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光 宋法刚
( 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一九四二》在被遗忘和遮蔽的题材中以悲悯的情怀和艺术的力量探寻历史记忆和人文良知。它不是消费民族的 “痛史”与创伤,而是在历史的全景复现中,通过叙事视角的回眸即个体与历史的对话,以及对宗教文化、政治权力、家族伦理等文化力量的反思,传达着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启蒙价值观。因此,影片的价值已经不能仅仅用票房来衡量。影片的跨媒介传播和引发的知识界的关注与议论,影片所倡导的对个体生存权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对民族灾难和 “国民性”的反思,对历史真实探寻的历史观等,已经打造了一个众声喧哗的 “公共文化空间”。影片对当前中国的电影文化建设、人文反思意向和文化产业生态等无疑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 《一九四二》; 历史真实; 人文良知; 现代性; 启蒙
[中图分类号] J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054 ( 2013) 02-0040-06
[收稿日期]2012 -12 -31
[作者简介] 陈旭光 ( 1964 - ) ,男,浙江东阳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法刚 ( 1981 - ) ,男,山东邹平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一九四二》改编自刘震云 1993 年创作的调查体纪实小说 《温故一九四二》,是著名导演冯小刚的新作、力作。这是一部历时 19 年,几经周折才完成的电影作品。它以发生在 1942 年的河南灾荒为历史背景,从几条不同的故事线索出发,客观且全面地呈现身处这场大灾内外的各类人物的遭遇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一九四二》也是冯小刚自 《集结号》《唐山大地震》之后,再一次将目光投向深重的民族历史,从而创作出的具有独特的人文情怀、历史意识以及思想深度的作品。影片站在灾民的情感立场上温故历史,追问人的生存权利,启蒙人的公民意识,在艺术语言与主题意蕴相互交融中饱含着丰富的历史况味和浓郁的现实情怀。这部影片引发了全国观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强烈关注,围绕它引申出不少关于时代、历史、现实、记忆、电影艺术与文化等重要话题。影片对于当下市场化、娱乐化的中国电影现状来说,无疑更有其独特价值。
一
在一定程度上,当下电影生产的 “娱乐化”主流往往是以喜剧夸张的手法模糊甚至远离现实,以穿越、魔幻的形式消费历史,以情色暴力的视觉奇观吸引眼球等等。而曾经以喜剧幽默成名并形成独特的 “冯氏喜剧”品牌价值的冯小刚导演却特立独行,拍摄了 《一九四二》。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部与电影产业节奏和娱乐化环境颇不合拍的作品。说其不合拍,意在说它没有把商业回报放在影片创作的核心环节,而是强调电影艺术的认识价值和人文情怀。正如冯小刚自己所言: “我觉得电影就两个价值,一是认识价值,二是娱乐价值。《一九四二》首先有认识价值,认识我们的民族性,这可以说是我拍这部电影的野心。”[1]
电影是用视听语言讲故事的艺术,故事内容与其艺术形式之间是互为表里的依存关系。作为一部源于小说,更准确地说是源于历史的影片,在情节具有特殊规定性的时空限度内,面对一场民族历史上的大灾荒,如何呈现底层灾民家破人亡的情节 “点”,如何镶嵌社会各阶层的反应“面”,如何表达思想情怀之 “深”,无疑都是对导演的考验。总的来说,影片除了常规性的镜头组接以及音乐效果外,更突出的是将灾难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在两个故事空间的呈现和对比中实现点、面的统一。
一个是灾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世界。影片以老东家为核心建构人物,勾连故事线索,宏观全景展现了灾民的流浪图。如果从老东家的角度来梳理这部影片,显然就是余华笔下 “活着”的历史。因为灾民的洗劫,一夜之间他的家园和财富荡然无存,于是和妻子、怀孕的儿媳、闺女星星走上逃荒之路。一路下来,饿死的饿死,卖了的卖了,而小孙子也在他怀里给憋死了,孤零零的老东家唯有慨叹: “早知如此,当初何必逃荒?”老东家的长工栓柱本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但是历经磨难、见惯死亡之后却为了留住孩子的念想——那个寄托了情感的风车,拒绝了日本人的馒头,遂被刺刀刺穿了喉咙。瞎驴一家的逃亡亦是充满血泪,母亲病死,自己被害,妻子花枝为了孩子能活下来,把自己给卖了,但答应好好照顾孩子的栓柱却在火车上弄丢了两个孩子。影片最后老东家几乎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这时遇到了另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孩,——“妮,你叫我一声爷,咱俩就认识了”——于是他和小女孩互相温暖与支撑,成为延续民族繁衍的力量。
在这一故事空间里,作为对民族历史链条的完整把握,影片还呈现了地主与农民之间较为温和的阶级关系。在这样一部自然而然把灾民视为同情对象的作品中,导演让一个 “地主”来做影片的主角,且不是已经定型的 “周扒皮”,而是一个通情达理、和善仁慈的长者。他对栓柱充满了信任,对瞎驴给予尽可能的帮助,故事结束,他也实现了从 “地主形象”到 “父亲形象”的转变,成为花枝与栓柱的证婚人和残酷历史的见证者。只是,此时已经打破了“原父情结”。[2]( P279)这既体现了导演对传统文化精神的重塑,也体现了导演超越阶级、阶层局限的开阔视野。而且 1942 年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还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地主与农民在现实的链条上还保持着一定的平衡。两个家庭在逃亡路上面对艰难生活所流露出的温情,无疑是两个阶级在历史环境下的真实处境,所折射的是对生的渴求,对死的恐惧,对子女无私的护佑和对同类疾苦的悲悯。
而另一个则是官员觥筹交错、腐败横行的世界。镜头从灾民的食不果腹切换到重庆聚会的豪华盛宴,通过这种强烈的视觉对比凸显灾难的人祸成分。官员为了迎接美国总统特使访华,大搞形式主义,让民众在路旁欢呼,却遭受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 军官大发国难财,私吞救济粮,在民不聊生的时候用贪污的钱财嫖娼作乐; 惩治腐败本为严肃党纪国法,但在枪毙腐败的官员时还不忘政治作秀,批评观看的灾民不够多; 而河南的政府官员在灾民等待救命粮的时候,却为了各自的部门利益争斗不休; 更有甚者以影响洛阳的市容市貌为由拒绝灾民入城,凡此种种让老东家再也不相信政府所说的救灾。
影片中比较值得玩味的是蒋介石对灾情的了解程度。在白修德出示照片铁证之前,蒋介石知道发生了灾情,但是对他知不知道灾情如此严重影片未下断论,这一点与《温故一九四二》中的 “假作不知”有很大的区别,相应地对蒋介石的态度与小说中的质问谴责、冷嘲热讽相比也多了些 “理解之同情”。我想,这不仅仅是艺术刻画的需要,更是对历史的敬畏。正如刘震云所说,“你也要理解他的处境,因为中国是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到了 1942 年,已经差不多快支撑到极点了。他就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个历史产生出这个人物是必然的,蒋介石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形成政令统一,一方面有外敌入侵,军阀相互之间有矛盾,内忧外患,处在这样一个处境下,到底应该怎么办,他跟灾民其实是一样的,无非看你放在什么背景下。”[3]
但无论如何,蒋介石政府救灾不力,灾民对政府失去信心的同时,政府也就失去了民心、丢掉了政权。影片最影像中国的力量与探寻 “历史真实”的人文良知———论 《一九四二》后打出字幕: “六年以后,蒋介石失去大陆,退踞台湾”,将救灾的不力与最后的失败建立必然的因果联系,充满了悲叹、反思、批判等复杂的历史况味。
总之, “两个世界”,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在这两种空间的对比中审视天灾与人祸,同时从历史长河的高空俯察中华民族转折时期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历史人物心理,从灾民的立场出发表达着对个体生命的敬畏、对民族灾难的反思以及对历史真相的探寻。
二
让·谷克多曾说,“一部影片是一个凝固的思想喷泉”。[4]( P332)从 《一九四二》中就能真切感受到冯小刚强烈而主动的思想表达。这源于他第一次阅读 《温故一九四二》后的体验: “我一口气读完,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小说没有故事,没有人物,也貌似没有态度没有立场,主角写的是民族,情节写的 是民族的命运。”[5]( P1)之后的 19 年里,冯小刚一直想把小说搬上银幕,并于 2002 年、2004 年两次提交立项均未获通过,直到 2011 年第三次立项才拿到拍摄许可证。这样的 “难产”一方面正如他所说,是坏事变好事,因为随着对生活认识的提升,影片的质量更上层楼;[6]另一方面,这19 年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台湾国民党下台之后又上台,历史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这都提供了新的坐标,从而使影片某些认识超越了小说,在思想表达上更加 “复杂而清晰”。说其复杂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 “小说”与 “历史”对蒋介石在救灾事件中的不同评价,说其清晰是影片明确而坚定地站在底层灾民的立场上,表达着对个体生命的悲悯和对历史灾难的反思,用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去质疑 “以国为本”的历史逻辑。
影片中蒋鼎文司令在拒绝免除河南人军粮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说辞: “如果两个人要同时饿死的话,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 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这个冠冕堂皇的逻辑背后是 “国家领土”胜过 “人民生命”,但结果是失去民心的国民党最后失去了大陆。因此,国家不是由一平方米、一平方米的土地组成的,而是由一个人、一个人的人心建构的,而生存权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对其生命的熟若无睹亦使其丧失统治的合法性。这种现代以来的启蒙观可以说是《一九四二》在反思历史灾难中发出的最振聋发聩的声音。这种启蒙价值观的表现除了前面直观的空间对比外,还有深层次的话语时空中的 “历史回眸”和宗教文化上的 “内省反思”。
影片在叙事上,除了用全知视角来客观理性地讲述故事以外,还用 “我”的旁白来实现历史和现实的对接。影片中的 “我”是老东家领着的女孩的儿子,没有画面的视觉形象,只有两段 “画外音”。在影片开始处,“我”说: “1942年冬至 1944 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的一些事: 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而在结束的时候,“我”又说: “十五年以后,这个小姑娘成了俺娘,自打俺记事起,就没见过她流过泪,也不吃肉,几十年后当我为了一篇采访,问到 1942 年时,她愣了半天, ‘这些糟心的事,我都忘了,你又写它,图个啥呢?’”这个对故事情节无关紧要的设置—— “我”——对价值表达却作用非凡。除了佐证故事的真实性,更在 “故事空间”和 “故事时间”之外,建立起另一个叙述者所处的 “话语空间”和 “话语时间”,从而以一个无所不在的 “后代”个体的名义对历史真相进行追问,而这种追问构成了与历史的对话。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所说,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同时美国思想家布迪厄也有个著名的论断: “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7]于是在这种回眸中,使得这段历史的记忆具有了社会性和公共性。由此,《一九四二》对于当代的意义便是塑造一种集体记忆,打造公共空间,它让我们活着的人对话过去,关照当下。从这个角度说,这部电影也可以看作是对公民意识、国家意识、个体权利意识等现代性观念的一次影像化普及。
影片在文化上,主要是在与西方政治文化的对比和对基督教信仰的审视中实现自我的反思。白修德的作用除了将照片在美国公布于世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外,更以他的社会常识和文化视角来发现这场灾荒的诸多 “怪诞”之处。他一直北京社会科学 2013 年第 2 期纳闷 “政府为什么无所作为”,民众受灾,政府不知晓、不救助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而民众不求助、不责难于政府,仅仅是家庭的互助、无望的流浪更是闻所未闻。正是借用白修德的眼睛看到的政府管理的失职、社会观念的缺失,让观众认识到这场死亡三百万人的灾祸不是天灾,而是日本侵略、政府失德导致的人祸。另外,影片对宗教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也有大量的描写和反思。信奉基督教的安西满牧师最初意气风发,把这场灾难当作宣传教义、吸纳教众的大好时机,但是灾难慢慢超出他的精神负荷,遂开始怀疑神的存在,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一次日本的飞机轰炸,安西满身边的小女孩倒在血泊之中,他跑过去尽全力用棉衣按住伤口,但血还是汩汩流出。最后,他把《圣经》按在了伤口上,并仰头祈祷。然而,《圣经》被鲜血浸透,迎来的却是又一颗从天而降的炸弹。失魂落魄的安西满来到梅甘神父面前,质问上帝知道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吗? 上帝为什么不来阻止这一切? 如果魔鬼总是战胜上帝,那他为什么还要信上帝呢? 梅甘一时无语。在历史灾难面前,信仰的沉默的确让观众的心情无比沉重。但信仰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能给人的灵魂以寄托。因此,影片以基督教赞美诗《生命之河》作为主题曲: “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中的忧伤,全都洒落。”在这个意义上,冯小刚并没有放弃信仰与道德的力量,三百万人的抗争、挣扎与死亡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无影无踪,必定成为认识民族历史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一九四二》为什么冒着如此大的商业风险选择这样的题材,表达这样的价值观? 其实能从冯小刚前面的电影 《集结号》中发现一脉相承的精神。 《集结号》的故事尽管起源于解放战争,但是主要矛盾却是连长谷子地以其百折不挠的精神为 46 个兄弟向军队和国家要求 “烈士”荣誉的过程。“我给他们证明”成了影片最响亮的口号,背后体现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牺牲意义的肯定。正如张颐武的观点,影片是“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凭吊”。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在长期的革命伦理至上、集体主义第一的口号压力下,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多么的艰难。所以,《集结号》里面那一望无际的无名烈士碑不正是《一九四二》里面那死去的三百万灾民吗? 如果进一步回顾冯小刚的创作历程,就会发现,他的很多作品都与社会主流文化保持一种微妙的张力: 在主流文化要求严肃认真的时候他勇敢地争取笑的权利,而当众人都在笑以及不知道为什么笑的时候,他又开始思考死亡、饥饿等无比沉重的话题。
三
环顾当前娱乐至上的文化潮流,很容易联想到尼尔·波兹曼的警示: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7]( P211)前段时间抵制三俗的斗争也表明我国文化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恶性娱乐化趋势。因此,《一九四二》的题材——对那段被遮蔽的民族灾难的聚焦——本身就是对社会民众的一次启蒙,它的意义不仅是对电影生态的调和,更是对公共文化生态的警醒。其启蒙意识已经超越孤立的影像文本,走向“文本间性”和社会文化文本,从而在更大的公共文化气场上鼓荡。
2012 年 12 月 6 日的 《南方周末》 “1942 专题”刊发了一系列文章,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与《电影艺术》联合举办了 “北大首映式·《一九四二》”学术研讨会。[8]这些文章、研讨从电影批评、历史研究、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角度对那场灾难的发生以及后来的被遮蔽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尽管对影片的艺术手法、历史事实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都对影片捍卫社会记忆和历史权利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认为这是对历史良知的有责任的担当,是对历史的呼唤,也是对“历史”的狙击。同样,这些讨论也让 “民族灾难”“社会记忆” “历史权利”等话题在更广阔的领域展开讨论。
另外,在很多讨论中都提到 《一九四二》中 “历史真实”的问题。客观地说,对一部以“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为宣传口号和价值基础的影片而言, “历史真实”方面如果存在很多的 “虚假信息”的话,其建
构的价值大厦无疑也会根基松动。纵观这些质疑,有一些是观众能够充分理解的,比如说影片没有表现出当年灾民 “易子而食”的残酷性;影像中国的力量与探寻 “历史真实”的人文良知——论 《一九四二》有一些,可能是资料选用或认识上的问题,比如谌旭彬在《戳破 < 1942 > 里的伪历史》一文中提到的 《大公报》对灾民的持续报道以及蒋介石在白修德发新闻刊登以前已经部署救灾等
问题。在讨论艺术中的 “历史真实”以前, “历史”与 “历史真实”是首先需要辨析的问题。历史作为曾经的客观存在无疑是真实的,但是这种真实的历史在研究中又不可能完全复原,正如汤因比指出的,“历史上的事实并非真正是什么具体的东西,就好像一块可以拿着摆弄的砖头或者石头那样; 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事件是人为的——是对原始材料进行挑选的结果”。[9]( P14)因此,历史学家所能做的最好的结果——所谓的“历史真实”———就是向历史本来面貌的无限趋近。而当历史研究在面对某段历史失语,或者其研究成果难以进入公共视野的时候,同样作为“人文学科”的电影为了更好地 “让人成为人”加以艺术呈现。因此,在用 “历史真实”解码《一九四二》的时候也不必过于严苛,有时候是“历史”的 “不作为”让观众对电影有了 “过度的期待”。因此,《一九四二》某种程度上的“越界”,在我看来,恰恰是对历史良知的无畏担当。正如刘震云所说: “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都有被遗忘的角落,恰恰是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藏着这个民族的历史,而不是探照灯照出来的光明大道里的历史,历史存于角落。文学和电影真正的意义,就是照不到的地方你的灯光照过去了。”[3]饥饿与灾难是中国 1942 年的问题,同时正如从 《饥饿游戏》和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面看到的一样,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又不限于中国也不限于 1942。对以 “自我保存”为内驱力的个人,面对生存危机和生命威胁所提交的答卷无疑成为民族性的重要参照。与对历史灾难的反思,对以人为本的价值的肯定相比,《一九四二》对民族性的批判由于主观和客观的众多难以克服的原因,应该说没有达到小说的高度。尽管对此不能强求,但难掩遗憾。
结语
《一九四二》以老东家带领观众探寻历史开始,以他和刚认识的小女孩在互相拯救后以“幸存者”的身份走向未来结束。但正如电影《木兰花》里面的一句台词: “我们可能告别了过去,但过去或许不曾放过我们。”因此,面对这段中华民族的悲惨往事,导演并没有把它拍成消费民族创伤、叫卖廉价眼泪的商业影片,而是借助影像空间的对比、叙事视角的回眸、宗教文化的反思生发出一种强烈而主动、复杂而清晰的启蒙价值观。在我们看来,电影至少凸显了两方面的现代性价值观: 一是五四以来但现在已经淡化了的反思国民性的鲁迅式启蒙观; 二是回到个体生命的感性生存的个体价值观。只有经过这样的启蒙,我们在 “后灾难时代”中才能像犹太哲学家费根海姆所言去 “修补世界”,探寻生存的意义。因此,《一九四二》不是一部仅仅用票房来衡量的电影,它已经延伸为一个公共文化事件,为当前贫血缺钙的电影产业、文化生态、精神空间带来一个不同的嘹亮的声音。也许我们可以不失偏激地认为——影片票房的不尽如人意更凸显了影片的存在价值。
注释:[1]冯小刚推介新作 《一九四二》最黑暗也最温暖[N]. 京华时报,2012 -11 -26.
[2] 徐葆耕.电影讲稿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刘震云.希望 “一九四二”不再重演 [N]. 南方人物周刊,2012 -12 -04.
[4][美]理查德·加纳罗、特尔玛·阿特休勒著,舒予译. 艺术: 让人成为人 [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 [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6]杨澜.杨澜访谈录 [Z]. 2012 -11 -16.
[7][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 娱乐至死 [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李雨谏,李国馨.《一九四二》: 历史呈现、影像蕴含与现实参照——— 《一九四二》学术研讨会综述 [J]. 电影艺术,2013 ( 1) .
[9][英]阿诺德·J·汤因比、G·R·厄本著,胡益民、北京社会科学 2013 年第 2 期单坤琴译. 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 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参考文献:
[1]杨远婴.百年六代 影像中国———关于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谱系研寻 [J]. 当代电影,2001 ( 6) .
[2]邵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社会历史观 [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0 ( 3) .
[3]陈晓明.漫评刘震云的小说 [J]. 文艺争鸣,1992( 1) .
[4]沈梦瀛.论刘震云小说创作的多面性 [J]. 中州学刊,1999 ( 5) .
[5]陈胜州.新世纪刘震云对人类困境的新开掘 [J].大众文艺,2010 ( 4) .
[6]程光炜.在故乡的神话坍塌之后——论刘震云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 [J]. 文学评论,1999 ( 5) .
[7]徐彦利,李哲. 1990 年代刘震云的另类叙事 [J].兰州大学学报,2004 ( 6) .
[8]贺仲明.放逐与逃亡——论刘震云创作的意义及其精神困境 [J]. 中州学刊,1997 ( 3) .
[9]唐忠会.拓展·重构·守望——数字语境下动画电影的 “真 实 性” 思 考 [J]. 艺 术 百 家,2010( S1) .
[10]钱旭初.都市镜像与冯小刚电影 [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报,2005 ( 3) .
[11] 李锦.从冯小刚的电影看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 S1) .
[12]江善敏.浅析冯小刚电影的特色 [J]. 北方文学( 下半月) ,2012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