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强[2]
被抚摸的臂膀
2000年的春天,我在北京大学参加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的时刻,金庸就坐在第一排。老人听会已久,已尽显疲态,合目微醺,几欲酣眠。我用略带戏谑的语调朗读了《天龙八部》中的一个段落,没想到金庸突然瞪大了眼睛,一脸的诧异,仿佛不相信这是自己书中的段落。这是关于萧峰和阿紫远避北疆,渐渐走入荒漠雪原的故事:《天龙八部》第二十六:“赤手屠熊搏虎”一章,萧峰在北方苦寒之地独行,听到虎啸声,他反而大喜,说:
有大虫肉送上门来,可有虎肉吃了。
见到虎后,他:
提起右手,对准一头老虎额脑门便是一掌,砰的一声响,那头猛虎翻身摔了个筋斗,吼声如雷……萧峰抢上两步,右手一挽,已抓住了虎尾,大喝一声,左手也抓到了虎尾之上,奋起神力,双手使劲回拉,那猛虎正自发力前冲,被a他这么一拉,两股劲力一迸,虎身直飞上半空。
而写完颜阿骨打也是用了这样的“电影镜头式”的方式:
那猎人侧身避开,铁叉横戳,噗的一声,刺入猛虎的头颈,双手往上一抬,那猛虎惨号声中,翻倒在地。那人双臂使力,将猛虎牢牢的钉在雪地之中。但听得喀喇喇一声响,他上身的兽皮衣服背上裂开一条大缝,露出光秃秃的背脊,肌肉虬结,甚是雄伟……
见他空手撕烂虎身,如撕熟鸡……呆呆的瞧着他一双手,看了半晌,伸出手掌去轻轻抚摩他手腕手臂,满是敬仰之色。[3]
显然,旷野荒漠中的中国北方民族极大地激发了金庸的想象力,他在努力“追寻”着沉积在这儿的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书剑恩仇录》里的霍青桐,《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哲别、成吉思汗,《白马啸西风》里的苏普、李文秀,甚至《倚天屠龙记》里的赵敏等,在金庸小说中,凡是这样涉及大漠氛围中的人,大多有一种强健、淳朴的性格和坚定、饱满的意志,这构成了金庸小说里的一个“因身体力量而被注意”的族群。《天龙八部》中萧峰与女真人、契丹人在一起的生活也透着一种勃勃生机:那广漠的雪原,呜呜的号角,狂虐的风暴,突奔的牛羊……和萧峰原有的彪悍刚毅互相映衬,激发起一种对中华大民族的向往和期待。
但是,我更感兴趣的话题则是,为什么小说中描写的一个肌肉虬结的男人去“轻轻抚摩”另一个男人的“手腕手臂”,这个小小的细节,竟会被大多数读者忽略,甚至被作者本人不经意地遗忘。金庸在会议现场看我时的那种吃惊的表情,我至今记忆清晰——这分明是透露出一种强烈的不解的信息——有这一段吗?这一段怎么了?
其实,金庸小说之叙写武林人物身体的强壮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尤其是萧峰,这个人物显然凝聚了作者浓郁的激情,以至于在小说中,作者不惜笔墨,常常大量描写这个人物身体中蕴含的巨大能量。这样,他摧枯拉朽式的武功就能够在一系列的“杀人游戏”中给读者带来一种能毫无目的地恣意冲击一切的快感,如:
乔峰喝道:“留下吧!”挥掌凌空拍出,……云中鹤闷哼一声,重重摔将下来,口中鲜血狂喷,有如泉涌。那谭青却仍是直立,只不过忽而踉跄向东,忽而蹒跚向西,口中咿咿呀呀地唱起小曲来,十分滑稽……谭青心魂具失,天下已无灵丹妙药能救他性命了……适才谭青出言侮辱丐帮,丐帮群雄尽皆十分气恼,可是找不到认头之人,气了也白饶,这时眼见乔峰一到,立刻便将此人治死,均感痛快。[4]
萧峰“杀人”的过程变换成了一种“乐事”,令人“均感痛快”。在这样的以萧峰为核心的武打场面中,作者有意把这个人物和在场的其他人物进行一种身体能量上面的比照,仿佛在痛快淋漓的悍杀中,才能显示这个人物的非同寻常。
所以,武侠小说正义与邪恶的对照,也就成了让主人公大打出手的一种叙事策略。《老魔小丑,岂堪一击,胜之不武》一章中,反面人物大张旗鼓的谀歌颂词,少林寺僧众严阵以待,广场上到处是狂放恣肆的江湖漫骂。萧峰的出场就恰好合乎读者对秩序和尊严的期待:于是,萧峰就要大展雄威狂杀一气了。在这里,并非道德力量的驱使让读者“吁求”着萧峰的出场,反而是对能无视道德与规范存在的混杂局面的期待“逼使”萧峰出场:
萧峰于三招之间,逼退了当世的三大高手,豪气勃发,大声道:“拿酒来!”一名契丹武士从死马背上解下一只大皮袋,快步走近,双手奉上。萧峰拔下皮袋塞子,将皮袋高举过顶,微微倾侧,一股白酒激泻而下。他昂起头来,咕嘟咕嘟地喝之不已。皮袋装满酒水,少说也有二十来斤,但萧峰一口气不停将一袋白酒喝得涓滴无存。[5]
接下来便是一场“魔怪神仙”式的嬉斗:
丁春秋和虚竹这一交上手,但见一个童颜白发,宛如神仙,一个僧袖飘飘,冷若御风。两人都是一沾即走,当真便似一对花间蝴蝶,翩跹不定……萧峰此刻力战两大高手……将天下阳刚第一的‘降龙十八掌’一掌掌发出,竟使幕容复和游坦之无法近身……南海鳄神叫道:‘你奶奶的,你打我师父,便如打我岳老二一般。我师父要是贪生怕死,叫了你一句亲爷爷,我岳老二还能做人吗?……你岂不比岳老二还大上三辈?我不成了你的灰孙子?……’一面叫骂,一面取出鳄嘴剪来,左一剪,右一剪,不断向幕容复剪去……(段誉)使动‘少商剑法’。这路剑大开大阖,气派宏伟……十剑使出,幕容复已然额头见汗……萧峰身形魁伟,手长身长,将幕容复提在半空,起其势直如老鹰捉小鸡一般……”[6]
这其间,众人的叫骂声,“星宿派”门下的阿谀声,打斗者的呼喝声,夹杂着理直气壮的责难、慷慨陈词的号召、虔诚坚定的佛号、不同人物的私语、栗五栗六的算计,以及后来各种纠葛中的质问、抗辩、惊呼、哭诉、企求,还有表露亲情时的细语、痛失亲人后的哀哭……任何一种神圣的陈述或肃穆的告白都可能被另外的某些声音反讽或戏仿。正是这些“声音”构成了一种武侠文学的“游戏语境”:身份芜杂、背景各异的人物群体,造就了一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化的语言形式,“各种语言于是交相映照,要知道一种语言只有在另一种的映照下才能看清自己”[7] 这个“语境”彻底地解构着负载于生命之上的种种一本正经的话语,使原本威严、崇高的文学姿态恢复到以传奇文体为形式的民间文化之中,从而构成了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化”景象。
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的《巨人传》时也曾关注到其间“宴饮”和“殴打”,把它们看作是狂欢化事项:庞大固埃来到“诉讼国”,约翰修士大打出手,用棍子对准那人的脊梁、肚子、胳膊、腿、头打了一个不亦乐乎,而被打的人则因为可以拿到金币便乐得跟国王似的。同样,萧峰尽管以其“合理化”的侠义理由而大打出手,但文本的叙写并没有要证明这种侠义的威严,反而与《巨人传》一样,带来的是让生命完全尽兴的游戏化愉悦。世界的文化规范被任意而合理地践踏,人类的欲望大行其事。“英雄”在此成了一种合法抗拒秩序化、象征化社会的文化符码。而能为“江湖”世界立法的武功就成了这个符码的替代性能指。
显然,武功/身体,成了萧峰这个英雄汇集欲望和想象的关键点。所以,也就不难想象,为什么萧峰的臂膀被人“伸出手掌去轻轻抚摩”的时刻,我们并没有惊诧地联想到性别政治或者断背山上对资本主义情感的刻薄地反讽。在这个臂膀被人抚摸的一个瞬间,萧峰所代表的侠客的身体,已经不再是以性别肉身为标志的身体,而是凝聚一种集体狂想的符号化了的身体。
不妨说,萧峰的胳膊无意中已经被中国的读者们集体抚摸,并通过这种抚摸来想象性激活心中对身体能量的狂想的期待。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近乎疯狂的对身体能量叙事的期待呢?
从“说侠”到“话武”:武侠小说的发生
武侠小说自然少不了大量的武功描写,而正是这种身体叙事构造了武侠小说的巨大吸引力之一。
对于身体能量的狂想,乃是中外各种艺术文本中常见的东西。但是,中国人的武侠文学却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相对而言,“武侠文化”作为一种中国人历史传奇和身体想象的产物,乃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输出到国外去的现代文化作品——在电影的类型片中,“武侠片”就是中国人对世界电影的独特贡献;武侠小说之翻译,也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一种蔚然成观的现象。气功、轻功、内功、剑气等等,这些叙述身体的概念之中,隐含着东方人对于自我和自然的诗意的想象的内涵。这与我们习见的西方电影或者文学中,对于身体叙事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异。而类似于绿巨人的巨大、粗犷、颟顸,或者蜘蛛侠的那种变身、灵异、飞翔,在中国的武侠叙事中,少有可见。倒是书生的外表加上一箫一剑的潇洒,构造出中国知识分子浪漫的、诗意化的自我形象。
有趣的是,这种对“武”的叙述,看似古今皆然,但是,其中却又有不同的偏重。陈平原提到,《史记》中游侠和刺客是分开的;游侠依靠的是结私交、讲义气、重然诺、轻生死、言必行、行必果等行为扬名天下,也就是不以“武”而立身。[8] 而“刺客”如荆轲者,却并不是剑术高超而武艺超群。在司马迁的名篇《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疏于剑法武功的记载,曾经引发很多的悲叹。陶渊明就这样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咏荆轲》)。这里对“武”的看法,全是从是否实用的角度来说的,并没有表达“武”的美妙魅力。而这些人物的魅力,主要还是来自于其身上背负的一种侠义精神。《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这才是游侠的精神主旨。所以,《游侠列传》鼓吹的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这就留下了一个有趣的传统:武侠叙事,以侠为核心,武,乃是一种衬托或者辅助。所以,古人的侠义小说,重要的还是对侠义精神的渲染;至于“武”,乃是志怪好奇的结果,不能成为侠义小说的正宗。据叶洪生的考证,“武侠”乃来自于日本:
清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笔名「觉我」的徐念慈曾于上海《小说林》月报发表〈余之小说观〉一文,略谓:「日本蕞尔三岛,其国民咸以武侠自命、英雄自期……故博文馆发行之……《武侠之日本》……《武侠舰队》……一书之出,争先快睹,不匝年而重版十余次矣。」徐氏尝谓亲自润饰中译《武侠舰队》,改题为《新舞台》,连载于《小说林》。 [9]
而中国人第一次使用“武侠”这个词汇,也是在日本。1903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月报中有《小说丛话》栏,名曰定一者说:“《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据叶洪生的推断,这可能是中国刊物首次借用“武侠”这个外来语以颂扬《水浒传》之滥殇。而最早标明为“武侠小说”者,应为林纾在《小说大观》第三期(1915年12月)发表的短篇小说《傅眉史》。[10] 由此可见,“武侠小说”乃是清末民初才开始被使用的一种文体概念。
但是,由侠义小说到武侠小说变迁背后隐含的现代性历史内涵却被诸多学者忽视了。在武侠小说的研究中,人们热衷于讨论武侠与传统侠义精神的传承,而相对忽略了武侠小说之近代发生的种种议题。陈平原在谈到现代武侠小说的时候,也只是认为现代人依旧延续了侠义第一、武功第二甚至第三的传统。他引用《江湖奇侠传》的话来为佐证:“江湖上第一重的是仁义如山,第二笔舌双兼,第三才是勇武向前”(第9回)。所以,陈平原这样描述了他对武侠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击技打斗的描写的理解简单地看做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兴趣。[11] 所以,他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武侠小说和传统的侠义小说的叙事都和读者以孤立无援自况相关,正是这种自况,才养育了他们被将拯救的梦想寄托于侠客的欲望。[12]
于是,“武侠小说的近代发生”这个命题似乎变得不重要了。因为我们强调了太多武侠小说的传统继承,所以,武侠小说也就没有必要在近代作为新生事物而发生了。而与之相应,传统侠义小说与近代武侠小说叙事层面的重大转变也就被暗中遮蔽了——也就是说,尽管我们还是使用“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来描绘中国传统的侠义叙事,但是,近代以来的武侠小说却与传统的武侠小说有着质的差别。
显然,陈平原所认为的中国武侠小说乃是“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内涵是对武侠小说研究的很大误导——虽然这种误导并不是由陈平原原创的。长期以来,人们都是把武侠小说看做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同义词,或者说近代以来的武侠小说乃是传统武侠小说的传承与转化的结果。种种议题,都忽略了民国以来由于想象性记忆的发生而促成武侠小说之诞生的内涵。
当然,“武”的叙述,也是中国传统武侠小说比较重要的话题。其“武技”的描写,重在“技艺的炫耀”和“趣味的表达”,往往在别样生动的叙述中,展示独特的武技传奇。相对而言,这种武技的描写,是占相对较少的篇幅的。武技的文化类型,也相对单一。人们对武侠小说主人公的欣赏,重在精神气度,武技乃是这种精神气度的衬托。换言之,很多时候,武技的描写,乃是人物性格刻画或者小说场面的要素,并不能独立为一种具有特殊文化含义的叙事元素。
不妨说,由身体武技的叙述到身体能量的狂想,这正是近代以来武侠小说发生的关键点。[13]
在1920年代以后,武侠小说进入滥觞的时期,其中“武技”、“神技”的描写明显增加了,并且构成一种重要的阅读乐趣:话武。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之所以能引人入胜者,在于它开创的飞剑、法宝、术士和侠客热闹非凡的打斗;《近代侠义英雄传》则以“迷宗拳”创造一种侠气纵横的民族气节;至于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则更是发挥武功叙事之能事,大力张扬“武技”的狂放恣肆。叶洪生综述为——
(一)服食千年灵芝增强内力──此即古代丹道家所称「地元丹」,有超凡入圣、巧夺造化之功,为修仙者终南快捷方式。然将千年通灵肉芝用在武侠小说中,使化为小人出没,服之可脱胎换骨,则以赵氏为嚆矢(见第三回);其后出之武侠几乎无不由此取经,足见影响之大。
(二)以「罡气」为内功绝诣──按「罡气」一词出自葛洪《抱朴子?内篇》,略谓:「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罡,能胜人也。」(见〈杂应卷〉第十五)而赵氏则据此推演为绝顶内功,说是「罡气」力量至大至刚,无坚不摧,无敌不克,可伤人于百步之外;以意驭气,则能一跃十丈,飞行绝迹,顷刻百里(以上分见第四、十八、二十一回)。从此「玄门罡气」、「先天真气」之说甚嚣尘上,武侠小说家皆以此为克敌制胜之内家无上神功了。
(三)为「武功」立新界说──过去说部凡写技击辄曰「武术」、「武技」或「武艺」;而赵氏则以「武功」统称一切拳掌、兵刃、暗器之技以及轻身术、内外功。此说虽较清末刘鹗《老残游记》之用「武功绝伦」一语为晚,然大张其目,影响深远,殆为不争的事实。 [14]
不难想象,武侠小说与传统的侠义小说之最大的不同,不仅仅在于武功叙事分量的多少,还在于武侠小说创造了一种身体叙事激发读者的自我狂想的方式。这说明,近代以来我们接触的“武侠小说”,乃至后来的“新武侠小说”,体现了武侠叙事由“说侠”到“话武”的转变。甚至可以推想,我们习见的近代、当代武侠小说,虽然借用了古代武侠小说侠义叙事的外壳,但是,其内在的叙事焦点已经彻底转移:由侠义精神的美感向身体武技的美感中心移动。所以,“侠义小说”的称谓被“武侠小说”这个新的名词来代替,这里面也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词语换用,而是隐含着武侠叙事内在意图的巨大变迁。简言之,近代、现代的武侠小说,其兴盛发达乃在于可以用“武技”的叙说来激发对身体奇技异能的想象乐趣。
简单地说,武侠小说的诞生,乃是与“武”这种身体叙事的开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为什么武侠叙事会突然由“说侠”转移到“话武”呢?
不妨回到1904年,也就是“武侠”这个概念在梁启超的杂志上出现的第二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其有趣的文献,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1904年)。在这个文献中,梁启超大力鼓吹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并且,并且把这种精神名之曰“武士道”。正是在这篇文献中,梁启超诸人把中国国力之衰微、民族命运之孱弱看做是中国的武士道精神的逐渐消退。在他们看来,日本之所以能够战胜俄国,列于世界强国之林,乃在于其国民尚武任侠,能为国家出力。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梁启超这样说道:“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15] 显然,梁启超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遭遇了一种千年未遇之变局之后逐渐式微的趋势,另一方面,面对现代列强,梁启超企图从中国固有之精神中来找到中国我自疗救的方案。于是,《中国之武士道》这本书,也就无形中把“武”看作是凝聚各种拯救性力量的关键点。
换言之,在梁启超的叙述中,“武”几乎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点,仿佛只要恢复荆轲、聂政的那种恢宏的武侠气度,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这篇文献乃是在中国社会处在危机转型的历史时刻,提出的一种救国的方略。有趣的是,这个方略,竟然天生就带有狂想的性质。“强国强种”,也就必须要“武”;而这个“武”,并不是一人、一时、一事之武功,而是强健的体魄与强健的灵魂共同构造的“武士道”。所以,梁启超力求证明,中国人本来是具有世界上最好的武士道的,但是,专制的体制使得国民“惟余劣种以传子孙”,以至于“三千年前最武之民族,而奄奄于近日。”[16]
显然,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梁启超诸人并没有提出一个面对中国悲惨境遇的现代性的解决方案,而是提出了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方案”:武侠。
在这里,日本、种族、武士道、专制和强盛,构成了核心词汇。相应地,我们也就立刻联想到,这个关键词的地图与当时中国的现实处境紧密关联的方面。这篇文献显然也透露出对日本强大的一种羡慕和焦虑的情节。在杨度作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国民乎,其有以武士道之精神,兴四千年前之人物,后先相接,而发大光明于世界,使已死之中国变而为更生之中国,与日本之武士道同彪炳于地球之上,称为黄种中第一等国之国民者乎?……而与列强争一日之雄也。”[17] 同样,蒋智由的序言也说:“彼日本崛起于数十年之间,今且战胜世界一强国之俄罗斯,为全球人所注目。而欧洲人考其所以强盛之原因,咸曰由于其向所固有之武士道。……此武士道者宁于东洋为日本所专有之一物哉!”[18]
与梁启超这种对日本“武士道”的怨羡情结紧密相关的则是“东亚病夫”这个提法。人们越是看到日本的强大,也就越是急于找到中国人自强的道路。而刺激了中国人的敏感的神经的,恐怕就是外国人对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叙述。1901 年,日本人菊井丛在《国民报》第 34 期上发表了《东方病人》一文,将中国人看做是沉疴已久的国民。这也就极大地挫伤了我们的自尊心。陈天华在《警世钟》一文中,愤怒的写道:“耻! 耻! 耻!你看堂堂中国, 岂不是自古到今, 四夷小国所称为天朝大国吗? 为什么到于今, 由头等国降到四等国呀!外洋人不骂东方病夫, 就骂为野蛮贼种, 中国人到了外洋, 连牛马也比不上。”[19]
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之武士道》这篇文章为什么会对身体的强健抱有如此浪漫的幻想了。
而上世纪初至30、40年代武侠文学兴盛起来,“新小说家们以‘鼓吹武德,振兴侠风’为己任”[20],希望用侠义精神来振兴民志。姜侠魂在《江湖廿四侠传》的《出版序言》中说:
侠魂不敏,鉴于吾国国势民情日就衰弱,曾于民国初年,以文艺之力鼓吹武侠,冀作精神教育之辅助。竭蹶从事十有余年,此志未尝稍解。几经搜集,得成《江湖廿四侠》百二十回……
而文公直在其《碧血丹心》三部曲自序中则将话说得更加明确:
是时(1926)除因革命浪潮之澎湃,社会、经济之作如雨后春笋,蓬勃丛壮外,其余杂志小说渐趋于颓废、淫靡之途。论者尝慨叹为每下愈况,丧失我雄毅之国民性。……志欲昌明忠侠,挽颓唐之文艺,救民族之危亡;且正当世对武侠之谬解,更为民族英雄吐怨气,遂有《碧血丹心》说部之作。
于是,大批武侠作品向正处在民族危机中的中国读者涌来。据魏绍昌编辑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当时的武侠小说作者就已经有一百七十多人,作品有六百八十多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成为出版的中心城市。[21]燕子李三、大刀王五、霍元甲、方玉琴、杨露禅、玉娇龙、方世玉……这些在科技时代里仍以身负武功的形态的走进我们视野的武侠英雄,便同时在民间传说和文人创作中流传——他们有的鼓吹以武强身,焕发民志;有的与洋人较量技击,渲染抗争的精神;有的仍行侠江湖,希冀着涤除现实的腐朽;有的则直接参与“革命”,从事振兴国家的活动……总之,在他们身上总是寄寓着一种民族强健与复兴的渴望。
按照这个思路回过头来再去看民国初年“武侠小说”对于“武”的叙写,也就不难认识到,“武”构造了一种与传统的侠义小说不同的内涵。在这里,“武侠”,并不是泛指侠义、公案诸小说,而是指的“武”之“侠”。叶洪生说:“顾名思义,‘武侠’系专指凭借武技主持公道的侠义之士而言。但有趣的是,在我国古代文献与稗官野史中虽有‘游侠’、‘仁侠’、‘义侠’、‘豪侠’、‘勇侠’、‘隐侠’、‘儒侠’乃至‘剑侠’、‘盗侠’、‘僧侠’、‘女侠’种种名目,惟至迟在清末之前,尚未出现‘武侠’一词。”[22] 结合梁启超诸人拯救中国的方案,也就不难推知,“武侠小说”的发生,乃是民国以来用身体能量的狂想的方式来想象性地拯救中国的意图的结果。而对“东亚病夫”这个抽象性的历史情结的体验,孕育了武侠小说中奇诡的身体叙事。
简言之,“武侠小说”用身体狂想的形式,延续着中国人对那一段殖民历史的想象性的记忆。
身体狂想:想象性记忆与亲历性记忆
事实上,“东亚病夫”已经非常有趣地抽离化为一种记忆的共同语汇:身体叙事。虽然并非每个人都会亲历那段历史,但是,这个概念所激发起来的情绪,却可以构造一个群体的记忆形式。在这里,武侠小说中的英雄叙事,也就成了围绕在“身体狂想”语汇四周的一种对历史的集体想象和体验的过程。
从“东亚病夫”到“身体狂想”,这其间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武侠小说的“身体狂想”导源于“东亚病夫”这一集体记忆语汇的框架,并由此生成了个体对近代殖民历史的亲历性记忆的幻觉;反之,正是身体的狂想,才能不断地叙述“东亚病夫”这个集体记忆的核心内涵,从而成为构建这种想象性记忆的特定方式。
简单地说,英雄叙事乃是用想象的方式解决历史窘境的方式,却也是吊诡地固化对历史窘境的集体记忆的方式。
在这里,武侠小说利用身体狂想的形式来叙说英雄的感人魅力,这种叙事方式的生成,正是一种有趣的集体性的历史记忆的形态。所谓为“江湖—世界”立法的武功由此构成了英雄的替代性能指,武功的内涵也相应成为对自身身体潜力的狂想。“弗罗依德解释道:‘幻觉的形成,那种我们认为是精神疾病的产物,事实上是康复的尝试、重建的过程。’”[23] 从这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对身体力量进行叙述的过程,作为一种政治寓言,也就成了对民族“病体”的疗救过程。所以,正是身体的狂想,才能想象性地克服“东亚病夫”的创伤记忆,创造我们所认定的真正的英雄;而无论如何,这种英雄叙事又必然是对那种创伤记忆的一种想象性记忆。
因此,即使历史已经到达了上个世纪60年代,金庸塑造萧峰这个形象的时候,依旧延续了这种集体记忆中英雄叙事的基本的逻辑。
在《天龙八部》叙事中,这种逻辑吊诡地体现在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对萧峰的一种“惧意” 的重复叙述上。从叙事的效果来看,这种“惧意”的描述显然凸现了这一人物卓然不群、夺人气势的风貌:
第14节,1)萧峰一出场便吓得段誉跌落酒杯,而段誉由惧生敬、欲与结交;2)一招“擒龙功”惊退风波恶,令众人佩服;3)一声叱咤,吓得张全祥“浑身发抖”;4)一招制住全冠清,众人“无不失色,人人惊慌”,但接着反叛的人们“又惊又喜”起来;第15节,5)萧峰在众人面前一站,“凛然生威,竟是谁也不敢抢出动手……一个个束手就缚;”6)萧峰讲述一个在段誉看来是闲情逸志的“故事”,众人却肃然静听,不敢懈怠;7)萧峰的身世问题将被揭开时,众人却“谁也不敢和他目光相触,一见他转头过来,立即垂下眼光。”第16节,8)萧峰欲卸帮主之位,但他威风凛凛地一站,却无人敢上前接受;第19节,9)阿竹瞧着萧峰的傲态,“心中又是敬仰,又是害怕”,觉得他像一头雄师;10)鲍千灵等人见了萧峰之后,“心下骇然”,自认不如;11)薛神医等人听到“乔峰”二字,便“微微变色”,而众人听后,则立时静了下来,“大厅上鸦雀无声”;12)听闻萧峰拜庄,大家个个“脸上变色”,人人惊惧;13)萧峰大喝一声,震死谭青,一掌又击伤云中鹤,众人心跳加剧,觉眼前景色恐怖之极,几欲喝彩,均觉没了萧峰丐帮会步步荆棘;14)萧峰以酒绝情义,众人一凛,不敢上前,却又为其慷慨豪侠之气所动;15)萧峰挑战,众人见他威风凛凛,一时无人胆敢上前;16)薛神医见到萧峰的武功吓得“脸如死灰”,“靠墙而立,心中惧意越来越盛”,不得不对萧峰衷心地佩服;17)萧峰大开杀戒,面对惨烈的局面,众人一大半起了逃走之意; 19)撕杀之中,单正等虽有仇在身,竟也不敢向萧峰攻击;20)萧峰狂啸,众人被惊得后退;第20节,21)阿朱见他满脸杀气,非常害怕;22)阿朱等人为萧峰神威所惊,看得呆了;23)萧峰立志复仇,阿朱心中隐隐害怕,打了个寒噤,本想劝他,“却不敢吐出唇来”;第23节,24)阿紫在雨夜中见到萧峰胸前的刺青与他脸上的表情,吓得逃走;第41节,25)萧峰在少室山上一露面,众人“不寒而栗,他又一招击退丁春秋,众人更增惊惧;26)游坦之在萧峰面前竟怕得说不出话来;第50节,27)被困在万军之中时,萧峰神威凛凛地一站,兵将无不胆怯,只呐喊而不敢上前。
显然,利用旁观者的眼睛“看出”萧峰的勇武和强健,本是一种十分成功的叙事技巧。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这种技巧总是被反复使用?为什么这种对对象的“惧意”如此有效地塑造着英雄?
有趣的是,在故事中,这种“惧意”不仅来自萧峰的对手,更多的是来自他的故旧、恋人和族人。这立刻令人联想到拉康对镜像阶段的儿童那种又喜又怕的心理的描述。这种不断地在文本中出现的“惧意”,明显成为一种“倾向”:即持续不断地认同于一个“个体会终其一生”“呵护”“寻求”的“理想自我”想象中的整体性。而这些瞬间创造出来的统一性,都是些虚幻之物,都是为化解人类生存中某些无法逃脱的匮乏、缺席与不完整性所作出的努力而已。[24]因此,这种用以渲染萧峰之强大的“惧意”,就由于带着一种想象态的认同倾向而成为一种有效克制卑怯感的方式:通过表露对想象中的某种神秘力量的怯惧,将受压抑和受损害的焦虑释放出来,并实现对这个神秘力量的臣属要求。
这种“惧意”就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解读:一是故事中的人物明显地恐惧萧峰,欲杀之而后快;一是人们(包括读者)害怕失去萧峰,尤其是丐帮弟子。在众人对萧峰设计的围攻中,他们不止一次地为萧峰所折服,情不自禁地向萧峰欢呼涌去。这样就有了一个荒谬的现象:因为萧峰可以引起我们真正的恐惧,所以我们不愿意失去这种力量;而这种值得恐惧的力量,恰好是我们想象性地克服历史记忆所需要的东西。
由身体力量的强大,激发恐惧的场景,满足的却是极端化的读者对身体狂想的欲望。
在这里,“恐惧”的叙事成了对“东亚病夫”时代隐含着不安和惧怕的创伤记忆的集体回想。越是有深深的恐惧,就越是要大力想象身体对抗的壮观和雄奇;而“恐惧”本身,却已经成为记忆编码的内在方式。
越是害怕,就越是希望用肉体来直接对抗对方,这个吊诡的逻辑竟然由此成为武侠英雄叙事的内在线索。也恰好采用这种方式,才建构起了中国人对“洋人”的恒久的集体记忆模式。于是,武侠电影中就会不断呈现中国人与洋人,尤其是东洋人打擂台的场景,并且中国总是处在隐忍而能量蓄积的状态,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这种用身体对抗来叙述英雄的感人魅力的方式,本是武侠小说的专属特点,却因为这种特点植根于集体记忆的土壤之中,也就必然成为所有中国现代英雄叙事的基本策略。在战争文学和战争电影中,我们醉心于拼刺刀冲杀的场景,而并不太喜欢现代武器杀伤力所带来的屠杀的痛快;抗战中大刀队的故事,更能激发人们慷慨激昂的热情。在这里,武侠小说所建构起来的英雄叙事,提供了20世纪民族创伤记忆的社会性的框架。只有在这样的框架中,他人的记忆成为个人记忆的组成部分,记忆才会发生并且延续下去。[25]
(插图1.文字说明:1933年中国女界慰问热河战役中张自忠的大刀队。图中女性手持大刀,显示身体对抗带来的想象性的政治快感。在现代战争中,传统的“大刀”的杀伤力是有限的,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勇力和气势,倒是颇符合中国人身体狂想所激发的民族抗争欲望的。)
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名作中,同样采用了这种想象性的记忆的方式来描述中国志愿军的坚韧不拔和顽强忠诚:
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要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捺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崩裂,涂了一地。另有一个战士,他的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们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
魏巍的这段文字,并非是亲历者的记忆——尽管作者采用了亲历性记忆的写作方式。我提出“亲历性记忆”(lived memory)和“想象性记忆”(imaginary memory)这两个概念,旨在说明对于个人现场体验的回溯与对于集体性的欲望的表达,分裂为两种不同的历史记忆的形式。想象性记忆总是冒充亲历性记忆的形式来实现,但是,它和亲历性记忆的巨大差别乃在于,它是按照特定的政治话语体制的内在要求来建构的记忆的形式。在魏巍的讲述中,活生生的画面并不是魏巍的亲历性记忆,但是,魏巍却强调他“亲见”和“亲闻”所建立起来的记忆场景。有趣的是,“手榴弹”这种现代武器,并不是其爆炸的杀伤力被魏巍关注,而是它被“握在手里”,用来当作板砖一样的物品来进行身体对抗所激发的神圣感——武器效能的发挥具有战争意义,而身体则具有政治含义。
显然,对于文学来说,集体记忆乃是一种想象性的记忆。换言之,文学叙事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方式,乃是通过想象的方案来解决现实的矛盾;同时,又通过修改人们的想象,来建构历史的记忆方式。这种想象性记忆的方式,甚至可以无形中渗透到学理性的思考与实证性的考察活动中来。金庸小说《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中对晚明社会和南宋时代的叙述,无形中已经修改了人们对这两个时代的记忆形式:到底是昏聩的政治还是抗争的民族精神才是两个时代的主体精神呢?这个问题的提出,在金庸出现之后已经很难用一种单纯的方式来回答了。
在这里,不妨说,文学常常隐藏着对历史进行想象性改造的能量;与此同时,这种能量的实现,又反过来依靠它所塑造的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
因此,从集体记忆的想象性建构的角度来看,“武侠小说”不仅仅是民国以来的崭新的文体,还构成了中国现代英雄叙事的核心编码类型。是不是可以推想,正是武侠小说的出现,才促成了中国现代英雄叙事的各种文体形式呢?
回到2000年那个国际学术会议的现场,我们对萧峰身体的去性别化的感觉的养成,已经经历了一百年的漫长过程;也因为我们如此热切地在内心深处以肉体为媒介来记忆民族的历史创伤,这两个男人之间的肉体接触才会消融在我们浪漫的英雄想象之中。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07&ZD038。
[2] 周志强,男,山东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天津(300071)。
[3] 金庸:《天龙八部》,第1011—101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5月版。
[4] 金庸:《天龙八部》,第75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5月版。
[5] 金庸:《天龙八部》,第1613-161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5月版。
[6] 金庸:《天龙八部》,第1616-163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5月版。
[7] M·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史诗与小说》,白春仁、晓河译,第51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8] 陈平原:《剑与侠——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
[9] 叶洪生:《中国武侠小说史论》,载《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第9-1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
[10] 参考叶洪生:《中国武侠小说史论》,载《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第1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
[11] 陈平原:《剑与侠——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
[12]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第1-9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
[13] 南开大学文学院的陈洪教授阅读了本文后,热情跟我约谈传统武侠小说中的身体叙事问题。他提醒我注意,在强调近代以来武侠身体叙事的质的变化的同时,也不要忽视传统武侠小说中身体叙事的美学内涵。
[14] 叶洪生:《中国武侠小说史论》,载《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第29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
[15] 《梁启超全集》,第138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
[16] 《梁启超全集》,第138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
[17] 《梁启超全集》,第138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
[18] 《梁启超全集》,第137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
[19] 有人提出,“东亚病夫”并不是外国人所提,而是一种中国人对民族命运的自况隐喻:“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校长的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称:‘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中国者,固病夫也。’这是中国第一次被当作‘病夫’……严复以后,一大批觉醒的知识分子,纷纷沿用了他的这个提法。1905年,小说家曾朴在写《孽海花》一书中,用的笔名就是‘东亚病夫’,表明身体欠佳,‘病夫国之病夫’,以此躲避政治迫害。由此,‘东亚病夫’一词正式出现并穿越时空至今……外国人用‘东亚病夫’一词,据说是从上海的英文报上《字林西报》开始的。1896年月 10月17日,英国《伦敦学校岁报》评价甲午战争一文被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译发:‘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参见王锦思:《“东亚病夫”真是西方列强诬蔑吗?》,载《光明观察》2010年12月14日。
[20] 羊羽:《民国武侠小说鸟瞰》,载《民国春秋》1994年第3期。
[21] 梁守中:《武侠小说话古今》,第1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中华书局(香港)1992年1 月版。
[22] 叶洪生:《中国武侠小说史论》,载《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第9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
[23] F·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载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2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4] 马尔科姆·鲍伊(Malcolm Bowie):《雅克·拉康》,载(英)J·斯特罗克(John Strurrock)主编《结构主义以来》,渠东等译,第137—13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版。
[25]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第6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