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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颖:身体VS工业——华语功夫片的价值再造与世界市场

  ■葛颖

  难以想象,如果《一代宗师》不是一部功夫片,王家卫会和所谓“亿元票房俱乐部”扯上什么关系。这位早在《阿飞正传》后就被定位为“票房毒药”的文艺片大师,多年来似乎只能以刻意经营的神秘和口碑来博得继续拍片的权力。《一代宗师》虽颇多诟病,但在这个效率为王的时代,票房是硬道理,王家卫起码已经为自己拿到了《一代宗师续集》或《一代宗师前传》的合约。

  然而华语功夫片的整体衰微确是个不争的事实。好莱坞甚至已经用《黑客帝国》、《杀死比尔》和《功夫熊猫》反夺了中国市场。如同瓷器和茶叶的命运,功夫片也已不再是中国的特产,不再是中国电影独享的类型资源。

  也许我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正是这样一个群雄逐鹿的局面,它至少证明,经过两代电影人的奋斗,功夫及其背后所积淀的中国传统价值已然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认同,难道这不正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输出吗?

  如果说,在李小龙时代,世界愿意接纳一个龙的中国;那么在中国已然崛起的今天,世界显然更愿意接纳一个熊猫的中国。也就是说,一个弱者可以做出强者的姿态,这并不构成对他人的威胁,反倒是“自强”、“不屈”的表现。而一个强者则应该收敛锋芒,这样才可能缓和他人的紧张,又无碍自身的地位。所以,我将《功夫熊猫》视为世界对当下中国理想形象的一次重塑:憨厚的熊猫战胜了凶暴的大龙。同样,从当年李小龙以《进入龙的境界》(《龙争虎斗》英语版片名)打入世界市场到《功夫熊猫》的大受欢迎,这何尝不是世界市场对华语功夫片理想形象的一次重塑。想要重夺世界市场,华语功夫片在气质上的改变已迫在眉睫。

  功夫理念需要现代性改造

  一直以来,华语功夫片予人的观感似乎天然就是古典气质的。做此判断,无关影片故事的时代背景,而是指人物的行动理念、影片的意识形态立场。不可否认,作为一门身体技艺,功夫业已完形于中国古典时代;作为一种身体哲学,功夫也完全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产物。

  中国传统社会讲求道义、德性。个人修为的核心在于压制本能,调和与他人、社群的关系。简单来讲,就是要消灭利己心理,学会重情重义。即遵循“你我之间,你为先”(情)、“情义不容,义为先”的原则。它贯穿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所谓“境由心生”,功夫习得与否的关键,取决于正心与否,或者说会不会做人。一套原本只关乎肢体训练的技击术,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成了一个道德养成的平台。这种道德泛化的表现,实际上对应了中国社会的宗教空白。从本质意义上说,宗教始终是对人的一种外在监视,它需要通过神圣化以求得合法化。道德是世俗化的训诫,它可以植入每个人的内心,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当然,这就需要更为漫长的过程。所以,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是历来重视教化的结果。

  华语功夫片的最大特征就是在刀光剑影中宣示传统价值观的存在意义。它与只有拳脚的西方打斗片迥然相异。身体技艺与身体哲学的合璧,不仅是功夫的传统形态,也是功夫片的一体两面。每一个功夫片创作者似乎都先行确认了两者的高度匹配,在无限景仰技艺的同时,对传统价值亦全盘接纳而不加一丝怀疑。在功夫片通常涉猎的两类题材中,练功型的故事往往被诠释成:技艺日臻完善的过程是不断降服心魔(利己心理)的过程;对战型的故事则倾向于将两股势力的较量摆上掂量善恶的天平。

  这种处理显然是古典气质的,因为它总是试图把个体通过苦练获得的私有能量,转换成某种对他人、对社群的责任和义务。它鼓励个体献身公共利益,而无视、轻视个体的快乐原则。或者说,干脆是将个体的快乐原则直接升华为了公共利益。这固然可以激起崇高的审美感受,却有违时代精神。百年西风东渐,中国社会早已接纳了资产阶级革命对个体利益的肯定,确认了个体自由与平权的进步性。因而这种古典气质在今天,实际上已经很难在其他类型的国产影片中被找到。它之所以能够独独支撑功夫片,乃是因为功夫片基本上是作为传说、传奇被消费的。反正那些锁闭在银幕方框中的主人公们,多多少少都因其身体优势而具有了某些神性,他们对常人生活逻辑的超越,对社会矛盾、民生现实别过脸去,也就似乎令人见怪不怪了。

  多年来华语功夫片正是守着这份遗世独存的浪漫,经营着一个与现实基本脱节、只是偶有指涉的影像世界。那些在银幕上被反复宣扬的传统美德和智慧,满足的是我们的怀旧心理。更准确地说,是接通了我们作为中国人在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上的自身需求。但在价值层面,它解决的是已然过时的社会矛盾和灵肉冲突,虽然有时也会对我们产生些许启示,但总体上无关我们的现实焦虑。就像那些压在箱底的长衫旗袍,纵然精致华美、教人割舍不下,毕竟不适合日常穿着,因为它无法包裹现代的步伐身姿。

  我们正处于一个被机器包围的新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本来命题是试图用机器取代人体,将人从繁重的生产劳作和残忍的肉体搏杀中解放出来。但不幸的是,人的惰性和贪婪也同时在这个进程中得到了空前的纵容和释放。机器隔开了我们和自然的距离,令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机器也隔开了人与人的距离,令我们的交流不再走心而走向虚拟。更为严峻的是,工具理性逐渐主宰了我们的价值观,使人甘愿异化为机器和物的奴隶。功夫的理念虽然对应的是前工业时代的语境,身体技艺却始终是对人的力量和自信的宣示。这不啻是往圣留下的强大心理暗示,足可以鼓舞我们反抗被物化、被机器霸权奴役的悲剧命运,进而在这个机器身影无所不在的时代,演绎“身体vs工业”的全球性主题。《黑客帝国》正是承此命题,将中国功夫定义成了一种反乌托邦话语。从此角度讲,功夫有理由在当代获得真正的现实意义,只是我们必须在身体技艺和身体哲学上,为功夫接通现代性资源。

  比如,现代兵器的高效率使功夫在当代基本丧失了实战的功能,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它意味着工业发明使人类超越了动物界,开始拥有身体以外的武器。据诺贝尔奖获得者,“动物行为学之父”康拉德·洛伦茨在《所罗门王的指环》中所述:几乎所有动物的武器都来自它们身体本身。如果动物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能致同类于死地的武器,那么这种动物为了生存,就必须形成一种相应的社会禁忌,以避免这种武器危及种群的生存。天生的冲动和禁忌构成了一个系统,形成了一个精心设计、自我管理的复合体。但只有一种动物开发出了身体以外的武器,因此他的本能根本不了解武器的运行机制,在应用武器时也没有充分的禁忌,这种动物就是人。我们并没有从自然界得到武器,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制造武器。如果我们只是研发武器,而不培养与之同步的责任和禁忌,人类就会因自己的发明创造而毁灭。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类似的情况其实已经在世界各地以不同规模频频上演。这是困扰当代人的一大难题。

  从武器禁忌的角度看,前工业时代的功夫在不断提高身体技艺的同时,有效地进化出了具有禁忌功能的武学理念。“点到为止”、“止戈为武”,都是身体哲学中的应有之义。我们常常能在功夫片中目睹功夫致胜枪械的典型场面,这种奇观化处理不仅出于谋求精彩、好看的考量,又有贬斥枪械、赞美功夫的意思。即以功夫对枪械的胜利来终战,将功夫的禁忌植入枪械的禁忌空白中。但这多少有些一厢情愿,现代兵器的压倒性优势是每个观众的常识,奇观化处理带来的巨大假定性会使严肃的题旨娱乐化,达不到教化的预期。

  我们完全可以将枪械纳入功夫的现代性范畴,为身体技艺外延出一套精妙的玩枪手法。而注入身体哲学中的新命题则显然将在重新界定了枪械的身份后得以展开,也就是说,原本作为机器的枪械不再是身体的对立物,而应该等同于刀剑,成了身体的一部分。问题是这个新的肢体将被如何驯化,就为无数有待编撰的故事预留了想象的空间,而这种想象其实是为人类探索枪械伦理在进行思考,这无疑确立了功夫片的一重当代合法性。

  世界市场的新需求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华语功夫片从华语武侠片中分离出来之后,由武侠片打通的东南亚市场就一直是功夫片稳定的海外票仓。这当然是因为东南亚生活着大量的华人,而且从历史的源流看,东南亚诸国的文化同属中华文化谱系,在传统价值观上,大家有着比较强烈的认同和呼应。也因此,东南亚一直被目为中国的后院,虽是海外,却并不代表中国人观念中的所谓“世界”。而“世界市场”其实指的就是欧美市场。所以,当1972年由邵氏公司出品的《天下第一拳》成功打入了美国市场,在当地将近1000家商业影院同时上映,华语功夫片才被认为是走向了世界。百多年西强东弱的态势,毕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世界版图的估值。从此角度讲,我们不必讳言能够进入欧美主流市场对华语电影的意义,也不必讳言能够得到欧美观众的认同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成就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李小龙在我们的心目中不仅是功夫影帝,更是民族英雄。

  李小龙在世界市场的发轫之作当属中美合拍的《龙争虎斗》,这部投资仅有80万美元的影片,在美国上映的首周票房即达300万美元,最后全球累积票房达到惊人的2.3亿美元。如此神话使李小龙一跃而为全球明星,更使中国功夫片(此处不称华语功夫片,因该片在欧美上映的是英语版本。)让世界领教了它巨大的市场潜力。

  李小龙独具个人风格的身体技艺显然是征服西方观众的关键。影片中刻意安排的几场中西功夫对决,让那些深深浸润于中国传统武术,又博采现代自由搏击、柔术之长的实战型动作得到了充分地施展,将中国功夫带入了化境之美。同时,影片对身体哲学的中国式阐释,又使西方观众耳目一新、为之折服,开始懂得支撑动作的不仅是肌肉,还有思想;练功不是只练体格,更要研修对人、对万事万物的看法。这种典型的中国功夫观念之所以能够成功启蒙西方观众,与李小龙自身对功夫理念的痴迷与精进大有关系,并且他曾长期在美国游学、工作,对西方观众的认知,使他能够准确拿捏启蒙话语的火候。当然,华纳公司的介入也使影片得以在世界市场广泛传播,李小龙看中的是华纳公司的发行资源和成熟的制作团队。但他很清楚,在此次中外合作中,好莱坞只是个配角,只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和分销网络,中方一定是创作核心,他的个人意志必须得到完全彻底的贯彻。这种霸气源于李小龙对当时功夫片制作格局的研判,他个人在美国谋得的江湖地位,以及前三部作品在远东市场的骄人战绩。

  从意识形态上看,李小龙的四部完整作品中都有以弱胜强、反帝反霸和强烈的个人、民族自尊。有意思的是,这些充满了对西方列强仇视、愤怒的影片,当时在日本和欧美市场的发行、放映并未受到任何负面的影响,反而赢得了热烈的追捧。究其原因,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西方大国皆动荡不安,新左派兴起、青年亚文化、学生运动、黑人民权、妇女解放,此起彼伏的一波波争斗一直延伸进七十年代。李小龙的电影不啻是呼应了又一轮争取解放、争取自由、呼唤平权,以边缘挑战主流的西方思潮,恰巧嵌入了东西冷战所挤压出的一条裂缝,真是时势使然。

  做此回顾,是想将神话还原成因果,指出其尽占天时、地利、人和的幸运。然而好运不可能常伴左右,国际形势的转变,各国文化的运行,都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重塑着市场的热点。李小龙倘若在世,也一定会遭遇来自外因、内因的创作瓶颈,遭遇华语功夫片目下的国际困境。因为这种困境根本上正是源于华语功夫片曾经一枝独秀的优势。

  拍出了《杀死比尔》的美国导演昆丁·塔伦蒂诺毫不讳言自己是个忠实的李小龙粉丝,并声称由对李小龙的崇拜而接触了百部香港武侠、功夫片。这几乎可说是卧薪尝胆、意欲与华语功夫片一较高下的国外电影人的缩影。华语功夫片对世界市场的每一次征服,同时又是一次从内容到工艺的自我解密。更不用说,九十年代后期,以袁和平、李连杰为代表的一流功夫片人才流散海外,被好莱坞近距离偷师所导致的功夫片秘笈的曝光。据说在好莱坞拍片期间,他们不断被美方要求使出更多的招式,结果这些动作无一遗漏地被捕捉进电脑,成为日后好莱坞用来为其他影片演化和生成动作的珍贵素材。

  另一方面,对世界市场的乐观催生了急于套现的意识,一些并无功夫片经验的名导和没有功夫底蕴的明星跨界入行,倚仗高科技特效的粉饰,炮制了一批功夫成色低下又没有故事亮点的粗糙产品。这种在新世纪后愈演愈烈的趋势,使华语功夫片的注意力逐渐从真功夫移向了虚幻飘渺、反实战的动作样式,甚至动作不够景来凑,武戏不足舞来填。观众在新鲜了一阵之后,很快便产生了审美疲劳,毕竟功夫片卖的是功夫。更要命的是,明星挤占了角色,导致功夫新人缺失磨练演技的机会,亦无从获得较为重要的角色来提升其市场知晓度。久而久之,“吃苦练功难敌漂亮脸蛋”似乎成了铁律,一条孕育打星的脐带就此梗阻,这无异于自绝华语功夫片的子嗣。反观近年来托尼·嘉在世界市场的走俏,并非是泰拳有多了得,而是年轻和讲求实战。

  华语功夫片目下的低潮并不意味着中国功夫的魅力已经衰减。相反,中国功夫作为一种元素,正越来越多地融入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不同题材的影片中。这至少表明世界市场对中国功夫的需求走向了多元,中国功夫连接的已不再是纯粹的东方猎奇,而是一种全球景观。所以它才被各国导演从东方脸孔和中式古装中召唤出来,作为人类智性和身体活力的又一种共同标识,与各种肤色缝合在了一起。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功夫原来可以和如此之多的空间匹配,生成如此之多的性格,推动如此之多的矛盾冲突,并且可用如此之多的方法拍摄。这无疑为华语功夫片拓宽题材、塑造更有新意的人物提供了借鉴。中国功夫不再神秘,但关于功夫的故事却可以大有奥妙。在下一轮技术革命来到之前,华语功夫片如何在故事上求突破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电影中,功夫片是故事模式创新最少、也是年青导演涉猎最少的领域。这很大程度上和我们对世界市场的判断依然停留在“猎奇”层面以及不断推高的成本有关。

  2008年《功夫熊猫》横空出世,令许多国人感叹好莱坞竟能做出如此地道的一部中国式功夫片。我却不以为然,起码中国人不会让熊猫和龙(影片中的反派名为“大龙”)打架。如果说,在李小龙时代,世界愿意接纳一个龙的中国,那么在中国已然崛起的今天,世界显然更愿意接纳一个熊猫的中国。也就是说,一个弱者可以做出强者的姿态,这并不构成对他人的威胁,反倒是“自强”、“不屈”的表现。而一个强者则应该收敛锋芒,这样才可能缓和他人的紧张,又无碍自身的地位。所以,我将《功夫熊猫》视为世界对当下中国理想形象的一次重塑:憨厚的熊猫战胜了凶暴的大龙。同样,从当年李小龙以《进入龙的境界》(《龙争虎斗》英语版片名)打入世界市场到《功夫熊猫》的大受欢迎,这何尝不是世界市场对华语功夫片理想形象的一次重塑。想要重夺世界市场,华语功夫片在气质上的改变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