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注当代小说中关于大饥荒的描写,于是注意到梁晓声的小说《年轮》。小说第一章写的就是60、61年的大饥荒。在小说一开始,作者就交代道:“那是一个中国人最能够将心比心的年代。因为那一年是一九六一年。从一九六〇年起,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在不同程度地挨饿,有的省份,成百上千的人被饿死。”“饥饿居然使中国人之间都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第1页)
于是我们看到,为了体现这种“惺惺相惜”,在梁晓声的笔下,大饥荒不但没有给当时中国的社会道德、人际关系造成灾难性的破坏,恰恰相反,它极大地促进了、改善了人际关系和道德状况,几乎每个人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饥荒面前体现出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这个时代的人们肚子可能是饥饿的,但是精神、道德却是充实的,甚至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
在这个饥饿的年代,处处是人间真情,处处是感人肺腑的相濡以沫的故事。
小说一开始就写到主人公王小嵩所在的小学班老师曲老师饿得昏倒在讲台上,于是王小嵩和他的同学们家家户户争先恐后在第二天带着各种食物到学校:小嵩的妈妈从自己受工伤后工厂慰问她的十个鸡蛋中拿出四个鸡蛋;小嵩的邻居三奶把孙子剪掉的大头菜根一个一个捡回来,洗干净了要送给曲老师…….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教师的讲台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一棵菜啦,两个胡萝卜啦,几十个土豆啦,一个窝头什么的。”(第4页)
好感人啊。饥饿时代的人们多么慷慨!
更有戏剧性的是徐克抢豆饼的情节和学生到乡下捡菜和农民发生“冲突”的情节。无论是抢豆饼还是捡菜,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抢东西的人无不是情有可原,甚至是出于良好动机(比如学生去郊区捡菜是为了响应为灾区捐献的号召),而被抢的人则一个个宽大为怀(比如被徐克抢了豆饼的那个叔叔分给徐克半个饼,被学生抢的农民送给了学生大量食物),最后是大家都消除了误会,知道大家都不容易,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同志感情,皆大欢喜,为了伟大的祖国共度难关。
所以,梁晓声描写饥饿,不是为了反思,不是为了揭示大跃进和大饥荒造成的道德后果(比如杨继绳的《墓碑》所描写的人吃人的骇人故事,阎连科的小说《受活》不仅写了全圆人,也就是非残疾人,对残疾人的残酷掠夺,而且写到了大饥荒与之前的互助组、合作社、大炼钢铁、大跃进等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联系),而是为了突出人性的伟大,表明人际关系没有被破坏,而且变得更好了,空前地好了。梁晓声要告诉我们的无非是:饿死几千万人的社会灾难(而不是自然灾害)其实有良好的道德后果。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反思大饥荒呢?大饥荒不是空前地优化了道德状况和人际关系吗!其实,小说根本就没有把大饥荒当作社会灾难处理,而是紧跟“主旋律”,借助小说中的农民老大娘之口,把它表述为“自然灾害”:“刚盼着能过上几天好日子,又闹灾荒。老天爷不睁眼,干嘛这么和咱们中国人过不去啊。”几千万人饿死居然怪罪于“老天爷”,而放过去了那个活着的阎王爷。真是活见鬼了!
我甚至想:按照《年轮》的这种逻辑,是否再来次大饥荒,当下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就会得以根本改变?
(陶东风博客 2013-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