成本-古里安这种动机的部分原因在于,以色列人分散在世界各地,以色列国缺乏统治力和安全性,其未来无法得到保障。尤其是,由于建国之后的国家政治话语总在宣传大屠杀中的英雄主义,年轻人认为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并非是遭屠戮的羔羊,而是像在1948年“独立战争”[12]中那样有能力捍卫自身。然而,在审判中,100多位证人中的大多数并不是隔都战士或游击队员,而是在日复一日的恐惧和屈辱中幸存下来的普通犹太人。作家卡-蔡特尼克135633便是证人之一,在被问及为何他的书不署真名而用卡-蔡特尼克时,他虚弱地昏倒在地。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标志着以色列民族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点,也标志着集体记忆的重新发现。审判向以色列人揭示了集体屠杀的全部恐怖。作为其结果,以色列年轻一代意识到,犹太人在大屠杀中并没有像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中那样取得以少胜多的胜利,而是像“遭屠宰的羔羊”那样一步步被送进焚尸炉。在强调民族统一与民族自豪感的同时,此次审判还激励幸存者们克服羞耻感,公开自己“在另一个世界”[13]所经历的苦难过去。在某种意义上,此次审判标志着约50万以色列幸存者融入以色列社会,反映出以色列社会对幸存者们表达“你们的经历是我们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的方式。[14]
“艾赫曼审判”不仅使以色列人更为深刻地意识到了历史创伤,同时也使他们改变了建国以来根据国家利益创造的英雄主义幻象,对大屠杀期间“所有形式的反抗”均是英雄行为的说法表示认同。[15]描写大屠杀及其后果的叙事文学也表现出这一民族意识形态的转变,对待幸存者和流亡经历的态度亦开始更新。根据希伯来大学谢克德的说法,文学社团和个体作家一样被此次审判吸引,并对种族灭绝的经历反响强烈。从此,出自本土以色列作家之手的作品主人公不光是在犹太复国主义叙事模式中反复重现的英勇战士,受迫害者也相应得到了战士一样的合法地位和同情。[16]
三 本土以色列作家的大屠杀书写
在希伯来文学语境中,“本土作家”(the Native Generation Writers)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文化学意义的概念,是指出生在巴勒斯坦,或出生在流散地但自幼来到巴勒斯坦,在犹太复国主义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希伯来语作家。第一代本土作家在1930年代崛起,在1950年代称霸以色列文坛。他们多参加过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主要借助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映以色列人为创立新型社会与适应身份转变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与体验,其作品的主人公主要是新型的战斗着的希伯来英雄,与以往犹太作家塑造的软弱无力的欧洲犹太人形成强烈反差。[17]这些本土作家虽然没有亲历大屠杀,但相当一部人曾经在战争结束后到欧洲营救那里的犹太难民,大屠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人生经历中的一个标志。正如前文所说,尽管早在1950年代初期,就有作家曾将笔触伸向战后来到以色列的欧洲难民这个特殊群体,如哈奴赫·巴托夫(Hanoch Bartov)的《人人有六只翅膀》(1954),但这些作家基本上都是按照当时本土以色列人的生存体验与价值判断来要求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艾赫曼审判”唤起作家对历史浩劫与民族创伤的重新反思。
欧洲背景下的创伤小说
海姆·古里(Haim Gouri)曾在1947年被派往欧洲,帮助战后欧洲的犹太幸存者偷渡往巴勒斯坦。同欧洲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接触改变了他对于幸存者的态度。[18]他早年的一些诗歌表达了初遇幸存者时的体验,在以记者身份旁听了“艾赫曼审判”后,他发表了著名的报告文学《面对玻璃亭》( Facing the Glass Booth )。在书中他表达了本土以色列人的负疚感:为什么对“二战”中遭屠杀的同胞无动于衷?为什么对回到以色列的生还者幸存下来的经历表示怀疑?这种对遇难者和幸存者所做的道德反省和清醒认识挑战着以色列人的集体记忆方式,并改变了由以色列本土作家开创的文学叙事传统。他的第一部小说《巧克力交易》(1965)[19]致力于一种艰难的尝试:通过深入剖析受害人的内心去揭示大屠杀的贻害。[20]
《巧克力交易》的主人公是两个大屠杀幸存者:卢比和摩迪。他们是老朋友,分别在不同的集中营中幸存下来,战后数月在一个德国大城市的火车站上偶然相遇。表面上看,月台上刚刚抵达这个城市的流浪者把犹太人的形象从大流散时代的“无处藏身”转变为在新的生存挑战下所面临的“无处立足”。进一步说,它反映出幸存者试图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时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在“那里”(战争时期的欧洲)“活着”是如此宝贵,而今“活着”却需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赋予新的含义。古里通过表现两位主人公的不同经历和命运,进行着一种虚构的尝试,为原先“悲惨的灵魂”找到适应新世界的方式。
卢比是个有雄心、有信心的实干家,非常渴望新的生活:“我想做点什么。我不想总是让别人照顾。我不想总是在失踪者的名单中寻找自己。我想从这里跳跃到另一个所在。不断地移动改变。给他们看。我将活下去。”为了证明个人的生存价值和新生,卢比积极地找寻亲属,设置重建自身的日程表。叔叔曾经是那座城市中的一位德高望重而富有的律师,卢比希望后者能为他提供帮助。不幸的是,叔叔全家都被遣往死亡集中营。因此,第一道“拯救之门”实际上已经关闭。但他并未放弃,而是继续冲击。尤其是,他从烈火中救出了一个女孩的英勇举动表明曾经历炼狱生活的幸存者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对生命的热爱。他性格中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大胆极大地改变了第一代以色列“本土作家”笔下的幸存者形象。当时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本土以色列人与幸存者是不同的整体,他们是后者的恩人。因此后者被认为是“异类”,过着单调乏味、空虚、寄生和封闭的生活。
充满悖论的是,卢比无法继续自己的道路并获得财富。他救人的英勇举动导致了他的痛苦并使人物间的关系复杂化。他想要钱,因此设计了勒索一位德国医生的计划——后者是他所救的那个小女孩的父亲,通过发布虚假药物公告来影响美国占领军倾销到当地市场上的剩余巧克力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巧克力交易”凸现了卢比生存的欲望。随着情节的进展,读者们逐步注意到那个女孩的父亲正是霸占了卢比叔叔房子的人。同时,跟他过从甚密的他叔叔的女仆,现在做着流莺,同时又是德国医生的仆人,是盖世太保集中营的支持者。这里,幸存者在战后欧洲的道德困境以极其尖锐的方式凸现了出来。而战后欧洲不仅成为大屠杀幸存者人生瓦解所需要的一个适当场所,而且也为他们的精神状态提供了外在表现形式。[21]
因传统犹太价值的沦落而产生负罪感,导致了幸存者的精神冲突,小说中摩实克的死具体体现了这一点。摩实克乃摩迪之友,一个能“美化世界”并给生命带来“力量与欢笑”的“伟大的人”。摩实克的才干和能力迷住了摩迪。他“多愁善感”但具有“人格分裂”倾向,一直保持着对死难犹太同胞的忠诚,而这种忠诚则被证明同死亡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内向的摩迪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感到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上,“甚至连鸟的歌唱都似乎是罪恶的帮凶”,“春雨帮忙抹去了犯罪的脚印”,“青草同坏人立有契约,而彩虹在太阳和雨空中是个恶毒玩笑。”因此,对摩迪来说,生存意味着必然要与谋杀者及其帮凶同流合污。此外,作者还描述了来自这个世界的敌意。令人震惊的例子是,人们甚至怀疑卢比冒险从火中救出那个小女孩是为了“钱”或“出名”。甚至连自认有进取心和有想像力的卢比本人也说,“我来到这里是个错误”。
摩迪死于他精神探险的中途,或许这是他卸下过去包袱和现在压力的唯一方式。只有通过死亡,他才能保持在集中营那些惊恐和惧怕的极端日子里未曾消失的正直与诚实,捍卫传统的犹太价值。相形之下,活着的卢比只能不停地寻找物质上的成功,而这一点直到小说结尾都悬而未决。结果,两位主人公都不能在后大屠杀时代的欧洲文化环境中承受过去所经历的痛苦。作者或许在暗示,个人的创伤可能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才能被医治,至少是被缓解或转化。
与古里同时期的另外一位通过把自己的小说背景置于欧洲而建立了本土以色列人与欧洲犹太人联系的作家是哈努赫·巴托夫。巴托夫于1926年生于一个虔诚的宗教之家,在“二战”中曾在犹太旅,即特种部队中服役。根据在欧洲的经历,巴托夫创作了《特种部队》(1965)。[22]
《特种部队》是一部半自传体的第一人称叙事作品。叙述人同时也是主人公的艾力沙·克鲁克是一个18岁的本土以色列人。克鲁克被编入了英国军队中的巴勒斯坦团。像其他以色列年轻人一样,他希望积极地投身到反抗民族敌人的斗争中去。但当他们的连队刚刚抵达意大利,还没有跟德国军队交火时,纳粹就宣布投降了。因而小说是从战争结束写起。小说的情节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克鲁克对和他青梅竹马的女友诺佳的苦苦思念并产生焦虑,而后者对他并不忠贞,还差点在他在欧洲期间另嫁他人;另一条是随着他同幸存者和迫害者在历经战乱的欧洲废墟上相遇,对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逐渐认知。后者导致了他真诚的灵魂探索:一方面是作为本土以色列人的个体意识和少年英雄主义,另一方面是作为犹太人的沉重集体回忆和民族耻辱。一种对于民族创伤及其后果的新的理解在这种自我探究的过程中,在以色列希伯来人和被迫害的欧洲犹太人之间的联系中展现出来。
以色列希伯来人与欧洲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在同各式各样难民们的相遇中获得了意义。例如,他们遇到一群来自劳动营的虔诚的匈牙利裁缝。后者在安息日餐桌上唱着传统的关于弥赛亚降临和重返“应许之地”的赞美诗。“他们亲吻我们,拿起我们的帽子,检查我们制服的衣料,看我们的徽章,高兴地把弄我们的冲锋枪,并要求我们立刻带着他们走。”巴勒斯坦对那些饱经风霜的犹太人来说仍然是再生的精神象征。然而,这些巴勒斯坦来的犹太人尚未得到官方许可,让那些匈牙利人大失所望,进而产生了负罪感。很可能这些匈牙利人将像海姆·古里作品中的英雄们一样仍然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小说结尾之际,克鲁克在难民中发现了一个真正的亲戚。当听亲戚不停地讲述他那“令人骄傲的”、因在焚尸房干活而幸存下来的故事时,克鲁克的热情,他试图分担他痛苦的愿望化为乌有。据作者自述,近20年间他一直努力摆脱那段记忆。这种试图去了解幸存者但又不敢直面其现状,[23]暗示着作者在面对民族历史创伤时的心灵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同幸存者建立联系的努力充满了矛盾。
回归过去的记忆之旅
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hai)、丹·本-阿莫茨(Dan Ben-Amotz)生于欧洲,在德国度过了童年时光,战前便随家人来到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在犹太复国主义教育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因而可被称作拥有本土以色列人意识和行动的人, 他们参加过1948年的“独立战争”,其早期创作表明他们亦属于以色列本土文化的创建者,尽管论起文学辈分与创作气质,阿米亥更接近六十年代崛起文坛的第二代以色列作家。随着在“艾赫曼审判”后对历史创伤的进一步认知,以及对以色列与德国关系的不断关注,他们也像许多以色列一样,为以色列国经济的振兴要依靠德国赔偿这个事实所困扰。从历史上看,联邦德国和以色列在1952年签署了索赔协议,远远超前于以色列社会和以色列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阿米亥的《并非此时,并非此地》(1963)[24]和本-阿摩茨的《记住,忘却》(1968)[25]两部长篇小说便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开创了大屠杀文学中回归过去的小说模式。
《并非此时,并非此地》的叙事背景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和德国的温恩贝格小镇之间交替转换。过去与现在,记忆与现实交织在一起。耶路撒冷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主人公约珥是希伯来大学一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其职业与挖掘过去有着某种暗合。他和许多同龄以色列人一样,为和家人一起逃离了大屠杀而感到负疚,这种负疚感导致了他的精神危机。他童年时代的心仪伙伴露丝及全家均在德国被杀死,而他目前的妻子也叫露丝,同过去建立了一种象征性的联系。约珥母亲也得到了德国的赔偿。整个世界对约珥来说一片虚空。
约珥试图通过返回德国的方式,同过去建构联系,弄清露丝是怎么死的,了解杀害露丝的刽子手的现状,以便寻求复仇方式。但是,旧日露丝居住的房子而今已经是一片废墟。敬老院里的幸存者已经习惯接受痛苦。更富有反讽意味的是,主人公是为了仇恨才抵达德国,但是不知如何去恨。他只有在选择了爱并且放弃仇恨之后方能设法找到自己。阿米亥并非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但是作为以色列“独立战争”中的一个战士,他试图通过呼唤民族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辉煌过去,恢复犹太人固有的生存圆周。痛苦的过去又一次与当下的民族生存与建构等社会话语联系在了一起。
丹·本-阿莫茨的《记住,忘却》通过描绘主人公从向德国索赔到“艾赫曼审判”前夕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所进行的灵魂身份探索,将以色列的大屠杀问题予以升华。主人公尤里·拉姆在以色列躲过了犹太人在欧洲所罹患的灾难,但家里的大部分人均死于纳粹之手。从小说开篇,第一人称叙述人便澄清了他本人对索赔的抵触态度、索赔事件引起他强烈的道德冲突,以及他要赴德国旅行的决定。
与耶胡达·阿米亥笔下的约珥相似,本-阿莫茨小说的主人公拉姆的德国之行也是一次记忆之旅。拉姆的身份至少包括三个层面:既是20世纪50年代的年轻以色列人,又是在战争中失去家庭的犹太受难者,同时还是有权利提出索赔的人。后两者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一个年轻国家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以色列人所应具备的自尊,以及失去家人的痛苦,导致他有意识地回避过去。他焚烧家人的照片和书信,试图忘却过去。甚至想通过更名换姓,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以色列新人。若是有人问他的出生地在哪里,他便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特拉维夫,闭口不谈欧洲出生地。
以色列向德国索赔的这一决定,无疑在道义上成为拉姆个人索赔的一个支点,他相信正义就在自己一方。然而他没有勇气承认索赔。这是一个悖论。作为受难者的后代,他有权利得到赔偿。但问题是金钱是否可以抵偿罪孽。一个幸存者在收到用亲人鲜血换来的金钱时,怎能摆脱负疚感?类似的个人痛苦贯穿整部作品,与以色列的集体创伤交织在了一起。那些在年幼之际便被带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早已经被按照犹太复国主义的理念塑造成以色列希伯来人:在土地上劳作,在军队里服务,在“独立战争”中作战。现在又是同一批年轻一代人返回德国,接受战争赔偿。有些人颇具疑虑:不知其是否有权利为了那无法估量的暴行索要赔偿。
本-阿莫茨在索赔问题上表现出民族权利和个人道德信仰之间的冲突。结果,主人公拉姆与欧洲和德国的具体接触加剧了其内在冲突。拉姆一踏上欧洲土地,就不得不一次次地记起他曾设法忘却的痛苦过去。比如,他在意大利遭到抢劫后,曾到警察局申诉,交代出生地、出生时间、父亲姓名、母亲出生地等一系列举动唤起了他对希特勒和战争灾难的回忆。在火车上与德国士兵的相遇触及了这样一个话题:那就是,受难者与使人沦为受难者的第二代之间是否可以进行沟通。主人公在想象:德国年轻人一定感到这种沟通是无法进行的。“一个刽子手的儿子怎能对受难者的儿子说‘我很抱歉我父亲杀死了你父亲’?”
作为受难者的后代,主人公拉姆同昔日刽子手后裔的真正交锋通过他同美丽的德国姑娘芭芭拉的交往展开。在拉姆的想象世界里,芭芭拉的父亲曾经和纳粹合作过。两个版本的德国就这样在他眼前交织:一方面,是对犹太民族犯有罪行的德国纳粹;另一方面是“另一种类型的德国人”,真正的德国人,值得爱戴的德国人。在拉姆的内心深处,芭芭拉是这两种德国人的具体化体现。芭芭拉既是个迷人的姑娘,又是总体上杀害拉姆家人与同胞的刽子手们的女儿。拉姆的犹太人身份,促使他在自己和芭芭拉的婚礼上悄声称一个年迈的客人为纳粹,甚至趁酒醉之机命令岳父坦白在战争期间做了什么。芭芭拉本人承受着同样的痛苦,因为父母反对她和一个犹太人交往。这对年轻人的爱情生活中就这样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既是他们个人婚姻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矛盾,也是他们那代人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拉姆梦中经常出现“集中营”和“烟囱”等意象。只有爱情和芭芭拉始终不渝的支持才促使他渐渐不对自己犹太人的身份进行否认,重新审视给个人和整个民族带来不幸遭遇的无法忘却的过去。与此同时,其他以色列人选择留在德国这一举动也让他感到困惑。历经如此众多的恐惧和死亡,他难以理解德国的这些犹太人怎能愿意与刽子手共同生活,把德国当成自己的祖国。
小说结尾的处理显得颇为意味深长,主人公拉姆和岳父达成了新的谅解,后者为在战时对犹太人的苦境袖手旁观感到内疚。最后,主人公和他德国妻子的新生儿出生在耶路撒冷。那天恰逢艾赫曼遭到逮捕的消息向国人公布。这样的结局对刽子手和受难者来说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正如作家所说,或许是“新篇章的开始”。新生儿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受难者与迫害者的重新组合,这样的重构似乎预示着作家对未来的某种期待,也给读者留下了如何面对历史创伤的思考。
结 语
“艾赫曼审判”是以色列社会重新建构大屠杀集体记忆的一个转折点。文学社团与个体作家均对审判极其关注,并对种族灭绝的体验反响强烈。古里与巴托夫两位本土以色列作家没有直接的大屠杀体验,只是在战后同幸存者有过接触,因审判进一步见证了民族苦难,试图在他们以欧洲为背景的小说中重建同大屠杀幸存者内心世界的联系。《巧克力交易》反映了幸存者在欧洲生存状况的困境,《特种部队》则创造了新旧犹太人之间并不成功的联系。阿米亥与本-阿莫茨虽然没有亲历大屠杀,但均根系欧洲,均有亲人在战时浩劫中丧生,则分别在《并非此时,并非此地》与《记住,忘却》中致力于描写童年记忆与家庭的失落,披露幸存者及其后裔试图重新塑造身份的艰难,甚至比前辈走得更远:反映出受难者与迫害者如何共同面对历史创伤与未来的期待。总体上看,这些不同类别的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以色列国家对大屠杀历史与大屠杀记忆的重新塑造过程,逐渐克服个人心理障碍与社会话语禁忌,拉开距离审视大屠杀给整个民族心理带来的创伤。无论是象征小说还是史实记录,无论是家庭传记还是历史故事,无论是欧洲背景小说还是背景在以色列与德国之间转换、回归过去的记忆之旅,均展现出大屠杀历史事件及余波给犹太人造成的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体验。犹太人的历史创伤就这样成为本土以色列人文化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几位作家的创作只是展示了1960年代大屠杀文学书写的某些面向,同时代的本土作家如康尼尤克(Yoram Kaniuk )与奥兹(Amos Oz)分别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初期涉猎这一题材,甚至在打破主题与表现手法禁忌方面有重要突破。与此同时,大屠杀幸存者作家也逐渐打破沉默,诉说个人苦难与民族创伤。限于篇幅,那将是另一篇文章中有待探讨的话题。
* 钟志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所作博士论文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ebrew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Response to the Catastrophe of World War Two”(指导教师:Prof. Yigal Schwartz, Prof. Andrew H. Plaks)的部分内容撰写而成。感谢我在哈佛燕京学社作中犹比较文学研究期间的合作导师之一王德威教授在百忙中阅读此文,并从中国文学角度提出富有启迪性的建议。
[1] 艾赫曼在“二战”期间是负责把犹太人遣送到集中营的中心人物,也是和欧洲犹太人领袖有直接联系的最高级别纳粹官员。“二战”结束后他逃到阿根廷,从此更名换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靠做工为生。1960年5月,以色列特工人员悄悄将艾赫曼秘密逮捕并押解到以色列;1961年4月以色列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艾赫曼进行公开审判,1961年8月审判告一段落,同年12月三位法官将艾赫曼定罪,1962年5月31日艾赫曼被送上绞架。
[2] Elie Wiesel, “For some measure or Humanity”, Shema, October 1975.
[3] Leon I. Yudkin, “Narrative Perspective in Holocaust Literature”, In Hebrew Literature in the Wake of the Holocaust,London :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93, pp.13-32.
[4] 参见Lawrence Langer 的有关论述: Admitting the Holocaust: Collected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以及 The Holocaust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5] 纳娃·塞梅尔:《内在灵魂——谈创作大屠杀文学》,钟志清译,《世界文学》,2003年第6期。
[6] 隔都(Ghetto)原指犹太人在欧洲的居住区。“二战”期间,德国人下令在波兰等地建立一批隔都,对犹太人进行看管。建于1941年的华沙隔都是当时欧洲最大的隔都。1943年1月,华沙隔都里的犹太人用走私来的武器向德国人开火,试图阻止德国人把隔都里的犹太人运进死亡营。德国士兵退却了。1943年4月,当德国士兵和警察再次准备运走那里的犹太人时,700多名犹太战士奋起反抗,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华沙隔都起义。
[7] Gulie Ne’eman Arad,“The Shoah as Israeli’s Political Trope,” In Divergent Jewish Cultures, eds Deborah Dash Moore & S. Ilan Troe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94.
[8] Shabtai Teveth, Ben-Gurion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Hacourt Brace & Company, 1996,xli.
[9] 参见Alan Mintz, Hurban: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Hebrew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57.
[10] 参见Ilan Avisar, “ Personal Fears and National Nightmares: The Holocaust Complex in Israeli Cinema, ” In Breaking Crystal: Writing and Memory after Auschwitz, ed., Efraim Siche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关于“艾赫曼审判”所导致的争论,可参见Hanna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Viking Compass Press, 1965;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1] 参见:Israel Government YearBook, 5722 (1961/62)。
[12] 以色列人所说的“独立战争”是指1948年以色列建国第二天便爆发的第一次中东战争。
[13] “另一个世界” 是Ka Tzetnik 135633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种描述。
[14] 感谢本-古里安大学历史系Hana Yablonka教授在2002年为我们讲授“艾赫曼审判与以色列人记忆”这门课时,将尚未出版的《艾赫曼审判》一书的书稿馈赠与我,此话即引自该书稿。
[15] 参见: Israel Studies, Fall 2003, p. 4。
[16] Gershon Shaked, “Appelfeld and His Tim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ternal Wandering Jew,” See Hebrew Studies, 36 (1995): 88.
[17] 参见笔者对希伯来语本土作家及其特质的论述,见钟志清:《变革中的20世纪希伯来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205-212页。
[18] 来源于笔者于2004年4月23日对作家所作的电话采访。
[19] Haim Gouri. Iskat Hashokolad. Hakibbutz Hameuhad, 1965. Seymour Simckes的英译本将其翻译作 The Chocolate Deal,New York: Holt, Rineharf and Winson, 1968。
[20] 参见Reuven Shoham, “Haim Gouri and ‘The Jewish People Who Have Been Seriously Injured,” In AJS Review, Volume 24, No.1, 1999; 又见Gilead Morahg “Israel’s New Literature of the Holocaust,” Modern Fiction Studies, Vol. 45, 1999.
[21] 参见Eslie Cohen评论Chocolate Deal的文章, Jerusalem Post ,January 20, 2000。
[22] Hanoch Bartov. Pitzei Bagrut,Tel Aviv: Am Oved, 1965. Trans., David Simha Segal.The Brigade. New York: HRW,1968.
[23] Robert Alter, “Confronting the Holocaust,” in After the Tradition,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INC, 1969, p.172.
[24] Yehuda Amihai. Lo Me-Achshav lo Mi-kan.Schochen, 1963.
[25] Dan Ben-Amotz. Lizkove-Lishkoah.Amikam, 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