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林侠
内容提要北美电影市场不仅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市场,也是电影竞争最为激烈的中心腹地,成为衡量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指数。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一市场具有如下特征:一、集束性宣传能够制造消费流行的热点,但出现“第一部”效应;二、存在把外语片当作艺术电影欣赏的传统;三、消费心理比较成熟,完全依靠营销噱头难以奏效;四、北美市场对外语片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并无特殊限定。华语电影在21世纪初期曾具有优势,但2006年以来竞争力锐减。我们认为,国际竞争力存在着宏观/意义价值、中观/文化逻辑与微观/故事形态三个层次,但伴随主流文化的意义价值同质、趋同化,电影的国际竞争力不再表现以何种意义价值“/是什么”,重点应放在中观/文化逻辑和微观/故事形态两个层次,尤其是中观/文化逻辑上。
关 键词 北美电影市场 华语电影 国际竞争力 文化逻辑
21世纪以来,以中国内地为主体的华语电影的发展毋庸置疑。国内票房、银幕数、院线建设等硬件参数得到很大的提升。2010年国内票房突破100亿,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伴随跨国资本自由流动、民族国家疆界模糊化,全球电影市场迎来重构、调整的历史契机。在美国好莱坞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墨西哥、新西兰等国借助文化、影视技术等优势,成为全球电影产业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相对说来,以中国内地为主体的华语电影在政治力量的推进下实现了社会优势资本的整合,产业发展的国内市场已经形成规模,其海外市场却逐年萎缩①。如果从全球电影产业结构的高度看,中国内地依赖人口红利、以庞大的消费市场吸引美国等电影强国的觊觎之心,这显然不是自身竞争力的表现。“国际竞争力”虽然包括电影制作、消费市场及其潜力等重要因素,但是,它更强调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电影面对其他国家电影,以怎样的内容、何种方式介入激烈竞争,赢得海外市场,这不仅需要应对好莱坞电影在美国本土市场的压力,也有欧洲国家的艺术电影冲击,甚至也包括东亚文化圈内部的竞争。简言之,本文所说的国际竞争力就是指中国电影在参与全球化竞争、占据海外市场的综合能力。
北美电影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是全球市值最大的电影市场,更是电影竞争最激烈的中心腹地,引领世界电影发展的潮流,成为衡量电影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指标。经由这一市场的中继与放大,许多其他国别电影造成了全球性效应。毫不夸张地说,在全球范围内,北美电影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范本意义。对中国而言,当下电影及其文化在北美市场的输出,不仅体现出产业经济的利益竞争、产业运作的实力发展,也是传播民族文化、形塑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邹广文说得明确“: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功能决定了其发展将主导全球文明的走向,
也是最温和的争取全球话语权和身份认同的手段。”②可以说,在新世纪背景下阐释“崛起的中国”的历史渊源、文化资源及未来走向,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等“硬实力”的迅速提升而显得日益迫切。伴随全球产业升级,文化产业急剧扩张,主流文化的意义价值同质化现象愈发明显,在这种语境中,电影的国际竞争力不再表现为何种意义价值“/是什么”,而是聚焦在中观层面的文化逻辑。
一、北美市场上华语电影竞争力的内部构成
众所周知,“华语电影”并非铁板一块,其概念具有很强的构成性,内部差异甚大。研究华语电影国际竞争力,不能笼而统之,需要涉及华语电影内部竞争力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区分其构成部分。依据常理,我们将之分为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及海外华语电影。首先来看看近三十年来华语电影在北美市场的发行及其票房情况。
单位:百万美元 本文数据均来自http://www.boxofficemojo.com/,截止2012年6月24日
表一 华语电影北美市场发行数量与票房

从图表可以看出,华语电影20世纪80年代在北美市场开始发行,但局限于香港电影;90年代伴随“两岸三地”电影在国际电影节大放异彩,随后引起北美市场的关注。但从整体上说,华语电影在北美市场缺乏有效占有率与自我评估机制,未能形成可持续的竞争力。我们不妨具体说明。从1980年到2011年,华语电影虽然总体上表现出数量增多的趋势,但对比国内电影产业的各项数据急剧上升的态势,北美市场的数据增长非常缓慢,几乎很难反映内地电影产业的实力变化,呈现出“无规律”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影片发行数量“无规律”。1999年后每年虽稳定在6部左右,但又屡有变数,如2004、2008、2011年均超过10部,而2002、2009年却只有2部,这种变化唯有合理的阐释。其次,票房“无规律”。如2000年华语电影仅6部,总票房就达到1.42亿美元,但是,《卧虎藏龙》一部电影就是1.28亿,其他5部电影的票房总和还不到1千万,并且至今未超越这一纪录,而票房第二的2004年,不过0.67亿,仅达其半数。再次,发行数量与票房之间“无规律”。如2011年虽有16部之多,但票房总和仅300万;1996年虽只发行4部,但票房已过6千4百万;而1980年成龙第一部登陆北美市场的《杀手壕》,虽只1部,但票房已过800万。2011年投资6亿人民币的《金陵十三钗》,票房不过31万,远低于1999年仅投资300万人民币的《一个都不能少》的59万。这种“无规律”反映出华语电影在北美市场的发行存在许多自身难以控制的风险。这既有电影自身的艺术问题,也有发行渠道等硬件方面的缺陷。我们看到,2010年后发行等硬件已有改善,发行数量明显增多,如2011年增加到16部,这与华狮电影发行公司(Chinese Lion)有相当的关联。“华狮”从2010年至今已发行18部华语电影,尤其是在2011年华谊兄弟和博纳参股该公司后,内地电影介入北美市场的力度明显加大③。而在2012年,大连万达集团收购全球排名第二的美国AMC影院公司④,虽然仍强调商业的运营模式,但无疑将大为改善华语电影进入北美电影市场的路径。
但是,走向国际市场只不过是第一步,怎样在竞争激烈的北美市场中以质取胜,则是更艰难的事情。从表格数据看,华语电影虽以中国内地为主体,但除了发行数量,未见其他优势。在北美市场三十多年间,内地电影共有63部,香港电影有43部,台湾电影有14部,海外华人电影有6部。就总票房来说,内地次于港台,位居第三,香港总票房215,191,079美元,台湾总票房149,098,124美元,内地总票房101,070,548美元。从片均票房来说,台湾电影最有优势(10,649,866),是香港电影的两倍(5,004,443)、内地电影的十倍(1,604,294)。再联系到投入与产出的性价比,香港电影多属投资较大的商业电影,台湾电影均是投资较小的文艺片,这种高性价比是无须赘言的。
客观地说,2006年后,内地电影颓势十分明显。如2008年《苹果》、《盲山》票房刚过万,2009年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票房仅3万,均排名北美市场外语片1000名之外(总数为1302部)。即便是张艺谋,2005年的《千里走单骑》只有25万美元,排在600名;2010年的《三枪拍案惊奇》仅有18万美元,排在654名。我认为,作为华语电影主体,内地电影不能满足于占据国内市场,而应承担起在全球市场中参与国际竞争的责任,因此,迫切需要调整电影创制思路,更富有针对性地展开合作。
在这方面,李安对台湾电影的关键性作用以及《霍元甲》在海内外截然不同的票房,给我们重要启示。在9部台湾电影中,李安独占5部,更关键的是,这5部票房总和高达1.47亿美元,占了99%;余下4部(杨德昌1部和蔡明亮3部)连1%都未到。而且数据显示,毋庸说李安、于仁泰等具有较大影响的华人导演,就是如陈冲、王颖等美籍华人也具有明显的票房优势。表格中,海外华人6部电影,总票房3,451,577美元,片均票房575,262美元,已经显示出锋芒。
如1999年陈冲的处女作《天浴》,就挤入百万美元排行榜;王颖2011年的《雪花秘扇》斩获130多万美元,成为该年度华语电影北美票房的第1名。最能说明问题的当属2006年于仁泰的《霍元甲》,无论从故事创意、情节模式还是武打动作,均乏善可陈,国内票房1.01亿人民币,排名第66位⑤。但在北美市场上,由于影片主创者均是投身好莱坞多年、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电影人,如于仁泰、
李连杰、袁和平等,北美票房高达2400多万美元,位居外语片票房第6位。从这个角度说,华语电影应当根据具体的创制目标,借助多种华人的力量,不仅包括前往好莱坞发展的港台华人导演、演员等⑥,而且,我们更需要关注如王颖、杨紫烨、伍思薇、黄毅瑜、刘玉玲等在美国本土成长且在影视领域获得相当成功的华裔“第二代”电影人⑦。相比第一种电影力量,这种已然融入北美本土文化圈的海外力量,被我们长期忽视,亟待增强联系,并与之深度合作。
二、北美市场上外语片的竞争形态及趋势
毋庸讳言,在好莱坞电影一家独大的现实面前,所谓国际竞争力,主要是指除了美国之外与其他国别电影之间的竞争。因此,考察北美外语片票房排行榜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先来看北美外语片排序前十名的情况。
表二 北美市场外语片票房前十名分布情况

单位:百万美元⑧
从列表可以清晰看到,在前十名中,华语电影有4部入围,反映出21世纪初期存在相当的优势,尤其香港电影的力量。这里不单指香港片,而是指香港电影力量渗透到华语电影的内质,形成了核心竞争力。如这4部华语电影都是围绕香港电影人的动作片(甚至华语电影在北美市场的前15部都是动作片;除了《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香港电影有12部之多)。然而,有意思的是,其他国家6部外语片都是艺术电影。前10名中,意大利、法国和墨西哥电影各占两席,但在时间分布上,90年代的电影居多。如意大利两部电影均在90年代,法国电影1部在2001年,但另一部却远在70年代,墨西哥电影也是如此,而4部华语电影均在2000年之后。这的确印证了骆思典的判断:新世纪初期华语电影以武打类型挤占北美外语电影市场,削弱了欧洲艺术电影(特别是法国电影)在北美市场上传统的强势地位⑨。但是,确切地说,华语电影在新世纪初期的异军突起,是以武打片的商业电影挑战欧洲艺术电影的结果。骆思典断言的这种成效,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说都非常有限。所谓“时间有限”,是指由于华语电影仅有武打片这一个占据市场的类型,在时间稍长的电影消费中,必然会失去吸引力;“空间有限”是指北美市场作为一个整体空间,对外语片(尤其是商业电影)的容纳有限。当华语电影挤压了欧洲艺术电影市场,若欲进一步发展就必然挑战好莱坞大片的本土市场。这对华语电影来说显然难以做到。表格数字告诉我们,华语电影在单一类型的重复中缺乏可持续性,很快就失去了竞争力。2006年成为票房的分水岭,此后,在北美市场上,华语电影没有任何优势。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扩展开来,考察北美外语片票房前100位的国别(地区)分布情况。
大体说来,北美市场在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下外语片形态已发生微妙变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好莱坞电影整合资金、技术、市场、明星等优势资源,每年推出“票房炸弹”的大片。如2009年《阿凡达》7.6亿、《泰坦尼克号》6.5亿(包括2012年3D版)、2012年《复仇者联盟》5.6亿、2008年《黑暗骑士》5.3亿、2004年的《怪物史瑞克》4.4亿、《饥饿者游戏》4亿,时间非常集中。这反映出好莱
坞大片在北美市场的地位一再巩固,更重要的是,这些大片的海外市场远超北美市场,因而不断推高全球票房。可以说,外语片(包括华语电影)市场受到好莱坞大片明显挤压。但另一方面,好莱坞大片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引导外语片出现商业化趋势。这是因为:(一)好莱坞“高概念”电影、“票房炸弹”以其巨大的票房威力,在全球范围内,既取得了高额的经济利益,又展示了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对其他国家电影产生强烈的诱惑;(二)在全球产业升级的浪潮中,电影作为产业的概念深入人心,更由于振兴文化产业等意识形态的介入,商业电影成为民族国家电影生产的重点;(三)电影作为意识形态,迫切需要发展本土电影,防御好莱坞大片的入侵,保护民族电影产业,这就只能将重点放在商业电影。中国的情况无须赘言⑩。印度“宝莱坞”近年来突破歌舞片类型的传统局限,不断推出爱情、枪战、科幻、喜剧、青春、魔幻等类型,在北美市场上迅速崛起。德国电影不仅有如《罗拉快跑》、《窃听风暴》等艺术电影,而且注重发挥“二战”题材,不断推出如《从海底出发》、《帝国的毁灭》、《黑皮书》等战争片。即便是法国电影,也不再固守艺术电影的传统优势,虽有如《玫瑰人生》、《萨拉的钥匙》等艺术片,但也制作出如《狼族盟约》、《高压电》等商业大片。
表三 北美市场外语片票房前百名分布情况

表三的数据表明:在类型多元化的语境中,进入21世纪外语片的竞争愈发激烈。2000年以来有65部入围,传统强国如法国、西班牙、瑞典、德国、墨西哥等地位仍然稳固,保持了很强的竞争力。我们以法国为例,时间的分布就显示了强大的实力,如70年代的《鸟笼》维持前十名地位达三十多年之久,而在80、90年代均有多部入围,21世纪的数量占据绝对优势,有15部之多。扩展到前200名榜单,法国更有59部之多。不仅如此,新兴国家电影不断崛起。在前100名榜单中,印度(4部)、加拿大(3部)、阿根廷(2部)、泰国(2部)、印尼(1部)、伊朗(1部)、俄罗斯(1部)等均在新世纪首次冲进票房百强榜单。表现最抢眼的,莫过于印度电影。新世纪4部上榜电影中,仅《季风婚宴》(排名13)是在2002年,其余3部非常晚近,如2009年的《三个傻子》、2007年的《再生缘》、2011年的《Don 2》。扩展到前200名,印度电影的优势更明显,共27部入围,数量仅次于法国。可以说,印度电影无论在发行数量还是票房上都表现出强势的崛起。
反观华语电影,却在短暂崛起后迅速下滑。从数据上看,华语电影在北美外语片100名票房排行榜上,有10部上榜,扩展到前200名,有16部入围,但从时间分布看,集中在90年代,内地电影在2006年《满城尽带黄金甲》(第41名)后,在国内单片票房及其总量每年创造纪录的五年86之间,竟然无一入围外语片前400名,最靠前的是2009年的《赤壁》,仅排在422名。这充分说明华语电影竞争力的锐减。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等电影强国均强调兼顾艺术与商业多种类型。华语商业大片由于类型单一,既难以与占尽全球优势资源的好莱坞大片展开正面竞争,又难以应对多元化的外语片竞争格局,因此,在北美票房的萎缩,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事情。这个问题被国内学者饶曙光敏感地注意到“:由于与好莱坞大片的制作模式和路线趋于‘同质化’,中国电影的国际竞争力没有可持续增强而是呈现出下滑的趋势。”也就是说,华语电影乃至整个外语片在好莱坞“高概念”的诱惑下纷纷打造“大片”,确实对繁荣本国电影产业、盘活国内市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从全球市场的高度看,恰恰是“同质化”的表现,预示了华语电影作为外语片的最为重要的差异性褪色甚或消失。
三、北美电影市场的文化分析
通过以上的数字描述,我们发现北美电影市场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与规律性。概括起来,有以下方面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在北美市场上,以集束性宣传制造消费流行的热点,虽然行之有效,但却“来去匆匆”,其中,出现了明显的“第一部”效应。所谓“集束性”宣传,是指观赏热点总是出现在相对集中的时段。如成龙在1996、1997年两年间推出的4部动作片,均进入前10位;而在21世纪初,古装武侠片集中上映,形成观赏的热点。与此同时,这个“热点”又很容易消散。如对武侠片的消费,从2000年《卧虎藏龙》到2006年《满城尽带黄金甲》,热点一过,随后的北美票房急剧萎缩,如《投名状》票房仅12万美元,在整个外语片中名列744位;《战国》票房6万,排名862位;《刀见笑》票房4万,排名938位。所谓“第一部”效应,是指同一类型、相似题材的电影往往是第一部电影最为成功。我们还是以古装武侠片为例。2000年李安的《卧虎藏龙》成为整个外语片十多年来未能超越的顶点;2002年的《英雄》在视觉上登峰造极,风格更突出,但在票房上已难以望其项背,不及前者的一半;《十面埋伏》虽然票房也不错,但比之《英雄》相差甚远;再及《满城尽带黄金甲》,票房只是《十面埋伏》的半数,已然落到600万。再如成龙的动作片。《红番区》的票房在1996年高达3200万,随后在北美市场发行类似的动作片多达10部,但未有超越者。这个效应也表现在文艺片类型中。如李安早在1994年的《饮食男女》以700多万的票房成绩,二十多年来傲视后来者,成为北美市场上最卖座的华语艺术片。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1993年创造的521万的票房纪录,至今也没有被自己后来的作品打破。蔡明亮在2001年最早登陆北美市场的《你那边几点》,虽只有19万,但2004年的《不散》、2007年的《黑眼圈》加起来也仅5.5万美元。张扬的情况也如此,2000年《洗澡》成为票房顶峰,此后虽有2002年的《昨天》、2007年《向日葵》,但都相差甚远。田壮壮也难逃此规律,1994年《蓝风筝》35万票房远超2004年精致之作《小城之春》,后者仅4万多美元。可以说,这个“第一部”效应亟待我们重视。
第二,北美市场外语片中的商业大片并没有优势,甚至比不上艺术电影的票房。这一现象和好莱坞大片占据北美市场主流地位有直接关系。外语片如此强调“艺术”,正是对主流的好莱坞大片的必要补充。表格的数据清楚表明,长期以来,北美市场存在把外语片当作艺术电影的欣赏传统,尽管21世纪初商业性增强而略有变化。就华语电影而言,在36部华语电影票房100万榜单上,商业电影15部,艺术电影则有21部之多。前者集中在2000—2006年,但在90年代,后者无论是数量还是票房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在华人导演北美票房的排行榜中,商业电影导演仅有周星驰一人进入前十名。从单片票房来看,李安早期两部艺术电影《饮食男女》(1994)、《喜宴》(1993)均远超2006年国内年度票房冠军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的文艺片《和你在一起》居然比张国荣、巩俐等明星参演的《风月》高出很多,甚至是跨国大制作《无极》票房的两倍。这在国内市场上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卧虎藏龙》的特殊性颇能说明这个问题。该片虽在华语文化圈中作为武侠片宣传,但在北美市场上,则把宣传重心放在了执导艺术电影的李安,《卧虎藏龙》被当做“理智和情感”的东方版,即用艺术电影的传统来吸引西方观众。这里,有一个矛盾略加说明。华语电影北美票房前十五位的无一例外都是动作片,这不过反映了导演创作的当下流变:以艺术电影获得国际声誉后转而创作商业大片,尤以张艺谋为代表(李安创作的武侠文艺片《卧虎藏龙》虽然开了先河,但是其重心仍在艺术电影,如《断臂山》、《制造伍德斯托克》、《色·戒》等)。由此,我们应该注意两点:首先,在北美外语片市场上艺术电影具有特殊的价值,其性价比远超商业电影;其次,在电影产业化浪潮中,艺术电影受到商业大片严重挤压的国内现状需要改变,我们应当重视前者的拍摄。
第三,北美电影市场的消费心理比较成熟,存在清晰的集体记忆,具体表现在:(1)权威媒体的影评能够适时做出准确的评价,有效地引导观影心理;(2)院线积极提供大量的影片信息,严格遵循分级制度,形成合理的审美期待;(3)观众根据自身观影需求,进行理性的选择。因此,它很难出现如国内古装大片消费时的票房与恶评“齐飞”的现象。确切地说,对于外语片,北美市场更关注艺术标准。北美票房的确较真实地反映出电影的艺术品质,完全依靠营销噱头或其他如情色、政治、国际电影节获奖等因素,难以取得成功,如情色题材的电影表现平平,被称为史上第一部立体色情片的《肉蒲团3D》在北美票房不过15万美元;即便是最为成功的华人导演李安,2007年执导的《色·戒》被定为NC-17级,票房400多万美元,在这个类型中已位居第五,但在他的5部华语作品中只位列第四,仅比1992年的处女作《推手》略好。再如国际电影获奖因素“、禁片”的政治因素对票房的影响也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明显。如台湾导演蔡明亮被称为“专为国际电影节制作”的导演,《你那边几点》、《不散》、《黑眼圈》三部电影,票房总和不及25万美元;被誉为第六代导演旗帜的贾樟柯,《三峡好人》、《世界》、《任逍遥》三部电影总票房仅只15万。截止2011年,在126部华语电影中,被中国内地禁演的有3部电影,但无论票房总额还是排名都未见任何优势。田壮壮1994年执导的《蓝风筝》略好(票房35万美元,排名43位),娄烨2008年的《颐和园》(仅6.3万美元,排名65位)和张元1998年的《东宫西宫》(仅4.6万美元,排名67位)相差不少。可以说,此类电影的票房和排名都比较靠后。一个反例是,2011年的《建党伟业》,虽然存在明显的政治色彩,但是却获得15万票房,全年16部华语影片中排名第五。这个案例应当给当下内地电影的政治文化传播以信心。
第四,北美电影市场具有较强的开放性,敢于接纳一些并不熟悉的导演作品,具体表现在上文提及的“第一部”效应方面,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北美市场对外语片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并无特殊限定。我们看到,票房在千万以上的14部华语电影虽然都是动作片,但是,近现代背景的武打片(10部)超过古装武打片(4部);票房在百万以上的36部影片中,古代背景的仅为6部;即便在82部华语电影中,仅有12部。在发行时间上,古装武打片全部出现在21世纪(1999年《荆轲刺秦王》、1998年《秦颂》带有史诗剧的意味,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此范畴),换言之,均在2000年《卧虎藏龙》之后。如此数据足以说明:(1)新世纪古装武打片的生产并没有建立在北美市场的调研上,它仅是遵循商业类型的运作模式,“模仿”第一部成功的影片(即《卧虎藏龙》);(2)西方对古装武打片所谓的“文化猎奇”,不是自身的观影需求使然,而是由于电影制作者不断模仿类似文本积累形成的;(3)北美观众对中国历史并没有特殊的兴趣倾向,强调古装戏、历史剧的创作与输出,这其实是国内电影人的一种误判,提炼、整合海外观众的观影需求才是关键。
四、作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中观的文化逻辑
对试图重振海外市场的华语电影来说,我们需要在文化产业的背景中探知电影竞争力的关键所在。21世纪以来国家相继出台“振兴文化产业”“、繁荣电影行业”的政策措施,文化产业以支柱产业的全新身份成为国民经济的再增长点,并借助不断拓展的消费市场与日益发达的媒介技术,把大众文化、官方文化以及精英文化,熔铸成既囊括三者又不同于三者的主流文化。“文化产业正在把世界变成一个经验的领域,经由社会分化而产生的界限或区别已经变得模糊……另一方面也因为文化比利益与权力更多地蕴涵着超越国家、民族的人类共通性,可以便捷地穿越民族国家、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的障碍”。即是说,文化产业所生产出的主流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打破了官方、精英、大众的传统划分,表现出一种因“去社会分化”而“界限模糊”的特征。陶东风说:“主流文化是在一个社会中真正占据地位的文化,是真正支配大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大众日常生活中得到践行的价值观。”的确,作为一种意义价值,主流文化在提炼社会阶层文化的同时,又取消了社会阶层的文化区隔,以人们“日用而不知”的方式潜在地发挥作用,成为没有阶层差异故能最大范围地影响大众思维的力量,进而对人们现实生活产生重要作用。就本论题而言,这种主流文化由于具有“共通性”,故能成功地穿越其他民族国家政治与文化的障碍,深刻介入全球普适性文化的竞争,成为民族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表证。因此,全球文化产业的竞争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的竞争,更是主流文化所涵盖的意义价值的竞争。进言之,文化产业所生产的主流文化,虽然兼顾政治经验(叙述甚至迎合国家政治意志)与文化经验(具有较新颖的人生经验、叙事形式及策略),但与经济资本呼应的大众文化成为重中之重。文化产业把大众文化所指涉的特殊经验最大范围地扩散开来。因此,主流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在相当程度上即是大众文化的竞争力。电影的特殊性在于自诞生以来始终都是一种大众媒介,虽曾有“左岸派”、“新浪潮”,但整体上并未出现陶东风所说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价值鸿沟。他在好莱坞大片中概括出的“自由或梦想”、“平民主义”、“回归正常”等“美国价值观”,已成为全球大众文化的普适性价值,也构成了艺术电影的意义世界(如被公认为艺术电影的代表,法国“新浪潮”恰恰与好莱坞电影关系密切)。因此,在全球产业升级过程中,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发展文化产业,大众文化占据了主流文化的核心地位,由于“共通性”的内质,文化产业呈现出来的意义价值大抵相差无几。
当我们厘清这个问题后,怎样构架中国电影国际竞争力就清楚了。如果我们把国际竞争力分成宏观/意义价值、中观/文化逻辑与微观/故事形态等三个层次,那么,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中观/文化逻辑和微观/故事形态两个层次上。这是因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产业主导的意义价值存在相当程度的同质化。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以“何种”的中观/文化逻辑与“怎样”的微观/故事形态打造自身的竞争力,而非纠缠于宏观层次的意义价值;其中,尤其应当重视中观层面的文化逻辑。在宏观层次的意义价值因普适而抽象、空洞的情况下,中观层面的文化逻辑如同一座桥梁,不仅将微观的人物生存状态令人信服(文化的“合理性”)、出人意料(文化的“特殊性”)地提升到宏观的意义世界,而且,从意向性的角度有力地阐释了意义世界与微观个体的关联属性,回答了“意味着什么”的价值问题。杨国荣说:“作为人所理解的存在,它无疑更多地表现为在不同视域下,世界对人呈现为什么,从而,也更直接地对应于‘是什么’的问题。事实上,世界被人理解为什么,从另一角度看也就是:在人看来,世界‘是什么’。与‘是什么’相联系的是‘意味着什么’。后者进一步将观念形态的意义世界引向价值之域。”即是说,意义世界“是什么”虽然是宏观抽象的本质问题,但是,在微观的个体看来,“是什么”远没有与自身相关的“意味着什么”来得重要,因为后者涉及与个体相关的价值属性。就电影艺术来说,中观层次的文化逻辑就是“意味着什么”的价值阐释。
德里达是用另一种话语来论述的。在他看来,文学性,或者更有可能成为文学作品的是“那些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现性在最小空间内有最大的可能的作品”。换成本文的论题,即电影的本质体现在叙事的“最小空间”与“最大可能”上。所谓“最小空间”,就是强调以微观的故事形态切入意义世界,用某种极端特殊的假定性切入抽象的普适性价值,“打破常态”成为人物行动、故事演进的动力;所谓“最大可能”是指人物的这种特殊行动、故事演进、建构意义世界的文化逻辑,正是这种文化逻辑“最大可能”地建构起一个坚实的微观形态,从而有力地阐释“最小空间”之所以存在。一言概之,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在于提出某种不同的意义价值,而是我们以怎样的微观形态、何种的文化逻辑建构意义世界。
我们不妨以外语片前十名来探讨这一问题。概言之,这些外语片能够位居前列与微观的故事形态及其文化逻辑有密切关系。除了4部华语电影,法国、意大利与墨西哥电影各占两席,均以微观的故事形态“/最小空间”与建构的文化逻辑“/最大可能”,显示出建构“共通”的意义世界的竞争力。如《美丽人生》用儿童懵懂的“最小化”视角,独辟蹊径地叙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微观形态,在冷酷与残忍的纳粹集中营中,在暴力、屈辱、死亡等危机四伏之间,出现父亲为儿子描绘的另一种逻辑,使得这个“最小空间”在一种理性力量的支持下而“最大可能”地存在。《邮差》同样如此。下层平民马里奥原本平淡无奇,但智利诗人聂鲁达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种人生的门,暗喻/诗歌所代表的全新的人生经验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这里突出的仍然是特殊的微观世界及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天使爱美丽》的竞争力同样体现在微观的故事形态、别具生趣的文化逻辑。“他救”与“自救”的辩证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诸多拯救行为中,凸显出艾米丽“胆怯自闭”特殊视野中的人生样貌及其心理。正是在这种心理逻辑的演绎中,特殊的拯救活动才显得如此生趣盎然。墨西哥电影《潘神的迷宫》、《情浓巧克力》一方面难以离开在大时代背景下儿童视角的特殊故事,另一方面,从“最大可能”的角度看,魔幻现实主义这种特有的文化逻辑坚实地搭建起微观的故事。在四部华语电影中,《卧虎藏龙》既以玉娇龙微观的视角展现别样的江湖人生,又以儒家文化的特殊逻辑(“欲望的自我压抑”)阐释了李慕白“最大可能”的行为方式。《功夫》不仅展现了小人物卑微滑稽的生存状态,而且以本民族特殊的文化思维(文化传统的“至弱”与“至强”的辩证转换)演绎神奇的人物嬗变、建构普适的意义世界。但华语电影过于依赖武打片这一类型,导致逻辑的简单化。如《霍元甲》诉之民族主义,中国人在异族的侵犯与羞辱时,用武术维护民族尊严;《英雄》在新世纪语境下强调“帝国”心态,以集体情绪张扬一种新权威主义。我们说,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内求同(认同与参与)、对外抗争(整体“动员”)的政治原则;在跨文化背景下,它的狭隘性暴露无遗。陈彦说得直接:“民族主义直接诉诸人类情感,诉诸人类近乎潜意识的爱憎等本能冲突,它不以理性作为基础,也少有理想光彩。”因此,集中于古装武打片类型的华语电影,一方面难以用本民族的文化逻辑建构起坚实的意义世界,导致表/古代、里/现代分裂的“两层皮”现象,另一方面用以阐释人物行为的民族主义存在重要缺陷。正由于缺乏“合理”而“特殊”的文化逻辑,才导致华语电影竞争力锐减。
关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还是卡西尔说得好:“艺术并不是对一个现成的即予的实在的单纯复写,它是导向对事物和人类生活得出客观见解的途径之一,它不是对实在的摹仿,而是对实在的发现。”电影艺术同样是“发现实在”,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特殊的媒介语言、文化逻辑“构建实在”。无论何种生活状态,都需要阐释自身合理性的文化逻辑,正是它的运转,才可能构建起人类共同向往的意义世界。显然,通过分析北美这一具有范式意义的电影市场,我们发现,任何国家的主流电影及其文化,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市场,作为常识性、普适性的意义世界已经不再重要,关键在于我们怎样运用本民族文化的逻辑富有说服力地构建起一个坚实的微观世界。这是电影国际竞争力的核心,需要我们特别重视。
相关情况与数字可参见《中国电影海外市场在萎缩》,载《中国经济网》2012年5月22日,http://news.cqnews.net/html/2012-05/22/content_15885105.htm
邹广文:《我国文化竞争力的特征分析及实现途径》,载《宁夏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
《华谊兄弟博纳携手共同参股北美华狮电影发行公司》,凤凰网2011年10月30日,http://finance.ifeng.com/gem/gemssgs/20111031/4959754.shtml。
《万达收购美国AMC AMC为世界排名第二院线集团》,和讯网2012年5月21日,http://stock.hexun.com/2012-05-21/141612999.html。
《霍元甲》的国内票房数据出自《中国内地电影票房历史排行榜》(截至2012年6月10日),http://group.mtime.com/12781/discussion/253526。
近年来华人电影人出现的“返流”现象值得重视。成龙、周润发、李连杰、巩俐、章子怡等都表示回大陆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电影人缺乏国内持续支持后在好莱坞发展的受挫,也显示了华语电影文化输出路径的危机。具体情况参见新浪网相关报道《好莱坞华人男星要换代东方三侠回国发展》,http://ent.sina.com.cn/m/c/p/2007-02-04/11521438183.html;《国外不好混只能演妓女巩俐章子怡想回国发展》,http://ent.sina.com.cn/x/2006-11-01/14511309529.html。
事实上,第二代美籍华裔电影人已然形成一定影响,纷纷执导电影、纪录片,如王颖的《喜福会》、伍思薇的《面子》屡获国际电影节大奖,杨紫烨的《颍州的孩子》获得第4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黄毅瑜执导美国大片《死神来了》系列第1和第3部,全球票房分别高达1.12和1.17亿美元。与成龙、李连杰等相比,他们更能融入美国文化及其电影市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成龙的《红番区》(票房3200万美元)、《飞龙再生》(票房2200万美元)等早期作品票房虽高,但由于发行时已被英语配音,因此未列入北美外语片票房计算。
骆思典:《全球化时代的华语电影:参照美国看中国电影的国际市场前景》,载《当代电影》2006年第1期。
参见拙文《电影产业中的资本形态与国家形象构建》,载《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
饶曙光:《增强竞争力和实力中国电影已可与世界接轨》,载《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9日。
Jing Yang, “Rewriting the Martial Arts Movie in the Global Era: A Study of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Asia Culture Forum 2006-Whither the Orient, http://www.cct.go.kr/data/acf2006/cinema/cinema-Session%201%20-%20Yang.pdf.
参见拙文《笑场:当下华语大片传播的文化现象》,载《中州学刊》2009年第4期。
单世联:《在全球竞争中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读田丰等著〈文化竞争力研究〉》,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7期。
陶东风:《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载《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
杨国荣:《论意义世界》,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雅克·德里达:《访谈: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陈彦:《警惕民族主义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汪晖、余国良主编《全球关系中的中国处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