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 文 辉[1]
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哈罗德·英尼斯共同奠基了媒介研究中的多伦多学派。哈罗德·英尼斯的媒介理论启发了马歇尔·麦克卢汉,促使后者从文学研究领域进入媒介研究领域,并获得极大声誉;而成名更早的麦克卢汉则通过自己对英尼斯的揄扬,使得一直被视为经济学家而非传播学家的英尼斯的媒介理论得到学界和大众的关注。不过,麦克卢汉对英尼斯媒介理论的阐释有明显的曲解和误读,因此,在对英尼斯媒介理论的理解和传播这一点上,麦克卢汉起到了敞明和遮蔽的双重效果。从国内现有的相关研究来看,研究者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相关的研究文章、英尼斯著作中译本的“译者序言”等等,均在不加甄别地引述麦克卢汉对英尼斯的评价和理解,这使得国内对英尼斯的理解和研究从一开始就蒙上了麦克卢汉的色彩。究其原因,在于国内对英尼斯的研究严重不足,现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英尼斯的学术地位及其理论的学术价值也极不相称。哈罗德·英尼斯是在传播学和媒介研究领域具有开山意义的学者,深入研究英尼斯的理论遗产,对于推动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通过辨析麦克卢汉对英尼斯传播理论的阐释和遮蔽,回到英尼斯本身,是我们把握英尼斯理论遗产的第一步。
麦克卢汉对英尼斯媒介理论的传播
20世纪50年代初,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同在多伦多大学执教,英尼斯教授经济史和经济理论,麦克卢汉教授英语文学。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走向媒介研究,英尼斯从皮毛、鳕鱼、木浆、纸张等大宗商品的经济学研究进入对传播媒介的研究,麦克卢汉则从文学批评进入媒介研究。麦克卢汉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他是位传统的文学批评家,对马拉美、乔伊斯、艾略特等现代主义作家的研究激发了他接触传播学的主题,这些成果可见于《机器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e: Folklore of Industrial Man ,1951 ),不过,此时的麦克卢汉,同十年后提出“媒介即讯息”的他,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机器新娘》对传播媒介的内容作了基本上属于文学范畴的研究,但它标志着麦克卢汉学术生涯的转折。50年代是麦克卢汉的转化时期,他受到了英尼斯的影响,特别是于1951年出版的《传播的偏向》使麦克卢汉的学术研究发生“转向”。60年代是麦克卢汉的成熟期,他出版了他的重要理论著作:《谷腾堡群英》(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a Typographic Man ,1962)和《理解媒介》( Understanding Media : The Extension of Man, 1964 ),很快获得巨大的影响,特别是《理解媒介》一书,最开始是以受美国教育部委托以油印本的报告形式出现的,旨在阐明如何在中等学校中讲授传播媒介的效果,这本书引起了学校内外的大论争,也使麦克卢汉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与麦克卢汉的声名鹊起相比,英尼斯却不为人所知,所幸麦克卢汉坚持不懈地——也许不是前后一致的——宣扬他的同事。在《谷腾堡群英》中,他引用英尼斯关于音节字母表之于古代和印刷术之于现代的重要性的相关论述,认为“英尼斯是第一个偶然发现隐含在媒介技术形式中的变化过程的人”[1]( p.65)。他谦虚地表示愿将自己的研究作为英尼斯理论的注脚。在70年代《传播的偏向》以及《帝国与传播》出版平装本时,麦克卢汉为之作序,再次重申了在《谷腾堡群英》中表达过的观点:“我乐意把自己的《谷腾堡群英》看成是英尼斯观点的注脚,首先是他关于文字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的观点,然后是他关于印刷术心理和社会影响的观点。”[2](p.3)麦克卢汉的宣扬对英尼斯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少研究者是因麦克卢汉而“发现”了英尼斯。
除此之外,研究者出于研究麦克卢汉的需要,必须追本溯源,探察麦克卢汉的思想来源,这也促进了学界对英尼斯的研究。2000年《澳大利亚国际传媒》春季特刊号“重温麦克卢汉”中的一句话,可以看出研究英尼斯之于研究麦克卢汉的重要性:“要认识麦克卢汉,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那就是要了解走在他前面的英尼斯。英尼斯确定了媒介的属性:媒介在空间和时间上对社会组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的研究给麦克卢汉提供了灵感。”[3](p. v)
天不假年,英年早逝的英尼斯未能完成其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也未能更有系统、有条理地完善和阐释他的理论体系,这和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他的研究未能及时地引起重视,直到借助于麦克卢汉的推崇、宣扬及影响,其思想才得以更广泛的传播。麦克卢汉为英尼斯著作作序这一事件,就很具象征意味地说明了麦克卢汉在英尼斯思想传播中的作用。
英尼斯媒介理论在中国内地的传播,虽然滞后了约半个世纪,却也表现出它在北美传播时的同样特征,那就是经由麦克卢汉。其理由有以下几点:1.我国对英尼斯媒介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相对较少。试以在“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检索结果说明这一点。如果以“英尼斯”[2]为论文篇名检索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截止到2006年4月),只能搜索到四篇文章如下:1.王纬:《哈罗德·英尼斯传播理论与美加的文化战》,《现代传播》,1999年;2.何道宽:《加拿大传播学派的双星:伊尼斯与麦克卢汉》,《深圳大学学报》,2002年;3.徐桂权:《传播图景中的制度——由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谈起》,《国际传播》,2004;4.毛峰:《文明传播的偏向与当代文明的危机——英尼斯传播哲学中的历史智慧》,《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最早一篇发表于1999年。如果以“英尼斯”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则可以检索到8篇文章。而如果以“麦克卢汉”为论文篇名检索词进行检索,可以搜索到38篇文章,最早一篇发表于1991年,再以“麦克卢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则可以检索到279篇文章,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88年。可见我国对麦克卢汉的研究远比对英尼斯的研究充分,鉴于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同属多伦多学派,研究者往往两人并称,有理由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麦克卢汉的研究带动了对英尼斯的兴趣。
2003年,英尼斯的两本重要著作——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以及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被译成简体中文出版,这两本书均附有麦克卢汉所作的序言。毫无疑问,该序言是读者进一步理解英尼斯的途径之一,尤其是在英尼斯特殊的行文风格具有浓缩、晦涩、不易理解的情况下。在下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麦克卢汉对英尼斯的评价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英尼斯的理解,包括麦克卢汉对英尼斯的误解,也被不少读者接受,这都足以说明麦克卢汉在英尼斯传播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所起的作用。
麦克卢汉对英尼斯媒介理论的曲解和误读
在以下几个问题上,麦克卢汉对英尼斯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误读。
1.英尼斯学术生涯的分期问题
学术生涯的分期问题涉及的是对英尼斯全部学术的整体评价和理解问题。麦克卢汉将英尼斯的学术生涯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早期的英尼斯研究皮毛贸易史、鳕鱼贸易史等经济问题,后期的英尼斯研究传播学问题,“‘后期的英尼斯’ 踏上求索变革原因的征程。写《加拿大的皮货贸易》的‘早期的英尼斯’,在很大程度上,谨守常规的、只做报道和叙述的学术模式,到了皮货贸易研究的末期,他才冒险把复杂的事件编结起来,以揭示变革的因果过程。” [2](p.2)将英尼斯的学术生涯分为前后两期,并不仅仅是麦克卢汉一个人的观点,可以说是早期英尼斯研究的一个主流意见。英尼斯的同事及当时的学术界习惯于将英尼斯当作一位在加拿大经济史研究中取得了卓越成就的经济学家,而对其后期的媒介研究感到困惑。如最早的一本英尼斯传记——唐纳德·克赖顿(Donald Creighton)于1957年出版的《哈罗德·英尼斯——一个学者的肖像》,就几乎没有涉及英尼斯后期的媒介研究。直到麦克卢汉高度评价英尼斯后期的媒介研究工作,人们才开始予以重视。不过,这种认为英尼斯学术生涯前后期之间存在断裂的观点,很快就遭到了研究者的批评。詹姆斯·凯里(James W. Carey)指出那种认为英尼斯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经济学家,后期是传播理论家的观点只是看到了表象,在《作为文化的传播》(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1989)一书中,凯里追溯了英尼斯从博士论文到后期手稿的学术生涯,指出英尼斯的学术思考具有内在的完整的发展逻辑:英尼斯正是从早期对加拿大大宗商品,包括纸浆、纸张的研究中,从加拿大经济政治结构的研究中,自然而然地发展出对机构、文明乃至历史中传播现象的兴趣。保罗·海尔(Paul Heyer)也论证了英尼斯是如何由大宗商品的研究开始逐步进入到对传播媒介的研究: “如果说大宗商品研究促使英尼斯接触到交通运输和传播的重要性,那么对纸浆和纸张这种大宗商品的研究,则为他打开一扇门,来到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他完全是跟随纸浆和纸张进入到它的下几个阶段:报纸、期刊、图书、广告,也就是说,他将注意力从考察基于自然资源的工业转入到文化工业,在后者中,信息以及最终是知识作为商品流通,产生价值,并且赋予控制文化工业的人以权力。”[4]( p.30)在1970年代,加拿大包括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在内的学者们逐步重新评价英尼斯的学术遗产,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于1981年结集出版:《文化,传播,以及依附:哈罗德·英尼斯的传统》(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Dependency: The Tradition of H. A. Innis )。威廉·梅洛迪(William H. Melody)在“导读”中指出,英尼斯的学术生涯之所以被分为前后两期,是因为解释者的不同:“经济学家在一个如今限制更严格的经济学所约束的狭窄的分析框架中考察他(英尼斯——引者注)的经济史、讨论他的大宗贸易理论;主要来自于人文学科的学者则研究他的传播学成果,强调其中的人文和文化因素。这样,早期英尼斯和晚期英尼斯之间的差别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解释者的局限的结果。”[5](p.9)虽然在其传播学研究中,研究对象不是毛皮、鱼、铁路,而是传播系统以及媒介技术变迁对系统的长期影响;关注焦点不是加拿大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关系,而是传播技术在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方法论不是对一手材料、田野调查资料等细致考察,而是研究范围广阔的二手材料,这种转变无疑是巨大的,“但是,是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使这个转变成为必要的,而不是任何英尼斯视角和研究进路的变化”。 [5](p.10)社会学科的学者重视他前期在经济学、政治学上的成就,而忽视了他对文化和人文方面的关注,而人文学科的学者则恰恰相反。解释者的不同“造就”了英尼斯学术生涯的分期。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凯里和梅洛迪等人的观点比麦克卢汉的观点更具说服力。
2.英尼斯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问题
英尼斯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问题涉及英尼斯的理论来源、独创性等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麦克卢汉认为芝加哥学派帕克等人对英尼斯有直接、深刻的影响。
芝加哥学派是芝加哥大学米德、帕克等人组成的一个关注传播、有机组织、社区等议题的社会学学派,他们受到斯宾塞社会有机组织理论的影响,在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中考察传播的功能,因此并不简单地将传播视为信息的冲击,而是当作文化奈以实现、延续,并沉淀到制度之中的全过程。芝加哥学派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1918-1920之间,英尼斯在芝加哥大学师从经济史家切斯特·赖特攻读博士学位。因此英尼斯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问题成了许多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因为弄清英尼斯的学术渊源,是理解、评价英尼斯媒介理论的必要条件;厘清英尼斯学术思想同芝加哥学派的关系,也有利于评估英尼斯媒介研究理论的价值。
麦克卢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让人感觉既含糊又直率,他一方面说英尼斯“从帕克那里学到了如何确认异质社区中的控制机制”,似乎表明英尼斯受到帕克的直接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却并没有给出任何证明;他说人们可以从帕克的言论中听到英尼斯的调子,由此来证明帕克的思想对英尼斯的影响超过了对其他学生的影响。而且说:“(帕克)的思想并非没有对英尼斯产生影响”,同样没有举出具体的例子,最后他说:“(英尼斯)应该是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最杰出代表。”[2](p.8)
在这个问题上,凯里认为麦克卢汉关于英尼斯是芝加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的观点是个“谬论”(absurdity),认为帕克对英尼斯并没有直接影响,英尼斯更愿意独立思考,不宜划入任何学派。凯里指出,英尼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手稿透露,他的课程选修范围很小,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传统主题。凯里认为,英尼斯的重要性在于他延续和完善并拓展了芝加哥学派的思考,并使之更为准确,他创造了具有历史根基和概念的传播理论,并且摆脱了芝加哥学派的浪漫主义,英尼斯对中心—边缘等权力关系的关注,也打破了那曾将芝加哥学派引入迷途,掩盖了历史、地理和权力真实的“有机组织”隐喻。海尔也认为,麦克卢汉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应该是错误的,因为在英尼斯的出版物中找不到任何对帕克的引用,包括帕克所写的关于出版的作用的文章。
麦克卢汉的这个论断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传播的偏向》中文简体版的“译者序”中。译者说:“大师级的学者,必然是跨学科的奇才。伊尼斯亦不例外。其师帕克是20世纪美国社会学界的主帅,世界级的社会学家。”[3](p. vi)在该书封底作者介绍中则这样写道:“伊尼斯,……后转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帕克,获博士学位。”以上两段文字中的“其师帕克”和“师从……帕克”,其含义若是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之“师”,尚能说通;若是指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之下的有限定意义的“导师”之“师”,则无疑是受到麦克卢汉误读之误了。
3.英尼斯对电子媒介的评价问题
麦克卢汉对英尼斯评价很高,但批评也不少,以至于有论者认为麦克卢汉的赞美相当不坦诚。在为《传播的偏向》所做的序中,麦克卢汉对英尼斯的委婉的批评竟有四五处之多:“如果认为英尼斯已经从他的历史检验中得到了大多数洞见,那是误解。他在测试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时,常常是不太精确的。” “有的时候,英尼斯把书面形态和口头形态的相互作用搞错了。他把书面形态和口头形态杂交的结果算到了书面形态的头上:‘他们借用腓尼基人的字母表,加上元音,使之更适合希腊口语的需要。于是耳朵就代替了眼睛。随着文字的流布,口头传统反而开发出新的抵抗力,表现在公园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的繁荣昌盛中。’倘若他更精确地分析拼音字母表固有的视觉形态,倘若他更加彻底地研究口头形态的活力,他本来可以避免这样的疏漏。”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英尼斯对技术视而不见。他把广播和电力技术误认为是机械技术模式的进一步延伸:‘广播传播万里,覆盖广大地区,由于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而打破了阶级界限,它有利于集中化和官僚主义’,他又说:‘广播这个媒体是个挑战,它诉诸人的耳朵而不是人的眼睛,因此它强调的是集中化,’这个例子说明英尼斯没有忠实于自己的方法。他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例子,说明眼睛的空间约束力和耳朵的时间约束力。此后他却畏缩不前,没有能够把广播功能的结构原则贯彻到底。突然之间,他从广播的听觉世界转入视觉世界的轨道,把眼睛和视觉文化的一切集中化力量都套在广播的头上。在此,英尼斯受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普通共识的误导。”[2](pp.4-5)
麦克卢汉的批评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在方法上,认为英尼斯在分析媒介的影响时,没有坚持媒介的心理维度,即所谓“没有忠实自己的方法”;第二,在具体内容上,麦克卢汉认为英尼斯没有把印刷媒介同电子媒介的性质和效果区别开来,误把后者当作前者的延续。英尼斯认为广播能够覆盖广大的地区,属于空间偏向的媒介,有利于集中化和官僚主义,麦克卢汉则认为电子媒介对人的心理及社会的影响均具有深刻的非集中化的作用,他认为英尼斯对新的媒介技术的变革缺乏敏感,并且无法评估以广播为先导的从机械/视觉到电子/多种感觉这场大变革的益处,“视觉技术——无论它的基础是纸张还是莎草纸,都抚育分割化、专门化、军队和帝国。电子技术宠爱的不是分割而是整合,不是机械的东西而是有机的东西。”麦克卢汉认为,电子技术将颠覆印刷时代个人与社会的分裂,重新造就主体与社会整合的新形式,“电子技术创造的不是国家模式,而是部落模式——不是平等人肤浅联系的模式,而是全身心介入的亲属群体的、凝聚力强大的深度模式。”[2](pp.4-5)
麦克卢汉对英尼斯的批评,并不只是出于对电子媒介的评价的分歧,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分歧。安德鲁·韦尼克(Andrew Wernick)指出,将英尼斯当作技术决定论者,是麦克卢汉的误读。英尼斯在分析现代西方文明的空间偏向时,统计了三种决定性力量,一种涉及媒介技术,其他两种是工业主义和市场动力(market dynamics)。[6]( p.266)也就是说英尼斯在分析诸如广播等媒介的影响时,他并不是仅仅从媒介的心理影响这一条维度着手,而是多维度的综合分析。他并不将他所发现的媒介对心理及社会结构影响的理论,当作一个空洞的可以到处套用的公式,这恰恰是英尼斯所反对的静态的方法,英尼斯总是具体地综合分析各种决定因素。而麦克卢汉没有看到这一点,如麦克卢汉批评英尼斯的第一条,“没有忠实自己的方法”:即英尼斯在评价广播时,指出了耳朵替换了眼睛,重新引起对时间的关注,但没有坚持媒介的心理维度,得出“非集中化和分离”的结论,而是说“它强调的是集中化”。安德鲁·韦尼克指出,英尼斯仍然坚持其媒介的心理维度,前后并无断裂,“然而,将广播当作商业设施或政治话筒的实际(集中化的)运用已经替换了这个模式,但并没有打破这个模式。‘报纸和印刷工业的媒介偏向,注定要被广播的偏向抵消。’”[6]( p.265)麦克卢汉批评的第二条,在于麦克卢汉认为英尼斯所忽略的,是电子媒介在全球范围内延伸口头文化所拥有的互动交流。然而在这里,麦克卢汉和英尼斯在“口头文化”这一概念上存在根本分歧,“对麦克卢汉来说,口头文化唤起空间中的共同体,并通过其间的联系和交谈融为一体;对英尼斯来说,它是这样一种传统,在其中当下瞬间是持续地同已逝的和方来的相联系着。……对英尼斯来说,口头文化的典范是希腊,带着活力、美德和实践智慧的黄金时代的回音;对麦克卢汉,它是通过共同体的理念联系到基督末世论。”[6]( p.267)对英尼斯而言,广播等电子媒介不但不能解决西方文明的困境,反而会加剧机械媒体出现以来的空间偏向。
仔细分析麦克卢汉对英尼斯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麦克卢汉是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理解、阐释英尼斯,查尔斯·阿克兰(Charles Acland)等人认为,麦克卢汉对英尼斯的阐释,使英尼斯的学说成为麦克卢汉的理论背景,而失去了自身的完整性。切特罗姆的分析则更为细致深入,他认为麦克卢汉将英尼斯的成就简单化和神秘化,“麦克卢汉是把英尼斯的对传播研究的贡献当作纯方法论的东西来看的,探索这种方法的是一个别无其他动机一心只想打破‘单一观点’而进入‘洞察’境界的人。”[7](p.185) “麦克卢汉有意识地忽略了英尼斯在传播上的政治和道德立场、他的加拿大民族主义和他对美国传播媒介的批评。他更倾向于把英尼斯看作诗人或艺术家,但同时又不无优越感地为英尼斯不善于运用艺术分析表示惋惜。他把英尼斯的洞察类型和象征派诗歌及现代绘画作了比较。也就是说,为了避免图版的单一线条而提出历史的动态模型,英尼斯采用了快速的类似蒙太奇的事件镜头,即把各种洞察见解镶嵌起来的结构。在麦克卢汉的思想里,审美范畴被置于首要位置,这使得他对英尼斯的读解变得如此狭窄。”[7](p.186)
鉴于麦克卢汉在传播英尼斯媒介理论中的特殊作用,我们必须深入辨析麦克卢汉对英尼斯的阐释,穿过麦克卢汉的曲解和误读,才能接近真实的英尼斯。
参考文献:
[1] Mcluhan, M..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a Typographic Man[M]. New York: Signet, 1969.
[2] 麦克卢汉.序言[A].伊尼斯.传播的偏向 [10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 何道宽. 译者序[A]. 伊尼斯.传播的偏向 [10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 Heyer, P.. Harold A. Innis[M]. Boulder: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5] Melody, William H.. Introduction[A]. Melody, William, Liora Salter, and Paul Heyer, eds.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Dependency: The Tradition of H. A. Innis[100]. Norwood, N. J.: Ablex, 1981.
[6] Wernick, A.. Innis, Timesense, and Postmodernity[A]. Harold A. Innis in the New Century: Reflections and Refractions[100].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7] 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汤文辉,1974生,籍贯:湖南郴州,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社长,研究方向:文化与传播。
[1] 汤文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考虑存在译名不统一的情况,检索词包括“伊尼斯”、 “殷尼斯”、“因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