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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雨:从献礼片《百花》、《岁月如歌》看“文革”历史记忆的建构

  李桦[1]

  

  王小帅由“地下电影”工作者转为“体制内”的导演后,他的几部影片都致力于探索由当代中国移民( 包括从农村到城市,从落后地区到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动)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例如《扁担姑娘》(1998), 《十七岁的单车》(2001),《二弟》(2003),和《青红》(2005)等作品。 本文将重点讨论王小帅的《二弟》。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叫二弟的偷渡客被从美国遣返回老家——一个福建侨乡小镇后的生活。

  在《二弟》中,王小帅继续关注移民问题,但是他超越了以往在《扁担姑娘》和《十七岁的单车》中探讨的关于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模式,而是将目光投射到了更极端的一种移民形式:从中国偷渡到海外。更重要的是,前两部影片探讨的是农村移民在城市中的生活,而在《二弟》中,王揭示了硬币的反面:移民从城市回到家乡农村后的生活。从电影的情节来看,这部电影和他过去的作品有相同之处:将通俗电影情节和严肃的社会批判融为一体。王小帅用一些通俗电影的情节套路展开叙述,同时不断制造出乎观众预料的场景和情节以削弱这些通俗套路,以达到他的社会批判目的:即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移民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和地理空间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价值观,习俗,道德规范和法律的不同所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影片揭示了在全球化的美丽面纱下中国移民为了生存所做的妥协与挣扎。

  近三十年来,非法移民已经成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人口偷渡既是一个国际移民现象,又是一个跨国犯罪问题。协助偷渡的蛇头集团展示了在其他犯罪活动中所罕见的复杂性和严密性。[2] 和其他国家的偷渡客相比,中国的偷渡客面临的风险更大,在美国边境和其他中转国,不断有中国偷渡客死亡的报道,已经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即使是那些成功偷渡到美国的移民后来还可能因为偷渡费遭到蛇头和其他犯罪团伙的绑架与折磨。[3]一九七九年以后,随着中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和中国对移民条例的放松,许多中国公民通过合法途径移民美国。[4] 但是,美国的移民配额有限,只允许有亲属在美国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移民美国,所以那些没有合法途径移民的人就转向“蛇头”或地下偷渡组织寻求帮助。每年成千上万的中国偷渡客使人口走私成为获得巨额暴利的生意。[5]

  《二弟》是国内第一部探讨偷渡的电影。以自然和充满同情的笔调,导演王小帅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宏大事件和普通中国公民偷渡到海外这样的个人事件并列起来,以揭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社会所付出的巨大的人类成本。也许是由于中国非法移民这个敏感的话题以及影片表现出的对偷渡客的同情,《二弟》至今还没有在大陆公映。[6]

  很多影评者和学者都指出从他的第一部“合法”电影《扁担姑娘》起,王小帅就很善于运用通俗电影的情节套路和商业娱乐电影的元素来展开叙述。[7]例如,学者徐建认为王小帅在《扁担姑娘》和《十七岁的单车》中借用黑帮电影的叙述模式进行他的美学实验。他认为王小帅先用传统的电影故事类型作为叙述框架,然后用一些“假象”来使观众的期待落空。王小帅的美学实验和传统电影类型之间的差异促使观众进行批判性的思考。[8] 相反,学者龚浩民并不认为这种叙述方式有什么实验性可言。[9]  龚浩民认为王小帅对传统电影类型的“虚假”运用正宣告了王小帅在电影制作中的新立场:告别他早期电影制作的实验风格,同时远离艺术电影工作者所厌恶的纯粹的商业娱乐电影类型。[10]与徐建和龚浩民的观点不同,理查德·雷特瑞认为王小帅在这两部电影中使用这种“混搭”式电影风格,旨在揭示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的身份认知的复杂性,同时使商业娱乐电影模式复杂化,更重要的是使资本全球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瑰丽图片复杂化。[11] 无论批评家对王小帅在他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中创新性地使用传统电影叙述模式做何种理解,我们都可以看出王小帅努力将他的美学探索与他对中国高速现代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关注相结合。王小帅的“混搭的”电影风格可以被视为一种对妥协的价值观和复杂的身份认知的文化隐喻。

  在《二弟》中,王小帅继续将他的社会批判与传统的电影叙述模式,包括犯罪电影,言情电影和家庭伦理电影相结合,来探讨移民生活的艰辛与隔膜。这三种电影模式成为了影片的三条叙述线索。笔者认为王小帅利用犯罪电影的故事框架来揭示人口走私的问题,用家庭伦理剧情来反映当东西方文化撞击时东方传统家庭价值观所受到的挑战,用言情剧来演绎在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空间中的爱情关系。因此,影片将移民置身于一个复杂,模糊的道德立场,以表现移民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客观反应。

  

  犯罪电影

  针对影片的题材——偷渡,《二弟》采用了犯罪电影的叙述框架,影片涉及了人口走私,绑架,袭警,盗窃巨款等情节,而且几乎覆盖了在出发地人口走私的各个环节——准备偷渡的当地居民,小蛇头,偷渡费用,偷渡动机,路线,以及当地政府的预防措施。可是,贯穿整部影片,偷渡主要是作为道德事件而不是作为犯罪来处理和对待的。影片开始就是沐浴在灰蓝色的夜光中的偷渡场景:登上小渔船前,外号猴子的偷渡客,他的女朋友以及其他同乡正在逐一给妈祖上香,以保佑他们的海上旅程顺利。紧接着出现片头字幕,小船消失在汪洋大海中。然后镜头切换到二弟得知猴子和船上的人全在船底被毒气闷死了后,到当地蛇头二头的家去索要猴子的偷渡费,至此影片似乎要将观众带入福建的地下人口走私世界。可是,很快观众的期待就落空了,因为叙述将偷渡引向了一个道德方向。当听说蛇头得知船出事就逃走了后,二弟对蛇头的妻子说:“人是我介绍的,钱他也拿了,现在出事了,你问问他要怎么办。猴子的钱他是要拿回来的。要不然,猴子家我没法交代。都是兄弟,躲也躲不开”。可以看出,二弟要钱的原因是因为猴子死了,蛇头没把猴子偷渡出去,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不能一走了之,不道德。紧接着,二弟回到大哥家,大哥严厉责备二弟不应该充当猴子偷渡的中间人赚钱。值得注意的是在村子里,偷渡并没有被村民们视为有组织的犯罪,村民们仅仅把组织偷渡视为由一小部分人控制的一种生意。没有人谴责蛇头安排猴子偷渡,只是谴责他偷渡失败后没有退钱。同样地,大哥也只是关心二弟是否充当了中间人,而不是非法偷渡本身

  最近的调查研究也显示:在福建的偷渡出发地,偷渡客们认为蛇头们只是一些精明的机会主义者和生意人,而不是罪犯。蛇头们只是鼓励当地村民偷渡,却回避偷渡过程中的艰辛和巨大风险。另外,由于人口走私在当地和一些中转地并不被视为犯罪,当地政府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预防措施。 [12] 如《二弟》中所示,小蛇头二头住在村子里,充当大蛇头和客户的中间人,他主要负责寻找和筛选偷渡客,并收头款。如果客户一次交不起头款,他们也有其它的办法。例如,在影片的结尾,二头告诉二弟他其实没有收猴子的偷渡费,而是睡了猴子的女朋友作为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政府都没有介入,二头看起来也没有因为组织偷渡,以及偷渡客遇难受到什么惩罚。政府所做的事情只是组织防止偷渡学习班。  

  研究显示,中国政府主要采取两种基本措施防止人口走私:对公众宣传偷渡的危害,和地方政府官员问责制。在1993年美国纽约港大量中国偷渡客死亡的“金色冒险号”事件后,中国政府感到偷渡客对国家声誉的影响,开始向福建当地政府部门施压,采取措施,抑制人口走私活动。[13] 他们要求当地政府向民众宣讲走私的风险和问题,不要轻信小蛇头的花言巧语,远离大蛇头。[14]

  影片中,二弟返乡后,因为成功偷渡到美国和随后的被遣返,成为了当地名人,也成了地方官员眼中的“反面典型”,并被安排在反偷渡学习班上做报告。当地官员明确告诉他,因为猴子的死亡,他感到来自市政府的压力,所以要办学习班。之所以让二弟来领导,是因为二弟偷渡到过美国,知道外面的艰辛,其实还是留在家乡好,出了事,还有人帮助照应。[15] 最后,官员说如果他自己告诉他们,他们不信,二弟去过美国,他们信二弟。[16] 可是,与官员的期待相反,反偷渡学习班完全变成了一个偷渡咨询会。当地的年轻人们问二弟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基本是自问自答的形式,而二弟则保持沉默:

  

  “在那边有没有泡过外国妞啊?”

  “当然泡过。”

  “听说外国妞很好泡,是不是啊?”

  “笑话。”

  “听说你们那里的工资是一个月四千块。”

  “四五千块小意思呢。”

  “我说的是美元呀。我靠,是美元呀。”

  “人民币三万多呢。整天唱卡拉OK都唱不完呢”。

  “国外有卡拉OK吗?”

  “当然有。”

  “外面的生意好做吗?差不多,是不是?”

  “名牌是不是满地都是呀?真的?”

  “洗碗也能赚钱吗?”

  “洗碗也能赚钱呀!”

  “赌场是不是和电影里的一样呀?好不好玩?”

  “当然一样。电视上都放这个…… 你没看电视吗?”[17]

  

  上述对话反映出当地年轻人对美国的有选择性的认知和道听途说的了解:漂亮的女孩子,赚钱容易,卡拉OK ,赌博。这也揭示了整个社区认知上的误区:外国的月亮更圆。尽管地方官员反复告诫年轻人海外并不到处是黄金,在家乡照样能致富,可是年轻人还是觉得美国充满了机会与财富,只要到了那儿,就能发大财。另外,这些对话也揭示了年轻人偷渡的主要动机:经济机会。

  快速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大的地区经济差异,和高失业率促使一些人跨越国界,寻找就业机会,高工资和更好的生活。移民研究者常常用“推”“拉”模式来揭示国际移民现象:不发达地区的落后经济状况,人口过剩和高失业率,即“推”因素, 相对于发达地区的高工资,家庭团聚,以及对劳动力的需求,即“拉”因素, 导致国际移民潮。[18] 如果中国的高失业率,低工资和人口压力是“推”因素,那么美国的高工资和餐馆,制衣厂等血汗工厂的存在则是中国公民移民海外的“拉”因素。另外,影片中二弟的家乡是著名的侨乡,有着悠久的移民历史,和广泛的同乡互助网络支持移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福建是主要的移民发送地。[19]  二弟,猴子和其他年轻的村民寻找机会偷渡,虽然他们知道偷渡的巨大风险和代价,但他们坚信这是能够快速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唯一途径。所以,我们看到,在影片的结尾,二弟发现反偷渡学习班的年轻人和他踏上了同一条偷渡的小渔船。这一细节也彻底否定了政府举办的反偷渡学习班的成效。 

  除了这些对话和细节,电影的风格也帮助呈现了主题。尽管电影采用了很多通俗电影的情节模式,但其安静苍凉的叙述气氛和王小帅早期的实验电影《冬春的日子》(1993)和《极度寒冷》(1995)的风格相像。王小帅是一个很有耐心的叙述者。在影片中他大量使用长镜头来放缓叙述的节奏。很多场景都只有很少的甚至没有任何对话,他旨在表现画面中人物的面部表情和动作。这些长镜头不仅增强了场景的张力,而且创造了一种滞怠的感觉,从而反映出当地年轻人的生存状态—— 无聊,烦躁,待在村子里没有出头之日,他们生活中唯一的希望就是到大城市或者海外去。

  

  国际移民研究显示与海外的亲属团聚是很多人移民或偷渡的另一个动机。另外,一些非法移民离开中国还因为在国内闯了大祸,难以收拾,所以只能一走了之。[20] 这两个因素是二弟第二次偷渡的关键因素。除了寻常的经济原因以外,二弟的第二次偷渡的动机变得更加复杂,主要是因为他失去了对儿子的监护权和探视权以及他和流浪剧团演员小女的爱情。当二弟去找二头准备第二次偷渡的时候,二头问他为什么还要去美国,因为他已经到过那儿,知道那儿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二弟回答说:“我儿子在那儿。”另外,小女偷了剧团老板的巨款后,面临着被追杀的危险也迫使二弟和小女再次背景离乡。这两条叙述线索是通过家庭伦理剧和言情剧的叙述框架展开的。 

  

  家庭伦理剧

  在讨论王小帅的《扁担姑娘》中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身份认知时,徐建认为这些移民徘徊在既不属于农村也不属于城市的“中间地带”。 [21] 这里“中间地带”不仅指地理空间,更重要的是指这些移民需要跨越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距离。[22] 移民所必须面对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在《二弟》中得到了进一步展示,这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家庭价值观和西方法律条文的碰撞上。二弟和其他村民们置身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全球化和经济蓬勃发展的宏大前景忽略和淹没了个人的感觉和选择。东西方价值观的冲突主要反映在二弟的儿子回国的这段短暂时期,二弟和他的前岳父争夺儿子的探视权上。原来,当二弟在美国时,曾经在加州的一个中餐馆非法打工,并和餐馆老板的女儿相爱生下一子,但这段爱情遭到了女孩父亲的强烈反对。二弟被迫签下了一份协议放弃对儿子的监护权和探视权,交换条件是女孩的父亲不向移民局告发二弟的非法身份。可是二弟有一天偷偷去看儿子,并带儿子出来玩儿,结果女孩的父亲向移民局举报了二弟,所以二弟被遣返回中国。二弟回国不久,他的前岳父也带着二弟的儿子回到邻村的家乡省亲。二弟几次去前岳父家试图探望儿子,都遭到拒绝。最终,二弟的大哥悄悄绑架了二弟的儿子,把他带回家,让二弟带着儿子去祖坟上给他们去世的父母祭拜上香。随后,他的前岳父赶到索要孩子,并向警察报告绑架。结果二弟和他的大哥被关进了警局,他的前岳父带着孩子返回美国。

  价值观冲突的高潮反映在当二弟的前岳父来索要孩子时,他与二弟的大哥的对话中。

  

  大哥:“小孩子是我二弟的种,他就要姓洪。洪家的人就要见,就要领他到祖坟前去磕头烧香。”

  前岳父:“那是绑架,是犯法的。”

  大哥:“老子见儿子犯的什么法?”

  前岳父:“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就是犯法。这是美国的法律。”

  大哥:“美国的法律?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条吗?拿给我看看。狗屁美国法律,这里是中国。”

  前岳父:“他是美国公民,受美国法律保护……我有孩子妈妈的委托书,你有吗?”

  大哥:“老子见儿子天经地义,走到哪里都一样。”[23]

  

  很显然,二人完全在使用不同的话语对话。对于二弟的大哥和村民们而言,父亲和儿子见面天经地义,带着儿子去给祖先上坟是孝道。可是对二弟的前岳父而言,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二弟看儿子违反了原来签署的探视协议。在二弟家人和村民的眼里,这个餐馆老板已经被西方的价值观腐蚀了。无论谁有监护权,二弟的儿子都将延续家族的命脉。儿子对这个家的重要性又因为大哥的不能生育被进一步加强了。影片的结尾,当二弟决定再次偷渡后,大哥将一大笔钱交给二弟,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大哥我没出息,洪家的香火到我这里就要断掉了。你要再一走,这个家……这笔钱,本来跟你嫂子讲好,要再给你娶一房媳妇。” [24] 延续家族的血脉似乎是二弟再次偷渡的主要动机。可是,与大哥的态度相比,二弟对监护权和探视权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比较含糊。他被夹在了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和西方法律之间。一方面,他认同大哥说的:老子见儿子天经地义,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应该遵守自己签署的协议。这就解释了在面对这件事时,他总是保持沉默。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重返美国,尽可能地靠近儿子。   

  其实二弟失去对儿子的监护和探视权揭示了非法移民在美国生存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和困境:英文交流能力差,思乡,和与工作有关的种种问题。在美国的大部分非法移民都从事收入微薄和地位低微的工作,例如食品,服装和建筑行业。这些行业的许多业主是中国人,非法移民超时工作,却拿着比法定最低工资低的时薪,而且没有健康保险和其它福利。研究调查显示由于这些移民没有合法身份和证件,无力保护自己,所以最容易成为犯罪受害人。[25] 另外,虽然中国非法移民容易成为犯罪的受害者,并容易受到雇主的剥削,可是他们并不愿意诉诸法律或向政府部们寻求帮助。[26] 二弟就是这些在美国的处于弱势的非法移民之一,他无力与富有的餐馆老板争夺儿子的监护权和探视权。他仅仅因为想教儿子叫他爸爸就导致了被递解处境。

  

  言情剧

  王小帅对浮动人口,农民工和移民现象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切的同情心。虽然《二弟》着力描写国际移民和它的极端形式——偷渡,王小帅在此部影片中也并没有忽视中国内部的移民。例如,影片中,二弟的好朋友最终离开了家乡到广州去找他的哥哥,因为听说那里的生意好做。除了这个小插曲,中国的国内移民主要表现在二弟和流浪剧团演员小女的爱情故事中。小女令观众联想到《扁担姑娘》中的阮红和《十七岁的单车》中不知名的女孩。在《扁担姑娘》中,阮红在夜总会中扮做越南女子唱歌,并且梦想着有一天灌制自己的唱片,但最终却陷入三角恋情和黑帮仇杀。在《十七岁的单车》中,那个无名的女孩在打工仔的眼中很神秘,并被误以为是城市姑娘。在影片中,她自始至终保持沉默,因为她担心一开口说话,她的口音就会暴露她的农村人身份。 [27] 在这两部影片中,这两个女孩都是通过男性移民欲望的视角展示出来,而在《二弟》中,王小帅却赋予了小女更多的自主性和反抗性。她只身离开农村的家乡,加入一个流浪剧团。

  流浪剧团是中国第六代导演作品中常见的一个主题,最著名的要算贾樟柯的《站台》,影片中的流浪剧团见证了八十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中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二弟》中,王小帅着力于二弟与小女的爱情关系。他用细腻的手法描述了二弟对小女的感情,并揭示出这些感情逐渐使小女向二弟靠近。例如,二弟总是在演出前去后台看望小女,演出后带小女去他的家洗澡;听说小女想看海,他就骑着自行车带小女去海边。最终,小女回报了二弟的感情:在随剧团离开后,她又回到了二弟的身边。她告诉二弟:“其实,我离开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我还会回来跟你过日子,回来跟你生小孩。”[28] 在影片中,最感人和轻松的时刻就是在海边小女静静地看着二弟父子团圆,她还在沙滩上翻跟头,和二弟的儿子玩耍,帮着活跃略显紧张的气氛,后来二弟沿着海边骑着自行车,前面坐着儿子,后面坐着小女,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他们将来幸福的家庭生活。可是,影片又一次让观众的期待落空了:他们一回到家,就看到二弟的前岳父等在那里,然后孩子就随着外公回美国了。最后,二弟和小女也登上了偷渡去美国的小渔船,奔向不可知的未来。

  和一般的浪漫爱情影片不同,这部电影中的爱情故事和各种犯罪行为交织在一起,包括盗窃巨款和偷渡海外等。所以影片解构了分析移民爱情生活的趋势,而是侧重表现普通移民在为生存挣扎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和麻烦,从而使观众更多地对故事的社会和历史背景进行思考。从二弟与小女的谈话中,观众可以窥视流浪剧团内部生活的点滴,尤其是剧团中女演员经受的苦难和绝望。小女除了抱怨在剧团里她每天必须穿着同样的戏服,化着同样的戏妆,永远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外,剧团里的女孩子还经常受到剧团领导的性骚扰。[29] 这些因素导致小女最终偷了团长一笔巨款,逃离剧团,回到二弟的身边。二弟问她是否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因为剧团领导随时可能追过来,小女回答:“我不管,大不了不就是一条命嘛!”[30] 小女所做的一切也迫使他们一起偷渡离开家乡。

  尽管二弟和小女最终走到了一起,但他们面临着一个不可知的,甚至凶险的未来。二弟向小女描述他们即将面对的旅程:“如果我们出去,得先坐小船,然后换大船,到了公海,换更大的船,很可能半年,一年,也可能永远都到不了。很多人撑不住。”[31] 这是对偷渡过程的一个真实的描述。无论他们走海路,乘飞机,或是陆路,从中国到美国几乎都要绕半个地球,并充满压力和风险:先要付偷渡的头款,登上走私船开始漫长的海上旅行,在中转国的长期等待,最后到达美国后还要在所谓的“安全屋”关一段时间。期间可能还会遇到供给不足和其他不可预见的困难。整个偷渡过程中,最危险的还是旅途本身,偷渡客们先乘小渔船到公海,大型的走私船只在公海等候这些偷渡客,以避开政府的海上缉查。大部分的偷渡船只原本都是渔船或货船,本不是为运送几百名乘客设计的,所以装备和设施都不全。[32] 尽管在“金色冒险号”事件后,使用海路的偷渡大规模减少了,许多人口走私集团还是挺而走险,比如电影中的猴子,二弟,小女和其他村民偷渡走的都是海路。  

  影片中,紧接着二弟和小女决定偷渡的对话,镜头就切换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电视新闻。这一细节揭示了故事的时代背景:在世纪交替时,中国正积极申请加入世贸。这是影片中第二次出现电视新闻画面。第一次是在影片的开始,二弟得知猴子在海上遇难,他从蛇头家回到自己家,看到电视上正在播放新闻。新闻说中国申请加入世贸,这将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新闻还引用了外贸部长石广生的话,说加入世贸不仅令中国受益,还会促进中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石广生进一步强调中国会在平等的基础上重视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用正确的策略持续为世界经济做贡献。[33] 在此,电视揭示了中国政府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将官方话语与个人悲剧并置突显了一个巨大反差:当外贸部长在强调中国加入世贸后即将获得的巨大利益时,普通移民正在为这股全球性的劳动力迁移付出生命的代价。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光辉前景立刻边缘化了非法移民的个人悲剧。   

  电视新闻第二次出现在影片的结尾时,宣布中国成功地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了世贸,并再次引用石广生的话,说中国加入世贸后,将致力于多国贸易,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应对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的策略,也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标志。[34] 此时此刻,二弟和小女也决定再次偷渡。电视新闻后,荧幕上有三秒钟的黑屏,接着是点燃的香火,正好呼应了影片的开头:偷渡客们在登上渔船前祭拜妈祖。在这些偷渡客中有二弟,小女,还有反偷渡学习班中总挂着灿烂微笑的少年。接着,小船逐渐消失在浩瀚的海面上。影片到此结束。将官方话语与普通百姓的偷渡行为再次并置,揭示了王小帅强烈的社会批判:普通人正在为政府描绘的全球化美妙前景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说加入世贸和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一员是中国政府应对全球化浪潮的一个策略,那么普通百姓偷渡到发达国家则是他们对政府的官方话语的反应。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福建农村的年轻人承受着移民的巨大压力。除了当地移民海外的传统外,二弟这些年轻人也感受到了政府的全球化的话语的压力,恐怕被全球化的浪潮所淘汰,所以选择偷渡移民。     

  

  结论

  在《二弟》中,王小帅对国际移民偷渡并没有定论。影片结尾,二弟和小女蹲在渔船的舱底,他们可能象猴子和他的女友一样永远也到达不了目的地,他们也许能在美国幸福快乐地生活。这种开放式的结尾和其他关于非法移民的作品不同:既没有边缘化也没有丑化偷渡客。

  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官员描述的关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家庭的一员和全球化的美妙前景掩盖了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也引发了沿海省份的移民潮。政府对移民的态度较为含糊。一方面,大量中国非法移民偷渡到欧洲和美国,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政府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加以制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认识到这些非法移民定期寄回家乡打工的钱财,对地方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地方政府并没有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抑制沿海地区的人口走私。同时,中国的非法移民在美国等偷渡目的地被视为威胁当地安全的因素,所以非法移民的苦难无法获得同情,公众对安全和工作竞争的担忧取代了人们对移民的被剥削和低下的社会地位的关注。王小帅了解地方政府对偷渡的暧昧态度以及目的地国对非法移民的漠视和敌对,所以他通过影片来深入展示偷渡客的困境,将他的社会批判用犯罪电影,家庭伦理剧和言情剧的叙述模式表现出来。用这种方式,他将在全球化浪潮下苦苦挣扎的非法移民的真实面孔呈现在观众面前。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移民登上了偷渡的渔船,开始未知的旅程。他们不仅要跨越艰险的太平洋,更要跨越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鸿沟。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回头路可走。

  

  

  参考文献:

  

  陈国霖:《偷渡的中国人:偷渡到美国》,由道格拉斯·马司作序,天普大学出版社,1999年。(Chin, Ko-Lin. Smuggled Chinese: Clandestine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word by Douglas S. Masse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白睿文 :《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谈访录》,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 (Berry, Michael. Speaking in Images: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mak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龚浩民:《社会批评与感伤主义:论王小帅的<扁担姑娘>》,载于《亚洲电影》2009年第20期2号刊,第182-192页。(Gong, Haomin. “Social Critiques and Sentimentalism: On Wang Xiaoshuai’s So Close to Paradise.” Asian Cinema 20, 2 (Fall/Winter 2009): 182-92.)

  徐建:《重现城市中的农村移民:论王小帅的〈扁担姑娘〉和〈十七岁的单车〉中的实验主义》,载于《银幕》2005年冬第46期4号刊,第434-439页。(Xu, Jian. “Representing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ity: Experimentalism in Wang Xiaoshuai’s So Close to Paradise andBeijing Bicycle.” Screen 46, 4 (Winter 2005): 433-49.)

  理查德·雷特瑞:《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中的现实主义,混杂,与身份认知的建构》,载于《亚洲研究东南评论》2007年第29期,第72-89页。(Letteri, Richard. “Realism, Hybrid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Wang Xiaoshuai’s Beijing Bicycle.” Southeast Review of Asian Studies 29 (2007): 72-89.)

  保尔·斯密司编:《人口走私:中国非法移民与美国移民传统面临的挑战》,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1997年。(Smith, Paul J. ed. Human Smuggling: Chinese Migrant Trafficking and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s Immigration Tradition.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

  

  

  

  

  

  


 

  [1]李桦 于2007年毕业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获得亚洲研究博士学位,现在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现代语言文学系任助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主要是苏童和余华的成长小说。

  [2] 保尔.斯密司编:《人口走私:中国非法移民与美国移民传统面临的挑战》,第 xi 页,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1997年。

  [3] 陈国霖:《偷渡的中国人:偷渡到美国》,由道格拉斯·马司作序,第7页,天普大学出版社,1999年。

  [4] 同上,第3页。

  [5] 同上,第3-4页。

  [6] 白睿文 :《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谈访录》,第164页,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

  [7] 龚浩民:《社会批评与感伤主义:论王小帅的<扁担姑娘>》,载于《亚洲电影》2009年第20期2号刊,第182页。

  [8] 徐建:《重现城市中的农村移民:论王小帅的〈扁担姑娘〉和〈十七岁的单车〉中的实验主义》,载于《银幕》2005年冬第46期4号刊,第434-436页。

  [9] 同上,第184页。

  [10] 同上,第183页。

  [11] 理查德·雷特瑞:《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中的现实主义,混杂,与身份认知的建构》,载于《亚洲研究东南评论》2007年第29期,第72页。

  [12] 陈国霖:《偷渡的中国人》,第 32 页。

  [13] 同上,第133页。

  [14] 同上,第135-137页。  

  [15] 王小帅:《二弟》,2003年。

  [16] 同上。

  [17] 同上。

  [18] 保尔·斯密司编:《人口走私》,  第 13页。

  [19] 陈国霖:《偷渡的中国人》, 第91页。陈指出在侨乡当地村民一旦决定偷渡后,立刻要面对三件事:钱,交通和关系网。 关系网是福建侨乡的人们所特有的优势。

  [20] 同上,  第 21–22 页。

  [21] 徐建:《重现城市中的农村移民 》, 第 434 页。

  [22] 同上,第 435页。

  [23] 王小帅:《二弟》,2003 年 。

  [24] 同上。

  [25] 陈国霖:《偷渡的中国人》, 第113–124页。

  [26] 同上,第5页。

  [27] 徐建:《重现城市中的农村移民 》, 第 440–446 页。

  [28] 王小帅:《二弟》,2003 年 。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

  [32] 陈国霖:《偷渡的中国人》,  第 49–71页。

  [33] 王小帅:《二弟》,2003年。

  [34]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