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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博雅: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民族性思考

  

  赵博雅

  

  伴随着西方后工业文明的逐步演进,围绕全球化这一核心命题,一种新的话语秩序结构及权力格局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碰撞与融合成为大势所趋。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有关全球性的最大反思,在于对文化趋同性与多样性的深刻追问,由此也必然引发有关文化民族性的深层思考。

  民族性所涉及的是一个民族自身文化认同的问题,而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所有追问,都“可以被相当松散地定义为他(她)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的全部”①。正如南宋陆九渊所说的“四海之内,心同理同”,这里所谓的“心同理同”,实际上构成了文化认同的核心命题,而对这一命题真值的认定和维护,也成为民族文化得以持续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之所在。任何事物的存在,其价值必然产生于差异性之中,正是因为具有差异性,个体价值才得以显现,这也是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重要对立原则所表达的意思,即价值产生于对立,产生于差异性。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民族身份的认同与建构,也正是在与其他民族的差异性之中得以有效显现,并且,这样一种情形,也恰恰能够通过电影的视觉化方式呈现于公众的文化视野之中。

  

  一、中国电影民族性的表现

  

  (一)传统美学理念的视觉意象

  电影作为一种以视觉性为主要话语方式的艺术形式,视觉形象构成了其根本的本体特征,而视觉形象的呈现与结构方式,则体现出不同文本间甚至于不同文化间表意机制的内在差异性。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与美学理念中,“意境”成为其文化构形的重要手段与载体方式。而所谓“意境”,并不是要找寻形象与现实间的对应关系,而是在有意和无意间借助形象生成某种情调和趣味,生成某种延伸至文本之外的意义与联想。这种独特的东方审美习性,与本是舶来品的电影技术相结合,使得中国电影中总带有中国人对生命本体以及自然世界的一种独特认知,并借助于简单的物象,抒发独特的人文情怀。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与生活体验中,中国电影延续了中国美学思想体系的基本特质,尤其将“以象明意”的美学理念发展得淋漓尽致。其实,中国造字法中的形声、会意本身就带有电影化的基本特质,中国人的审美取向中对意境美的追求,使得中国电影颇具民族特色。

  从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开始,中国电影重视意境、强调电影诗意化表达的古典美学传统就有完整的体现。例如在电影《神女》中,舒缓的叙事节奏和极具意味的影调方式,将神女生活中隐忍和压抑的一面呈现出来。影片中的一些重点道具表现出主人翁的生活境遇:旗袍是她不堪身份的象征,玩具所代表的孩子是她的心灵慰藉,男性的帽子是她悲剧生命的根源,这种“以象明意”的借喻手法,展现出神女生命的悲剧。在《马路天使》中,独特的光影构图和声画结构展现出鲜活的市民生活。在《小城之春》中,导演费穆以独特的长镜头和慢动作等诗性的镜语形式,进行了一种既含蓄又意味悠长的情感述说。这些电影对古典美学的探索和呈现,促使古典电影传统初步确立下来。

  当然,这种对于诗意化的意境之美的诉求,在当代电影中也有不俗的表现。电影《卧虎藏龙》中,李慕白与玉娇龙在竹林打斗的一场戏堪称经典。青山绿水间的一片竹林,两位高手长衣飘飘,悬浮于竹子的顶端。这些镜头并不符合物理规律,它们寻求的是一种飘逸空灵的美感和浓墨淡彩的山水之境。而影片的最后,玉娇龙在山水天地之间获得寂灭之乐和真正的解脱,也展现出由自然获得能量的独特体悟。随后,《英雄》以中国五行色的大面积呈现来进行段落的区分和意义的指涉,《十面埋伏》中盲女以长袖击鼓,《夜宴》中展现竹林歌舞伎面具舞蹈……这些影片的经典镜头,都以一种飘逸唯美的意象化形式表达作为情感抒发的介质。这种注重人文关怀、强化形式美感的电影无不体现出中国电影的民族性特质。

  

  (二)传统价值观念的文化认同

  中国电影总是遵循中国特有的“文以载道”的精神信仰。无论是早期的中国电影、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电影、“十七年”电影,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电影,都不可避免地涵盖这种精神信仰影响下的传统价值理念。从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抨击封建的婚姻制度所造成的悲剧开始,中国电影在艺术表现上总是注重“寓教于乐”的手法。早期的中国电影对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体现在它以一种善恶有报、礼义廉耻、孝悌忠信、温良恭俭等传统伦理道德作为主要内容,而这种符合普适价值系统的传统伦理道德,恰恰最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能够契合观众的心理诉求。比如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使用传统伦理道德中最常见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来展现战争中人性的沉沦。又如经典电影力作《姊妹花》,体现了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人性的巨大差异,和以军阀势力为代表的剥削阶级的丑恶面貌。中国早期的电影导演在特有的社会时代环境中,自然地肩负起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弘扬“忠孝节义”传统道德的历史责任。

  此外,作为中国电影特有的电影类型的武侠电影,以其独特的影像表现形式和所蕴含的文化内核,从诞生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武侠电影中对于“忠孝节义”的传统价值的认同,以及对“替天行道”的道德准绳的执行,都是符合中华民族内在价值诉求的。由中国戏曲文化和武术文化发展而来的武侠电影,直至今天都是中国商业片走向世界电影市场最有力的武器。

  (三)民族文化符号的视觉传达

  民族文化符号作为具有意义和内涵的抽象性标识,与某个社会、国家、群体的历史民族文化密切相关。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因此,民族文化符号作为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的产物,总是以小见大地集中体现出每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形态、伦理观念、价值取向、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特点。亭台楼阁、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民俗文化、典礼仪式、园林景观、服装配饰、戏剧戏曲等这些具有民族文化意义的符号表征,总能引发我们对于某个民族的文化想象。无论是《黄土地》中的求雨、祭天、结婚等场面,《红高粱》中的颠轿、酒祭的仪式呈现,《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灯笼、捶脚的意义指涉,还是《霸王别姬》中京剧的嵌入、用“戏中戏”的形式拓展叙事空间,都明确体现出民族性符号的能指优势,并且,具有这种能指优势的符号在整体文化语境形成一种具有明显识别性的符号集合,构成了民族文化的独特表征范式。这些电影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将具有民俗文化性质的事物融合于电影叙事表意之中,使其电影产生了有别于以往作品的视觉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度。而这种电影中以民族文化符号的视觉表现参与叙事的手段,似乎成为了当代电影的一种文化习惯和叙事策略延续至今,也成为了一种民族情感的投射和一种有意味的表达,使电影更具有艺术性和审美娱乐性。

  

  二、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之民族性建构和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在“第五代”导演的集体努力下积极寻求突破,创造了一系列的辉煌,使得中国电影逐渐为世界所熟知。如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这些影片都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积淀。从象征着喜庆氛围的大红灯笼,到极具中国民族文化内涵的传统曲艺,从婚丧嫁娶仪式,到儒家文化对人性的揭露,都有意或无意间突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特色,在展现电影民族性特征的同时,搭建起西方世界认识东方文化的桥梁。

  中国电影在各类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使得中国电影逐步走向世界,也为中国电影获得海外资本和市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这种国际上的认同,并不是建构在一种民族话语机制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西方的评价体系基础上,这种现状也使得我们自己的电影制作趋于被动。近三十年来,西方世界的电影“认同”标准,影响着中国电影的生产和评价体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电影的美学标准和价值取向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改写。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电影在借由西方世界这一镜像实现自身的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出现了创作观念的扭曲,以及对于西方价值体系的迎合。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以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电影,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发展付出了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探索成果。这些电影用艺术化的表现手段和寓言式的叙事方式展现人们的真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从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中国文化的特质,也使得电影具有强烈的视觉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否认的是,部分影片对于民族文化精神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误读和曲解。因此,我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进行电影创作的同时,缺乏的可能首先不是技术、手段和能力,而是在摒除了文化焦虑和功利主义的独立思考下对于传统的尊重和对人性的正确认识。

  

  三、全球化发展与中国电影的民族性建构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总是在世界文化的整体发展和不同文化的相互观照中实现的。我们在“他者”的评判体系中不断完善和充实着自我的身份建构,文化全球化的互动结构给民族文化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电影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表征形式,要想获得全球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对本民族文化的挖掘,同时还应当观照人类共同的情感诉求。换言之,不仅应当满足本民族观众的需要,还要尊重其他民族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心理期待。在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下,无论哪个国家、民族、族群,都无法规避其他民族的存在,鉴于文化的互动结构,我们对于民族性的坚守应当是在符合人类共享价值系统的前提下对民族文化信仰的保留。

  反观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我们有《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等一部又一部商业大片,它们以恢宏的场面、强烈的视听体验、高水准的技术制作、激烈起伏的情节设计著称,可惜的是,它们却在国外的影院鲜人问津,在国内的媒体上遭遇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中国电影似乎走上了一条更为迷茫的道路,接二连三的武侠巨制,似乎成为了中国电影海外营销的唯一出路。中国的电影导演进行着国际化电影创作的尝试,有的导演将东方的故事和西方的叙事手段结合,有的导演用中国的历史述说西方的精神,有的导演试图借用西方魔幻主义手法来诠释东方的人文情感,却令人遗憾地在这种“大片”的形式下宣告失败。

  本文认为,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汲取西方文化精华本身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关键,绝不仅仅是大制作、高投资、一流制作团队等物质因素。相反,只有以拥有悠久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中国传统为根基,使用东方文明中最擅长的含蓄细腻的情感述说、充满哲理的人性观照和诗意境界的美学理念,这样烹制出来的“中餐”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方电影模式。

  虽然东方价值理念独特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是有别于西方价值系统的,但却是符合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和普适价值的,它是中华文明特有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对于本土市场而言,中国电影本身的文化亲和性和巨大的市场消费潜力,都为中国电影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电影的发展及其民族性的建构,不能盲目依赖西方的评定标准,而是应当充分挖掘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和人文情怀,同时注意对人类共同精神家园的呵护与维持,从而形成民族性与人类普适价值系统的有效并存的局面。

  面对当下世界话语秩序,全球性所引发的后果,既是对原有的封闭自足的区域性民族文化的一种挑战,更是一种难得的、使本民族文化得以弘扬发展并与其他民族文化形成有效交流互动的文化机遇。中国电影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然面临着认知范式的变化。而就电影文化的发展策略而言,中国电影既需要进行影像的民族身份建构,同时还需要积极融入新的元素,注入新的思维理念,借鉴新的技术手段,站在对人类普适情感的视角,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有意识地培养西方受众,渐次地推进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引导西方受众进行“中国式审美”,而不能仅仅是满足于西方的文化猎奇心理。因此,中国电影必须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性面前有所抉择,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同时,对文本内容进行“双重编码”,抓住文化契合点,为西方的观众提供文化体验上的补充,通过对共享价值体系的体现来赢得受众认同,从而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具有民族精神主体性的中国电影建构。

  

  ① 彼得·卢德思主编《视像的霸权》,刘志敏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