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乙萱[1]
这篇文章旨在探讨全球化发展下,纪录片《无米乐》[2]中描摹的台湾人特性和纪录片观众的情绪和艺术价值等议题。《无米乐》获得2004年国际纪录片台湾奖首奖、2004年南方影展不分类首奖和观众票选奖、2004年金穗奖中的纪录片优等奖、2005年台北电影节百万首奖和媒体推荐奖。电影描述了全球化时代开放市场趋势下疆界崩解的例子之一;台湾于2002年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时降低对米的关税,为影片中台南后壁的稻农带来危机。[3]影片中的农夫虽然感到全球化自由市场原则对他们生计的冲击,既未改变谋生方式也未改变他们对生命、工作或土地的态度。在《无米乐》片中的这些农人的反应适切诠释了大多数台湾人的特性,包括耐劳和习于度过危机,乐天知命,对未来不杞人忧天。第四项特性为具有保存生活方式、工作和与传承有关的土地的倾向。第五项特点自我反省的能力本为儒家的观念,又为佛教的“因果律”观念强化。最后一项特性为将殖民的遗痕纳入台湾人的人生观中,为台湾多元文化主义的雏形。本文还主张《无米乐》属于比尔?尼寇斯(Bill Nichols)所说的第四类主客观相辅的记录片。[4]并且《无米乐》因讨论传统文化的价值引起观众情绪的共鸣。再者因戏情片与纪录片间的分界越来越模糊,本文提出影片的价值应由影片的整体表现来评断的看法。
文章源于2009年举办的北美台湾研究学会第十五届年会中有关最近台湾电影的学术讨论。在会议中十分醒目的几部电影包括《海角七号》(2008年)、《练习曲》(2007年)和其它几部成功的台湾电影。[5]《海角七号》在台北的票房收入超过《侏罗纪公园》,总票房收入更超过五亿三千万台币。[6]更近的一部电影《艋舺》(2010年)在台湾的票房收入也超过两亿元台币。[7]笔者认为这几部和其它在台湾拍摄的卖座佳的电影票房上的成功及赢得台湾和国际电影节奖项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于这些电影描绘的正在形成中的台湾人特性。
这些电影对人物的刻画以小品速写的方式为主,呈现台湾生活与人民的掠影。《海角七号》介绍今日台湾小镇的岛屿生活中台湾人的好客与易于亲近的随意个性给在地和国际观众。以台北最古老的市中心区之一艋舺为背景,电影《艋舺》试图捕捉当地帮派份子间兄弟义气的扑朔感,对帮派份子来说,忠诚常和贪婪及其它个人利益冲突。这几部电影点出一种需求,需要有一部电影能抓得住大多数台湾人的特色,探讨更广的共同价值,而不是这几部电影中较窄的主题与背景。
对台湾人共同的特性或精神的探讨并非指台湾民族主义或台湾意识,虽然这样的题目的确值得另立题目详细研究。从较广的层面来描述,国民性格包含在地的风土和主要特色,足以让人想起台湾和台湾人民,或对台湾和台湾人民而言熟悉。是一个聚合体而不是整体,包括脸部特征、服饰、习俗、身体表情、用语、反应、风景、系统和制度、人际关系的形式和房舍等。
大多数台湾人是否有某些共同的特点?批评家和作家持肯定态度,在岛上居住的期间,台湾人发展出一些共同的特点,虽然这些特点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叶石涛在《台湾文学史纲》中主张台湾文学在历史发展中展现了“强烈的自主意愿”和“独异的台湾性格”。[8]叶石涛认为台湾文学独树一格的这番话,某种程度暗示了台湾文学主要的题材台湾文化和台湾人有自成一格的的特质。
杨聪荣对台湾性格如何成形提出另外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集体性格”通常指经过时间发展出来的特色,是人们在长期互动中,筛滤出对彼此印象的累积。[9]杨聪荣又指出犹如循环一般,这些集体特色又回过头强化人民对彼此的印象。[10]这些特色的基础包括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及社会”,但因考虑个体间差异,杨聪荣认为这些集体特性只能用来描写或呈现人民的特色到某种程度。[11]又因为这些特性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杨聪荣主张这些“集体特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整体,有些特点会改变,某些特点可能在演变过程中“被压抑或遗忘”。[12]
杨聪荣解释此性格的形成过程和运用,台湾小说家和批评家李乔则胪列出三项“最平实、最健康的现代”台湾人的理想性格,用意在建立台湾人的正面形象。[13]首先,李乔认为,现代台湾人在行为举止和精神上应“土性十足,自自然然”,表现出新民族的活力和原创性。[14]李乔又描述相反的类型为自负傲慢,态度犹如和台湾社会隔离。[15]李乔列出理想台湾人的第二项特点为“热情浪漫,自由进取”。[16]李乔建议第三项为面对中国大陆武力的现实,但不要放弃当台湾人的理想。[17]
《无米乐》电影中的上一代台湾人表现出李乔提出的第一项活力的特质。而电影中的农人继续祖先的职业,保持传统的生活形态,原则上比李乔提出的第二项进取温和些。与李乔的说法一致的是《无米乐》的确突显出这些农民坚持选择现有的职业和旧有生活方式,以及在坚韧中自得其乐的能力。在电影外的在真实生活中,台湾人坚持理想的英雄主义在台湾农人试种非基因改造和有机米的企图上找到例证,遵循传统之外,这些农人改种的试验也改良了稻作文化。[18]
在稻作文化外,《无米乐》牵涉台湾人特性这项更广的主题。汤姆?韦克(Tom Vick)认为1983年的开放政策在台湾培养出自由的“政治和文化的”气氛,使台湾产生对“国家”的“自我质疑”,“自我质疑”提供正萌芽的台湾新电影“丰富的题材”。[19]本文主张《无米乐》比其它以台湾为主题或台湾的风景为场景的卖座的剧情片更突显台湾性或台湾人的特性。《无米乐》电影对台湾人物更深层的描刻可以从观众和主题两个观点来分析。大多数商业性电影是针对大众为观众群的剧情片,探讨普世的主题,焦点放在文化的某一面向或相对而言较小族群的某些议题。例如《海角七号》以现代台湾场景和当地人民为拍摄对象,采用普世的爱情主题,描述台湾人直来直往的沟通方式和自由展露的情绪。《海角七号》的主角阿嘉以夸张的方式演出台湾人大胆和冒险的精神,是台湾人因民主而得到的个人自由的缩影。采用兄弟会式义气的普世主题的《艋舺》也试着诠释台湾人的勇猛,这项特质在电影中成为部分早期移民不同宗族的冲突史、目前不同族裔和语言族群间的对立,和未说出却萦绕国民心中对战争恐惧的阴影的暗喻与写照。
对照《海角七号》和《艋舺》两部片子,由台湾的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提供资金和制作的《无米乐》针对较小群的观众,描写少数几位人物处于稻农的困境中这一特定主题。[20]但《无米乐》触及由稻作文化推论出的台湾人的特性和传统风俗牵涉台湾广大的人群,不只是在农业区块的人,而引起广泛的回响。换言之,议题的急迫性加上价值的深远影响使《无米乐》在主题上牵涉更多人口。两度在电视上播映和在全国各地影展巡回播放后,《无米乐》的票房仍达五百万台币。[21]《无米乐》在批评家和观众间的成功部分可归因于描述许多台湾人共同关心的与稻作文化相关的价值和对消失中的文化的担忧。
颜兰权下定决心拍这部纪录片因为她认为片子会留下有关老一辈农人的文化记录:“我相信年轻一辈的人是不可能有他们那样的文化。”[22]许多评论家像颜兰权一样,担心上一代的稻作文化中保存的价值会随这些老农的逝去和稻作农业的衰微而消失。本文主张以下六项台湾人的特点——第一和第四项特点将较不明显——会在年轻一代的台湾人身上持续下去。这些价值不仅描述传统台湾人或上一代台湾人的人生观,也在大多数台湾人身上找得到。
传统台湾人特性的第一项表征为坚韧和强烈的求生意志,在台湾人承受苦难和度过危机的能力上找到例证。例如除了三餐和到邻居家泡茶聊天等场景,片中的农人和农妇一直在工作-在田中辛劳或操持杂务。影片以韵律式地呈现他们的工作,包括在稻田中工作、锯断树丛、洗衣炊饭等来强调农人耐劳的特质和工作艰苦的程度。有些农人从儿时就开始工作。片中称为昆滨伯的黄昆滨的邻居殷煌明在片中回忆孩提时要去放牛才有午餐。犹如带给这些农人更多试炼,鸟儿啄吃稻谷,因为野生动物受保护农人不能张网捕鸟,片中拍摄黄昆滨只好制作稻草人,希望能吓跑这些鸟。
辛勤工作、坚持不挠使台湾人自称“台湾牛”。因为驯服的水牛被荷兰人引入台湾以垦殖土地,水牛象征台湾人的工作和垦荒精神。[23]例如有句劝人勤勉的台湾习谚将人比为牛:“做牛着拖,做人着磨”。[24]有时这个词用来赞美努力工作的精神,有时用来嘲讽面对压迫的环境或权利受侵犯时,台湾人的温驯、不抵抗和沉默。
台湾人耐劳的能力部分基于相信佛教轮回和因果的观念和命定论。例如,电影中黄昆滨根据佛教因果和轮回观点,认为他身受劳动之苦因为“上辈子没修够”,这辈子要继续这项工作。“上辈子”牵涉轮回观念,轮回指在“三界”和“六道”中的生死循环。[25]这句话中的因果指“原因和结果”又指“因果律”,即“善之业因必有善之果报,恶之业因必有恶之果报”。[26]黄昆滨将种田比做禅事:“不让你抵抗,你甘心忍受”。黄昆滨说在田中“种田」有如“坐禅”,两词在台语中为同音字。[27]坐禅为佛家语,指坐着时“凝心息妄”从静虑中省察心与本性。[28]在黄昆滨的这番话后,下一段落是有关殷煌明辛苦工作的访问,再下一段影片切入一段宗教游行,犹如片中辛苦工作的黄昆滨和殷煌明的分身,一位乩童用棒子重复拍打他的身体直到出血为止。相邻的这些形象解释农人和乩童一样,情愿受苦以为此生和过去数生赎罪。黄昆滨每天早上所做的第一件事——到小庙向佛教、道教及当地神祇为自己和众生祈福和祈求“风调雨顺”——证明宗教上的虔诚支持他能忍耐操持辛苦的工作。在台湾民间常佛、道与民间神祇混拜,呈现宗教多元的现象,是第六项特点的另一个例子。
台湾人的第二项传统特性是乐天知命。电影原名《末代稻农》,在笔者与颜兰权导演2011年1月25日的电话访问中,颜兰权说一般提出企划案时片名先暂定,当片中的黄昆滨说出“无米乐”这个谚语时,两位导演觉得这就是片名,因此将片名改为“无米乐”。[29]片名《无米乐》一词是在嘉南大圳完工前流传的一个台湾传统俗语。[30]当时和今日的农人用“无米乐”一词安慰自己,意思是没有好收成日子还是要过,一样可以欢喜度日。[31]片名改为《无米乐》后重点由世界贸易组织移到这些农民对生活的接受和享受生命中乐趣的能力。快乐源于相信自然和其它因素在收成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收成不是单单农民可以控制的。片中“无米乐”一词由黄昆滨第二个早晨站在金黄色的稻浪中说出,这些稻浪错误地暗示将有好年冬:“无米乐。心情放轻松,不要想太多,这叫做无米乐”,黄昆滨说。黄昆滨解释这个词之后,片名出现,这一场强调黄昆滨平静的心境在好坏情况中都保持喜悦。夏瑞红认为黄昆滨的宁静心境不受希冀报酬的欲望左右,“超越”了“有米”和“无米”的分别。[32]
片名的段落时间在清晨,与结尾焚烧收获后的稻梗的黄昏时刻形成对比,暗示上一代的稻作文化将随上一代消失。在片中间并有一段描述三项导致坏收成的因素包括收获前下雨和稻热病与稻纹枯病等稻病。片中农夫的辛苦和乐天两种情绪的混合,使宋文里称《无米乐》为一部“悲喜剧”。[33]
乐天的特性是日本殖民统治和早期国民党政府白色恐怖期间发展出来的国民性格。例如片中黄昆滨解释:“被压迫久了,怎么敢反抗?”片中黄昆滨认为上一代在日本殖民主义下渐习于被压迫,然后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变中“所有台湾人反抗的(字幕:‘菁英分子’)都被杀光了”。 “杀鸡儆猴”的效应,存活者包括农人学会以现状为乐。
不论他们的世界如何改变,农人不太担心未来。现在主义,台湾人的第三项特性,也和与轮回观念相关的宗教宿命论有密切关系。例如片中黄昆滨说“是自己上辈子没做好”,“所以农人要认命”。黄昆滨把命运比做每个人出生领到的牌子,例如有的人生来注明要做行政院长,他生来命中注定要当农夫。因为一出生命运已大半注定,一个人能做的最佳选择就是抓住这一刻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第四项特点是承续旧有的生活方式和职业,以及保留与维护祖先传下来的土地。例如片中农人觉得他们应该继承祖先流传下来的稻田和种田这项传统。黄昆滨的邻居合伯在片中说黄昆滨应该可以找到一个上班的工作,但是他听父亲的话成为一位稻农。又如黄昆滨说农人将稻田维护在良好的状况,因为这些“稻米是祖先留下来的”。导演之一庄益增在电影的DVD的“导演专访”中说“他们﹙后壁的农夫﹚大部分才只会种稻子而已”来维持生计,这也影响他们决定继续种稻的职业。但随着台湾的工业化,片中黄昆滨的妻子必须在工厂兼职以补贴家用。
而且当生命、职业和土地相冲突时,台湾人倾向保存职业和土地而牺牲生命和健康。例如黄昆滨说农人“认为稻子不能死,人死了倒无所谓。农人只有看到稻子,没有看到自己的生命”。黄昆滨这一番话因回忆1960年代后壁农药中毒事件有感而发。黄昆滨认为农夫对土地有感情“因为这片土地就是养我们的……我们的生命在这里生长”。像黄昆滨一样,片中殷煌明宁愿锄草而不愿洒除草剂因为“太常喷洒除草剂会破坏土壤”。
《无米乐》还强调动物和人对土地的依赖和三者之间的和谐。提到《易经》中的观念,曾伟祯认为影片中的影像表示“天地人三才的丰富对应”。[34]例如在片名段落之后是风中摇曳的花朵的特写,花上有一只蜜蜂。蜜蜂和翱翔而过的纹白蝶轮流在花上停留,蜜蜂是益虫,纹白蝶的成蝶会授粉幼虫会吃作物,所以是益虫也是害虫。[35]这一场强调土地养育人也孕育其它生物的角色,和人与动物和土地间密切的关系;蜜蜂和纹白蝶则显示生命中时悲时喜,均需采取“无米乐”的态度因应。一行小字“六畜兴旺”在节气“夏至”的标题上也为动物在土地上的兴盛生活做了注评。下一段有关殷煌明的段落也由田地中唧吱的鸟儿切入,之后另外有关黄昆滨的段落由一只白鹭飞过、两只猫嬉戏和一只蜗牛爬上墙开始。后来另一段有关雨之将临的段落由一只蟾蜍的影像开始,都在强调天、地、人与动物间的关系。
有关稻作农业的主题,《无米乐》用意在引起对台湾的农业问题的讨论和注意,在1988年台北发生的五二○农民运动的周年2005年5月20日开始在台湾的戏院上映。[36]电影探讨的问题之一是农业区块工作的流失和无米可种的问题。颜兰权引述黄昆滨的话说当稻田休耕时,只有农地的主人得到补助,其它在稻米工业中的其它人包括卖肥料、卖农药、开农业机械等等的人收入都会减少。[37]颜兰权说1997年的“不强制休耕”政策在实际施行上是强制的,因为水库不供水给稻田,政府也不会以保证价格购买稻米。[38]
在片中黄昆滨提供了稻米的农业简史。当国民政府接管台湾时,农夫用米做捐来养军,还要付一些其它的税赋。然而如片中一段有关五二○农民运动的新闻片段指出,农业需要改革。例如,在片中黄昆滨回忆,2004年的米价和十三年前一样。因为米价并未随薪资上涨,所以比起十几年前,相对于其它行业农夫的收入下降。
这部电影也纳入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事件,例如讽刺的是节气中“夏至”上的一行字换成“WTO”三个字母,同样有力量管制稻米成长的一个国际组织。《无米乐》描写全球化带给农夫的两项变化。首先,全球化带来金宝螺,因进口后无太大食用价值而被人丢弃,在田间繁殖并吃掉农作物。第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商人削低稻米的收购价,据颜兰权说,使后壁的农夫种稻出售利润很低。在人工种稻的古老文化消失前,全球化导致的休耕政策就已使农人不能种稻。片中黄昆滨的妻子说:“政府一直叫你休耕,那不是败了吗?”影片结束时字幕解释:因应WTO冲击,93年后壁二期稻作被强制休耕”,对农民“政府补助每甲地”四万六千元。影片外的世界,其它可能的危机可能影响这群农民,例如在2010年与大陆在贸易上连接的两岸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ECFA)已经签订。[39]这部影片使更多人对这类研究产生兴趣,并使台湾是否应结合大陆市场一事显得更举足轻重。
在此影片的中心问题浮现:稻农是否该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职业?台湾的稻作文化是否该被保存?台湾在食物供给例如米方面是否应自给自足?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从2010年4月另一个太平洋岛屿夏威夷因为冰岛的艾雅法雅拉友口火山喷出的火山云阻断空中交通,使食物价格飞涨的事件看来答案是肯定的。[40]有关这个问题,颜兰权表示未剪入影片播映版有一节黄昆滨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粮食危机的影片。颜兰权认为不放弃稻作农业的原因之一是在食物供给上有“主权”。[41]
世界贸易组织外,一些当地发起的计划正在改变后壁的稻作农业。黄昆滨在2005年和芳荣碾米厂签约,第二年开始以固定价格种植有机米。有机农米质量好产量低,所需人工较少,对黄昆滨而言,最后一项理由就值得改变。同年黄昆滨得到“第四届全国稻米质量竞赛”冠军。而且因为《无米乐》的宣传,后壁乡菁寮村展开农业观光,举办包括种稻和收割、蓝染、祭天仪式、文化巡礼、坐牛车、草编手工艺、做稻草人和陶艺彩绘等活动。[42]2009年台南县成立一个合作社,贩卖包括后壁等地的在地产品和推广观光。[43]
在更广的全台湾农业的框架下,2010年台湾如苗栗的大埔等某些农村中的农夫抗议政府为了未来工业或住宅计划的土地划分使他们失去土地。2010年通过的“农村再生条例”引发侵犯人民私有财产权的疑虑,因为条文说地方政府可处理私人土地并根据计划重划土地。[44]台湾农村阵线的发言人蔡培慧说条例给予地方政府将农地改为建筑用地的权力,会因圈地而抑制农业发展。[45]这样的建设对当地生态的冲击和对土地使用过程的简化是两大疑虑。[46]重划、小区公约和给予政府和小区权力决定私人土地的使用一方面减少个人的自由和对土地的权利,另一方面这些改变给政府、当地非政府组织和小区在土地使用上更大的权力。
台湾人第五项特性为自省的倾向。儒家思想劝人反省自己的言行,在《无米乐》中,儒家传统与佛教的业的观念混合在一起,形成鼓励对生活省思的文化特点,在危机或危难时,台湾人反省自己过去的错误并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预防未来的灾难。例如片中黄昆滨曾因受感染而失去一眼,反省之后他认为他的残疾可能是因为花生有点泥巴或干得不够彻底让人不好转卖。自从失去了一只眼睛,黄昆滨更加虔诚并事事本着良心。片中另一位农人殷煌明也将良心挂在心上,殷煌明说他做手工棉被是“做良心的”,生产的棉被质量好到可外销。
台湾人的第六项特性为将殖民遗留下来的日本歌曲和习俗等转化成为自己对生命的解释的一部分。台湾的多元文化主义不仅是老一辈的人生观,也是台湾文化的一项特色。例如片中直接录音的人物对话使用台语和日语两种语言,黄昆滨用中国乐器二胡拉台湾歌谣和唱日本歌以自娱等。例如除夕时,黄昆滨和孙子玩豆子的游戏,说“好的在里头,坏的留外头”,遵循日本用来赶走恶运和带来好运的习俗。台湾和日本两种语言和文化在黄昆滨的生活中似乎并不相妨碍。黄家本身也是多元文化的例子,黄昆滨娶阿美族的姑娘为妻。文化的融合显示日本殖民主义对文化的影响和台湾人特性的可塑性和包容。
许多有关台湾文化和思想的理论也认为台湾文化是多元文化。例如黄文雄主张台湾文化经过长时间形成,并举出“宽容”的台湾文化在六个历史时期多层次形成的理论。黄文雄认为因为台湾在历史上在多个“文化圈”内,台湾文化由许多“文化基层”形成。[47]李乔则提出台湾文化有四个基本因素形成——“自然环境”、台湾人的“人种与文化”、治理和人民的“历史经验”——而间接支持有关台湾文化多元的组成。[48]
《无米乐》导入导演对稻作文化和问题的主观观点,影片激起的涟漪牵涉广泛,引起观众对台湾人特点的情绪,可用贝玲达?丝梅尔(Belinda Smaill)对情绪的论点来探讨。近来的电影研究将焦点移到纪录片与观众间关系和互动所产生的情绪,丝梅尔举例促进社会变革的影片如社会批判影片与纳粹大屠杀影片属于欲引发观众的情绪的影片。[49]丝梅尔认为在呈现社会改革议题的纪录片中,电影的主体性和影片欲传达的观点不是由电影传达给观众,而是建立在观众和银幕上人物的影像演出的互动间。[50]《无米乐》影片与观众间情绪的产生也符合这个说法;颜兰权说拍这部片子时,她和庄益增决定放弃猜测观众可能的情绪,“用自己的感觉来呈现”整部影片,拍成后在各电影节和戏院上映时,颜兰权发现借着顺着她的感觉拍片,却恰好找到观众对这个有关农村生活的故事的“情绪”。[51]根据丝梅尔的理论,这些情绪在影片与观众互动后产生。
《无米乐》激起观众同情,如林靖杰所言,导演的“态度与视野”无论如何仍会融合在纪录片中,实际展现目前台湾纪录片导演颜兰权称之作为“弱势族群的代言人”的角色。[52]台湾导演张照堂对纪录片的定义和颜兰权的看法相符:“最理想的纪录片是能发掘事实、批评现状,能有一些反省,激起观众的共鸣、讨论,然后改善现状。”。[53]例如,颜兰权说她让镜头下的人物成为电影中的主角因为对她而言,这部纪录片的目的在“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54]颜兰权说“这部片最大的价值是还给农民应有的尊严和骄傲”。[55]另一位导演庄益增也说如果这部电影的观众“也能开始关心台湾的农业,那就够了”。[56]因为有发掘社会弊病的功能,记录片启发续集的拍摄。例如数间学校包括国立交通大学的学生在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的赞助下教村民使用计算机和“影片拍摄技巧”等,并会将在后壁拍摄的影片放在网络上。[57]
事实也说明纪录片导演代言人和协助者的角色。颜兰权很高兴最后对这些农夫“自己有帮上忙”,电影放映后,后壁稻米的收购商对于这些农夫十分友善,辅导有机米的种植,带领农人参赛,向政府争取农人的权利,“无米乐”一词成为后壁居民共同的财产。[58]《无米乐》是导演将个人有关稻作农业和传统文化价值受到威胁的主观看法成功灌输到一部纪录片中,说出一个动人的故事,像剧情片一样感动观众的例子。
笔者认为《无米乐》可大致归类为尼寇斯提出的大部分客观小部分主观,主客观相辅的第四类纪录片。尼寇斯认为纪录片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姜?格里尔森(John Grierson)藉由旁白表现观点的直接叙事法;[59]第二类为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不外加评论,希望表现更高真实感,却仍包含导演的主观安排。[60]埃利克?巴尔诺(Erik Barnouw)解释真实电影的导演是影片的参与者,这类电影的导演主张透过安排可显露“隐藏的真理”。[61]第三类以第二类为基础,常再加上访谈,由人物或旁白者直接面对镜头向着观众说话为叙事的方式;[62]第四类为最新的发展,混合观察和访问,有旁白但也使用书名卡,导演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创造电影中的论述与意义,不再像是采取中立立场的记者。[63]
第四类记录片和美国从1990年代以来盛行的电视纪录剧(docudrama)不同,纪录剧着重素材要“有所本,能引起观众共鸣,能促销”三大特色,戏剧性地呈现最近的热门话题,拍成电视上播放的电影。[64]纪录剧以电视为媒介,以商业理由为目的而拍摄。虽然同样藉重真实对观众的吸引力,第四类纪录片以电影为媒介,拍摄目的非商业性。
《无米乐》主观的层面包括主题与观点的选择,访问、标题、新闻片段的加入,并透过剪接、人物数目的选择、节奏和音乐融入导演的观点,呈现珍惜上一代稻作文化的的观点。讨论台湾人特点时已谈到访问、标题、新闻片段和剪接的运用。
《无米乐》中的人物和数目也透露引导观众情绪的设计。从《光阴的故事》开始的一个趋势,并在本世纪在台湾电影包括李安导演的多部电影中持续出现,是选用新面孔为演员或如李安有时采用的选用资深与新演员的混合阵容。[65]近年拍制的许多台湾电影大胆采用观众不熟悉的新面孔,常制造出一些新星。这个趋势有两层效果,首先,新演员制造新鲜感,激起观众的好奇心,来看电影顺便看新明星。第二,不熟悉的面孔拉开观众和演员间的距离,加强电影的写实幻梦。作为一部纪录片,《无米乐》采用非职业演员为片中主要人物。《无米乐》整部片子围绕着这些农人的命运和他们在全球化下的状况,专注描写少数几个人物在田中和家中的生活,而非一大群人或一连串事件。影片中数目不多的人物使片中的农人自观众处赢得更多关注。
呈现主观观点的技巧还包括电影的缓慢节奏,配合农夫慢而规则的生活步调和稻子慢却稳定的成长与收割,呈现延续稻作文化和相关价值的坚持。《无米乐》的导演之一庄益增解释,纪录片“可能没有故事,但一定要有节奏,这是剪片时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样的成份将纪录片与较缺少艺术性的影片划分开。[66]
节奏外,电影中的歌曲强调每一场的主题。例如电影以二胡演奏的台湾歌谣《白牡丹》表现黄昆滨艰苦的农人生活,音乐起于黄昆滨说农夫“卖骨头”以谋生之后,《白牡丹》的歌词描述一朵白牡丹花在风雨中被吹落地面的悲哀。又如最后一场中黄昆滨在收成后烧稻梗时唱起日本歌《月亮晚安》,这首歌描写所爱的人到都市去留下自己,象征片中描写的稻作文化恐为人所遗忘。
此外,《无米乐》透过客观的观察的场景提供必要的距离。在近二十年来实况秀频出的大背景下,《无米乐》如生活般真实的特性是吸引观众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丝梅尔指出实况秀的吸引力之一是能引起观众的情绪。[67]《无米乐》引起人们对台湾融入区域和全球市场时自由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当地文化与生计的丧失的议题的思考,纪录片的真实感使观众比其它类型影片的观众更认真面对影片中的观点和议题。
两位导演对拍片过程的描写,证实导演对这部片子客观而关心的角度。颜兰权閳释《无米乐》的客观层面,主张纪录片的重点是“被拍摄者”而不是导演。[68]“与其说我们是导演,不如说阿伯阿姆是导演,我们被他们引导的力量非常明显。”[69]庄益增为这部电影客观又涉入的镜头下定义,宣称两位导演试着在这部片中“只是工具而已”。[70]蓝祖蔚的观察认为《无米乐》好在“自然和工整”也和两位导演说的大半客观的手法一致。[71]在影像的客观呈现上,《无米乐》借着避免电影技巧的过度表现降低分心的可能,将焦点放在片中人物的生活,以长拍配合深焦达成,依罗健明的观察这两项技巧也为台湾新电影的标志“风格”。[72]
另外可用璐西亚?娜吉柏(Lúcia Nagib)的“现象学时间”(phenomenological time)的观念来解释《无米乐》纪录片对真实的处理。[73]娜吉柏讨论导演在纪录片中对真实的制造时,主张若生活的时间与创作的时间相近有助纪录片的优质。[74]娜吉柏提出的一种纪录片拍片方式为如有必要可持续多年,等到有“决定性的事件”出现,可作成成片的理由时杀青,由此方法拍成的纪录片有一或数个高潮,故事结构也有一致性。[75]娜吉柏提出的方式恰好是《无米乐》拍片的方式,《无米乐》拍了15个月,第一个原因是客观的考虑,据颜兰权说是希望农人“忽略摄影机的存在”得到“比较好的效果”,第二项原因据庄益增说是“想看到那个WTO对乡村的影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无米乐》中是娜吉柏说的“决定性事件”,烧稻梗和片中字幕说明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这部影片以带悲剧意味的高潮结尾。[76]
这部纪录片受人欢迎也引起纪录片是否能和剧情片在同一类别竞争的问题。2008年台北电影节改变规则将百万首奖留给剧情长片而引起台湾导演包括过去几位曾得奖的导演的批评,这些导演认为这项改变失去理想,屈从商业利益。[77]2010年台北电影节再改变规则使纪录片、剧情长片、短片、动画片四类影片都可竞争首奖。[78]不同类型的电影可一起评价的观点与本文一开始提出影片的价值应该由剧本、导演、摄影等等整体表现来判断的看法一致。
约翰?寇尔那(John Corner)认为纪录片的艺术性在于纪录片远离“平庸和对世俗直接呈现”的程度,和对素材之“改变”与“运用”。[79]《无米乐》对拍摄的景象的处理有其艺术性;片名出现时金黄的稻浪与黄绿的稻田中的黄昆滨呈现唯美的镜头,镜头逐渐拉远,人越来越渺小,脸越来越看不清楚,暗示电影将从黄昆滨个人的生活描写一般台湾人。拉远人缩小,相对自然益显得大得让人尊畏,也带出片中对自然的尊重和对天气与四季时序的力量的敬畏,和台湾的稻作文化的主题。片名前农舍与稻田的远景镜头则暗示此片将主题放在在地的背景下检视。且因这些农舍与稻田并无标字或奇特之处,和台湾各处农村的景色相似,也暗指电影将描述的价值为台湾各地普遍见到的农村文化。在审美的呈现外,影片一开始也出现强烈的象征意义,影片中黄昆滨骑脚踏车的黑色身影在黄色调的画面中往三角型斜坡朝下骑去,暗示稻作文化的没落。人力驱动的交通工具脚踏车暗示片中描写人工与水牛种稻的文化的主题。朴实的美感、影像的合谐和主客观的交替运用也显现在其它段落。并不是所有具纪录性质的影片都有艺术性,但《无米乐》的主观层面和技巧,艺术性处理与剪接都说明了优良的纪录片的艺术与审美性使纪录片作为一个电影类型得到肯定。
[1] 左乙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2]《无米乐》,导演颜兰权,庄益增。财团法人台湾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2004。DVD。
[3] 林淑媛:《列车启动 台湾迈向新生活》,自由电子新闻网,2002年1月1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jan/1/today-w1.htm〉。
[4] Bill Nichols, “The Voice of Documentary,” New Challenges for Documentary , 2nd ed., Ed. Alan Rosenthal and John Corne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5, 18.
[5] 张士达:《“哇系国宝咧”变网络流行语 “海角七号”茂伯爆红 原声带热销票房佳 范逸臣全裸跑不掉》,《中国时报》,2008年8月28日,D2版;张士达:《“练习曲”明开映 台东重回首轮国片区》,《中国时报》。2007年4月26日,D2版。
[6]《海角全台票房最终统计:五亿三千万》,海角七号电影官方部落格,2008年12月2日,〈http://cape7.pixnet.net/blog/post/21746004 〉
[7] 林清彬,汪智聪:《艋舺票房“猛”!2周突破2亿元》,华视新闻网,2010年2月17日〈http://news.cts.com.tw/cts/entertain/201002/201002170412040.html 〉。
[8] 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春晖出版社,1998年, 第2页。
[9] 杨聪荣:《从新住民观点看台湾人的性格》,《第四届台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思想与台湾主体性》,庄万寿主编,台北市: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文化及语言文学研究所,2005年,第65-66页。
[10] 同上,第66页。
[11] 同上,第65页。
[12] 同上,第66页。
[13] 李乔:《台湾文化造型》,台北:前卫出版社,1995年,第264,262页。
[14] 《台湾文化造型》,第262-263页。
[15] 《台湾文化造型》,第262-263页。
[16] 《台湾文化造型》,第263页。
[17] 《台湾文化造型》,第264页。
[18] 谢进盛:《后壁无基改农区 百名农友挺》,联合新闻网,2009年12月7日〈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5/5293013.shtml 》;徐清铭,《“无米乐”中的身影与笑容:敬天知命昆滨伯˙稻米之乡有机米》,《丰年》56.19 (2006年10月1日),第25页。
[19] Tom Vick, Asian Cinema: A Field Guide ,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7, 200, 199, 201.
[20] 游婷敬:《我们拒绝妥协!谈《无米乐》搬上院线〉,《文化窗口》75 (2005年5月),第19页。
[21] 陈孟珠:《打破框框,创造奇迹》, Cheers ,2005年8月,第71页。
[22] 引自简佩歆:《无米乐颜兰权庄益增田蜜纪录》,477《新台湾新闻周刊》﹙2005年5月14日﹚。
[23] 邱渊惠:《台湾牛:影像·历史·生活》,历史照像馆4,台北:远流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24] 林新钦:《台湾牛与民间习俗》,48.19《丰年》﹙1998年10月1日﹚:第70页。
[25]《轮回》,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下册,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年。
[26]《因果》,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上册,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年。
[27] 同前注。
[28]《坐禅》,《辞海》,熊钝生主编,上册,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0年。
[29] 林木材:《<无米乐>》,《台湾大百科全书》,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21794〉。
[30] 颜兰权,庄益增:《做田就是坐禅:台湾农村的滋味》,247《联合文学》﹙2005年5月﹚:第147页。
[31] 同上。
[32] 夏瑞红:《无乐乐》,《生命的影像:台湾纪錄片的七堂课》,林文淇、陈德龄主编,桃园县中坜:中央大学电影文化研究室,2006年,第62页。
[33] 宋文里:《从末代想象到转型想象:以一种社会/文化研究的方式》,《生命的影像:台湾纪錄片的七堂课》,林文淇、陈德龄主编。桃园县中坜:中央大学电影文化研究室,2006年,第58页。
[34] 曾伟祯:《电影与人生:禅意飘飘 “无米乐”》,《人生杂志》261 (2005年5月):第66页。
[35]《纹白蝶》,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业试验所,〈http://www.tari.gov.tw/techcd/è??è??/è??è??é??/???è??/è?2??3/???è??-?′????è??.htm〉。
[36] 张世伦:《台湾农民的美丽与悲哀:看纪录片《无米乐》》,《文讯》235﹙2005年5月﹚:第17页。
[37] 颜兰权,庄益增:《无米乐导演座谈会记录》,PChome, 2005年5月30日〈http://mypaper.pchome.com.tw/aboutfish8/post/1247435242〉。
[38] 郭至桢,张毅民:《记录台湾草根生命力 小人物跃上大舞台》,《中时电子报》,2006年〈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people/950314/01-3.htm〉;何荣幸,高有智:《“休耕启示录” 专题系列一 农地变脓地 台湾癞痢化》,《中时电子报》,2005年7月10日〈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goodnews/national/national1.htm 〉。
[39] 陈东旭、李志德、朱婉宁:《台与他国签FTA 王毅:理解 接受本报专访 称“合情合理对待,务实妥善处理” 相信能找到解决之道》,《联合报》,2010年6月30日A1版。
[40] 李承宇:《小喷发 乱欧洲冰岛火山 更大咖还没爆》,《联合报》,2010年5月17日,AA3版。
[41] 郭至桢、张毅民:《记录台湾草根生命力 小人物跃上大舞台》。
[42]《2007台南无米乐的故乡》,文建会文化资产部落格,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7年12月22日〈http://tw.myblog.yahoo.com/cnlceramists/article?mid=489&prev=795&l=f&fid=17〉;《30~40年代怀旧感恩全家福五代同堂的日子》,文建会文化资产部落格,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10年2月25日,〈http://web.hach.gov.tw/hachweb/blog/cnlceramists/myBlogArticleAction.do?method=doListArticleByPk&articleId=22037〉。
[43]《老农提供就业机会,鼓励人才返乡服务》,台南县政府,2009年2月9日〈http://www.tainan.gov.tw/cht/public/dealdata.aspx?sn=17892〉。
[44]《农村再生条例》,全国法规数据库,2010年8月4日〈http://law.moj.gov.tw/News/news_detail.aspx?id=65416 〉;陈谊芩:〈法律人:农再条例违宪 侵害人民财产权〉,环境信息中心,2009年3月26日〈http://e-info.org.tw/node/42067〉。见〈农村再生条例〉的第十五条。
[45] 陈宁:《《农村再生条例》三读通过 农阵:仍有圈地灭农隐忧》,苦劳网,2010年7月14日〈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3188〉。蔡培慧的看法指公布的条例中第十九和二十条。
[46] 陈谊芩:《法律人:农再条例违宪 侵害人民财产权》。
[47] 黄文雄:《台、日、中、韩四国民族、国家、文化观之比较》,《第四届台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思想与台湾主体性》,庄万寿主编,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文化及语言文学研究所,2005年,第50-51页。
[48] 李乔:《台湾文化造型》,第88-91页。
[49] Belinda Smaill, The Documentary: Politics, Emotion, Culture ,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6.
[50] Belinda Smaill, 16, 18-19.
[51] 引自陈孟珠:《打破框框,创造奇迹》, Cheers ,2005年8月,第71页。
[52] 林靖杰:《无米乐:一部素朴却熠熠发光的纪录片》,《新观念》,206(2005年5月):第71页;引自陈孟珠,第73页。
[53] 引自姚嘉宁,郭碧纯,林芳如,王勋瑜:《台湾纪录片发展及其现况》,《纪录台湾:台湾纪录片研究书目与文献选集》,(下),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2000年,第512页。
[54] 引自何定照:《侧记 她蹲点硬熬 他圆电影梦》,联合新闻网,2008年6月9日〈http://mag.udn.com/mag/people/storypage.jsp?f_ART_ID=129943〉。
[55] 颜兰权,庄益增:《无米乐导演座谈会记录》,PChome, 2005年5月30日〈http://mypaper.pchome.com.tw/aboutfish8/post/1247435242〉。
[56] 庄益增:林蔓繻采访,《无米乐—庄益增导演采访稿》,《剧作家》,2006年11月〈http://artforjan.spaces.live.com/blog/cns!F97340C1A0215801!1646.entry〉。
[57] 王涵平:《“蹲点·台湾”看见无米乐》,《自由时报》,2010年8月27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aug/27/today-south17.htm〉。
[58] 何定照,赖素玲:《颜兰权 林育贤 翻滚吧纪录片》,联合新闻网,2008年6月9日〈http://mag.udn.com/mag/people/storypage.jsp?f_ART_ID=129940〉;张淑娟:《无米乐泛滥 惹恼昆滨伯》,《中华日报》,2010年3月31日〈http://www.cdns.com.tw/20100401/news/nsxw/U91003002010033117260307.htm〉。
[59] Bill Nichols, 17.
[60] Bill Nichols, p17-18.
[61] Erik Barnouw, Documentary: A History of the Non-fiction Film , 2nd rev. ed., New York: Oxford UP, 1993, p255.
[62] Bill Nichols,p 18.
[63] 同上。
[64] Steve Lipkin, “US Docudrama and ‘Movie of the Week,’ ” New Challenges for Documentary , 2nd ed., Ed. Alan Rosenthal and John Corne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5, p460.
[65] 詹宏志:《台湾新电影的来路与去路—一个报导与三个评论》,《台湾新电影》,焦雄屏编,人间丛书117,1990年,第26页。
[66] 庄益增:林蔓繻采访,《无米乐—庄益增导演采访稿》。
[67] Belinda Smaill, p161.
[68] 引自陈孟珠:第73页。
[69] 引自陈孟珠:第72页。
[70]引自陈孟珠:第72页。
[71] 蓝祖蔚:《台湾的心肝》,《生命的影像:台湾纪錄片的七堂课》,林文淇、陈德龄主编,桃园县中坜市:中央大学电影文化研究室,2006年,第57页。
[72] 罗建明:《台湾新电影的启示》,《台湾新电影》,焦雄屏编,人间丛书117,1990年,第290页。
[73] Lúcia Nagib, “Filmmaking as the Production of Reality: A Study of Hara and Kobayashi’s Documentaries,” Realism and the Audiovisual Media , Ed. Lúcia Nagib and Cecília Mello,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199.
[74] 同上。
[75] Lúcia Nagib,p 200.
[76] Lúcia Nagib,p 200.
[77] 邹念祖:《台北电影节流失原创精神 纪录片公会+导演 联署抨击》,《自由时报》,2009年7月1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l/1/today-show2.htm〉。
[78]《奖项办法》,2010台北电影节〈http://www.taipeiff.org.tw/Public/Content.aspx?id=5183&subid=5190〉。
[79] John Corner, “Television, Documentary and the Category of the Aesthetic,” New Challenges for Documentary , 2nd ed., Ed. Alan Rosenthal and John Corne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5,p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