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一超*
摘要:(南京地区)传统民歌与大跃进民歌的关联及其变迁史可以反映出文化赓续过程中文化记忆、文化想象这两个维度,以及二者间依凭、交互的“共生”关系。大跃进民歌的乌托邦想象由低到高地构建起从“自然、超自然”到“人造物、人”再到“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序列,然而这一现代性想象却反讽地依靠那些被改造、被克服的故往的记忆资源进行表征和言说。流变中的民歌《茉莉花》负载着不同时代的文化想象,它们在后继时代成为特定的文化记忆,并与此前的记忆经验“层累”在一起。文化记忆能为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化想象提供经验性资源与非自觉的表征形式,特定时期的文化想象又可以“层累”性地转化为此后的文化记忆,甚至选择性地突显或建构故往的记忆经验,二者间的这种动态关系可以被形象化为一个“共生环”。
关键词:文化记忆 文化想象 “共生环” 南京民歌 新民歌运动
Abstrac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folk songs and New Folk Song in Nanjing, as well as their evolutionary history, demonstrates the two dimensions of cultural memory and cultural imagi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together with the interdependent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utopian imagination in the New Folk Song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eriod constructs a hierarchical value sequence, in which the modern imaginations are involuntarily and ironically represented by the pre-modern memory to be reformed. The evolutionary folk song, Jasmine Flower, carries diverse cultural imaginations of different times, which turn to be particular memory in later ages and exemplify the mechanism of Stratum Accumulation. The abstract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memory and cultural imagination can be visualized as a Symbiosis Circle.
Keywords: cultural memory, cultural imagination, Symbiosis Circle, folk songs in Nanjing, New Folk Song Movement
与个体性、书面化的文艺形式相比,民歌这一文化样态呈现出鲜明的群体性、开放性,是民众文化经验与创作想象的长期积淀与表达,足可成为透视地方文化特征的“棱镜”。《茉莉花》这样的民歌更是在文化承续过程中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由地方走向世界,透露出值得关注的信息。
1958年,全国各地陆续掀起大跃进民歌运动的高潮,这些“和旧民歌迥然不同”,“不再是劳动人民被剥削的痛苦生活的反映,也不再是小生产者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心理和习惯的反映”的民歌创作被称作“新民歌”,[1]可谓民歌这一文艺样式的某种“异态”甚至“伪体”。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新民歌”的“民歌性”值得质疑,但二者之间无疑存在关联研究的空间。“新民歌”不仅如其宣言者所称的那样,在形式上对传统民歌进行了“有意识”的借鉴,而且保留并表征着颇可玩味的“无意识”的民间经验。
本文试图在对南京地区传统民歌与大跃进民歌进行关联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人类文化赓续过程的两个维度——文化记忆与文化想象,进而探究二者间依凭、交互的“共生”关系。这里关注的“记忆”与“想象”并非停留于文艺创作者的个体层面,而是指集体、“大众”的文化心理机制。“共生”(symbiosis)是借取自生物学的概念,意在突出二者通过互相作用达到的协和共存的动态平衡状态。为了直观、形象地标示这种双向的依凭、交互关系,本文在语言阐释之外还试图呈现一个视像化的环形图式——“共生环”。仅选取南京地区的民歌、“新民歌”是为了收束研究对象的范围,便于材料的搜集与分析,而非着意研究地域文化特色,通过南京一地或可管窥全局。此外,由于专业知识的限制,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词”,基本不涉及“曲”。
一 “新民歌”:乌托邦想象及其价值序列
想象将文艺创作从现实中拔擢出来,是其生生不息的动力。如果说“民歌因为它的自然文化基础,始终建立在集体性的想象和幻想的基础之上”[2],那么大跃进民歌更是充满了对美好现实和未来的“狂想”:“新民歌充满了这类大胆的幻想……作者们的想象力象脱缰之马一样地自由驰骋”[3]。不过在“新民歌”构筑的想象的乌托邦中,依旧和现实一样存在着等级的划分及其价值序列。
在当时,“红太阳”是人们心中“伟大领袖”的象征,但“新民歌”中的太阳被唱成了“懒虫”、“懒蛋”。比如,“太阳出山脸通红,/笑你是个大懒虫;/我们割麦一大片,/你才慢慢露尊荣。∥太阳落山一溜烟,/笑你是个大懒蛋;/我们栽秧正起劲,/你就做梦回西天。”(《太阳是个大懒虫》)[4]在勤奋劳作的劳动人民面前,不只是太阳,一切自然物都显得怠惰、卑小。比如,“太阳西山去睡觉,/对着月亮我发笑;/今晚我们上工早,/你为什么又迟到”(《从早唱到太阳落》)[5];“姑娘抡起开山锄,/荒山吓得缩一半”(《姑娘抡起开山锄》)[6]。
自然与自然物不仅在人的面前“低头”,甚至在人造物前也相形见绌。钢铁是当时人们“膜拜”的人造物:“钢铁堆成山,/压坍地来戳破天;/珠穆朗玛扭转了脸,/再也不敢——/不敢称作最高的山。/钢铁比花美,/赤枝红叶闪光辉;/羞得牡丹低下了头,/再也不配——/不配称作花中魁。”(《钢铁堆成山》)[7]珠穆朗玛“扭转了脸”,牡丹“低下了头”——自然物中的魁首在钢铁这一人造物的代表前都“无颜以对”。不仅如此,这些自然物还能被利用、被转化,经“改造”成为合乎理想、满足需求的人造物:“摘下白云纺棉纱,/摘下太阳来发电,/摘下银河灌田地,/摘下明月当刀片。/天上的东西搬下地,/地上的指标送上天!”[8](《摘下白云纺棉纱》)在“摘”的动作之后,这些人世本不可及的自然物都成为为了追求“指标”而使役的对象。
这一切正是这场文艺大跃进运动的发起者、拥护者所希望看到的:“今天《人民日报》上登的,‘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我看这个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9]在革命与建设的理想价值序列中,人们“不再在盲目的自然力面前屈居奴隶的地位,而要作自然界的主人,向自然发号施令了”,“新民歌”中也就高扬着“改造世界、征服自然的雄伟决心”。[10]而这种征服一切、冲决一切的决心与勇气绝不仅仅指向自然界与现实世界,还指向精神界甚至不可及的“彼岸”——人们要“摔掉压在他们头脑上的一切旧东西”,“不再迷信鬼和神”。[11]
因此,那些超自然的“怪力乱神”在“新民歌”的想象世界中也位居人与人造物之下:面对“铁水奔流似海潮,/高炉火焰冲九霄”的炼钢热潮,“玉皇一看事不好,/再不搬家命难逃”(《高炉火焰冲九霄》)[12];建设中“人多力量胜似天”,足以“气死龙王老滑头”(《句句唱的毛主席》)[13];在“大炼钢铁”的鼓舞下,“铁”比“金”贵,“铁牛”比“金龙”贵,因而“咱们都是降龙将,/要使金龙变铁牛”(《共产主义在前头》)[14]。在“新民歌”构建的价值序列中,“玉皇”、“龙王”这些影响深久的民间信仰对象都“跌落”了,但这正是这场运动希望展现的“破旧立新”的效果。
那么,高蹈于自然与超自然之上的人和人造物之间又是否有高下之别?“新民歌”唱道:“上校为何跑得那样快?/是长征炼就的一双铁腿。/上校为何挑得那样满?/是南泥湾造成的一副铁肩”(《上校》)[15];还有人唱道:“我的年纪虽然大,/骨如钢铁筋如铜”(《看我大妈中不中》)[16]。“铁腿”、“铁肩”、“骨如钢铁筋如铜”——它们将无机性的矿物(“崇拜物”)与有机性的肉身相组合,意在表达后者具有前者一般的坚硬属性。更有作者写道:“钢铁虽硬不算硬,/英雄的手臂赛过钢”(《打铁谣》)[17],径直将“肉体凡胎”置于“钢铁”之上,将人的主体性与能动力推向顶点:人造物终究也是人造的,作为主体的人不仅可以获得生产对象的属性,甚至能够超越它。
在“新民歌”的乌托邦想象中,是否还有什么高于发扬蹈厉的“人”呢?不论人具有多强的征服力与改造力,他们也都是为这个乌托邦世界的价值理想服务的,而“总路线”等意识形态话语就是这种理想的象征符号,因而人们唱道:“总路线是动员令,/全国人民齐响应;/多快好省搞生产,/掀起技术大革命。”(《东方巨龙上九重》)[18]阿尔都塞曾指出,意识形态表述的“不是主宰着个人生存的实在关系的体系,而是这些个人同自己身处其中的实在关系所建立的想象的关系”[19],“新民歌”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正代表着某种“想象性的”最高价值,同时也引导、示范着人们对于自身与现实世界关系的想象。
由此,我们可以根据由低到高的秩序,排定大跃进民歌构建起的一个价值序列:
自然——超自然(神异、传说)——人造物——人(肉身、意志)——意识形态话语
在这一序列中,低等级的自然(自然物)往往是吸纳性的,它们是被冲击、被补济的对象;与之相对,位处较高等级的对象似乎积蓄着丰沛的“能量”,呈现出某种释放性、外向性,常常是“流溢”的意象:在劳动中,“块块秧田喝参汤”(《块块禾苗喝参汤》)、“群众干劲冲破天”(《展开钢铁突击战》)[20],田地要被人力所补给,苍天则会被劳动者的能动力所冲破;炼钢时,“滚滚铁水往外流”(《共产主义在前头》)、“军令一声喷出钢”(《突击建炉》),钢铁工人则是“脸上露笑容,/汗珠满身淌”(《钢铁战士》),[21]人与人造物都向外部世界喷薄、流淌着能量与力量。至于“伟大的总路线”,则更是“日夜里亮堂堂”,作为放射性的光源为世间带来光明与希望,甚至令日月星辰都“发慌”:“照到天涯海角,/照亮人们思想;/照得星星脸红,/照得日月发慌。/日月星齐声赞叹,/总路线确比咱强。”(《总路线赛三光》)[22]因此,“新民歌”乌托邦想象的价值序列不是静态的,不同等级的对象间存在着主动—被动、“施事”—“受事”的动作关联,整个序列呈现了高位—低位、补给—被补给的势能差异与内在动势。
二 “钢铁花”:现代性想象中的非现代性记忆
新民歌运动的社会想象其实是在构筑一个现代性的乌托邦。这场文艺大跃进运动发生的背景是整个社会大步伐的现代化建设,是“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23]。“多快好省”突显了这一追求现代工业文明的进程中对于效率的极度推重,人们要高效地改造农业文明的“传统”、改造“民间”、改造“前现代”,为旧世界“除魅”。这一切,恰恰如韦伯所言,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地位与价值(“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自然和超自然力量的贬值(“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以及对指标、数据、效率的崇拜(“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24]在此背景下,新民歌运动可以被视作这一社会变革在文艺形式上的表征,但它同时也能对社会变革产生反向的作用力——“新民歌”的乌托邦想象也就是在“传统”、“民间”、“前现代”与“现代性”遭逢之际进行的一种“应变”与“动员”。
然而,在这种改造—被改造的关系中,存在着某些不容忽视的反讽性元素,“新民歌”中频繁出现的意象——“钢铁花”——就是其中的代表,譬如“穿过炉中熊熊火,/巧手绣出钢铁花”,“学习总路线劲更大,/要使钢铁大开花”(《巧手绣出钢铁花》)[25],又如“东风吹得百花鲜,/钢铁花开独占先”(《钢铁花开独占先》)[26],“滁河两岸铁花开,/风吹雨打永不败”(《滁河两岸铁花开》)[27]。这类“钢铁”与“花”的组合意味深长:一如“铁腿”、“铁肩”,它们将无机性的生产对象与有机的生命体相结合;如果说“铁腿”、“铁肩”的组合意在赋予生命体以无机物一般的坚固属性,那么“钢铁花”则是要将有机的生命属性“让渡”给“铁板一块”的生产对象。“钢铁火花永不败”(《钢铁火花开不败》)[28]的歌咏正是要表明:生产大潮中的工业产品也能像鲜花一般富于有机的增生性,能够生机勃勃、欣欣向荣、长开不败。异质性语素的组合不仅传达出这种预期的意义,还产生了审美张力,同时负载着积淀已久的文化记忆。
“钢铁花”的修辞之所以具有良好的表意效果,是因为“花”意象的文化意蕴及其对“钢铁”的“濡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桃夭》),在传统的民间文化经验中,“花”大都象征着生机、繁荣、美好、幸福、未来等,不同种类的花更是有着更为具体的象征内涵。作为起兴、比喻等的重要意象,“花”在传统民歌中相当密集地出现,各类鲜花可谓“争奇斗艳”:“隔河看见牡丹开,牡丹花开红艾艾”(《隔河看见牡丹开》)[29],“黄瓜开花黄拉拉/秋藤开花一溜边/五月栀子香十里/八月桂花香上天”(《黄瓜开花》)[30];搜集于南京市鼓楼区的《十二月花名节气歌》更是将各色花卉与十二个月份相对应,融入日常生活的场景,从正月咏唱到腊月[31]。正如学者所言,人们根据花的形态、色彩赋予其各种情感、想象,“经过长期的积淀,这种语言被固定下来,成为人们共同理解的识标”,民歌中这种“通过花来说话,借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心灵,达到一种默契”的文艺表现机制就是长时性的文化经验与记忆中孕生的“花的语言”。[32]
然而,这种自然、民间、传统、前现代的记忆意象不正是“新民歌”及其想象的乌托邦所要征服和改造的对象吗?“钢铁”是现代性乌托邦的崇拜物,它在价值序列中处于高位,“花”则是低等级的自然物,但这能量充盈、喷涌流溢的工业产品依旧需要倚赖被补济的自然物去形容、去修饰,如此方能使其“能量”被更好地表征出来。如果说“钢铁”代表着变革之际的乌托邦想象,“花”代表着积累已久的记忆经验,那么这在时间向度上具有差异性的二者绝非截然分开,而是存在着纠结共生的绵密关联,反讽意味也就在这里产生:前指性的现代性想象恰恰需要依靠它所要改造、克服的故往的记忆资源进行表征和言说;作为经验积淀的、相对稳固的文化记忆,为变动之际用于“应变”的文化想象提供着表征形式甚至主体体验上的必要资源。
“花”对“钢铁”的这种修饰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源自“新民歌”创作者对传统民歌“有意识”的学习、借鉴,而更近于某种“无意识”的存留和渗透。弗洛伊德曾经指出,“成为意识的和留下一个记忆痕迹”,是“在同一个系统中互不相容的过程”,“兴奋过程在意识系统中成为意识的,但却没有留下持久的痕迹”[33]。这是说,对于个体而言,有意识的思维活动往往不能留下足够持久的记忆印痕,而那些深刻的记忆常常是无意识的存留。这正是普鲁斯特区分的“非自觉性记忆”(mémoire involontaire)与“自觉性追忆”(mémoire volontaire)[34]。在某种意义上,前者的功能是保护印象,本质上是保守性的,后者则会瓦解记忆的痕迹,具有破坏性。[35]在普鲁斯特看来,一些场景、姿势能够避开意识的控制,承载并唤起往昔的记忆,而这恰恰是最真切的记忆经验。如此看来,“钢铁花”正渗透着不曾断裂的“非自觉性”的文化经验,这些需要被改造的民间资源在改造者话语中的留存和作用,恰恰证明和突显了“文化记忆”的真正内涵——它们顽固、执拗,在历史的浪潮和夹缝中生存,绵绵不息。
事实上,除却“花”以外,“新民歌”的现代性想象中还呈现出许多类似的非现代性记忆。与“花”相似,“芽”、“苗”也是象征延续性和发展前景的有机记忆意象,因而有了“矿苗”这样的新组合。[36]有的作品甚至将“墙头诗”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描摹其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37]只要有宣扬“生机”、潜能的需要,这类表征形式修饰的现代性意象足以从“钢铁”拓展到价值序列中位处自然、超自然之上的各个层次[38],直至最高等级的意识形态话语:“共产主义发了芽,/眼看就要鲜花放”(《共产主义发了芽》),“祖国到处鲜花开,/总路线花儿永不败”(《红旗招展幸福来》)。[39]
除此之外,农业社会的乡土物象也被用来形容工业建设:工厂中的订书机“好象鸡子啄小米(《订书机》)”[40],交通网、广播网则“密密麻麻象蛛网”(《登上幸福梯》)[41]。同样可以划归为非现代性意象的神异、传说、信仰民俗等超自然对象,也被广泛“征用”,用以表征这个现代化的世界,譬如将炼钢炉比作罗汉[42],将采石工比作孙悟空[43],将人民公社比作聚宝盆[44],称劳动者“个个是神仙”、“好似金刚屹东方”、“炼成斩妖降魔剑”[45]。所有这些在价值序列中被贬抑的对象,却大都具有极强的“表征能力”——“现代性”似乎要依靠“非现代性”来言说。
如果仿照先前排布价值序列的做法列出一个“表征能力”的序列,那它一定与价值序列相反:在“新民歌”乌托邦想象的价值序列中处于高位、积蓄“势能”的物象,在话语陈述和动员的“表征能力”上恰恰处于弱势;而那些在价值序列中处于低位的对象,恰恰会在新的想象话语中被反复“征用”,体现出文化记忆与经验资源在“应变”过程中通过文化想象这一中介所可能释放出的“潜能”。
三 《茉莉花》:文化想象与“层累”的文化记忆
在上文的分析中,“钢铁花”等意象集中体现了作为经验资源的文化记忆能够对特定时代的文化想象产生的重要影响。然而这场大胆“狂想”的文艺大跃进运动并没有持续很久,而是随着生产大跃进的问题暴露与反思很快落潮。时至今日,新民歌运动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事件一起,都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而由于它们的种种“历史局限性”,我们总想与它们保持距离、划出界限。但是就像“新民歌”的现代性想象及其表征形式和它们所要改造的前现代对象之间纠结共生的复杂关系一样,今天的人们同样无法摆脱“新民歌”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化记忆的渗透与影响。
如若细细考究“花”这一文化意象,可以发现它既保存着历史上长久以来积淀的民间性、传统性意涵,又负载了革命、建设年代中被生产、赋予的政治话语意味。这些不同年代的文化记忆积淀在一起,共同提供着后人想象世界的资源,“花”也就是今天的国人,而且是主流、官方话语表达愿景、想象美好未来的重要表征方式。2010年,在南京市六合区政府的支持下,《茉莉飘香:六合民歌集》结集出版。前线歌舞团原团长,曾在六合地区搜集、加工民歌《鲜花调》的何仿为之作序,仍以“花”为喻:“《鲜花调》仅仅是六合民间文化大花园中小小的一朵,相信会有更多的六合民歌经整理加工后会重新焕发青春,在人间传唱!发散出沁人心脾的芬芳!”[46]“花”的修辞通过文化记忆代代赓续,既传达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想象,也洋溢着过去的时代气息。
《鲜花调》是享誉世界的中国民歌《茉莉花》[47]的“前身”,而这首被誉为“中国第二国歌”的《茉莉花》有着一段变迁史,也就是一段关乎不同时代文化想象的“记忆史”。据学者考察,《茉莉花》的歌词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乾隆年间出版的戏曲剧本集《缀白裘》,其较早的曲谱记录则见于道光年间所出《小慧集》中的《鲜花调》。[48]这首《鲜花调》的歌词是:
1、好一朵鲜花,好一朵鲜花,飘来飘去落在我的家。我本待不出门,就把那鲜花儿采。
2、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怎及得他。我本待采一朵戴,又恐管花人来骂。[49]
民歌《鲜花调》在各地流传,其间也产生了各种民众“再创作”之后的变体。1942年,年仅14岁的新四军战士何仿跟随部队到六合金牛山地区开展反扫荡宣传,他从民间艺人口中搜集到了这一歌词版本的《茉莉花》:
1、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来年不发芽。
2、好一朵金银花,好一朵金银花,金银花开好比勾儿牙。奴有心采一朵戴,看花的人儿将奴骂。
3、好一朵玫瑰花,好一朵玫瑰花,玫瑰花开碗呀碗口大。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刺儿把手扎。[50]
与最初书面记载的《鲜花调》歌词相比,经过民间“活态”承传的《茉莉花》以不同种类的“鲜花”进行了更为充分的艺术演绎,保留甚至强化了民歌清新婉转的词作风格。1957年,已经在前线歌舞团工作的何仿为了在进京的汇报演出中展现“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在编排节目时选取昔日采录的《茉莉花》作为江苏民歌的代表。不过在他看来,这首六合民歌的歌词内容比较分散,三种花“不能给人以鲜明的形象和统一的格调”,而人称上的“奴”字“如旧戏上‘小奴家’,带有封建色彩”。[51]因此,何仿对歌词加以改写,以新的想象方式呈现了这首《茉莉花》:
1、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香也香不过它。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看花的人儿骂。
2、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茉莉花开雪也白不过它。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旁人笑话。
3、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比也比不过它。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来年不发芽。[52]
此后,民歌《茉莉花》唱响在各类正式场合,甚至在涉外活动中成为中国文化的展示。1965年,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十周年纪念活动,《茉莉花》在联欢会上奏响,并唤动了总理的乡愁。[53]
比较《茉莉花》演变历程中的这三个重要版本,可以发现其不变的突出特点:在“花”的起兴与咏叹之后,都有作为观花者的人的反应;然而“我本待……,又恐……”、“我有心……,又怕……”这样的句式又表现着行动过程的“曲折”。“不”、“莫”、“难”、“怕”等形式或语意上的否定传达出犹疑、忸怩、欲言又止的感觉,但这恰恰创生出民歌的意趣。传统民歌中常常呈现这种自我否定、自我“设障”、自我怀疑的情状:“叫我唱歌口难开,樱桃好吃树难栽,白米好吃田难种,粑粑好吃磨难挨”(《秧歌》)[54];“叫我(哎)唱歌我唱歌(哪),唱的(哎)不好莫笑我,唱的(哎)不好莫笑我(哦哎)”(《栽秧歌》)[55]。这种民歌表现形式上的“曲折”性与情感表达主体的婉转情趣相呼应,正可视作关乎民间日常生活情态的文化记忆。
进入新世纪以来,《茉莉花》频频在国家仪典与国际舞台上亮相,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夺目符号:2003年,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个人独唱音乐会上演唱《茉莉花》;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的“中国8分钟”上,以童声演绎《茉莉花》;2006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外事访问中与内罗毕孔子学院的师生们共唱《茉莉花》;2013年的央视春晚上,宋祖英与世界流行歌手席琳·迪翁合作演唱《茉莉花》……[56]然而很少被人们留意,却又值得指出的是:这些重大场合中演唱的《茉莉花》在词、曲上都与之前何仿改编的《茉莉花》存在不小的差异,这两大知名版本几乎被混同。比起何仿改词版本抑扬、流丽、明快的民歌曲调,这一版本显得更加舒缓、悠扬。在歌词上,该版本以“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起首: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人人夸,让我来将你摘下,送给别人家,茉莉花,茉莉花。[57]
据台湾学者考察,这一版本的歌词“趋于文人化”,“摆脱一般典型歌词的俚俗味,充满清新高雅气息”,它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已出现在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国民学校音乐课本》之中。[58]然而同一时期,何仿改编版本的《茉莉花》在北京演出成功,遂被录制成唱片[59],以新的媒介形式突破时空限制广为流传,此后数十年间影响巨大的也正是这一版本。“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在1950年代台湾地区的音乐教科书中就已经出现,并非新近创作,可见它近年来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在国际舞台上的频频亮相,是一个重新被“发现”与“选择”的过程。与何仿改编的民歌版本相较,这一版本“趋于文人化”的歌词摒除了犹疑、忸怩、欲言又止的“曲折”性,以歌咏—采撷—赠予的连贯行动塑造出“落落大方”的好客形象。从收敛到开敞,由否定到肯定,从“市井细民”情态到落落大方的“主人翁”,这种转向是否别有深意?
事实上,民歌《茉莉花》除了在本土的传唱,还有着“外传”—“回传”的另一条发展线索,其“西传史”可以追溯到马戛尔尼使团访华。1804年,随团成员约翰·巴罗(John Barrow)所著《中国旅行》( Travels in China )一书问世,其中便收录了《茉莉花》的词、谱,并在西方产生不小的影响。此后,《茉莉花》被越来越多的西方音乐家关注、改写,也进入各类歌曲选本。[60]其中,普契尼在歌剧《图兰朵》中借鉴、改编了《茉莉花》的曲调,更是使之为世界所知晓,也使其“回传”到中国[61]。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旋律正与《图兰朵》中再创作的、不甚完整的那段《茉莉花》近似!因而正如台湾学者黄一农所言,而今唱响的《茉莉花》涉及了这两大谱系:“大陆最普及之《茉莉花》词曲,乃为1957年由近人何仿根据其先前在江苏所采集者改编而成。另一支《茉莉花》的旋律,则是1793年随着马戛尔尼使团而西传欧洲,并逐渐被视为中国民歌的代表,1926年起更透过普契尼新编歌剧《图兰朵》而风行西方,且又回传海峡两岸,再于1998年由张艺谋将该歌剧搬至具有浓厚象征意义的紫禁城公演。”[62]
了解到这一背景,或许就不难理解“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在近年来被“发现”、“选择”,在重大仪典上被频繁演绎的意图及其负载的文化蕴意。流传域外的中国民歌无疑提供了文化“他者”想象中国的资源,而“回传”以后孕生的“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其实就是对于“他者”想象的再想象。经历了域外“旅行”和演化的《茉莉花》曲调更具影响力,因而也就在一些场合“取代”本土版本被奏响[63],这可谓文化主体对“他者”想象方式的接受与自我调整。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致力于塑造开放、友好、纯洁、大方的国家形象,“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版本的旋律更加悠扬、大气,与此相契,其歌词也以表征形式上的“去曲折化”渲染着大方、好客的形象:这同样是在“他者”目光的凝视下,通过想象“他者”之想象,进行主体的自我重塑。“近些年来,《茉莉花》是我国在国际或涉外场合演出最多、发行量最大的歌曲,它几乎成了中国音乐甚至是中国的象征——过去,人们总爱用长江、长城、东方狮、东方龙这样的阳刚形象来作为中国的标示,而《茉莉花》却以它清新柔美的气质,让全世界都耳闻目睹了中国亲切欢快的一面。”[64]而这,正是“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版本能够呈现并且实现的文化想象。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茉莉花》绝非一个同质、静止的文化符号,流变中的《茉莉花》其实负载、表现着不同时代的文化想象,也“层累”下了多元化的文化记忆:民歌在民间的活态传唱时时吸收着咏唱者的个体经验与创作想象,当年何仿的改词则带上了对“新社会”、“新人”的想象与憧憬,而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交往的频繁,“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搬演更是想象并构建着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国家形象。
在这一动态的变迁史中,不同时代、不同版本、不同词曲和演绎形式的《茉莉花》构成了多样、变迁的文化记忆。每一时代中民歌传达的文化想象在后一时代可以成为特定的文化记忆,并与此前的记忆经验“层累”在一起。因而细究起来,今人对于《茉莉花》的记忆与认知是那样含混、驳杂,不同的历史材料与经验被融汇在一起。[65]
四 结语:文化记忆—文化想象的“共生环”
至此,本文完成了对南京民歌、“新民歌”相关资料、文献的呈现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最后尝试一定的建构与阐发。在此前的分析中,“记忆”、“想象”是两个被频繁使用的词语,它们事实上也是文章的核心概念。这里试图对“文化记忆”、“文化想象”的概念进行相对正面的界说。
可以认为,文化记忆是长时性的,是处于相对稳定、可把握状态中的积淀物。对主体而言,它近于“经验”,经过了主体认知机制的长期沉淀、吸收。但正如“钢铁花”这样的意象所揭示的,文化记忆更蕴含着“非自觉”的维度,可以是“无意识”的渗透与绵延。文化记忆指向过去,指向经验性的时空领域。在某一群体中,共同的文化记忆是共同体维系认同的有效保证。
相较之下,文化想象是短时性的,它是对于变动状态的某种应对(“应变”)。对主体而言,它近于“体验”。在时间维度上,文化想象主要指向未来以及趋向未来的发展趋势,亦可作用于当下与过去;在空间维度,它主要指向“他者”,也可作用于自我。文化想象是变动情境下构建认同的有效手段。
可以看到,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文化记忆与文化想象在不同的维度上发挥着相异的功能:文化记忆是相对吸收性、保存性的,文化想象则是发散性、创造性的。然而二者绝不孑然分立,上文的分析已经揭示了它们的诸种关联。在特定时代的文化想象中,既有的文化记忆提供着经验性的资源,不论它们在新的想象中是要被利用还是被改造;即使在“新民歌”乌托邦想象对“传统”的“改造”中,先在的记忆经验仍会反讽性地渗透在对于想象的表征形式中。另一方面,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想象,它们在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转化为后继时代的文化记忆;不同时代的文化记忆又会“层累”起来,像民歌《茉莉花》那样孕生出多元的记忆层次。在这种动态的依凭、交互关系中,文化记忆与文化想象共同牵动了人类文化的赓续过程。
事实上,作为个体的思维活动,“记忆”与“想象”的关系本就无比密切。在集体性的层面上亦是如此。亚里士多德曾经说道:“显然,记忆和想象属于心灵的同一部分。一切可以想象的东西本质上都是记忆里的东西。”[66]这是在强调文艺创作中的想象活动要以记忆的经验资源为基础。霍布斯认为想象“不过是渐次衰退的感觉”[67],狄德罗称“想象是人们追忆形象的机能”[68],都是在强调这一点。
然而先贤们大都还是在相对静止、抽象的共时层面探讨想象及其与记忆的关系问题。作为文化赓续过程的两个维度,文化记忆与文化想象的关系必须在动态、具体的情境变迁中进行考察,也足可由个体层面向群体性的文化心理层面推演。依旧以南京民歌与“新民歌”为例:
小小车轴是两头子尖(哎),/十二个驳齿在中间,/四位哥哥就齐用劲,/不怕你车子有(喂呀)千斤。(《车水歌》)[69]
小小车床直条条,/一根车档象天桥,/四大金刚来车水,/车起清水灌青苗。(《车水小唱》)[70]
《车水歌》是南京地区的传统民歌,《车水小唱》则是新民歌运动中的创作。通过比较可以看到:作为传统社会信仰民俗对象的“金刚”并没有在传统民歌中出现,反而在对“新社会”的“新想象”中被“征用”;这一民间文化记忆在其“原生”情境中并不突出,它在社会文化变迁中方被突显。后继时代的文化想象“激活”了既有的文化记忆,可见动态、历时的研究视野的重要性。
这种文化想象对既有文化记忆的突显与“激活”也是二者关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民歌《茉莉花》传唱过程中形成的众多版本里,只有一些被保留、传承下来,更只有何仿的改编版以及“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版本走向“中心”、走向世界。在文化赓续的过程中,文化记忆在“层累”的同时也被遗忘、被选择。因此,在文化记忆的“层累”结构中,不同记忆层次的鲜明度是不同的,这不仅取决于时间先后,更与其他诸多复杂因素相关。比如,为了当下的某种需要,人们可以通过文化想象的方式有意地选择性强化、突显文化记忆中的某些层次,甚至直接建构起某种文化记忆。这也就是对于“过去”的想象,是对“记忆”过程的某种干预或控制。
在一些学者看来,几乎任何关乎文化记忆的“传统”概念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建构的或是“发明的”成分。“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71],霍布斯鲍姆所谓的 “被发明的传统”就是指后世通过想象性的方式建构、改造的文化记忆;与其说它关乎历史性的“真实”,不如说它旨在构建当下性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重大仪典中唱响的“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多少带上了这种“被发明的传统”的色彩。
文化记忆、文化想象间这种依凭、交互的关系好似生物学意义上的“共生”,也就是对象通过互相作用达到协和与动态平衡的共存状态。本文所论述的文化记忆—文化想象的“共生”关系可以相对完整地概述为: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中,文化记忆为当时当地的文化想象提供经验性的资源,而且能够几乎无意识地渗透在文化想象非自觉的表征形式中;特定时期的文化想象又可以“层累”性地转化为后继时代的文化记忆,甚至可以选择性地突显出或是建构起前此时期“层累”下来的文化记忆。这一关系可以形象化为一个“共生环”:

图1:文化记忆—文化想象的“共生环”
通过文化记忆—文化想象的动态“共生”,人类文化的各种样态得以承传、发展。而与其他具有相对稳定的物质铭写体与演绎规范的文艺样式相较,民歌流传过程中的记忆、想象活动更加活跃多样,二者之间的动态“共生”或许也就体现得格外鲜明。
* 徐一超,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南京城市记忆研究”课题成果之一。
[1]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2] 王杰:《民歌与当代大众文化——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及其重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3]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4]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71页。
[5]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11页。
[6]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70页。
[7]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38页。
[8]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58页。
[9] 李锐:《全面发动“大跃进”的八大二次会议》,收于《“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第292—293页。
[10]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11]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12]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42页。
[13]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23页。
[14]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46页。
[15]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68页。
[16]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73—74页。
[17]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12页。
[18]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1页。
[19] 〔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355页。
[20]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122、27页。
[21]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46、49、25页。
[22]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3—4页。
[23] 《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元旦社论),《人民日报》1956年1月1日,第1版。
[24] 〔德〕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05,第2版,第29页。
[25]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36页。
[26]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51页。
[27]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29页。
[28]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33页。
[29] 南京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编:《南京歌谣谚语》,姚鸣凤、陈秉坤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第34页。
[30] 谢发宝采集、编著:《南京西善民歌集》,南京出版社,2009,第72页。
[31] 见南京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编:《南京歌谣谚语》,第144—146页。
[32] 徐华龙:《花——吴歌研究之一》,收于高燮初主编:《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第415—416。
[33] 〔奥〕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杨韶刚译,收于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6),长春出版社,2004,第20页。
[34] 也有学者将这两个概念分别译作“非意愿性记忆”、“意愿性记忆”,“不由自主的记忆”、“有意的追忆”,可参看〔德〕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6页,脚注①。
[35]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8, p. 160.
[36] “谁说江苏矿物少,/漫山遍野冒矿苗,/众人动手天地摇,/山开花来石头笑。”(《山开花来石头笑》)见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52页。
[37] 原诗为:“墙头诗,到处爬,/村前院后满开花,/有心摘下‘花’几担,/插在人们心底下。/采几箩,送社员,/摘几朵,留自家。/今朝插下就发芽,/明晨结果又开花;/田园、村落春常在,/男女老少笑哈哈。/哎,四十条要提前实现啦!”(《歌唱墙头诗》)见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79页。
[38] 比如“小高炉,是朵花,/全国人民培植它”(《聚宝盆》),“技术花朵开遍地”(《土专家》)等等。分别见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31、34页。
[39]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87、21页。
[40]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65页。
[41]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90页。
[42] “大肚‘罗汉’排排立,/军令一声喷出钢。”(《突击建炉》)见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49页。
[43] “采石工,/象个‘孙悟空’,/钢钎一挥,/巨石倒栽葱!”(《采石工》)见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48页。
[44] “人民公社是聚宝盆,/社员要比孔明能。”(《人民公社是聚宝盆》)见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88页。
[45] 分别见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88、144、50页。
[46] 金安凡主编:《茉莉飘香:六合民歌集》,南京出版社,2010,序二。
[47] 对民歌《茉莉花》地域归属的争论颇多,但何仿曾在如今隶属于南京市的六合地区采录民歌、整理改词,使之成为后来闻名国内外的《茉莉花》,这是不争的事实。因而本文将其纳入“南京民歌”的研究范围。此外,民歌《茉莉花》的版本十分复杂,本文又并非旨在梳理、考辨,因而下文仅选取数个与论述相关的“关节点”加以呈现,无意“求全”。
[48] 钱仁康:《流传到海外的第一首中国民歌——<茉莉花>》,收于钱亦平编:《钱仁康音乐文选》(上),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第181页。
[49]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下册),中国ISBN中心,1998,第721页。
[50]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下册),第727页。
[51] 何仿:《扎根中华大地 香飘四海五洲——记江苏民歌<茉莉花>的搜集、加工整理、演唱和流传》,《江苏音乐》1992年第4期。何仿自述的对民歌《茉莉花》的加工整理工作曾引发疑议,但他对这部分歌词的改写基本不受质疑,可参看朱新华:《江苏民歌<茉莉花>究竟属于谁》,《人民音乐》2007年第6期。
[52]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下册),第726—727页。
[53] 何仿:《“茉莉花”开的故事》,《音乐周报》2000年3月3日,第4版。
[54] 金安凡主编:《茉莉飘香:六合民歌集》,第57—58页。
[55] 金安凡主编:《茉莉飘香:六合民歌集》,第55页。
[56] 均可参看相关的网络影像资料。
[57] 据薛范主编:《世界合唱歌曲》,武汉出版社,1998,第182—183页。然而在该书收录的《茉莉花》词谱上方,标注着“江苏民歌”、“何仿整理改编”。可见即使在相对专业的采编群体中也存在对两大版本的混同,人们对《茉莉花》的文化记忆有其内在的“异质性”。
[58] 据张继光:《民歌<茉莉花>研究》,文史哲出版社(台北),2000,第261、408页。台湾学者黄一农在《中国民歌<茉莉花>的西传与东归》(载《文与哲》2006年第9期)一文中也提及这一史实,并留下“此不知是在近代由何人所填词”的疑问。笔者亦未曾考得该版本的词作者与时间节点,下文仅仅基于两大版本的客观效果差异,推究“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版本近年来被“选择”、被频繁搬演的意图及其负载的独特文化想象。
[59] 何仿:《扎根中华大地 香飘四海五洲——记江苏民歌<茉莉花>的搜集、加工整理、演唱和流传》,《江苏音乐》1992年第4期。
[60] 学者宫宏宇基于诸多新材料,对《茉莉花》在海外的流传情况及既有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开拓性的考辨,值得参看。见宫宏宇:《民歌<茉莉花>在欧美的流传与演变考——1795-1917》,《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中西音乐交流研究中的误读、疏漏与夸大——以民歌<茉莉花>在海外的研究为例》,《音乐研究》2013年第1期。
[61] 1998年9月,张艺谋将《图兰朵》“搬”到北京紫禁城太庙连演九场,引起世界的关注。2009年10月,他导演的《图兰朵》又在北京鸟巢体育馆首演,此后还展开全球性巡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特别提到剧中《茉莉花》这一中国文化元素。参看《“鸟巢版”<图兰朵>今明两天上演》(视频新闻),http://news.cctv.com/china/20091006/100170.shtml,2009年10月6日,2013年8月3日访问。
[62] 黄一农:《中国民歌<茉莉花>的西传与东归》,《文与哲》2006年第9期。对两大版本《茉莉花》的区分,亦可参看李邑兰、鞠靖:《<茉莉花>流传史》,《南方周末》2008年8月14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15931/0,2013年8月4日访问;以及刀锋:《请君不要唱错<茉莉花>》,《金陵瞭望》2008年第18期。
[63] 也有人认为,本土、域外这两大版本的《茉莉花》在旋律上本是同源,不存在这种“取代”性的“竞争”关系。事实上,即使是本土流传的《茉莉花》也在全国各地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词、曲版本,然而与何仿改编版本、“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版本相比,它们都未能代表性地进入国际视野。关于全国各地的《茉莉花》版本,可参看张继光:《民歌<茉莉花>研究》第七章,第339—394页。
[64]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广播电视节目奖获奖作品集(2005~2006)?广播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第348页。
[65] 比如在2003年宋祖英维也纳金色大厅个人独唱音乐会的影像资料中,歌曲《茉莉花》开演时的屏幕字幕标注着“江苏民歌”:两大版本被混合在一起,对民间性、地方性的强调与世界性的期望也相融汇。
[6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记忆和回忆》,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8页。
[67]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85,第7页。
[68] 〔法〕狄德罗:《论戏剧诗》,收于《狄德罗美学论文选》,张冠尧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161页。
[69] 金安凡主编:《茉莉飘香:六合民歌集》,第49页。
[70]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编:《南京民歌选》,第124页。
[71] 〔英〕霍布斯鲍姆、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