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江苏
《风雅颂》面世以后,聚讼纷纭,论者纠结于影射北大、批评高知等论题,对作者一再表白的“精神自传”说,视为平息纷争的“策略”,置若罔闻。这种漠视有其可理解之处(1),但也会留下不少遗憾,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失去了追问的机会,譬如作者为什么要在众多策略中选择这一种策略而不是别种策略?就像有学者认为《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自传,从而去寻找小说人物与作者的重合之处一样(2),《风雅颂》中有没有或有多少跟阎连科生活相关的事实性成分?在我为写作阎连科评传而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这种关联成分是确凿存在的,譬如其中写到的与农村未婚妻退婚、冥婚中的“化蝶”、被举手表决成精神病等情节,都能在阎连科的人生经历中找到相关的“本事”,这就为“精神自传”提供了事实性的支撑。进一步顺着精神自传的思路去看,这部小说就能给我们提供独特的认识阎连科的渠道,帮助我们把握其中透露的关于阎连科内心世界的重要信息。以是之故,我决心从“精神自传”的角度入手,结合一些原始资料,努力解开阎连科编织在《风雅颂》中的情感密码,打开他的爱恨箱箧。我觉得,当前常见文学批评者与作者各说自话,以至于看似在谈论同一个作品,然而心灵深处真正的感应阙如,这对批评的力量是一个巨大的折损,我希望本文的写作是一个纠偏的尝试,能够尽量体贴着作品和作者内心去表达。
一、爱情书写:现实缺憾与想象美好的悖反
我曾经很纳闷,阎连科何以那么爱写为了奔前程而退掉婚姻的故事,这几乎已经成了其小说的一个模式。《和平战》里的郁林其,入伍的时候与邻村姑娘李妮子订婚,三年后有了提干的机会,就抛弃了农村的未婚妻这个累赘,转而与城市姑娘结婚。《从军行》里战士转为志愿兵后悔婚,《大校》则是个相反的案例,旅长为婚事后悔但为了提干而不敢行动,与疯妻维持着挂名夫妻关系而被树为典型,内心却痛苦万分。军旅系列小说中退婚通常是为了提干,“瑶沟系列小说”中则是为了当村长、乡长,那里面的男男女女概莫能外,类似的情节反复出现几至让人厌烦。长篇小说也是如此,《日光流年》里司马蓝为了当村长,辜负了初恋情人蓝四十,与杜翠翠结婚。《受活》里柳鹰雀抛弃了茅枝婆的女儿。在《风雅颂》里这类情节仍然如约出场。杨科考上大学以后,把早先定下的婚事退掉,抛弃了村里的未婚妻玲珍,娶了大学教授的女儿并留校任教,做了陈世美谱系中新的成员。文艺前辈告诉我们,文艺创造都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阎连科如此密集地书写这类故事,念兹在兹至没齿难忘的地步,是否也是对过往生活中某种血肉现实的伤痕舔舐呢?
2011 年 9 月,我对阎连科的采访揭开了谜底(3)。阎先生讲述了自己30年前的经历。1981 年 11 月,阎连科退伍复员回家,据他的讲述,早上到家,下午就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因为那时候村子里还没有退伍军人,大家都知道阎连科回来是要当村干部的,家里的条件在村里还算好的。那天下午见的对象,是同村的姑娘,小学毕业,个子很高,长得也很好。尤其让阎连科和家人不能拒绝的是,她贤惠并且聪明,到家里坐了两分钟,什么也没说,就开始帮忙做饭、扫地、帮阎父端洗痰盂,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这家里的一员。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但紧接着,阎连科听从哥哥的建议,又返回了部队提干。一开始,阎连科与这个未婚妻保持着书信来往,因为这个姑娘文化不高,信里难免有很多错别字,还有的时候不会写的字会用拼音,甚至直接画个图画表示,例如“锁”字不会写,就直接画一把锁。虽然阎连科看着有些别扭,对这婚姻也有过犹豫,但家里人不断来信说她的好,替他家做饭烧水、种地浇菜等等,让阎连科也不能作别的想法。直到有一天,那时候阎连科在《战斗文艺》编辑部工作,文化部的牟部长突然把他叫去,告诉他,今天编辑部来了一封信,是他对象写来的,被当成来稿剪开了,里面有一张两寸的照片掉出来,信本身同事们没有看,现在还给他。阎连科把那封同样满了错别字和拼音的信拿回去,突然有一种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的感觉,虽然同事说没有看信的内容,可是阎连科总觉得所有人都知道了。
尤其让阎连科记忆深刻的是,阎连科给她写信用的公家信封,底下都印着一个某某“缄”,这姑娘回信的时候,把地址和这个“缄”字都抄到了上面,此刻让阎连科看了更觉脸面全失。过了两三天,好心的牟部长把阎连科请到家里吃饭,委婉地对阎连科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听我一句话,趁你现在还没有提干,把这个对象的关系处理好,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干脆告诉人家,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绝对不能让这个女的到部队告你,这在部队非常严重,提干以后发生这种事,你的一生就完了。第二天、第三天牟部长见了面又问阎连科这事定了没有,怎么定的,就在这种压力和督促下,阎连科给未婚妻写了一封信,说了退婚的事。很久以后收到回信,里面骂了很多“没良心”之类的话,哭诉怎么帮他家里干活等等,但信末却是“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到部队去告你”,直到今天,阎连科说起这事还连言内疚,但当时心里却有一种石头落地的感觉。这桩婚事就这样了结。更像小说情节的是,后来阎连科跟现在的妻子结婚了,孩子两三岁大的时候,两口子带着孩子回老家,正逢镇上赶集,突然看到当年的未婚妻从对面走来,她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背着一个,扯着两个,肚子里还怀了一个。阎连科什么也没说,迅速跑到旁边的厕所里躲了过去。后来才知道,依据老家的风俗,当时这个女的只能再找个大龄的有工作的人嫁掉,所以她嫁给了一个边远山区的挖煤矿工人。再后来的情况就都不知道了。
当我听阎连科口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脑海里第一时间闪现出来的就是《风雅颂》中杨科与玲珍的婚姻。我想知道阎连科对过去这段经历的认识,也想知道它与《风雅颂》的联系,于是我问了两个问题,他对这个女孩感到内疚吗?是否把这种内疚的心情投射在了《风雅颂》的感情故事中?阎连科都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说,对这女孩诚然难免内疚,但却又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即使当时和她结婚,对她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因为不知道能走多久。毕竟少年时的梦想就是要进城,到大都市成家立业。而他也不认为《风雅颂》包括他的其他小说中那些退婚故事,与自己的经历有直接的联系,他说这是一代人甚至前后几代人都有的情况,当年在部队甚至有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这样。然而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是得到了一把钥匙,可以开启阎连科小说中的情感心锁。获悉了阎连科这段人生经历,即使我们不把它跟小说情节实地对应,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阎连科投放在里面的内心深情。
《风雅颂》里,主人公杨科与曾经的未婚妻玲珍上演了一段生死孽缘,阎连科写得婉转曲折又阶段分明。他们早年定亲,正当青春年华,生命力蓬勃,情欲旺盛。玲珍送杨科第一次离开家乡去上大学那一段,写得活色生香,隐忍悸动。在山坡上,玲珍解开衣扣,杨科却不敢看 ;在旅馆夜宿,杨科按捺不住闯入了房间,却因没有决心承诺婚姻而尴尬撤退。他们之间,一个不识字误闯入城市的男厕所,伤了自尊心 ;一个正要前往皇城的一流学府,满了自信心。挟带着年轻的情欲,一触即发的感情,被乡村的风俗、学历与阶层这些社会性因素活活轧伤,所谓的社会文明,禁抑了人心中本能的欲望。杨科娶了教授的女儿留校任教,与玲珍退婚,终于完整地将玲珍变成为了势利社会的牺牲品。这是他们感情的第一个阶段。然而此后,当杨科在城市的名利场中角逐失利,一败涂地到被当成精神病丢进医院的时候,他心里却想到了初恋情人玲珍,迫不及待地跋涉回乡,想要寻回一个旧梦,一个不消逝的抚慰。这时候他们都已经各自经历了婚姻,昔时一别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尽管内心依然情深似海,表面上却难免装得波澜不惊。想要亲近,却又躲闪 ;貌似躲闪,又含妒意。玲珍因为疾病,远离杨科,却安排年轻貌美的女子去安慰杨科 ;在她死后,才发现她把杨科老宅中所有的旧物买去,放置在除了自己不许别人涉足的卧室,只为寻味一丝旧日气息。杨科表面炫耀自己在城市里恩爱的夫妻生活,内心里却对玲珍与吴胖子的婚姻妒忌不已,甚至到吴胖子的墓头亵渎亡灵以逞快意。岁月的尘埃并没有堙没他们的感情,反而如清水将之磨洗光亮。年少时疏忽了的,在成年后变得珍贵。这是他们感情的第二个阶段。到杨科在大年夜住在天堂街与小姐们狂乱之后,玲珍病逝,杨科移情她的女儿小敏,这份真挚的感情陷入疯狂,终于与全书的整体氛围一样,变得荒诞和充满了讽刺意味。这是第三个阶段。
尽管阎连科否认了自己的经历与杨科的婚恋有直接关系,但其中的相似是明显的,这给我们的“文史互证”带来了意义空间。或许是早年经历留下的内疚之情的补偿,《风雅颂》中写了斩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甚至是至死不息的纯爱——至少玲珍是这样,其次杨科狂乱地掐死玲珍的女儿,也是对玲珍的爱而引起的妒意。为了突出爱的纯粹,阎连科不惜把他亲历的另一件事搬到了这段感情之中,那就是他反复讲述过的“化蝶事件”。“化蝶事件”阎连科有过多次讲述(4),无需赘言。它本是阎连科堂弟的冥婚之中出现的,被阎连科视为对他的写作生涯具有巨大的开化作用的事件,这回却用到了杨科与玲珍的衣冠冢事件情节之中,阎连科希望用这些美丽的蝴蝶,来象征爱情的精灵,爱的力量感动天地,打破物质的禁锢,在寒冷的冬天翔舞。再联系到阎连科其他几部长篇小说中的爱情故事,不得不承认,这个貌似木讷迟钝的男人,实在是写情爱的高手。《日光流年》里,司马蓝和蓝四十近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因为司马蓝当村长的雄心而不得已两厢分割,却又青丝不断,为了“合铺”,蓝四十甘愿付出一切,哪怕是为了司马蓝而去城市里“卖肉”。这一对相爱的人一生阻隔,直到司马蓝喉堵病发,才躺到已成僵尸的蓝四十身边,小说里写道,“司马蓝这次和四十睡在一起,睡得久久远远”,爱如死之坚强,再也没有什么能把这两个亡灵分开。《丁庄梦》里,身患艾滋病绝症的丁亮和夏玲玲,从不伦的偷情到真心的相爱,那是生命面对死神的疯狂复仇,是对人世间一切障碍的彻底清扫,在最不可能的地方,迸发出最纯真的爱情。当丁亮病发,身体如同火烧的时候,夏玲玲一次次把自己的身体浸入秋夜的凉水,用冻成冰条的裸体,拥抱丁亮为他减温。她送掉了自己的命,护送爱人的生命跨过了那个夜晚,而第二天醒来的丁亮,也毫不留恋地挥刀自戕,追随了爱人而去。阎连科笔下的爱情,丝毫不逊色于古人的哭长城、夏飞雪,绝对当得起感天动地、泣哭鬼神。阎连科曾说过 :“为什么我们老写想象中的爱,说得简单点就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没有,我们才需要塑造。如果生活总有那种惊天动地,感天动地的爱情,就没必要在文艺中塑造和表达。”(5)这段话可以作为理解阎连科笔下的爱情与现实中的经历之关系的点睛之笔。另一方面,阎连科笔下的爱情又总是充满缺陷的,不完美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它们很少能达到灵肉相契的和谐,也很少有天长地久的厮守,经常是前者受压抑,后者早伤别。《风雅颂》中,杨科和玲珍彼此不能忘怀,分分合合,可是始终没有实现肉体上的融合。司马蓝和蓝四十也是这样,丁亮和夏玲玲有灵肉一致的爱情,可是却在艾滋病魔的手掌中早早伤逝。阎连科也曾说过 :“我不大擅长美好爱情的描写,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什么原因我说不清楚,但我的确写不出大家渴望的那种美好之爱,杨柳之情,我想,大概在我眼里,这也许是我最尊重生活的地方。”(6)这种不歪曲、不拔高的尊重,大概也源于自己早年所经历的那种不完满的感情。然而阎连科笔下的爱情,尽管结局悲伤,过程却是悲壮。打动我们心灵的,就在于那个过程,那个面对绝境的全力迸发,不顾一切地动山摇的爱。借由《风雅颂》,借由阎连科口述的他自己的情感经历,我们得以尽收阎连科爱情世界的全景。我们由此懂得,这个老实憨厚的河南汉子,并不是不懂爱,并不是真的那么粗糙木呆,他一样细腻真挚,有着深博的情怀。——生活和文艺,在他那里分明而又并存。
二、道义追问:知识分子批判与自我承担
阎连科把《风雅颂》称为精神自传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在其中写出了自己精神上的懦弱和失败。阎连科写过一篇散文《萎缩》(7),讲自己走在路上怕警察,走在单位里怕领导,低头走路和领导撞个满怀之后,竟连单位发的鸡蛋都不敢去领了,有一次想要改掉萎缩的毛病,回击领导的批评吵了起来,却被领导问说,你是不是神经有病?要不要派个车把你送到医院?《风雅颂》里,正常的杨科被学校领导举手表决,当成病人送进了精神病院,大概也跟阎连科这份生活素材有点关联。
但真正触动阎连科,让他难过的,还不是生活中这些琐事,而是他写作生涯中的重大挫折,那就是阎连科很多次讲述过的《丁庄梦》写作中的主动收缩、倒退。阎连科写作生涯中有过数次风波。第一次是因为《夏日落》而被组织约去谈话,当时寄出去已排版待发的其他小说都被紧急撤回,不断地写检讨书,却总是通不过,以至于他已经做好一旦被处理专业就回家种地,终身不再写小说的心理准备,幸亏后来渐渐平息。(8)其次是《受活》发表后,他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一次采访,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他接到了上级电话,勒令他在一天之内转业。(9)第三次则是《为人民服务》发表以后遭到禁令,阎连科曾多次说起“这部我不经意的作品,给我写作上带来的影响别人将无法体会”(10)。也正是因这部小说的遭遇作为直接触因,阎连科在写作《丁庄梦》的时候妥协了,动摇了,“它使我的写作在方向上发生了变化。我明白,在这段时间内,我如果把‘艾滋村’这一震撼世界的事情‘真实’地和盘端出,这部作品将无法面世”(11)。于是他不但改变了原来的全盘写作计划,而且也收敛了揭露的力度,用作者的话说,是“太过温和,没有完全表达出那种真实的惨烈和震撼”(12)。尽管如此,这部小说还是遭到了被禁的命运。时过境迁,阎连科三番五次多个场合说起自己的悔恨,当初自己怕了,不敢写,是巨大的失败、遗憾,浪费了最好的题材和计划,永远无法抹去的内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阎连科加速了《风雅颂》的写作,来表达自己黄江苏·精神自传与爱恨心史这番内疚之情。他说 :“再回头去想《丁庄梦》,你会发现这时候又不是文革,不会杀头,也不会进监狱,你会发现自己在写作上的退化是人格上懦弱,是人格上的缺陷,你会发现是这些东西导致你去写《风雅颂》。”(13)
这番表白,与《风雅颂》中的情节也是相通的。杨科耗费了五年的光阴,提着一部自以为将轰动世界的书稿回到家,却发现妻子与副校长通奸在床,瞬间扑通跪了下来。著述并不能为他带来尊严,也改变不了他的屈辱的处境。阎连科将之称为“精神自传”的另一个原因,由此水落石出。当然,《风雅颂》中的下跪情节,并不直接对应着阎连科在写作《丁庄梦》时的自我审查与退缩。据他讲述,写作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导火索,那就是听说河南有个女的副教授,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连续三年没有晋升教授,最后竟推开校长家门跪下来乞求。(14)由此可见,下跪是普遍现象,知识分子的通病。阎连科写这部小说,是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可是出版以后,他却将火引到自己身上,公然宣称这批评首先是针对自己。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勇气和担当。真诚的阎连科,甚至将这份自我批评的具体所指和来源去向都交代得很清楚。在访谈中,阎连科曾说 :“当年让我一天之内转业,我还在电话里假装地问,还要不要我去听课?还说了非常好、非常感谢组织之类的话。这其实就是一种懦弱虚荣的表现。但要我在领导面前骂人、拍桌子,我没有这个能力。这种骨子里的懦弱、明哲保身的思想,也和从小的生存环境有关,和从最底层爬上来的经历有关。”(15)由人到己,推己及人,于是阎连科在《风雅颂》中写出了一个在都市懦弱无能却又在乡村浮夸无度的知识分子杨科,以此来反映这种普遍的毛病。老实说,不知道是由于小说走的荒诞路线的原因,还是作者刻画人物时存在游移,杨科这个形象很不容易把握。譬如他对天堂街那些小姐充满难以抑制的欲念,却又能真诚地保留一份悲悯。当然,写杨科的性格之点睛之笔是下跪,无骨到了极点,面对权势哪怕稳操胜券(副校长的内裤在手),也会莫名其妙地趴下 ;但另一方面,他又残暴如狮子,居然能把壮硕的李木匠活生生地掐死。他无情却又痴情,居然对玲珍这个乡村女子没齿难忘。最奇怪的是,他像个无头苍蝇,蝇营狗苟于生存泥塘,却又似乎满怀理想,要寻找一个“乌托邦”似的古诗城,找到以后,找来了大批妓女与教授,过上了夜夜笙歌、纵欲极乐的生活以后,他还不满足,居然再次离开古诗城,踏上了新的寻求旅程。据说这个结尾几经修改,还吸取了他人意见(16),由其凝重可见别有寄托的深意。这深意是什么呢?或许就是阎连科所寄望的,在深切反省、嘲弄了知识分子的丑陋嘴脸之后,能够有所突进,有所更新,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近些年来,阎连科可能是对知识分子发声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涉及多个层面。在一次采访中他直言,“我认为当下的知识分子就是软弱、不承担这五个字。当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这样,但其呈现的集体精神状态是如此。‘下跪’这一情节恰恰最能体现知识分子的无能、无力、不承担,在相当程度上用软弱来对抗强硬,就像阿 Q 一样可怜可悲。”(17)在法国的一次演讲中,他则指出 :“中国作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作家。因为种种政治和运动的原因,他们成了世界上最善于保护自己的群体。包括我在内,都经常不知道我的同行朋友们哪句话是假的,哪句话是真的 ;哪些行为是表演,哪些行为是真实。”(18)最近在美国迈阿密书展上,阎连科再次说起这个话题 :“中国作家对重大的社会问题从来不参与、不表态。只做看客,而不做参与者。 中国有很多敏感的大事件。在这些大事件中,中国作家的笔是封着的,口是闭着的,双腿是留在书房和客厅的沙发前边的。”(19)
最可贵的是,阎连科没有犯责人过切而律己不严的毛病,没有自视洁白如鸽子教训他人。批评同行的同时,他能够深切反省自己,从自我做起。在《风雅颂》的后记里,阎连科已经把火烧到了自己身上,自责无能无用,闲余多余。随后出版的著作中,阎连科一直延续了这条“自省——忏悔”之路。在《我与父辈》中将自己视为不体贴孝顺父亲的逆子,为父亲的过早逝世痛悔自责。率先在香港出版的《四书》,更是写了一个割自己的肉以祭奠伤害过的阴阳永隔的朋友的故事,阎连科认为非这样无以表达自己的某种忏悔之情。《文学的愧疚》这篇演讲中,阎连科讲述了自己对文学、故乡、社会、历史各方面的内疚亏欠之情(20)。不仅仅是在著述和言论中,希望自己能率先在失败中觉醒,奋起改变,承担责任,阎连科在现实当中也是一个积极行动的人。他诚然也是一个有缺点的人,可是另一面他也是一个自我救赎的人。面对家乡河南作为艾滋病村重灾区的事实,他领受到一种使命感,要去之做些有益的事情。从 1996 年开始,他就关注这个事情,到 2003 年正式入驻艾滋病村,为他们做心理辅导、修水电、领养孤儿、资助学费等等,直到写出《丁庄梦》,用文学的形式去表现这一震惊世界的中国问题。他为此承担了众多压力。最新的实例,莫过于一篇与日本的村上春树、大江健三郎等人的文章相辉映的文字,他这样写道 :“我一次次地祈祷,什么事情你们都在以你们的意志发生着,但千万、千万,别以你们的意志发生那些又一次生灵涂炭的枪声和炮击”,“在战争面前,我们所有人都是脆弱的蛋。这个时候,理性的声音是多么的珍贵和重要。如果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可以站出来理性地说话,而不是发泄愤恨和情绪,不是冷眼旁观和隔岸观火,也许可以让人们的情绪稍微冷落下来, 我是多么可以体会一个作家或知识分子在庞杂社会中的幼弱和无力——可如果我们努力这样去做了,那也是知识分子或作家们的有用之处。”(21)在那样一个敏感、亢奋的社会氛围中,能写下这些文字,无疑显示了这个作家难得的风骨和担当。这,或许就是那个从古诗城中出走了的杨科的来世新生?
三、“自白素心于人前”的写作
《风雅颂》对于阎连科创作生涯的首要意义是,它第一次将笔触伸入到了知识分子精神领域。阎连科写过乡村,也写过城市,写过军营,但却是第一次写到高校。如果说乡村对应着阎连科的青少年,军营对应着阎连科的中年,知识分子、高校,则对应着阎连科中年以后的生活。继农民、农民军人之后,阎连科写出了一个“农民知识分子”(姑且这么杜撰吧)的形象。在对自我人生书写的事上,阎连科完成了最后、也可能是最重头的一块拼图。《风雅颂》总结性地写出了阎连科的情感创伤体验。首先是爱情的伤痛,对于早年婚变的忏悔和纪念,在杨科与玲珍身上婉转绵延地体现出来,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阎连科对见利忘义的悔婚模式集大成的书写,总结性的书写,以后可以暂时放下了。其次是对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羸弱的反思,对道义缺席、承担不够的批判与自我批判。最后还有那种身体逃离乡土,精神却渴望回到故乡,然后又不能真正回去(故乡和逃离者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精神惶惑,一种寻找家园的焦虑感。这各种心理症候都在《风雅颂》里集中爆发。阎连科曾说过 :“最近十几年来,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我有强烈的紧迫感,必须要把这些感受写出来,不然就无法进行后面的写作。小说使我的内心平静下来。我写过《受活》、《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作品,从解剖作者内心这一点来看,《风雅颂》做得更准确,更直观,读者可以最直接地看到阎连科的内心是怎么样的。”(22)这样的告白应该是真诚的,不容漠视的。而且它也揭示了《风雅颂》在阎连科创作体系中的转折性、开创性意义,正是从《风雅颂》这部“自白素心于人前”的作品开始,才有了其后《我与父辈》、《四书》这样的自忏之书。
《风雅颂》无疑具有尖锐而重大的社会批判意义,它对知识分子形象、高校堕落、权力压迫、妓女问题、乡土社会的变迁的揭示都是值得研究者一再探讨的。但在此之外,我也重视它对作者个体的内心展示。文学首先总是个人的,是个体情思的发抒使然。我觉得从精神自传的角度去解读《风雅颂》,某种程度上是接续了“五四”一代的郁达夫之“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传统。而文学批评,能首先成为批评者与作家之间的心灵交契的话,无疑也是回归周作人所论文学批评可以写成文学“美文”的蹊径。
注释:
(1)“精神自传”说的提出,确实有策略性成分,这里有必要作个描述以备忘。《风雅颂》在 2008 年第 3 期《西部·华语文学》发表之后,迅疾引来了一些批评,2008 年 4 月 16 日,李云雷在左岸文化网发表批评文章,首提“影射北大”说,此后在网上引起一些类似的讨伐之声。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7 月 21 日,阎连科在接受《南都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首次提出“大家都说每个作家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他的精神自传。这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部小说除了说回家,还有其他复杂的成分,至少对我身上的那种嬉笑怒骂的习性揭露还是很充分的”。这里“精神自传”这个解释还不是那么确凿,只是作为一种笼统的归类。10 月份,邵燕君的《荒诞还是荒唐,渎圣还是亵渎?——由阎连科的 < 风雅颂 > 批评某种不良的写作倾向》发表在《文艺争鸣》上,其中以更严厉的语气指责这部小说伤害了北大人。也许是对应着这方面的批评力度,阎连科重又提起“精神自传”说,并且更趋坚定确凿。11 月 28 日的《文汇读书周报》的一篇记者采访文章标题就是 :《阎连科 :< 风雅颂 > 是我的精神自传》。其中说 :“我在写《风雅颂》时,一直没把它当成是知识分子题材,更没想过写北大,我只把它当作是我阎连科的精神自传,我想表达我自己的内心,解剖自己。最初我甚至把主人公名字就叫做‘阎连科’,但后来还是觉得太怪了,就改成了‘杨科’加入当成就把主人公命名为阎连科,可能现在也没这么多争议了。”12 月发表的另一篇邱华栋做的访谈再次重复了这一说法 :“《风雅颂》这部小说,从表面看是写知识分子的,其实它是我个人的心灵自传,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批判和嘲弄。”但在这个月“搜狐博客”的一次访 谈 中(http://mingboyouyue.i.sohu.com/blog/view/106314667.htm),这一说法又有了演进,他说 :“不管怎么说,阎连科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你还是接触了很多知识分子,至少对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精神上的体验 所以我说这部小说是我的精神自传。今天,我也在考虑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自传。”
(2)包国红 :《< 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自传》,《当代外国文学》2001 年第 2 期。
(3)(13)这段访谈录音稿《人生识字忧患始》发表于今年的《上海文学》。
(4)阎连科 :《风雅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29页。
(5)(15)阎连科 :《性是人性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面》,《南都人物周刊》2008 年 7 月 21 日。
(6)阎连科 :《不是我展现人物,而是人物展现我》,《牡丹》1999 年第 2 期。
(7)阎连科 :《阎连科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年,第143 页。
(8)阎连科 :《走向心灵之死的写作》,《南方文坛》2007 年第 5 期。
(9)阎连科 :《写作是与读者战斗》,《南都人物周刊》2008年 7 月 21 日。
(10)(11)(14)阎连科、邱华栋 :《写作是一种偷盗生命的过程》,《环境与生活》2008 年第 12 期。
(12)(16)吴怀尧 :《阎连科访谈 :< 风雅颂 > 未妖魔化北大》,http://news.163.com/08/0723/17/4HI81AO700011SM9_2.html
(17)(22)朱自奋 :《阎连科 :< 风雅颂 > 是我的精神自传》,《文汇读书周报》2008 年 11 月 28 日。
(18)(19)(20)阎连科 :《一派胡言 :阎连科海外演讲集》,中信出版社,2012 年,第 40 页,第 139 页,第 46 页。
(21)阎连科《让理性成为社会的脊梁》,英文版发表于 2012年 10 月 6 日《国际先驱论坛导报》,中文版见 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2/10/10/c10yanlianke/
(作者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