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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梧:社会思想多元化与重新理解“不争论”原则

  常 梧

  

  导  读

  

  今天,在“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的情况下,社会辩论在各种领域、各个阶层、各种场合持续不断地出现。这一变化,为重新理解“不争论”原则提供了基本的时代背景。“商量”和“亮剑”等核心概念在执政党意识形态领域的登场,包含了对于“不争论”原则的重新理解。

  邓小平在辩论问题上的态度是复杂的,他既提出了“不争论”原则,也强调争论的重要性。什么时候强调哪个方面,要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特定的需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分化和社会诉求的多元化,已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持续的社会辩论,这些辩论也逐渐为政策调整所吸纳。这一政治进程的形成,事实上形成了社会辩论与政策调整的互动,这也是民主决策机制的一种运作形式。

  从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开始,执政党要求领导干部敢于介入社会辩论。今天需要重新认识社会辩论的建构性作用。为了避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引起社会分裂,“不争论”原则仍然有其意义。不过,这一原则的运用需要更为精细,其运作方式也需要根据新的形势有所调整。

  

  

  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执政党意识形态领域意味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此次会议试图回应社会分歧日益明显、社会辩论层出不穷的现实状况,提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问题,要求领导干部面对社会分歧和争论“敢抓敢管、敢于亮剑”。

  这一态势包括两个值得注意的层面,其一,承认社会意见分歧、社会辩论多见的现实状况,或许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想的“新常态”。其二,在此基础上,从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开始,执政党要求领导干部敢于介入社会辩论。介入的方式有很多种,“亮剑”不是唯一的介入方式,“商量”也是一种介入方式。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2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

  长期以来,“不争论”是党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一种主导思路。今天,在“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的情况下,社会辩论在各种领域、各个阶层、各种场合持续不断地出现。这一变化,为重新理解“不争论”原则提供了基本的时代背景。“商量”和“亮剑”等核心概念在执政党意识形态领域的登场,包含了对于“不争论”原则的重新理解。

  

  一、争论的重要性与“不争论”原则:邓小平及其阐释

  

  在改革开放之前,思想辩论、路线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核心机制。“不争论”原则的提出和确立,意味着党内政治生活机制的重要转型。

  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以下引用只注明卷号及页码。)他认为,“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第3卷,第274页)

  同时,邓小平也指出,有些政策、有些事情必须争论,而且必须争论清楚。例如邓小平倡导并支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问题的争论。如,1979年7月29日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指出,这场争论很重要,“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这是很重要的。”(第2卷,第190-191页)1989年邓小平在退休前夕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的‘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第3卷,第297页)

  在1979年一次研究经济工作的会议上,邓小平指出,自由、公开的“辩论”是一种工作方法。“大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这是很自然的。??这次会议大家要充分地把矛盾摆出来。我主张采取辩论的方法,面对面,不要背靠背,好好辩论辩论。真理就是辩出来的。”(第2卷,第201页)“我们现在不同意见的争论、议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讨论当中可能会出来一些错误的意见,也不可怕。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4页)在明确提出“不争论”原则的时候,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第3卷,第374页)

  邓小平在辩论问题上的态度因此是复杂的,他既提出了“不争论”原则,也强调争论的重要性。什么时候强调哪个方面,要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特定的需要。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教授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曾在《言论限制法或闭嘴原则》(埃尔斯特等主编,《宪政与民主》,三联书店,1997年)中总结美国宪政实践中的“闭嘴原则”(gag rule)。他曾指出,邓小平的“不争论”原则比他所说的“闭嘴原则”更为形象,是更好的表达方式。

  他在此文中论证了“闭嘴原则”(“不争论”)的必要性,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如果有些争议很大的问题总是被不断提出,会使得国家发展“负担过重”,因而需要搁置这些争议很大、容易导致社会分裂的议题。美国建国以来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是在国家议政中长期搁置有关奴隶制的争议,直至南北战争爆发;二是将宗教信仰问题划为个人领域,避免让宗教争执进入公共政治领域,这一策略一直沿用至今。

  这一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不争论”原则的意义,颇有参考价值。从意图上说,邓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不争论”,搁置分歧很大的“姓资姓社”等问题,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推进。从历史上看,在强调思想辩论和路线斗争的革命时期,“不争论”原则(闭嘴原则)也有一定的运用。比如,抗日战争国共合作的前期,基于民族战争与建立统一战线的需要,要求克制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与国民党的敌对情绪。

  但“闭嘴原则”有其限度。其一,有关美国奴隶制的议题,“闭嘴原则”强调的是在议会等政治场域“闭嘴”,而不是在所有场合“闭嘴”。例如,在一般的社会辩论中,奴隶制等议题的讨论并没有被严格禁止。

  其二,当“闭嘴原则”所要规避的问题总是不断在新的社会政治实践中被提出,这些问题在一段时期内被规避之后,会不得不呈现出来。比如,美国黑人奴隶制的问题,虽然立法要求不争论,但当美国向西部扩张,在那些新的州,人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究竟搞不搞奴隶制。这种情况一多,关于奴隶制的争论就不得不来一次总的爆发——美国内战。

  那么,究竟何处是“闭嘴原则”或“不争论”的限度?霍尔姆斯的看法是,这个完全是经验性的,没有一定之规。

  随着时代的变迁,“不争论”原则的具体运作已经不能一概而论。从邓小平的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从一开始就不是针对一切讨论而言的,有其适应范围,有具体的针对性,也有相当大的弹性,更需要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对这一原则加以重新理解。

  

  三、新世纪的社会辩论与社会政策调整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分化和社会诉求的多元化,已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持续的社会辩论,这些辩论也逐渐为政策调整所吸纳。这一政治进程的形成,事实上形成了社会辩论与政策调整的互动,这也是民主决策机制的一种运作形式。

  其中一类主要案例是,新世纪以来社会舆论围绕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以及环保、三农等民生问题的辩论,显示了改善民生的强烈社会诉求。尤其是新世纪初,借助新兴的网络社区平台,社会公众对于改革进程中各种弊病的批评,形成了一波反思改革的舆论浪潮。在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医疗改革、医疗保险、社会保险、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环保、农业税等等领域的政策调整举措持续推出,这些社会政策有利于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公正、缩小社会差距。而且社会公正在新世纪开始成为执政党的核心概念,取代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如果没有这些反思的舆论浪潮的推动,没有这些社会压力的表达,这种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的系列调整,其实是难以想象的。

  这类案例说明,基层群众的意见和诉求,逐渐通过各种社会辩论而得到表达,并有效地反馈到决策机制中。在一定条件下,理论辩论和社会辩论有其建构性的作用,可以让基层那些长期被忽视、相对微弱然而重要的声音得以呈现,推动政策路线的自我调校。理论辩论和社会争论的正面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显现。

  同时,晚近十年来,在反思改革的议题上,不断有社会力量或媒体试图希望通过强调“不争论”原则,来压制理论争论(及社会基层诉求的表达),以“避免让社会争论阻碍改革进程”。不过,由于这些争论包含了社会多数的意见,执政党在一般情况下不仅没有阻止这些辩论的进行,而且逐渐在决策过程中考虑和回应基层社会的诉求。

  与此同时,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舆论场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其中最为关键的变化是,网络媒体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媒体力量,这一媒体力量主要是在以往的党管媒体系统之外成长壮大起来的。新兴媒体舆论既是日趋活跃的社会舆论场中非常重要的声音,也因为具有塑造和引导舆论的能力,成为一种新兴的舆论权力。这一新舆论权力的崛起,是中国社会变迁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社会分歧和辩论在新世纪的持续进展,以及新舆论权力的崛起,为意识形态议题在十八大之后迅速成为中心议题之一,提供了基本的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争论”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已经不可能了。

  

  四、多元分歧的舆论“新常态”与政策选择

  

  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以及此后一系列与“亮剑”或“商量”有关的事件,显示决策层开始将社会意见的分歧和对立作为中心问题,作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状况。争论已经在那里,这些争论的根源在于社会阶层的深刻分化和矛盾,只要社会分化继续发展,这些争论便会以各种形式存在。

  直面社会分化辩论的状况,有不同的政策选择。以“亮剑”为例,以往并不是不“亮剑”,舆论监管部门一直有各种舆论监管。但当前的“亮剑”与以前相比有一个明显不同,这就是公开要求领导干部敢于针对社会思想现状做出回应,既包括“不争论”的政策选择,也包括以参与争论的方式“亮剑”的政策选择。后一种方式的“亮剑”,重心不在于“禁止”,而在于“回应”。如果只是“禁止”型的“亮剑”,未必需要领导干部敢于表达意见和回应;以表达意见的方式“亮剑”,意味着存在不仅不禁止、而且敢于表达清晰意见的选择。

  2013年05月23日,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之前,《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没有争鸣,哪来共鸣》的评论,肯定社会争论的积极意义。会议之后,《人民日报》曾发表“八论”学习贯彻8·19重要讲话精神,其中“之四”是《关键时刻敢于“亮剑”》,这篇文章比较清晰地表达了“亮剑”的政策思路。此文承认,一些领导干部存在“哪怕有理也不敢发声,生怕因言获咎”的顾虑,提示了可能存在有理发声也因言获咎的情况。

  干部不敢或不愿发声的情况有多种可能性。其一,在那些社会意见分化比较严重的议题上,官员介入发声,无论接近哪一方面的态度,都可能遭遇大量的反对,乃至引发不小的舆论风波。这种情况下,官员是否愿意发声,很大程度要看是否存在允许争论、容忍说话有偏差、对社会批评有承受力的制度环境。

  其二,相当多争论其实很多时候也会在决策过程中呈现出来。如果并不鼓励争论,尤其是对争论议题表态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升迁或工作,那么,在那些模糊或者有分歧的领域,官员们很可能会倾向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制定政策或者确定方针的时候,人们都清楚这些不同意见的存在,但未必愿意将这些已有的辩论公开呈现出来。

  由于这些顾虑和行为逻辑的存在,一种情况是,如果在鼓励介入争论方面尚无明确的制度性保护,或者具体方向尚不清晰明确,官员不太会选择对那些存在明显分歧和辩论的社会议题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这种情况下,官员“亮剑”的选择往往是,接到上级明确指令之后,再表明自己的态度(如跟着指令下禁令);在方向并不明确的议题和领域,则保持沉默。而那些社会分歧和辩论,在这一过程中很可能仍然一如其旧,处于分歧中的人们未必“服气”,人们也许只是变得更为沉默了。

  另一种情况是,更明确地意识到,相当多的争论其实内在于决策过程,各种不同意见都有其基础和脉络,可能都需要认真对待,这些不同意见也都需要通过充分表达来让自身获得理解以及理解他人。直面社会分歧和辩论,最为重要的是直面决策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呈现的分歧和辩论。也就是说,辩论并不只是存在于决策过程之外,并不能把监管者想象为天然地超然于社会争论之上的角色。因此,首先有必要在决策过程中确立和完善包容内部分歧和辩论的机制(所谓“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这种机制实实在在地直面、回应和处理事实存在的各种分歧和争论,通过充分的内部沟通和相互批评确立集体认同的具体方向。以此为基础,才能由内及外,对各种社会分歧、辩论乃至对立做出适当的回应,通过理直气壮的“说理”,让社会各方面“服气”,在这一过程中建立社会共识和认同。

  

  

  五、重新认识社会辩论的建构性作用

  

  总的看来,现在社会多元分化的结构已经形成,社会意见也呈现多元分化与冲突的局面,与此相应,不加区分地要求对一切重大问题“不争论”,不仅事实上无法做到,而且不利于对改革过程中的各种试验进行检讨与纠错,不利于改革事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为了避免在一些根本的分歧方面不必要地耗费精力,集中精力搞建设,“不争论”原则仍然有其意义。不过,这一原则的运用需要更为精细,其运作方式也需要根据新的形势有所调整。

  其一,“不争论”原则的适用范围,需要对不同类型的问题进行比较精细的分类。那些很容易挑起社会分裂、适宜搁置的问题,例如关乎国家统一或可能隐含国家分裂危险的问题,可以在公共场合采用“不争论”原则;对那些适当争论有利于政策调整和不断改进的问题,比如具体的政策措施利弊如何、可做何种改进,则可以容许和鼓励争论。

  其二,哪些问题被确定为“不争论”的问题,可以向社会明示并获得大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因为,由于“不争论”事实上不再是对所有重大问题、而只是对部分问题适用,这样就需要通过公开宣示来获取社会的广泛认同。这一方式的优点在于,支持这一决定的多数意见将有效地制约少数的不同意见。另一好处是,保护社会公众在其他问题上发表看法的积极性,让社会辩论和理论探索成为政策调整和自我纠错的重要基础。

  其三,重新认识理论辩论与社会争论的建构性作用。毛泽东在《实践论》里说,中国革命没有现成模式,都是在不断学习和摸索。革命如此,改革同样如此。在今天,伴随放权让利的实践,地方实验的重要性大幅度提高,理论上的不同声音也应当更多。中国改革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试验及其相互竞争,来自于中央—地方之间的积极的辩证互动关系,即调动“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这也是邓小平为什么要说“辩论”是一种工作方法。

  “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的现实,不仅是对媒体治理的新挑战,也是对党的建设的重大挑战。今天需要学会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来解决思想分歧问题,避免思想辩论暴力化。此所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辩证法。

  其四,在重视思想辩论的建设性作用的同时,以干部能上能下的组织路线,鼓励干部敢于在思想多元的情况下表明立场,担负政治责任。

  在思想多元时代,党的干部面临着很大的政治考验。社会分歧越多,社会争论越多,就越需要他们自己做判断。此前干部考察较少考虑面对社会分化和思想分化的风险、责任和能力,比较缺乏(因为思想观点问题)能上能下的弹性,因而干部在面对社会分歧的时候,不敢表态,不敢担负政治责任。

  要改变这种状况,增强党员和党组织在思想及社会多元分化时代的应对力,亟需重新认识理解思想辩论在党的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并根据时势变化创新组织制度。只有这样,党的干部尤其是思想战线的干部,在面对思想辩论的时候,才敢于面对思想分歧形成自己的看法,才能对于个人职位的起落有正确的认识,才敢于担负岗位的政治责任,也才敢于为下属的决策担负相应的政治责任。如果缺乏这种组织基础,舆论治理和引导就很可能左支右绌。

  其五,国家干预公共舆论,不仅表现在运用“不争论”原则,而且表现在积极支持部分相对弱势、但在政治上非常重要的声音。其中包括占社会多数、但在网络时代比较分散、往往被遮蔽的基层群众的声音。执政党需要在网络空间发动群众,需要找到新形势下群众路线的有效的新方法,建立和夯实自己的群众基础,放大社会地位相对弱势、但占社会多数的社会群体(政治上的强势群体)的声音,这是执政党在思想格局和媒体格局发生剧变的时期获取文化领导权的关键所在。

  

  文化研究院特约作者:常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所研究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