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新伟*
摘要:优生学的发生和发展是十九世纪末期至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参与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曲折发展。从优生学的角度审视中国的变革,无疑是一个独特的视角,莫言的《蛙》匠心独运,把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的优生优育问题通过姑姑万心的人生历程串联起来,正视历史、拷问灵魂,反思历史、呼唤人性。文章追溯优生学发生的国家背景,解释优生学的复杂内涵,并阐述社会主义优生学的政治性特质,在优生话语中剖析姑姑人性的异化与复归,以期挖掘潜藏在《蛙》中的复杂意蕴。
关键词:《蛙》 优生学 医疗体制 人性
Abstract:The occurrence and growth of the eugenics are crucial to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19th to the whole 20th centry during which China was at its tortuous transmission and progress. Undoubtedly, the perspective of studying China’s revolution in terms of eugenics' conception is distinctive and creative.MoYan's FROG, the novel tells a story happened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of China wher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ighly adopted Family Planning with a purpose to giving excellent birth to next generation. It depicts an Aunt named WanXin lives and experiences. The book together with the minor folk roles faces history,questions soul,reevaluates past and finally calls for humanity. The essay following is likely to trace the background of the eugenic's occurrence in the country, trying to give explanations to its political traits and meanings,and analyse Aunt Wan's dissmilation and regression of her humanity. The essay as well aims to explore the deep-seated complex hidden in the book of FROG. Keywords: FROG Eugenics Health care system Humanity
荣膺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其小说从成名作《红高粱》,中经《丰乳肥臀》,到历时四载、改易数次的《蛙》,贯穿着一条优生学叙事的长线索。优生学是19世纪末期在中国出现的一种以改善民族、人种质量为旨归的观念性社会学说,它参与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曲折发展。《蛙》的大规模叙事,对于莫言来说,既是一次全方位的优生学叙述铺陈,又是对其优生学叙事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就是说,莫言在《蛙》中给他二十多年来的优生学思索打上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因此,只有抓住这个结,在长时段中按照历史的步骤一点点地解开、抖开,才能比较恰当地解读《蛙》这部意蕴繁复的作品。
一 优生学与社会主义优生学
优生学顾名思义讲的是个体与民族在生育事项上的优生与优育,它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社会观念首先在晚清“强国保种”的社会思潮中被改良主义者阐发。“强国保种”思想的衍生来自于19世纪以来中国不断衰弱的社会现实,从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与东瀛日本就普遍视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了。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强国保种、强国强种的呼声愈来愈高,奠定了清末改良主义者要求维新变法的舆情基础,“‘保种’浓缩了时代的焦虑并把变革的需要合法化”[1]。
以优生学来吁求民族和国家的强盛还受益于进化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化观念主要通过严复的译介散布开来,王中江认为:“严复更关心进化主义在人类和社会中的普遍适用性。这样,‘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开始就在严复的进化主义中打上了烙印。” [2]严复译介的天演精义是“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与有生之类为尤著。”[3]对此学说,严复阐发道:“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4]这正给因国运衰微而提出保种、强种的社会规划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持。
优生学也是晚清女权运动中的应有之义。女权运动之兴起,亦是社会现实的刺激使然。“在历史上,无论什么时候,当深刻的社会变化发生时,当整个社会似乎受到威胁时,女人就会被‘邀请’去积极参加公共生活;这几乎是一条规律了。”[5]发挥女性的力量,把女性组织到公共行为中,是晚清以来中国性别关系领域里的新发现和新组合。上承人种衰弱的男性集体焦虑,男性女权主义者推论出人种之弱在于另一半的女性集体的病弱,因此,欲改善人种,必先改善孕育者使其强健,这一演绎亦得到女性女权主义者的应和。于是就有了对女性缠足的谴责和对女性实施教育的敦促,而优生学顺理成章地被编进了女权话语之中。“是缠足一端固专害中国贤达聪明之妇女也。且数千万贤明之妇女,皆成废疾,不能教子佐夫,而为之夫为之子者亦只可毕生厮守,宛转牵连,无复有四方之志,故自上达下,自内达外,因循颓堕,得过且过,无意自强”。[6]按照那时新传播到中国不久的西医理念,缠足使女性伤筋动骨,致身体畸变,必影响母体内的胎儿不能正常发育,自然人种就病弱。林纾、康有为、梁启超等皆痛斥女性缠足,提倡天足,并发动不缠足会以扩大影响范围。这种对胎儿先天性孕育环境的改良又促使女权主义者思考孕育主体的第二项改善,即针对女性∕母亲所进行的科学知识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塑造能够担当“相夫教子”重任的贤妻良母。康有为说:“为人种改良计,女尤不可不学。”[7]梁启超进一步说:“欲强国必由女学”,[8]女学盛,则国运盛,故应提倡以培养“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9]为职事的女学,并大力创办女学堂,掀起了晚清的女权运动。
综上所述,优生学因内含了进化主义的进步论、人体医学的科学观、现实危机的时效性和女性解放的迫切性而成为一种混合型的民族国家话语,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性组织力量,改变了女性的生存状况、生存质量,重组了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两性关系,为民族新生做出了贡献。
当国家易帜,共和达成,目标阶段性实现后,优生话语的集体性民族冲击力就逐渐衰减了。其表现为二,一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优生学话语在知识普及上主要集中于个体性学知识的启蒙,周作人、周建人、潘光旦等皆宣扬生物学意义上的性知识,使现代个体脱离性学的愚昧。美国节制生育运动的创始人桑格夫人(Mrs. Margaret Sanger)在民国时期曾两度来华宣扬“生育节制”,以《妇女杂志》为主的报刊发表了大量与节制生育有关的文章,倡导科学的生育观和节育观。[10]优生学经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已从民族之魅中脱离出来。二是民国期间优生学的医疗行政化实践存在着城市与乡村的脱钩,因各种原因,乡村一直未能纳入到现代医学的预防与优生体系之中。1920年代后期“废止中医”的医学思潮给传统中医带来重创,传统接生技术被评价为不符合现代医学标准。在城市中,如北京卫生局从1928年开始开办了十班接生婆训练班,[11]对产婆进行科学训练,然后允许其开业。而在乡村实施的医疗行为中,效果并不明显,其中兰安生和陈志潜的模式化探索最有代表性。他们的医疗实验区分别设在京郊和河北定县,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卫生推广,包括疾病的预防和诊断,但这种社区型的医疗措施一直未能在民国时期向乡村全面辐射。[12]在优生问题上,乡村实际上还是传统接生婆担当着重任。
作为乡村人口占大多数的民族国家,二十世纪前期现代医疗在乡村的“在地化”一直是国家和医疗工作者的梦想,由于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限制,乡村医疗依然是传统中医、巫医的天下,生育事项也仍然是在中医妇科医生和接生婆的指导和介入下进行,尽管民国时期传统生育方式已被现代医学驳斥。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开展却与之不同,不是局部、试验性,而是在政治权力的渗透下向乡村全面铺展。1950年代,国家“开始以‘防治’训练的形式把医疗面向工农的原则给意识形态化了。”[13]其要求不是医疗从业人员的精英化提升,而是针对乡村医疗缺乏的现实训练、改造传统的从业者,或选拔新人成为乡村卫生员,以速成班的方式推行西医的“在地化”,优生优育也如疾病的预防、诊治一样成为神圣的革命工作。考虑到乡村医疗服务事项中妇幼卫生工作占据很大比例,卫生员的选拔便偏向于政治觉悟高的女性,给她们培训科学的医学知识和从医技能。据马瑞龙的规划设计,乡村卫生员的专业训练约六个月,分为两个月的教学和四个月的实习。其中“助产学概要”课时最多,达100学时。但仅仅是卫生员培训还不够,还要向大众积极普及卫生知识,如河北定县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戏剧形式宣传优生优育,编写了《王二嫂养娃娃》在乡村多次演出,观看人数达到五万人。[14]
1949年之后,中国的优生学呈现出迥异于清末和民国的新面孔,把其定位为社会主义优生学看来是比较恰当的。1952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优生话语与政治话语紧密结合,优生工作即为革命工作。优生工作的政治化赋予了乡村卫生员绝对的医疗权力,传统的妇科医生、巫医、收生婆被视为敌对力量被改造、被打击,借助以预防为主的全民卫生运动,西式妇科医生在乡村站住了脚。
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对历史要进行“长时段”的考察,这的确方便描述历史行为的来龙去脉,但是“长时段”的构建无疑会遮蔽一些丰富的历史细节,比如,新妇科医生借助社会主义权威与传统收生婆较量时,双方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当事人有什么样的情感反应,当这些细节被呈现出来,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待与评价?
二 新法生育与社会主义乡村医疗体制的建构
以国家动员和政治革命的强势力量布置乡村医疗体系,社会主义妇科医生与传统收生婆之间的阵地争夺就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妇科医生因掌握了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新式生育技术而胜券在握,相反,收生婆在面对妇科医生的挑战时则显得极其狼狈、脆弱而不堪一击。这是莫言的长篇小说《蛙》介入新医学话语时的第一个场景,从此以后,小说的主人公姑姑万心在这个胜利的起点上开始了她的乡村行医生涯。
1953年姑姑十六岁时,被挑选去县城学习新法接生,成为乡里的专职接生员。当时乡里的局势,小说中这样说:“村民们对新法接生还很抗拒,原因是那些‘老娘婆’背后造谣。她们说新法接生出来的孩子会得风症。‘老娘婆’为什么造谣?因为一旦新法接生推广,就断了她们的财路。”[15]接生在乡村一直都是“老娘婆”的事情,如今她们的“生意”被夺,便反戈一击,依靠接生经验带来的威望把新法接生妖魔化。这与19世纪西医传教士初到中国挂牌行医时的遭遇大体上是一样的,被看成是剖腹剜心的恶魔。相应的,在姑姑的叙述中,“老娘婆”也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巫婆。她们“会把手伸进产道死拉硬拽,她们甚至把胎儿和子宫一起从产道里拖出来。”[16]这种互相妖魔化的斗争,暗含了两种异质权威对乡村公共空间的观念争夺。
“生产是母亲与其怀孕十月的胎儿分离的过程,在生物现象而言,古今中外大同小异。但环绕此一过程的医疗行为、仪节禁忌和思想观念,却可能因时空文化而有差别。”[17]其实,双方都是矫枉过正的,“老娘婆”的诋毁毫无道理,而姑姑显然也存在逻辑上以偏概全的失误,即便不了解现代妇科知识,作为有生育经验的“老娘婆”,对产妇的身体状况和胎儿在子宫里的大致情况还是会熟悉的。事实上,姑姑的叔母就是一位相当有经验的“老娘婆”,对孕妇的身体了如指掌,且主张孕妇在正常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生产,这并不违背现代妇科学,或者说其中也蕴含了科学精神。
这样说来并非毫无端绪,实乃有迹可循。按传统中国本是以农业生活、生产为主,且战事颇多的国家,这些都客观上需要人力的投入和人员的延续,因此宗法伦理制度特别重视家族的繁衍。《礼记》对婚姻的解释即是“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18]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19]家族承传、重视血脉的观念在传统社会成为人生要义,几乎无人敢违背圣训。这些决定了传统社会对生育的高度重视,妇科相应地发展为中医学的一个大类。仅就妇产科来说,就有众多的医论著述阐发生育知识和生育经验,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胎产书》、隋代德贞常的《产经》、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北宋杨子建的《十产论》、南宋朱端章的《卫生家宝产科备要》等等,大都强调“日满即产”、“俟时而生”,主张“顺其生理”、辅助生产,并非不问青红皂白地死拉硬拽。接生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职业,发展到南宋时,“妇科成为医学知识的一门专科”,[20]并在其后获得比较稳定的发展。不能否认漫长的历史时期存在的对医疗生育行为和助产女性的否认和抵制,但“女医及产婆并没有遇到太大困难,便得以继续她们治疗与助产的传统,且一直到帝国晚期。”[21]这个传统到民国时期在城市遭到系统性破坏,但在乡村却仍然顽强地延续着,一直到1949年之后才遭到结构性瓦解。
生育行为在乡村的重新赋权,是新中国伊始着重开展的一项国家意义上的政治革命运动。当国家赋予新法接生员以神圣的权力和使命时,妇科医生具有了挑战传统的勇气和力量。姑姑第一次接生的对象是地主陈额的小老婆艾莲,事前陈家请来的是“老娘婆”田桂花,可见人们还是相信“老娘婆”的接生能力。姑姑的初次接生被莫言叙述成惊心动魄、有决定意义的夺权,当她提着药箱冲进厢房,看到田桂花骑跨在艾连身上卖力地挤压隆起的腹部,听着屋子里充满混杂的喘息和嚎叫,便“火冒三丈”,把老婆子一把甩到炕下。田桂花头碰在尿罐上,一时血、尿齐流,形象狼狈且猥琐。这显然是对“老娘婆”的一种去势性描写,而姑姑则相反,接生的光环开始向她头上移动。姑姑镇静、严肃,超常发挥,把难产的胎儿顺利地接引出来。按胎儿逆出、晚出均可视为难产,传统中医妇科有诸多验方临场处理,或药物催生、或物理催生,[22]田桂花挤压孕妇腹部的行为实乃“热敷按摩”类引产术,只是要看准火候和注意力度。在不使用药物的情况下,对于逆生的胎儿,恐怕也只有按摩以调正胎位为首选了。其实,姑姑使用的也是此方法。尽管姑姑被看作“天才的妇科医生”,但天才之形成必有其合适的生长环境,祖父为名医,叔母为“老娘婆”,其出身乃中医世家,自小耳濡目染养成作医生的良好习惯和一般的医疗经验,如果仅仅靠短暂的“新法接生”培训,就能娴熟地处理难产,恐怕勉为其难了。
中医妇科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医学传统,实际上也为新法接生所吸纳。这样,新法接生在与旧法接生的斗争中,以吸取了对方合理经验为我所用的尴尬方式申明了自己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同的手法在不同人身上竟然具有了相反的意义。这并不是接生方法的科学与否的问题,而是采用者被进行了严格的意识形态区分,在阶级观念指引下,“老娘婆”被派定为没落的腐朽阶级,妇科医生则成为无产阶级新生的优秀医生。在这种强势力量的推动下,“老娘婆”所代表的传统中医妇科很快被清扫进无产阶级历史的遗忘谷。事情过后,村支部书记义正词严地发布了如下信息:“从今后,家里有生孩子的,都去找万医生!田桂花,你要再敢给人接生,就把你的狗爪子剁了去!”[23]
任何一种权威的建立都需要有意义的典型事件为其增魅。姑姑第一次接生是与“老娘婆”斗争,第二次则是与迷信思想及其行为斗争。叙述者“我”出生的时候先伸出了腿,这比第一次接生时先伸出手更难以处理。奶奶拿个铜盆又敲又叫,妄图把胎儿惊吓出母体,这当然于事无补,反可能会引来产妇的焦躁。小说省略了姑姑给“我”接生的过程,轻描淡写地一笔嬉笑而过,这反而凸显姑姑新法接生的技艺之高超。两位接受姑姑接生的母亲,以亲历者的身分现身说法,使得姑姑名声大振,“那些‘老娘婆’很快就无人问津,成了历史陈迹。”[24]1950年代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大干快上的历史时期,在新法接生技术的推广下,国家鼓励人口的多育、多产,以规划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1963年,生育高峰期来临,在生育政策的物质鼓励下,多生多奖励,正好迎合了传统多生多育的家庭观念,人口于是急剧增长,至1965年,国家迫于压力更改了生育政策,开展第一次计划生育高潮。姑姑一如既往地坚决执行新的方针政策,但她的“活菩萨”、“送子娘娘”的妇科医生权威形象也随之改变了。
社会主义优生学在观念上本来就是一种混杂的集合型思想,依靠国家意志和科学行为推而广之。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乡村医疗体制更改了传统乡村医疗的自治状态,被建构为一种上传下达的、权力型政治化的医疗制度。因此,农民的生育问题就不能是一己的事情,往往会上升为严肃的政治和革命问题,生育的选择权也会被权力部门所提取,并统一规划。1950年代乡村群体性地一致拥护新法接生,取得科学接生的伟大胜利,是因为生育政策吊诡地契合了传统观念,导向了奖励生育一边。但是当政策翻转,导向计划生育一边时,切断了与传统的观念联系,开始面临了巨大的阻力。
作为公社计划生育的实际领导者和组织、实施者,姑姑的权威瞬间为群众抵制的情绪所瓦解。如王脚醉酒后所说:“你们管天管地,还能管着老百姓生孩子?”[25]与之前那种前呼后拥的情况大不同的是,人们开始对姑姑有意回避,由热情而冷漠、甚至敌视,落下骂名。姑姑那由群众拥戴起来的风光已经不存在了,失去了精神感召力。如若对这种抵制情绪予以分析的话,至少有两个原因可以提出来:一是传统中国的优生观念是鼓励生、反对堕,中医妇科的治疗也是以保胎免坠为准绳。这种观念源远流长一直没有中断,形成荣格所讲的“集体无意识”,构成一种较为稳定的民族心理,询唤着民族成员的感情认同。二是社会主义优生学在贯彻“新法接生”时期也是鼓励多生多育,此方针已使得群众对社会主义医疗体制产生新的认同,认为社会主义优生学就是贯彻科学生产,珍视生命。因此,计划生育作为一种逆转,在实施的时候就会困难重重,最后不得不强制执行。在宣传推广阶段分发的避孕器具和药物均不能有效改善生育状况,原因是并无人去使用。而绝育方法的使用又不为群众所接受,以至酿成激烈的冲突。
节制生育观念在1920年代就传播到中国,1950年代马寅初亦提出过计划生育,这些规划的含义是要有计划地生育,循序渐进,以避免人口暴涨酿成危机。这些建设或建议均因为各种原因未能真正开展下去,也就不能营造一个感情和观念的缓冲带,致使1960年代的全民计划生育仓促上马,只能强制执行了。如男性输精管结扎技术的应用,在群众眼中被看作是“绝户计”,以至有人发牢骚:“妈的,有劁猪的,有阉牛的,有骟骡子骟马的,哪里见过骟人的?我们也不想进皇宫当太监,骟我们干什么?”[26]此时,就连物质激励也失去了效应,群众无人主动响应。计生办于是与公安系统联合,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进行革命性结扎,来完成计划生育指标,优生工作也逐渐升级为一项高压任务。
对女性的节育情况,小说把重点放在计划外怀孕的引流上。流产或引产并非传统妇科学的主攻目标,古代称之为小产,中医认为“小产重于大产,盖大产如瓜熟自落,小产如生采,断其根蒂,岂不重哉?而人轻忽,死于是者多矣。”[27]所以中医妇科极为慎重,用药方针主保胎免坠。万一不保,则侧重于温补来调养孕妇身体,以免落下妇科病症。因此,中医妇科并没有积累下多少专事堕胎的知识和经验,医生也多不为之。对于姑姑来说,来自于中医世家的医学熏陶已不能给她提供这方面的经验,引流于她是一项新的技艺。尽管引流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刮宫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相当危险的事情。
农妇耿秀莲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怀孕已有五个月,接近大月份,丈夫张拳因是三代单传,害怕绝户,极力谋划使其出逃。但被姑姑识破,耿秀莲跳河试图游水逃走,与计生办小组在水中周旋,后因体力不支,被拖到船上。由于活动剧烈,致使子宫流血,已现小产的症状,虽然实施了抢救,仍然未能保住性命。第二个死于引流的女性是叙述人“我”的妻子、姑姑的侄媳妇王仁美。王仁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取出避孕环怀了第二胎,姑姑动用了各种手段、软硬兼施,动员并说服妻子去医院流产。流产确如姑姑所言是个小手术,一般采用负压吸引术和钳刮术来实施。如胎儿较大,人工负压术难以完全清理子宫内的胎儿组织,则会选用钳刮术,即刮宫,使用医疗器械把胚胎从子宫里刮出来。但是王仁美在手术中出现子宫大出血,即使县医院的急救后援也无济于事。从姑姑满身是血的身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医疗事故,是生命的灾难。
姑姑作为一个妇科医生,无论新法接生还是流产引产,均因各种原因未能进行过系统性的妇科学习和基本的医学学习,非科班出身,她从接生直接转到引流,虽然很自然,但却是两种性质完全相反的工作,且引流的手术危险性更大,对医生的要求相应也要更高些,仅仅依靠新法接生时的大胆并不能保证手术的安全。引流作为保障计划生育顺利推行的有效措施,其利弊自然众说纷纭,落实到小说叙述的故事中,产生了悖论性的效果,对姑姑的人生观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法与情系于两端的时候,对人性的考验也最为严酷。在王胆事件中,姑姑终于被王胆一家人为了生个孩子表现出的决绝而震动,接引出了一个早产的女婴,王胆因此也付出了生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承袭了五十年代确立的政治化生活样式并把其推向极端,当时出于优生目的而制定的计划生育本身就是一项国家策略,在抵制情绪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行政、法律为其提供了意志性的权力,以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通过上述几个女性引流事例可以看出,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对于控制指标的重视远远大于对医疗问题的重视,人流条件简陋且医疗能力较弱,这些决定了高压不能持久,必定会出现反弹。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家痛定思痛,开始重新规划并制定现代化方案,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来促成社会的繁荣,计划生育又面临了经济的冲击。在生活相对贫困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罚没财产无疑有着巨大的震慑力,而在经济搞活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一举措反而为超生、偷生提供了途径,只要交够罚金,便可以生下孩子,小说叙述的“代孕公司”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现的。“我”在妻子王仁美去世后,娶了姑姑的助手“小狮子”,“小狮子”暗中联系“代孕公司”进行经济交易,让王胆生下的那个早产儿陈眉为其代孕。“小狮子”一直是姑姑坚定的追随者,却也钻计生政策的空子,说明了传统的力量之强大,人性之复杂。原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仍然在影响着人们的伦理意识。其实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了,那种抑制人性的上层建筑也就相应失去了威慑性。新的历史时期是人性复苏并发扬的时代,虽然计划生育仍然在执行,但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其中不仅有政治,还要有人性。由新法生育而建构起来的社会主义一体化、政治化的医疗体制,也渐渐出现了松动。孩子生下来后,姑姑说:“只要出了‘锅门’,就是一条生命,他必将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合法的公民,并享受这个国家给予儿童的一切福利和权利,如果有麻烦,那是归我们这些让他出世的人来承担的,我们给予他的,除了爱,没有别的。”[28]这是非常珍贵的认识,因为它的代价是巨大的。
三 优生话语中神与魔的拷问
2012年12月10日,莫言在斯德哥尔摩领受过诺贝尔文学奖后,在瑞典文学院发表了《讲故事的人》的演讲。其中谈到他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他说只要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当作人来写,也就是关心了政治,但同时又大于政治。大于政治的成分就是文学对于人性的描写,他认为自己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明白人的悲悯情怀和人的矛盾心灵,而这正是小说家得以施展才华的地方,通过文学对人性进行问询。[29]《蛙》即是一部具有这种写作特色的长篇小说。他在演讲中还提到小说中的姑姑,说是“专横、跋扈,有时候简直像个女匪。”说她晚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似的在暗夜里游荡。”[30]这说得不过分,符合姑姑的行为。姑姑无疑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在她近于专断的行为背后潜藏着曲折的心灵发展轨迹,若简要描述的话,就是灵魂像个钟摆,在神与魔之间摆动。
姑姑由于先天性的红色出身,在重视政治血统的年代,她的人生命运几乎是给定的。姑姑显然是一个红色年代的宠儿,她的人生与革命、政治挂钩既是她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十六岁就在镇卫生所行医,正值一个少女的青春花季,处在心理认同的调整期,埃里克森认为:“在这一时刻,发展必须向一方或另一方前进,安排生长、恢复和进一步分化的各种资源。”[31]也就是说,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其原有的心理权威因为身体和心智的发育而渐渐失势,需要新的心理认同来弥补并以此指导新的人生,从而进入成年期。十六岁这年姑姑被派去学习新法接生,此时正是社会主义医疗体制的全面建制期,作为一项神圣的革命工作在全国推行,姑姑的生活和工作都因此充满了社会主义的激情和豪情,常常表露出雷厉风行的一面,完全称得上是一个英姿飒爽的社会主义女英雄。只是这种话语到了民间却被吊诡地置换成了“活菩萨”,这当然有利于她通过优生工作在乡村培养自己的政治威信,通过亲情网络把革命权威转移到自己身上,仿佛她自己与革命合为一体,她就是革命,与她相对抗就是反革命。姑姑的这一认识从青春期心理认同置换以后开始形成,一直到她退休赋闲才有意识地去自我反省。
虽然姑姑是通过邻里乡亲的自觉拥戴而建立起革命权威形象的,但她却从不对邻里乡亲动用私人感情,而是把那些违反优生优育行为的乡亲看做革命、专政的对象,这种“无私”的品格和行为是由阶级斗争年代特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决定的。姑姑常常把个体的普通生育行为升级为政治行为,当然,她自己也因此被政治包围,个体自我逐渐被政治化的大我侵吞,越到后来越显示出姑姑人格的政治刻板化,小说曾评价说:“姑姑对她从事的事业的忠诚,已经到达疯狂的程度。”[32]由新法接生赢得的神圣便一路蜕化为令人心惊胆颤的“妖魔”。
姑姑的人格发展轨迹如果简要描述的话就是:人——神——魔——人,画出了这样一个圆形运行轨道。第一阶段从人到神,前已有述。她在第一次接生的时候,尽管是出于要打开局面不容选择,但她把婴儿取出来时并没有对地主阶级的狗崽子产生厌恶情绪,相反她体验到的是超阶级的人的纯洁的喜悦。这说明从普遍的人的意义上说,生命是等价的。此时她对生命的珍视使她的工作显示了人性的光辉,“活菩萨”、“送子娘娘”这些民间对女性最高的敬畏性称呼也只有在这里才显示出巨大的意义与价值。
第二阶段从神到魔的人格发展,无疑与她的个人经历有关。1960年姑姑正憧憬着与飞行员王小倜结成革命伴侣,不料王小倜却驾着飞机“叛逃”到台湾了,这个沉重的打击讽刺性地埋葬了她对爱情和婚姻的革命性想像,在感情方面从此把自己封闭了起来。王小倜事件消耗尽了她对待人事的热情,因而变得冷漠和严酷。如果审视一下两个人的恋爱情景,从“看电影”以及“叛逃”后姑姑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恋爱的认识和他们恋爱中的行为,彼此之间存在着错位,王小倜期望的是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恋爱情境,姑姑则是把恋爱政治化、革命化,这两种愿景在那个年代其实是互相冲突的,且不说哪种愿景具有当年的政治正确性,只看当事人的交往过程,这是恋爱遽然中断的根本原因。后来查到王小倜的日记,里面称姑姑为“红色木头”,尽管按照古老的观念祸福有时候会向它的反面转化,但其中蕴含的观念上的冲突以及政治性的讽刺却是很耐人寻味的。
王小倜事件后的1963年,由于新法接生的婴儿高存活性和政府的激励政策,迎来新中国第一个生育高峰,紧接着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计划生育运动。姑姑被组织上要求放下思想包袱,以工作来向党和人民表示忠诚,这等于说给了她第二次政治生命,感情和人性这些资产阶级情调便主动被她完全抛在了脑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以工作成绩来显示存在价值的政治机器。姑姑人性的异化还和她与县委书记杨林的关系被污蔑有关,杨林在批斗大会上屈服于暴力被迫承认与姑姑有数不清次数的男女私通,令她彻底绝望,以至于到了暮年还保持着孤独阴郁的老处女姿态。小说写姑姑想尽办法威逼王仁美流产时,“我”的岳父称姑姑为“妖魔”,岳母说:“她自己不能生,看着别人生就生气,嫉妒。”[33]岳母此话并不是往姑姑身上泼污水,而是有一定道理。这可以从两个角度解释,一是姑姑经过两次感情上的政治挫伤,以压抑个体欲望为代价获得政治上的清白与忠诚,她越压抑个体的自然欲望,就越狂热地扑在工作上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和个人的清白。这种心理学上的压抑转换机制形成了姑姑个人欲望的政治性升华,借助优生优育工作平衡心理上的落差并从工作中获得政治性的快感。性的缺失被政治快感所弥补,所以她会不遗余力地把工作政治化,从而异化为一台冷冰冰的政治机器。二是姑姑的行为明显受到“怨羡情结”的制导。对这种心理性行为,王一川曾作过出色的解析,他说:“羡慕是对于具体人或物的一种内心艳羡和仰慕态度,它唤起人的想象、幻想及仿效冲动;而怨恨则是一种对于具体人或物的内心抱怨和仇恨态度,它激发嫉妒、报复或复仇冲动。人们总是热切地羡慕着某种比自己优越或高级的人或物,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愈是羡慕却愈增怨恨,而愈是怨恨又愈增羡慕,从而导致一种羡慕和怨恨相互循环和共生、相互冲突又调和的复杂状态。这就是怨羡情结。怨羡情结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怨恨与羡慕相交织的深层体验状态。”[34]岳母的判断符合这种心理分析。姑姑有感情和婚姻受阻的事实,虽然她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人,但工作只能转移却不能代替人生缺失,缺失仍然存在。并且她从事的计划生育工作,时时会触动她对家庭以及作母亲的敏感,羡慕作为人的常态心理应该是存在的。人若常常处于羡慕的状态,受到某种情境的深度刺激,心理便会受到牵引,要么正面努力去实现,要么以反常的方式来平复。怨羡情结的进一步发展会导向由羡慕而来的嫉妒,如果不加以调控,嫉妒很容易滑向怨恨和报复,以消灭引发羡慕的情景,获得毁灭性的心理平复。姑姑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每次都会不遗余力地强制孕妇引产或流产,不惜动用武力,即使是侄媳妇也不能豁免,这里面除了政治的因素外,心理上的因素也不容忽视,或者说是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来消除自己内心的紧张和冲突也未可知。
第三阶段是由魔向人的回归。姑姑领着武装部的人要强行把侄媳妇王仁美带走,岳父家无人响应,姑姑说如果顽抗到底,“我们用拖拉机,先把你娘家四邻的房子拉倒,然后再把你娘家的房子拉倒。邻居家的一切损失,均由你爹负责。”[35]于是,耕田运输用的拖拉机被拿来作为威慑四邻的有力工具,把邻居家的老槐树连根拔起。小说对此有连续性描述:先是大树倾斜,发出痛苦的咯咯吱吱的声音;继尔大树的根从地下露出来,好多条大蟒蛇一样的根系被拖了出来;最后的情景是地面上留下一个大坑,坑里留着许多被拽断的树根。老槐树的根系被拔出,这棵大树将不能再存活。这一举动拔出的不仅仅是老槐树的根,也把乡里乡亲心中的乡情之根拔了出来。姑姑的众叛亲离把她自己推向了一个人性的绝境,岳母骂她是“没了人味的魔鬼”,意思是她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
从宗教的角度说,人做错事、恶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一直做恶而不悔悟。人心中的恶只有通过善来改变,而善的心理复归往往依靠特别事件的触发,前述王胆一家拼命保护胎儿的举动,无疑使姑姑冰封的人性开始裂解,她帮助王胆把孩子生了下来。
时光飞逝,时代巨轮终于找准了航道,风驰电掣地前行。姑姑半生在风口浪尖上被大浪冲击得心灵上伤痕累累,终于从岗位上退下来要安度晚年了。但不幸得很,她无法安度晚年。她被青蛙的鸣叫围困,她幻听、幻视,她眼前积满了曾经被她亲手结束了生命的婴儿,产生了空前的负罪感,灵魂无法安宁。她于是选择和泥塑艺人郝大手结婚,郝是手制泥娃娃的大师,其作品栩栩如生,仿佛具有了灵魂。姑姑把泥娃娃供奉起来,以此来祭奠那些尚未出世的生命,并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过去的行为忏悔、赎罪。她找到了去除恶、表达善的心灵途径,心灵得到了净化。
其实政治并不是要消泯人性,而是要丰富人性的。但是当一个时代对于政治的理解狭隘化的时候,人性就会受到伤害,甚至被践踏。从人性的层面看,姑姑叱咤风云的一生其实很苍白、很可怜。所幸姑姑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人性之罪,在高贵的人性面前解剖了自己的灵魂。正是基于这样的忏悔,审视姑姑的一生,叙述者“我”才没有抱怨姑姑,那些悲剧已成历史。而对于历史行为的理解,叙述者“我”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作了富有深意的阐发:“如果人人都能清醒地反省历史、反省自我,人类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愚蠢行为。”[36]在反思中正视历史,不溢美、不隐恶,正是《蛙》所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
* 毕新伟,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本文为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当代‘底层写作’中的民意诉求研究”(项目编号:2012SQRW086ZD)的阶段成果;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自然灾害与当代文学书写研究”(项目编号:12BZW117)资助。
[1]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2]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3]严复译《天演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4]严复译《天演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5]克内则威克:《情感的民族主义》,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6]黄鹄生:《中国缠足一病实阻自强之机并肇将来不测祸说》,转引自王绯:《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5-146页。
[7]康有为:《大同书·去形界保独立》,转引自王绯:《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6页。
[8]梁启超:《论女学》,《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9]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10]关于桑格夫人来华传播节制生育的事项,可参见王雪峰:《教育转型之镜——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性教育思想与实践》第六章《桑格夫人来华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节制生育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318页。
[11]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12]参见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五章《乡村医疗革命:社区试验》。
[13]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2页。
[14]关于卫生员培训和普及卫生知识的演出,参见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九章《在政治表象的背后》。
[15]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6]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7]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李建民主编:《生命与医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18]元·陈澔:《礼记集说》,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499页。
[19] 《孟子·离娄上》。
[20]梁其姿:《前近代中国的女性医疗从业者》,李贞德、梁其姿主编:《妇女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页。
[21]梁其姿:《前近代中国的女性医疗从业者》,李贞德、梁其姿主编:《妇女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页。
[22]关于孕妇难产的中医救治,参见李贞德:《汉唐之间医书中的生产之道》第三部分《分娩》,见李建民主编:《生命与医疗》。
[23]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24]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25]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26]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27]黄自立编:《中医百家医论荟萃》,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704页。
[28]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29]莫言:《讲故事的人》,参见网易新闻专题“莫言获得2012诺贝尔文学奖” http://news.163.com/special/moyan/。网易视频“莫言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演讲全程” http://v.163.com/zixun/V8H4TEU2J/V8H81J5QQ.html。
[30]莫言:《讲故事的人》,参见网易新闻专题“莫言获得2012诺贝尔文学奖” http://news.163.com/special/moyan/。网易视频“莫言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演讲全程” http://v.163.com/zixun/V8H4TEU2J/V8H81J5QQ.html。
[31]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32]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33]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34]王一川:《探索人的隐秘心灵——读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
[35]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36]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