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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秋 张航:“新草根”:近年电影中的小人物形象塑造及意义

——从电影《泰囧》热说起

  

  王俊秋 张航

  

  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往往都存在着某些意外。由徐峥执导并主演、王宝强和黄渤加盟的小成本喜剧片《人在囧途之泰囧》,出人意料地成了“冬天里的一把火”,以12亿的票房创造了国产电影的多个“第一”,展示出小成本喜剧电影的巨大潜力和魅力。本片不但以密集的笑点和险象环生的“囧”境牵手观众,更树立了王宝这样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小人物形象,让观众在笑的同时有一种领悟、有一份潜在的感动。在消费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具有第六代意义的“草根”形象已经成为仅供批评家品鉴的小众产品而被束之高阁,不追求深度和意义,用荒诞的狂欢取代真诚的人文关怀,让人一“笑”了之的文化快餐亦不能满足新一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因此,时代在呼唤一个既受大众喜爱又能代表底层“草根”的新人出现,《泰囧》中王宝强塑造的“新草根”形象因而受到欢迎。

  

  一、“底层”的蜕变:“新草根”形象的出现

  

  “草根”是新时期以后出现的一个概念,是“底层”的形象说法,同时又与原本意义的底层具有质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占有率的改变,社会地位、文化层次、经济收入的差异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群”,“底层”的意义也随之发生了质的改变。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虽然也是社会的底层,但经济收入上与其他阶层的差别并不大,他们作为“普罗大众”,社会地位被人为地誉美和拔高,这时的“底层”具有基础、主流甚至“领导阶级”的意义。到了新时期,权力和财富越来越成为“高贵”的同义语,“底层”也越来越与主流的、主导的社会阶层分离,而具有了真正意义的“草根”性。它泛指那些低收入、或无固定收入、社会地位低下、常常被主流社会忽略的、边缘化的弱势群体。

  新时期以来的文艺作品对这类小人物给予了足够的关注,电影中也出现了许多“草根”形象,他们大体上有这样几种类型:一类是都市中无固定职业,被体制边缘化的小人物。如葛优、徐帆、刘蓓、梁天等在《顽主》《甲方乙方》《大撒把》《不见不散》《非诚匆扰》等片中演绎的一系列都市小人物。他们大都带有冯小刚式的温情、王朔式的调侃和玩世不恭,有真诚、善良的一面,但却往往被不“正经”的“贫”所遮盖。他们没有体制所提供的稳定工作和固定收入,像附着在这个城市上的微生物一样为生存忙碌着。这些人物大都很中性,在他们身上既不承载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倡的积极正面的教育功能,也不树立反面的样板,是被主流社会忽略和淡忘的特殊人群。

  与这一类都市小人物形象相比,一批能够代表早期第六代电影主体风格的乡土小人物形象,更容易让观众体会大时代变迁中“草根”的真实存在和生存困境,这类小人物是比较纯正意义的“草根”形象。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的《三峡好人》,在通过韩三明寻亲过程反映三峡大坝拆迁和建设中不同阶层人物生存状态的同时,塑造了一个心地善良、性格木讷,千里迢迢执著寻妻的“草根”形象。同样,《小山回家》(贾樟柯)中那个渴望着早日回家的打工者王小山、《巫山云雨》(章明)中在三峡边孤独地看守信号台,又很偶然地陷入爱情风波中的麦强、《扁担?姑娘》(王小帅)中从农村老家来到大都市武汉,成为“扁担”的挑夫冬子等,构成了一幅真实而又略显灰暗的“草根”群像。这些影片大都格调低沉、人物边缘,写实的镜语体系透视出“草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另一类是在大时代变迁中迷失的“草根”形象。他们让观众充分感受到改革之初原始积累阶段泥沙俱下、人性凋敝的阵痛,表现了改革开放后进入城市、离乡打工的一批年青人的曲折命运。如《十七岁的单车》中背井离乡到北京打工,为攒一辆自行车而历经挫折的打工仔小贵,《盲井》中为了给妹妹挣学费被骗到盲井下险些丧命的农村中学生元凤鸣,《盲山》中被拐卖到偏僻农村被迫结婚生子的女大学生给雪梅,《轮回》中那个追求个性自由、不肯随波逐流的倒爷石岜,最后却因遭遇黑社会被钻伤了腿而沉沦,对生活绝望自杀。他们上演的是一幕幕青春残酷物语,从他们身上观众更深切地体会到的是“草根”的生存之痛。

  此外,还有一些为了金钱铤而走险,误入歧途的草根们:《小武》(贾樟柯)中浪迹街头试图寻找友情、亲情而不得,却处处碰壁的小偷小武;《扁担?姑娘》(王小帅)中为了发财混入黑社会,最后却在黑社会的仇杀中丧命的高平;《大喘气》(叶大鹰)中从北方来到广州参与投机生意,欺骗别人也被别人坑害,经受良知与罪恶绞杀的林健;《疯狂的赛车》中在命运的偶然和无可把握中成为“杀人犯”的自行车车手耿浩等。他们在对金钱的追求中挣扎、沉沦,甚至走上犯罪之路,是亟需救赎的人群。

  以上诸类型的“草根”形象大多属于灰色人群,在大时代变迁中,他们无法在体制内获得生存的给养,只能在体制的缝隙中求生存,既缺少阳光雨露的滋润,也较少受到制度的规范。透过这些形象符号观众接收到的往往是贫弱、苦难、无助、自嘲等负信息,是中国社会蒙昧、落后、无序和迟滞的一面。虽说这些形象也因而获得了现实批判的意义,但却很难得到审美的愉悦和成功的体验。相比之下,《泰囧》中王宝强塑造的阳光、积极、乐观、时尚,有道德心和责任感而又有点小自私的“新草根”形象,则体现出一种超越自身困境实现人的价值,与时代共进的人格魅力,这是我们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所更需要的底层民众形象。

  

  二、个体人、群体人与现代人

  

  与王宝强在《泰囧》中塑造的新草根形象相比,以往的草根形象往往缺少一种现代人的意识,尤其是那些农民出身的挣扎在贫困与温饱之中的草根们,往往有一种与世隔绝之感。他们被时代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而不自知,其存在本身就带有较强的悲剧色彩。另外,像“傻根”式的单纯和崇高在当下好人受屈坏人得意的社会中也是一种可悲的崇高,其实这种道德设置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当一个人道德愈高尚,而处境愈艰辛时,高尚就成为一种尴尬,单纯就变成一种笑料。或者说这单纯只能是被人用作欣赏和消费的,而且只是存在于艺术的世界里。因为这仅是艺术家们制造出来的一个理想符号而已,他只会让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甘于贫困,坚守消逝了的传统道德而供上流社会欣赏,满足他们的某种道德畅想。当然,这一形象也体现出了整个社会的一种对美好的寻唤和追求。因为电影本身是要充分考虑受众的心理需求的,所以为了捍卫傻根对这个世界的美好的体认,冯小刚宁可让刘德华扮演的贼搭上性命,来满足观众的这种需求。这种草根形象虽说能给人带来道德畅想,给作品带来亮色,但是,它是虚幻的、经不起现实考验的人物。这种道德寻唤也只能是促成个体人向群体人的进一步蜕变。“许三多”所树立的形象完全是被体制驯服的道德形象。长时间以来,我们对于个人权益和个性自由做了过多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仅仅是在现实生活中,更是在思想观念上。追求个人权益被斥之为“无组织”“自私”“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之类。而更多提倡的是驯服于体制和传统的“群体人”。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

  在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由自发到自觉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群”成为基本的存在方式。人类之初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为了适应恶劣的环境,他们需要依附于一定的组织来共同抵御生存危险,这样便出现了“群”和相应的制度与规约,即而发展成“族”和“国”,出现了不同的等级阶层。这种依附于某种组织形式生存的人,我们叫他“群体人”。“李泽厚把群体人归结为‘血源根基’的组成形式,以扩大了的家庭来体现的社会群体意识。”(1)而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制度人”。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形态中通过制度、法律、道德和主流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引导和规约,把人纳入到一个既成的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某一“群”的附属物。这一方面成为保证社会有序发展的正能量,但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地束缚了人的个性,使人成为群的附属物。历史上的中国人往往同时受到来自于体制的规约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使之成为无独立思想、无个性的顺民。在当今这个全媒体时代,大众传播媒介更成为人进入体系实现“群体人”或“制度人”的最有效的引导者。而“傻根”“许三多”则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一个保留了古朴道德的和带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的草根形象,他们还不具备个体人的思想特征。

  “中国人始终是群体性的人,以群的概念作为价值标准,这个价值标准是很自觉的,深入地渗透在人们的行为、情感和意识中。在‘第五代’以前的电影里,很习惯于把人解释成群的附属物,使个人的情感、意识和利益自觉地纳人群体的目标和任务之中”。(2)而“第五代”的先锋性和叛逆性也恰恰表现在它试图挣脱传统和“群”的束缚,促成由“群体人”向“个体人”蜕变的努力。同样是草根形象,《黄土地》中的翠花的觉醒是以生命做代价的,为冲破旧传统的桎梏而拼着性命做最后一搏;《孩子王》中的知青老杆挑战旧的教育制度,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向孩子们传授新的、活的知识。但当他这种个性化探索和摆脱“群”的观念框缚的企图被发现之后,体制便毫不容情地把他辞退,使之受到有效的惩戒。在《大阅兵》中,陈凯歌的初衷是要重新阐释集体与个体、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强调人的个性的发展。“然而,由于影片主题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弘扬军魂国魂、军威国威的轨道。并且采取了带有较强戏剧冲突的叙事,使导演的企图几乎被湮没。”(3)《轮回》是1988年王朔四部小说的电影改编中被认为最成功的一部,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他塑造了一个敢于摆脱体制、挑战传统的新人形象。他并不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物,但在他身上具备了某些“新人”的人格特质,表现了一个“个体人”的觉醒。然而,觉醒了的个体又被社会打碎了,最后由沉沦而绝望自杀。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死再一次命定了“第五代”这种追求的失败。

  个体人、群体人、现代人并非是一个层级的问题,但它们却有着内在的关联。现代人应该是具备主体性人格的个体,追求自由和个性化发展,有与时代共进的要求。当然他仍然很难摆脱“群”的束缚,尤其是在大众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

  

  三、王宝的“新草根”形象及其意义

  

  人物形象是文艺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也是一部电影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泰囧》塑造了两个性格迥异的小人物:一个是执著于事业而忽略了爱情、亲情,陷于双重“囧境”的小知识分子徐朗,另一个就是王宝强塑造的新草根形象王宝。王宝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蜕变过程中一个发育尚不完整的小人物,从他夸张的潮人打扮,到他对网络和流行的追求上都可以体现出这一点。他表现出的传统与现代两种人格的错位也是让人发笑的重要因素。他不仅具有某些“新人”的特质,同时具备了马斯洛所归纳的“自我实现”的一些重要特征,成为区别于以往诸多草根形象的新形象。因此,我们称之为“新草根”形象。他的“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时代感与时尚感;能以新奇的眼光欣赏生活中的多种事物和经验,从多方面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尊重,有与时代共进的要求。我们从王宝草根潮人的造型,对手机、电脑等性能的了解,对流行的把握(星座、“人格分裂”、GPS定位、手机植入病毒、电视购物、微博、“冰冰棒”等)都可以感受到他对当下的贴近和对流行的追求,具有较强的时代感。

  第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王宝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一种简单、率真,甚至“有点二”的姿态,性格阳光、不消极、不抱怨、不自卑,充满爱和幻想。王宝虽然地位不高,身体有病(这从他“该吃药了”的时候吃药的情节中可以看出),又承载着家庭的重负,但是他却一直有自己的梦想,即使有些梦想在旁人看来是极其荒诞不经的。最后,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竟然不可思议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昭示:只要不放弃就能实现理想甚至梦想。

  第三,大智若愚,睿智幽默,有独立创造生活的能力。与以往的草根形象有所不同,新草根们往往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才智和潜能,创造一个平凡但却快乐的生活。身为底层社会的一个小人物,王宝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在体制内获得固定收入和理想的铁饭碗,但却能超越自身的生存困境,靠一份手艺创造财富,活得堂堂正正而有滋有味。他与“傻根”式的小人物最大的不同,是其所具有的睿智和幽默,往往对于都市白领徐朗的做作和堂皇用简单的方式一语道破,不仅增加了影片的笑料,并且给人物增加了深度。

  第四,善良诚实,有正义感和道德心。王宝树立的新草根形象,做人磊落,爱憎分明,有孝心和责任感,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儒家传统的道德精神和现代的公民意识的融合。王宝虽然还带着《天下无贼》中“傻根”式的懵懂和纯净,《士兵突击》中许三多式的“不抛弃、不放弃”的执著,但却比以往的草根形象更具时代感、道德感和人格张力,而且性格更加饱满、丰富,体现出编导者在人物塑造上的良苦用心。

  

  四、道具符号:“新草根”的思想道德表征

  

  道具与符号在《泰囧》的叙事和人物形象塑造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实事求是地说,《泰囧》是一个设计感非常强的影片,人工的痕迹比较重,但这并没有影响观众的欣赏热情,反而由于制作上的精细而增加了故事的情节点和笑点,也增加了故事的深度和浓度。有些道具成为电影中的一个符号,在人物塑造和故事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影片情节的推进,不断拓展其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及其内涵,使人物变得更加丰满。

  与王宝形影不离的仙人球作为一个贯穿性的符号,在影片中有着特殊的功能和意义。它承担着引导叙事、制造笑料、祈福施愿等多重功能。而祈福施愿又对王宝道德人格的塑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毫无疑问,它是影片设置的一个包袱和悬念,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重要符号。随着故事的展开,其所指也由一个简单的植物而得到不断拓展,呈现出更多的意蕴。观众开始会觉得出国旅游抱着一盆满身长剌的仙人球,屡经“囧”事而不舍,实在是很呆、很累赘、很别扭。但当包袱抖开,不但他的另类行为被理解和接受,而且使他在观众眼中从一个单纯快乐的“草根”,演变为一个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具有家庭责任感和孝心的好男人。为了使王宝的这种道德人格更生动可感,此前导演还从细节上进行了铺垫。比如徐朗与他吵嘴时,两次用不敬的语言提到他的母亲,王宝郑重地用:“你骂我可以,但不要骂我妈!”“我警告你别说我妈!!” 坚决地捍卫了母亲的尊严,甚至两个人因此闹掰分手。这让人感觉到王宝这个有点二的小人物,在某些事情上很有原则,也是很执著的。随着叙事的推进,这种坚持被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

  影片的另一个道具是日记本,它是王宝旅行中与母亲心灵沟通的工具,也是导演为塑造一个正面的“新草根”形象精心设计的一个符号。通过读他的日记,徐朗和观众才会穿透其快乐、单纯的外在形象,更深入地了解他柔软的内心世界。经过这些铺陈之后,影片后面出现坐在轮椅上的王宝母亲时,观众才把此前的细节一一勾连起来,使王宝的道德人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但是,导演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王宝的设计,在影片的最后,徐朗发现了王宝包里的钱时认定他与高博私下交易,愤而将之赶走。而王宝的走而复归,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因为没钱,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可见王宝对个人的人格和名誉的重视。

  王宝的日记本作为影片的一个特殊符号,承担了更多的功能。通过它与范冰冰建立了必要的逻辑和情感联系,为后来的真人秀做了铺垫。范冰冰最早的出场是在宝宝的叙述中。本来是一个可笑的、虚幻的、不可能达成的梦想,但最后却意外地实现了。虽然最后的真人秀有些突兀,甚至不合情理,但这种突兀和意外并没有为影片减分,它确实像一缕清新的风,改变了影片的格调,使之由“囧”境而入“佳”境。观众也很宽容地对这个白日梦式的情节给予了足够的热情,因为这个白日梦也是一般大众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本身就是非逻辑的。如果说范冰冰原定目标是为本片拉一亿票房的话,那么她应该是做到了。徐朗的转变是影片最重要的一个情节点,表现了一个人历经“囧”途之后的大彻大悟和人性复归。这个情节点也是由王宝的日记来完成的,当徐朗从地上拾起那些被撕碎的日记,就注定了他要放弃自己一直所痴迷的东西而完成最后的精神蜕变,此前所有的误解、厌恶在这里全部冰释。所以日记本是影片中一个决定性的道具,也是制作者为影片最关键的情节点出现而精心设计的一个符号。

  《泰囧》中还有一个道具是王宝的“泰国旅游计划书”,这上面罗列了王宝来泰国要完成的诸多项目和心愿。整个影片的后半部基本上是按照这份计划书的内容来推进的。它对王宝“新草根”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表现了王宝对流行的接受、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参与意识,这是人追求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素质。他给观众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草根”也要活得精彩,这是与以往的草根形象完全不同的。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影视评论的功能与态势研究(11BZW125)的科研成果。]

  注释:

  (1)(2)倪震、郑洞天、黄建新:《话题:不仅是〈轮回〉》,《电影艺术》1989第4期,第14页。

  (3)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孟春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