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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孤独的写作和文革记忆叙述:从行村哲的《孤独的咒语》谈起

  徐  贲[1]

  

  我这里要谈到的是一部没有出版,恐怕也不可能出版的作品,而且是一个素不相识者寄给我的作品。据我所知,在民间还有其他这类未发表的作品,这些作品是由那些经历过文革,如今已经年迈的过来人所写下的,是他们立志要在有生之年中必须完成的一件志业。它们代表着文革记忆中非常珍贵、非常特殊(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部分。只要保存下来,肯定会受到后世的珍惜,也会成为后人研究的对象。只是现在还从来没有人重视过。提醒读者有这样的作品存在,应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彻底的孤独写作不是指一个人独自坐在书桌前写作,而是指在完全明白作品绝无发表可能的状况下继续写作。这样的孤独写作简直就是一个悖论。在绝对的孤独中,写作者对自己说,他是纯粹在为自己写作。但是,写作本身却又是一种试图突破这种孤独的行为,他至少要对他自己和对亲近者说话。孤独的写作者可以承受孤独,但却极其畏惧虚无。他把真实的思想结果记录下来,为的是不让它随着生命的逝去和谎言的遮掩而消失到永恒的虚无中去。他因为比一般人畏惧虚无,所以才愿意承受一般人所不愿意承受的孤独来写作。写作是他对抗虚无和外部世界无视他存在的一种生命方式。为了保存真实的思想,他必须对抗谎言,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世界里,坚守真实本身就是孤独的。孤独是他必须为真实付出的代价,孤独的写作因此成为他的志业。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社会的动物,这句话对孤独的写作者也是适用的。即使是完全为自己写作的人,也同样感受到要有读者的需要。我并不认识行村哲先生,当他通过电子邮件与我联系,说是想让我阅读他的《孤独的咒语》时,我感觉到他挑选了我当他的读者,是为了找一个对抗虚无的同盟者。我所不知道的是,他是想找一个喜爱他作品的读者,还是想找一个能理解他写作的读者。

  一、 写作的志业和两种读者

  “第一种读者”(喜爱他的作品)和“第二种读者”(认同他的写作志业)是有区别的,有时候会合而为一,但有时候却始终相互分离。我们可能直接喜爱一个作家的文字、情调、意趣、人物或故事,而未必理解他的写作动机或者认同他的写作目的。我们也可能认同一个写作者的动机,而对他的作品有保留的看法。在阅读《孤独的咒语》时,我觉得自己只是充当了一个“第二种读者”。行村哲先生在把文稿寄给我之前,先告知我了一些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尤其是他在牢狱中度过了10年,说有一部记录自己经历的作品,问是否可以请我读一读。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一部纪实作品,因此我立刻答复说:行。但是,后来我发觉读到的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纪实作品。我的感觉是,作品中似乎有太多虚构的东西,正如行村哲先生后来向我说明的,这是一部“纪实小说”。

  行村哲先生还对我说,他想知道我对这部作品的想法。虽然我认同他的写作目的,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同时作为这部作品的两个不同读者,我的感觉是分裂的。而且,我越是认可它的写作目的,越是理解它写作的艰辛,就越是希望它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以另一种更合乎纪实目的性的写作样式来完成的作品。

  我为此给行村哲先生打过一个电话,告诉他我的想法。我对他说,读了他的自我介绍之后,我对他的作品便有了一种期待,我期待这是一部纪实的幸存作品。结果我读到的是一部“小说”,而且是一部有意用技巧和手法来取胜的小说。虽然我并不怀疑书中情节、人物的真实性,但我觉得作者以幸存者的身份说了许多别人的故事,而没有集中地说出他自己的故事,没有让他自己的经历和声音贯穿在整个叙述之中,确实太可惜了。

  我建议他先把别人的故事放到一边,而单单把他自己的故事整理出二三十万字来,然后另外再写别人的事情不迟,就像维塞尔先有《夜》,再有别的作品那样。维赛尔出版过80 多本著作,《夜》是这些著作的核心,因为只有这本书才是他的亲身经历纪实。维赛尔其他的书,包括“夜” 三部曲本中的另外两部,《黎明》和《白昼》,尽管也都“真实”,但如他自己所说,都只是《夜》的“评注”。今天,活着的文革幸存者,那些像行村哲先生这样一心一意要把他们的经历用文字保存下来的活着的幸存者,是越来越稀少了。因此,幸存叙述者的那个“我”和“我的故事”就越发成为一种宝贵的写作资源。用小说这个形式来讲述文革故事,没有亲身经历者也完全可以去做,但纪实叙述却非亲身经历者来做不可,这是亲身经历者特殊的见证资格,以特殊的资格去做一件无需这一资格也能做的事情,在我看来是一种浪费。如果用原本十分真实的“我”和“我的故事”来写小说,而且由于叙述混合运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角度,给人“虚构”的感觉,那就更是令人遗憾了。

  我关于小说形式有碍纪实叙事的想法,并不只是针对行村哲先生的《孤独的咒语》才有的。去年年底,我的一位朋友在美国出版了他的英文自传小说The Cave Man。我和他从十几岁就是朋友,文革中他因为弄脏了一张报纸上的毛主席照片,被判五年徒刑,在苏州太湖当中的西山岛石矿劳教,刑满释放后又“留场”了几年。其间我去看望过他,见过他的几位狱友,听他讲过他狱友的故事。他回到苏州后,把一些故事写了下来,我读了觉得非常震撼。我到美国后,和英语系的一位教授说起这件事,他又和一位匈牙利裔的同系教授谈起我的朋友。这位匈牙利裔教授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来到美国的,对我这位朋友的经历非常感兴趣。现在回想起来,这位教授和我一样,是我前面说过的那种认同写作者“志业”的读者(“第二种读者”)。他没有读过我朋友的作品,只是听我转述而已,根本谈不上喜爱我朋友的作品,也不可能成为“第一种读者”。由于他理解我朋友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意义。他决定帮助我朋友,终于帮他争取到了研究生入学身份(我那位朋友没有念过大学)和奖学金。

  我这位朋友在收到The Cave Man正式开印前样书的第二天,就给我快件寄来了一本。我读了以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所以一直拖着。在我朋友的追问下,我告诉他,The Cave Man的小说叙述方式与我对这书的期待有相当的距离。我记得二三十年前他所写的那些纪实故事,现在我读到的The Cave Man,作为小说当然要比他那些二三十年前的作品精致,也更有文学特色。但是,我在小说中感觉不到纪实写作给我的那种直接震撼。他对我说,我的话很让他伤心,因为他最希望能够认可他的,便是我这个对他知根知底、从他刚开始写作以来几十年一直站在他这一边的朋友,而如今恰恰是我没有能够给他热忱的赞赏。我知道,他所失望的是我没有能成为喜爱他作品的读者(第一种读者),尽管我一直是理解他写作价值的读者(第二种读者)。我对这位朋友说,我会在合适的课程中把他这本书包括在学生的指定读物之中,听听他们会怎么说。阅读的感受并不是读者想要怎样,便会怎样的,感动和喜爱是一种自然的,难以勉强的感觉。有时候,我们对作者太了解,所以便对他的作品有了与一般读者不同的期待,这会使得我们无法像普通读者那样阅读他的作品。这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二、 幸存者的写作

  我是一个从文革中过来的人,也教授过人道灾难的“幸存者的写作”课程。这可能造成了我阅读《孤独的咒语》时的“第一种读者”限制。在我看来,“幸存者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真实地保存了人道灾难的记忆,说那是“文学”,其实是在“文献”的一般意义上说的。文献和文学是同一个字(literature),而文献不一定就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这样的“文学”。这个区别大致也是“写作者”(author)和“作家”(writer)的区别。“幸存写作”的author是写作真实性的不二权威(authority)。作家的写作不是非需要有这种authority不可的。“作家”是一个需要得到别人承认的头衔,而“写作者”则不是。写作者因此有作家不能体验,也常常不愿意体验的孤独感。例如,大屠杀幸存者利瓦依写作了他的《如果这是一个人》,一举成名,但他后来还是自杀了。他所经受的灵魂孤独并没有因为他成为一个公认的“作家”而有所消失。前不久,有报道,中国作家在重庆开大会,吃吃喝喝热闹了一阵,他们是不喜欢寂寞,不喜欢孤独的一群,他们相互吹捧,并且接受指示来“创作”。在中国,当“入会”成为“作家”身份辨认的常态时,写作者“孤独”的价值和意义也就越加显示出来了。这是我敬佩行村哲先生的根本原因,至于我觉得不觉得《孤独的咒语》是成功的小说,那完全是次要的了。

  对孤独的写作者,我们不能用一般对待作家,尤其是成功作家的标准去谈论他的作品,当孤独的写作者写作的是纪实作品时,尤其如此。这是我觉得需要区分“幸存纪实”和“小说”的一个根本原因。幸存纪实作品,包括最成功的《夜》、《安妮日记》和《如果我是一个人》(利瓦伊),都称不上有高的文学品质。有人在模仿幸存纪实的时候,甚至还特意模仿(说“艺术创造”也未尚不可)一些“非文学”的特征,如简单的情节、无个性的人物、破碎的语言、单调的叙述等等,维克米斯基的《片断》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至于这部作品是否合乎真实见证的伦理标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极权人道灾难纪实是一种1950年代后才形成的写作样式。目前,常见的其他纪实形式,如口述史和个人回忆,也都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原始真实素材的这种简单、破碎、单调的特征。因此,同一灾难的许多不同回忆者的叙述,往往给人一种重复、雷同的感觉。这种雷同本身是真实的,因为灾难经验的一个特征就是许许多多人直接经验的高度相似性。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北大的右派,他说,极权统治不要说能够强迫所有的人有同一样的思想,就是要强迫他们拉同一样的屎,也完全可以办得,只有配给他们吃同样的东西就可以了。极权灾难叙述者所拥有的雷同经验,如恐惧、孤独、罪恶感、仇恨、懦弱、空虚,是在单调的,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中产生的。在叙述这样的经验时,叙述样式的翻新和创造,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不真实的。

  在纪实见证的写作中,刻意对记忆内容进行艺术化和文学化处理,会削弱叙述材料的原始真实感。纪实写作者因此一般会避免这么去做。例如2007年费格斯的《耳语者》是一部纪录斯大林时代私人生活的口述史,虽然有许多关于西蒙诺夫的故事,似乎可以形成一条主线,但作者并未如此处理。相反,他随机分叙的方法,述及许多其他的真实人物,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整书呈现一个零散的结构。费格斯特别交代,为了保持真实性,他没有给全书设计一个完整连贯的结构。维塞尔的《夜》三部曲,每一部都很短,如果他把这三部合成一部,那就一定会需要一个远比各单独部分复杂的整体结构和连贯叙述,以他的写作能力也许不难做到,但他却没有这么做,这或许与他顾虑过多的结构和叙述技巧会破坏真实效果感觉有关。

  行村哲先生的小说长达100万字,有4个家庭和6对恋人的故事。我能理解他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要把所有要说的事情都尽数囊括在一本书中的心情。但是事情和人物越多,中间的联系就越复杂,越需要作者作虚构的添加。有的读者也许对此并不在乎,但是,我怀疑这是纪实写作的最佳形式。杨小凯(杨曦光)的文革回忆《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有许多他在监狱中的人物和事件实录。虽然他写的绝大部分是别人的事,甚至很少直接写到自己,但是他通过描写别人给他的感觉印象和观念啓示,间接地写到了自己,尤其是他自己的思想转化与发展。他把这些人一个个分开来写,没有用一个整体的结构去把他们硬串起来,这种片段式的简单结构要比小说复杂叙述和描绘更适合纪实的目的。而且,他下笔很简洁,很克制,语调平实,没有过多的细节描绘,也没有大段的对话(这些是最令人对叙述真实性起疑的地方)。我是在许多年以前阅读《牛鬼蛇神录》的,至今仍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