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岩林[1] 张东芹[2]
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与杜克大学相距仅数公里,同处于北卡州研究三角园区(RTP)。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传媒研究学者之一,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1968年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师从海登·怀特并获哲学与历史学位,随后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师从理查德·霍加特以及斯图亚特·霍尔。后在伊利诺伊大学获传媒学博士学位,师从吉姆·凯瑞教授。1994年到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任传媒研究教授,现为传媒研究杰出教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在国际文化研究界影响颇大,从1990年开始就负责主编文化研究界的知名学术刊物《文化研究》及另一份学术刊物《公众文化》。他也参与编辑过众多文化研究方面书籍,如《文化研究导论》等书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格罗斯伯格把文化研究带到了美国,又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把美国文化研究带到了世界。
1史岩林:我们知道,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所依赖的是它提出的问题,我想问的是,您对哪些问题更感兴趣?
格罗斯伯格:我刚刚完成一本书《未来时态的文化研究》,即将在秋季出版。这本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认为文化研究应该成为什么样子,二是要了解当今世界文化研究应该做些什么。但是,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将谈三个我感兴趣的问题。我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与美国相关的,因为我觉得你真的需要研究你所熟悉的语境,但这不意味着不可以研究中国,而是说不应该只读几本书、甚至不花一点时间就开始研究工作,你必须得做充分的准备工作。为了研究现在的美国,你也不可能把美国置身于全球的斗争和变化之外;如果你正在研究一个国家的语境,那么你需要理解比这个国家更多更长的历史,而不止局限于我们所了解的。我不仅需要了解现在的状况,而且也需要了解世界其它国家的状况以及彼此间的关系。因此,我不断的强调,美国和其他许多地方的问题空间(question space)都可以被看作是关于现代性的斗争,或者是关于现代性的问题。西方世界往往认为现代化路径只有一条(偶尔有些稍微变化),那就是我们的。它甚至不承认这种转变,我称为欧洲现代性,也没有认识到百年前的欧洲现代性不同于今天的现代性。更没有认识到,现代性的地域变化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在不同时刻都存在着各种转变的斗争。我认为,过去的50年,美国一直在为未来的现代性这个问题争吵。一部分极右派认为美国的现代性意味着你要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和反政府主义者。我认为这种争吵在世界各地到处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我新书所要关注的。我一方面觉得,人们渴望现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成为美国人或欧洲人。我在书的结尾引用了一位非洲哲学家的名言:“可能对欧洲而言,唯一有用的就是开始聆听非洲的现代性。”当非洲人民奋斗创造一种不同于我们的现代化方式时,我们需要倾听非洲关于现代性的经验教训。我觉得这也是了解中国的一种方式,因为中国正在努力创造另外一种现代性的方式,不是欧洲式的,而是一种斗争,一种持续的斗争。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增长,他们带着对民主的要求,对自由文化的要求,通过谈判形成一种威权政府。他们能够提出一种不同的现代性,我对此非常感兴趣。我对于如何在一个充满可能性的领域,而不是西方常识中所谓的洗衣清单(资本主义民主,技术,进度等)中理解现代化研究的意义也感兴趣,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使这种理解方式理论化。我退休以后,我想研究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交汇的时刻,我们称这一特殊时刻为地中海东部文明。这时,伊斯兰世界发生分裂,两个哈里发同时并存,伊斯兰首领统治着伊比利亚地区(西班牙和葡萄牙)。这发生在第一个千禧年(1000)之际,直到1492年结束。当时,穆斯林主要以野蛮的摩尔人为代表,而犹太人则被新兴的天主教欧洲击败,正被驱赶出西班牙和葡萄牙。地中海东部文明是非常有趣的,它在许多方面都很先进,而且为许多欧洲现代性元素提供了根基。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多元文化社会;它的经济是全球化的,但却不是资本主义的。它与印度和中国有着巨大的贸易往来。地中海东部的人们翻译了当时的希腊书籍,并最终成为欧洲重新发现古希腊思想和艺术传统的来源。现代医学,天文学和数学都诞生在这种文明中。我想说地中海东部文明是现代化的,这是一种现代性,是先于欧洲现代性的,所以我想写一本关于这段历史的书。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能够阅读阿拉伯语,必须花费十年时间从事历史研究。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当然,在欧洲出现之前和欧洲之外的其它地方,还有一些现代性和现代化方式存在,在书中我只会略微提到一下。我会采用一些中西学者提出的论据,比如,他们认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时,中国已经走在实现现代化的路上,当它与西方相遇时,这无疑改变了它本该前进的方向。但这并不是中国历史的突然的断裂。因为,中国当时已经在发生变化,正在朝着不同的现代化迈进。我非常喜欢这些论点,认为还有其它现代性的存在。我认为理解当代的语境,并开辟新的可能性,从而想像出其它类型的现代化方式,这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大的框架下,我对两个较小的题目感兴趣。
一个问题涉及到反文化,因为它不仅与现代性研究工作有关,而且与我早期所从事的流行音乐[我称它为“影响(affect)”]的研究工作有关。我感兴趣的是右派为何可以操控大众话语。所以,一方面,我想对美国的一些悲观主义者说,没有左派政治是一种幻想;事实上,当今社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甚至是美国国内,左派的抗议要比六十年代的抗议激烈的多,但它并没有受到大众的关注。我认为,这种情况说明存在着某种约束和限制。我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反文化的概念是为了描述60年代的状况而发明的,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问的问题是:那个概念试图要描述什么,它在今天又可能如何工作呢。我希望了解点60年代不为人知的政治状况,从而更好的了解当代政治,也希望了解为什么对左派而言获得大众的支持是如此之难。我刚读了些东西,是关于一位作者与美国人交谈的内容。他发现尽管人们相信全球变暖,而且认为全球变暖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但是大多数人似乎不愿意或无法为此做任何事情。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制度走上了错误的轨道,认为我们正要面临着更加糟糕的问题,但为什么动员他们是如此的困难,而且无法被动员起来呢?我认为这是政治与大众接合(articulation)的问题。我认为在这方面右派比左派做的更好。我想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另一个问题也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谜题(即从多重现代性的可能性角度思考现在情势(conjuncture))的一部分。这涉及到经济学。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并成立了一个小型研究组,研究在当前语境下如何思考经济问题。我已经写了一些与此有关的文章,而且和很多人谈到过这个问题。他们对经济学知识和当前的经济形势的了解远胜于我,同时也像我一样在努力寻找在文化研究的框架下研究经济的方法。我认为,为了了解世界状况,为了想象在斗争中求变的可能性,为了想象未来,很明显,我们必须得研究资本主义。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对资本主义了解。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太了解经济。正如我之前说过的,你只读过少数具有同样政治观点的经济学家写的书,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懂经济。我们该如何研究经济,如何思考经济,如何教授经济,如何以充分的跨学科的方式书写经济,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在这方面我并不孤独。我知道有很多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已经达成了共识,认为经济学应该更加政治化和跨学科化,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也有些地理学的人,有些杂志如《反思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经济杂志》都持有同样观点。你很难让数学经济学家加入对话,但你可以阅读他们的著作,认真对待他们的研究工作,弄清楚他们知道什么,他们的知识局限在哪。我们必须发明一种更好方法来认真的对待经济学。我认为如果我们要设法弄清楚世界的状况,这是至关重要的。经济状况要比我们对它的简单认识更为复杂,矛盾和不透明。
2 史: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问题,通常具有政治性,那么,它和如今成为热门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问题差异在哪里?它们的回答取向有什么不同?比如,关于认同(identity)问题,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和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会有哪些不同的答案?
格罗斯伯格:首先,我必须声明我不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方面的专家。在我的书中有一章是谈论政治和政治理论。我承认这一章的论述不够充分。我花了大部分时间思考经济学这个问题。我想以这样的方式回答你的问题,“我需要花费数年去认真的阅读政治和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然后再来回答你的问题”。最近,我和一位政治理论家兼朋友温迪?布朗进行了谈话。我们讨论了左派人士该如何使用经济学的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说,“我的猜测是,他们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政治理论和政治科学。你会读你喜欢的作者,但你不会认真的对待它们。你通常会跳过经验主义的部分直接阅读理论部分。” 她说:“当然,确切地说,人们会阅读时髦的、与自己的观点相吻合的政治理论,但他们不会参与论战,也不做些经验性的工作。”所以我得承认我现在处在很危险的位置上。我认为,事实上,从事政治学和政治理论研究的人都在从事某种文化研究,温迪?布朗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试图了解语境(context),从语境化的角度思考问题,不是要提供通用的政治理论,而是与某种方式发生联系,理论往往就是以这种方式从分析和政治的视角让你介入到语境中。我可以谈论一点关于政治和文化研究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文化研究事实上是从试图聆听语境的话语和找出问题之所在这两个问题入手的,正如人类学家大卫?斯科特所说,每种情势和语境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问题空间。它给你提出了它自身的政治问题意识(political problematics)。学术工作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总是事先假设我们已经明白政治问题是什么,而不是试图找出问题空间是什么。任何情势都可能提出许多政治问题意识,构成问题空间的多样性。但是如果你获得了错误的问题空间,那么你的分析(还有你的政治)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什么样的斗争,那么你的分析也是毫无用处的。所以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要从聆听大众的政治声音入手,从了解斗争的复杂性入手,不是因为这些声音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在这些声音和斗争中,你开始明白问题空间是什么,进而指导你如何再一次看待语境。你把它作为自己的方式使用,是为了获得对语境的最佳分析。我觉得,很多时候,人们基于自己对政治和理论的认识,把问题空间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你可以把美国国内的斗争看作是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斗争。有些人认为所有的斗争都是关于种族的问题。可能是这样的,但我们肯定会有一种感觉,在美国,任何政治斗争动不动就被阐释为种族和身份的问题。也许你在研究过语境之后,就会发现种族只有当它反射到其他地方时才会在语境中起作用,身份问题也不足以分析语境关系的复杂性,所以你可以从种族身份的概念入手,但你决不能把种族身份作为问题的结束。有时候,人们认为文化研究已经等同于认同政治。我认为这是绝对的错误。我认为文化研究处在认同政治的对立面。我认为文化研究已经开始注意到关于认同政治的大众声音,但它永远不会以认同政治作为结束。我的意思是在英国的文化研究中,不同的种族身份理论如同建构差异一样,这样的描述出现在诸如斯图亚特?霍尔、保罗?吉尔罗伊、科贝?纳默瑟、伊萨克?朱利安等人的作品中。是的,你从大众对认同问题的抗议入手,但最终以混杂的概念、差异的概念、如吉尔?罗伊所说的欢乐的概念结束你的论述。你最终结束在不同的地方,甚至结论都是语境化的。因此,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文化研究对种族问题的看法被严重误解了,误解之一就是人们把它当作一种全新的通用的种族理论。斯图亚特?霍尔没有提出过种族差异的理论。斯图亚特?霍尔有的只是对种族差异进行情势化的分析。因此,在斯图亚特被广泛阅读的文章中,他认为自己论述的是英国20世纪70、80年代的政治斗争和可能性,但同样的分析和政治在90年代就可能行不通了,毕竟,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营销种族差异的概念了。”人们得回到语境,然后说:“如果我们想从情势的角度理解种族,而不是通用的种族理论,我们就不会再从种族身份、甚至是种族差异的概念入手来研究问题。”我认为文化研究是从大众政治入手、以情势的分析和政治可能性作为论述的结束。
我不知道它与政治理论有什么关系,除了说,理论面领着一种真正的风险,那就是人们认为理论是通用的,而且具有规范性。所以人们阅读阿甘本和葛兰西这样的人,不是为了找到在特定情势下特定时刻的语境化阅读方式,而是为了找到关于现代性以及成为所有现代性隐喻的阵营,或者是成为某种通用范式的裸露生活的通用理论。我意思是说我把阿甘本作为工具来阅读,而不是作为可以事先解释任何问题的理论,也不是作为一个锤子,你可以借助它运用某个概念,像赤裸的生命(bare life)一样,去寻找它,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现在很多福柯主义者在四处寻找生物政治学的问题。你出去找寻任何东西,你都可以找的到,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你需要的。这意味着你的理论已经预先为你确定好你要寻找什么,这就是霍尔所描述的“理论让你脱钩”(letting theory let you off hook)。如果你去探究生物政治学问题,你永远也不要感到惊讶可以找到答案。如果你去寻找商品,你可以找到它,如果你要寻找父权,你可以找到它。但是如果你想试图用一整套理论工具搞清楚语境的复杂性,谁知道你可以找到什么,对不对?你可能会感到惊讶,在我看来,这就是从事学术工作高效率的政治工作方式。因为它总是打开你事先无法预知的可能性。
3 史:文化研究在欧美学界现在处于什么位置? 还在学院中广受关注吗?或者说,是不是就是在学院中受到关注?即,把文化研究陈封在学院中,使得它变成了一种固定的知识建制,而不再具有批判的力量,这样的情况是否已经发生?它能触动现实吗,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学院游戏?
格罗斯伯格:我觉得很多人认为文化研究进入学院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种堕落。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虽然我觉得文化研究并不需要进入学院成为体制化的一部分。我认为文化研究是一项学术事业。它要求有闲暇时间,并接受教育以获得必要工具从事研究工作。学院外做文化研究的人可能没有获得像我们一样多时间和支持,但我认为没有理由不应该在学院从事文化研究,学院是从事研究工作的好地方。但是葛兰西说,政治智慧有两个功能:一是更多地了解对方,二是与可以使用知识的人分享知识。在和人们分享知识方面我们做的很差,虽然学院外的人可能还没有接受我们的理论词汇,甚至认为我们是一群疯狂的理论家,我们仍然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分享我们的知识。我不认为学院外的人很愚蠢,没有能力阅读我们的著作,我也不认为我们的学者是知识的唯一生产者。我知道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在阅读德勒兹、福柯和斯图亚特?霍尔,社会运动也深受这些人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有用的,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未来的可能性等等。我们需要找到更新、更好的对话方式。毕竟,科学家们会把自己的一些学生培养成记者;甚至也会花些时间再不降低科学复杂性的前提下为大众解释科学现象。我们在培养学生方面做的不够好,没有告诉他们为杂志写作同样是高尚。这些状况很多是发生在美国以外的欧洲和中国。我们应该努力让我们做的工作被别人看到。这是一个我们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问题,而且也是常见的假设,认为我们对复杂性的分析与传播它的能力有冲突。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但我认为问题不是人们不想读我们的著作,或者说不愿意读,而是因为他们常常发现我们要讲的内容既无聊又无用。他们已经听过无数次这样的说法,战争是由资本主义的贪婪引发的。你们没有帮助我了解更多的东西,和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也毫不相干。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阅读这些艰涩的作品,到头来却告诉我从小就知道的故事。我们讲的事情没有一点趣味,也没有讲他们希望听到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讲理论支配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的政治支配的问题。我们最终是不断的重复同样的老故事。人们自然会说:“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没有告诉我不知道的事情,也没有告诉我觉得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为什么要听你说呢?”
所以,我认为文化研究工作,有影响吗,能有影响吗?我的回答是是的。我认为我们善长文化研究吗?不是。我们责备媒体。我们说文化研究没有出路。我们说人们没有文化。他们不听我们讲述复杂性。他们希望越简单越好。也许这是真的。不过,我认为主要问题出在我们身上。我们从不聆听世界问我们的问题,例如“我们应该怎样发展经济?我们如何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如何更好地培养孩子?”。它在问我们“我们如何创造生活的世界,梦想的生活,我们不会有内疚感,因为对我们这些过着幸福生活的人而言,世界还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中”。我们没有给他们任何解释,也没有给他们一个故事,使他们能够了解自己的感受和信仰。斯图亚特?霍尔在写给《新左派评论》的第一社论中说,如果你想改变人们的政治观点,就必须从他们过的生活开始;你要不断的工作,通过大众了解世界的状况,你得给他们讲故事,要联系到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生活、愿望、恐惧和局限,动员他们,以不同寻常的方式与他们交往。事实是我们与社会运动、其他教育形式和普通民众都没有足够的联系。
4 史: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还有一种学术的动力和未来吗?
格罗斯伯格:我认为,文化研究的学术动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重视概念的重要性。我深信概念很重要。不幸的是,从媒体的时效性角度看,它们是无关紧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很多概念已经改变了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否认真对待概念关系到能否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问题。在我看来,不仅对于文化研究而言,而且对于各种没有与文化研究形成某种联盟形式的工作而言,为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文化研究的动力都是试图抱着负责的态度和奉献精神生产和使用知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意味着什么,我的政治信仰和学术工作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能对此存在分歧。但我认为信仰是文化研究与其他学术形式的基础。因此,我拒绝放弃这项工程。我为新书想了很多名字,其中之一是《坏的故事制造坏的政治》。如果你相信概念重要,那么你要做的就是弄清楚讲一个好故事到底是什么意思。评判标准之一就是,如果你相信这个故事,你就要积极地参与,试着让世界朝向你想要的方向前进。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意义。正如我刚才说的,美国很多知识分子已经重复了50年相同的故事,也知道人们对故事的了解程度。因此,也许我们不断重复的故事不是好故事。如果你认为概念很重要,并致力于研究改变世界的概念,那么在我看来,你需要不断地斗争,致力于把故事讲得更好这样的事业。我认为,文化研究至少是回答人们提问的一种方法。我认为它不是唯一的方法,那些一直致力于这样的事业,想把故事讲得更好的人不一定都得从事文化研究工作,但是,它是把故事讲得更好的一种方法。因此,有人说,对你而言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就是告诉你的学生,唯一能做就是上政治经济学的课,借助大卫?哈维的思想我们来阅读马克思。相反,我告诉学生要在商学院和经济学院上课,要读芝加哥学派、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要了解经济学科内部的斗争。重复马克思的基本教义和批判新自由主义是非常容易的,就好像它们是对整个世界的描述,但问题是,尽管有人这么认为,但是它仍然不是一个好故事,不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资本主义——甚至是我们经历的特殊形式——与商品化和剥削等等有关,但人们也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们不确信,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商品,他们真的认为资本主义可能在这些地方不存在。他们的现实充满了矛盾。你要研究这些矛盾。你不能只说他们是白痴,因为他们相信资本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因为他们被欺骗了,而且相信了谎言。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故事和做法,如果你真的想改变世界,你会发现把故事讲的更好是如此困难;你不能只是说我是对的,因为马克思就是这么说的。你不能只是说市场原教旨主义是白痴行为。任何意识形态都是白痴行为,这一点我们知道。这就是关键。关键是要了解复杂性和语境如何改变它;你对人们说你们是白痴,你们被资本主义欺骗了,这是无法改变语境的。虽然真正的可能性存在于未来,但是你必须要给人们提供这种可能性,甚至是来源于当前的状况。
我对此持乐观的态度,虽然这只是我的一种乐观态度,因为我觉得世界各地的人了解的越来越多。有时候,我认为美国正在经历一种可怕的堕落。例如,我和儿子看电视时,广告说猫罐头食品对猫营养价值不高,所以你要购买新鲜的猫食。我儿子看着我说:这是疯了。世界上有千百万的人在挨饿,他们乐意吃猫粮罐头,因为它有营养,而我们每年要花费大量金钱与世界一半人口争夺粮食。我不知道美国人是如何看待未来的,但我确信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并不知道未来处在危险之中。相比于老一代中的一些人,我认为年轻一代中很少有人知道世界正处于危机中,我们需要把故事讲的更好。我们需要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连接起大众的想象。世界是不可预知的。我们学到的教训之一就是偶然性,这也是文化研究的主要的承诺。世界没有要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它对未来也没有任何保证。未来可能不同于现在。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把偶然性理论化,但我相信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世界的形成一部分是由我们要做什么决定的,而我们要做什么部分原因由我们的想法和讲述的故事形成的,所以我对未来的判断仍然持乐观的态度。
5 史:当您发出文化研究被体制化的担忧时,您认为文化研究该如何进行理论的突围呢?
格罗斯伯格:我不想抵制体制化趋势。我认为文化研究的体制化是富有成效的。我们应该探索不同形式的体制化路径。经历体制化的过程是绝对必要的,但有些体制化的形式可能不是很有成效。体制化的问题是能否区分体制化形式好与坏的能力。我想我们应该对体制化形式做出批判,从而让我们想做的事变得更加容易,而不是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对话。我们需要问一问,如果我们走这条路,我们尝试这样做,是不是会使文化研究变得更好更容易。例如,在我的大学,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已经为跨学科工作做长期的努力。现在推荐教授在其他部门兼任工作变得更容易。所以,你可以在两个部门同时工作,但我认为这种体制化形式不可能使跨学科工作变得更好、更容易。它造成的结果是双学科,对不对?因此,让我们看看商业界惯用的框外思考这个隐喻。你告诉人们要在两个箱子内思考问题,但没有告诉他们跳出箱子来思考问题,结果就是他们会在这些箱子之间的空间里思考问题。所以我的论点是随着一些人提出而提出的。你想提出它。很好。我敢肯定很多人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具有双重学科性,但我的却没有。我不知道自己想在哪个学科兼职。我已经在人类学、地理学和美国研究中有兼职工作。我可以做更多,但他们可能会不断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跨学科的主要特点是反学科,但跨学科兼职的教授需要学科,因为他们要生产有用的工作体系,然后他们会反对学科。所以,对我来说这是没有用的,对跨学科而言这不是有用的体制化形式。但可能会有其他有效的体制化形式。我建议应该进行无学科的兼职。哈佛大学已经宣布他们要这样做了;他们将做一个实验,雇佣一些没有学科界限的教授。我不知道他们将如何工作,但可以想像,如果那个人可以说:“未来两年,我想去那里,因为我想在那里教书,我想与那边的人对话,我想与他们分享我的想法”。现在已经有一些体制形式是属于跨学科的,例如,杜克大学的一些项目。想象一下,一群来自不同学科的人聚在一起说:“我们希望在这一跨学科的领域研究和教学,但我们并不想成为一门学科。我们希望能够存在5年,5年之后,我们可能就会消失。问题发生了变化,兴趣也随之变化。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定位自己”。我试图让我的学校能够真正接受和支持某种体制化机构,可以有暂时的、灵活的项目从事教学和科研。让我们组建一个文化经济学研究小组。我们可以吸纳来自不同部门教授,从事5年的研究工作。五年之后,我们再决定是否要继续下去。我们可以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也可以招收学生。在那里我拥有自己的职位。之后,我可能会转向中世纪研究(记得地中海东部地区)。谁知道呢?对我而言,体制内的移动能力和弹性化措施就是一种体制的选择,我觉得这种选择可以更加灵活多变。所以我不反对体制化。但是,我们需要加倍小心来区分我们需要的体制化方式。
左派人士认为体制化和大学公司化是件坏事,这样的结论为时尚早。特别是当我们无法阻止这种趋势时,我想说,我不反对大学的公司化,但我反对的是和20世纪70年代福特汽车公司一样的大学公司。如果我们看看当今世界那些有趣的公司,充满创意、创新和动力,我们的想法会有所改观。妥协有可能会让我们赢得一些东西。让我们成为一个在工作地点、时间上更具有灵活性,具有良好的内部质量控制程序的地方,而不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公司。
6 史:有人提出重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来回应当下的现实,您怎么看?您觉得今天文化研究还可以从哪些理论中获得启示从而保持它的生机?
格罗斯伯格:我认为理论工具来自任何地方。我是折中主义的痴迷者,但折中主义是建立在严肃的工作基础之上的。最好的分析往往不是纯粹的。我自己的工作主要是由葛兰西通过斯图亚特 ?霍尔、保罗?吉尔罗伊、约翰?克拉克等人,以及福柯、德勒兹与瓜塔里塑造的,或许其中还有一点实用主义。不同的工作在特定的时刻和具体的工作中可能比其它的工作更有影响力,但是在我所有的工作中,这些人物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尽管我倾向于避免或者批判对康德传统的种种表述,但是我认为任何哲学都能够被创造性的使用,因为我觉得当代的问题意识是围绕着现代性展开的。对我来说,至少康德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了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首先转向德勒兹和瓜塔里,因为他们是反康德主义者。我不在意人们采用哪个理论作为切入点;我在意的是他们最终要以什么样的结论和政治态度结束论述。我可能会对你是否能够使用巴丢表示质疑,我不是巴丢理论的疯狂追随者,但你知道,如果他们使用了巴丢的理论而且最终以令人信服的分析而且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政治可能性的论述结束,我是非常愿意读他们的著作的。但正如我所说,我不是纯粹主义者,我认为一个人很难用纯粹的哲学方式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现在,我们回到特定语境中,我认为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辩论将是长期存在的。每隔几年,我似乎就被卷入其中,我觉得对辩论的曲解有两种表现:一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经常采取某种模式写作,就像文化研究者已经忽略了经济,然而在70年代初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中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在许多最好的作品中却并非如此,经济通常是被非常认真地对待的(如果不是充分的话)。我认为这可能是真实的说法,文化研究并没有认真的对待经济这一主题,但我同样认为,与文化研究相比,许多政治经济学做的工作更糟糕。对文化研究而言,我认为问题决不是我们认为经济是不重要的。我们认为经济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些政治经济学家从事经济研究的方法是非常糟糕的。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反对的不是经济问题和事项,而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的方法。现在,也许我们错了不寻找其他更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人在政治经济学中做着重要的工作(我已提到的期刊入《反思马克思主义》),通过它我想发展一种非还原论和决定论的政治经济。有很多人,我想包括我自己,试图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使分析语境化,并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有很多好的政治经济学家,攻击文化研究的通常不是这些人。这些人实际上与文化研究有对话。攻击文化研究的人往往认为马克思已经给出了所有答案,而且不管情势如何,最终,它总是经济的问题。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相信,马克思写的是150至200年前不同地方不同资本主义形式下的特定情势。为什么你会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当时有用的,在当今世界同样有用呢?当然文化研究关注的整个焦点,在最后,不是关于任何一件事情,而是关于复杂性。那么,为什么你最终认为它都是关于经济,关于性,关于性别,关于种族,关于任何事情;它完全是关于那些事物复杂的接合。我认为这始终是有争论的,不是我们拒绝政治经济学,而是我们拒绝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版本,并认识到经济学的挑战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不能取决于任务,又或我们要承担其他任务。现在我觉得有一个更广泛的对话,没有一个是讲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再生产的问题的,无论是商品化、生产资料所有制,或阶级;这些都可能是情势的一部分,被本身所容纳,每个都再现了还原论形式。我拒绝任何还原主义形式。
7 史:可以谈谈美国大学中的理论研究的现状吗?理论还有活力吗?
格罗斯伯格:我觉得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理论统治的时代。这段时期属于杜克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厄湾分校。他们不教授文学,而是教授理论。现在,这些地方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心,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我认为理论已经丧失了精神支柱。理论现在已变成连接传播的语言。不幸的是,它涉及到定义某种跨学科性的意识。我的朋友曾经想象了一个实验。我们想把某些系里过去二三年新近教师的论文摘要—英语,地理,人类学和传媒—交给研究生,让他们找出这些教师所属的学科。我们预测,他们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因为起作用的理论依据和概念基础完全是跨越学科界限的。所以,以种族差异状况为前提,我对信息和空间链接做了福柯似的分析。福柯传播,空间传播和差异传播是什么样的学科呢。事实上,在我们系,研究生的第一必修课是当代理论导论,贯穿了斯宾诺莎到德勒兹之间所有重要的理论家。当我们坐下来谈论学生需要知道什么?他们需要详细了解传媒学吗?不,他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一个人在班里谈论海德格尔,或解构,或意向性时,这是什么意思。至少你得理解指涉,对不对,理解论域。理论已成为大家共有的财产。理论明确了共同的起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不想要或不需要理论。他们希望在一个可以做任何研究的语境中使用理论。然而,理论正在蓬勃发展。我所有的学生都想要理论。他们想读巴丢、朗西埃、康诺利或者任何正走红的学者。问题是,他们认为这理所当然的就是跨学科的了。他们认为是跨学科的,因为他们研究了跨学科的理论体系。不幸的是,我觉得这很容易导致理论不再是一个工具箱,而是一个与历史无关的、近乎逻辑化的研究维度。所以,一位哲学家胜过下一位,而且随着理论的变化,你必须不断阅读最新的理论。这不是我喜欢的理论样式。我喜欢它,因为它是一个游戏。它是存在于我内心的哲学家。但事实上,哲学家能够评论另一个哲学家不一定会让你知道哪个概念工具能让你洞察情势。
8 史:欧美学界理论研究最近的兴趣和焦点在哪里?
格罗斯伯格:现在,德勒兹是一个大人物。德勒兹和瓜塔里是出发点。还有德里达,其他人也阅读哈特和奈格里(和其它当代意大利作家)。现在最热门的首先应该是德勒兹与瓜塔里,然后大家去阅读其他人。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成为德勒兹主义者,南希、巴丢、朗西埃、阿甘本、拉图尔等人也都很热门。显然,福柯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不过,学生现在都想了解德勒兹与瓜塔里。
[1]史岩林(1979— ),河北张家口人,中国人民大学与杜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
[2]张东芹(1985—),河北秦皇岛人,华北电力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女性主义研究。
我于2010年3月24日前往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采访了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教授。在准备采访期间,受到了北外汪民安教授的细心指导,格罗斯伯格教授的博士生玛塔(也是我的好友)的热情帮助,杜克大学文学系蒋洪生博士的宝贵建议,在这里我想表达对他们最衷心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