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鸿
第一个月发钱时,受活人都激动得双手哆哆嗦嗦。都把那钱裹在内衣里不脱衣裳睡觉哩。有的在贴身衣裳的某个处地又添缝下一个兜,把那钱缝在贴皮靠肉的布兜里,出演时那钱像砖样啪啪啦啦地拍着他的肉皮儿响。拍打着,出演不便当,可因了那钱的拍打哟,他就出演得越发认真了,越发快捷地走进那戏的情景了,演耳上放炮时,把耳上挂的一百响改成了二百响。在出演瞎子听音的节目里,为了明证瞎子真的是瞎子、是满实的全盲瞎,其原先是用一百瓦的灯泡在他眼前照上一会儿,后来就改成五百瓦的大灯泡在他眼前照上大半天,再后来就索性改为一千瓦的灯泡了。到了下个月,每人又发了上万的钱,出演就没有啥儿可怕了,小儿麻痹症脚穿着瓶儿翻斤斗,不是让那玻璃瓶儿不碎破,而是到末了故意让那玻璃碎在他的脚下边,他就站在那玻璃渣儿上给观众谢幕儿,观众就都看见血从他那麻秆腿下的脚缝呼哗哗地流了出来哩。
就越发地给他鼓掌了。他便越发地不怕脚疼了。他每月的钱也便愈加地多了起来呢。(1)
真是呢,这城市的大街小巷都为受活人的出演疯了哩。它的工厂里也是有许多的工人几年没了事故哩,没了工资哩,到了菜季要出城到乡下的菜地捡着菜叶维护生计呢,可这时,被左右邻居说动了,被有钱的人鼓荡起来了,仿佛不去看一次出演就白白活了呢,也便把捡垃圾,卖纸箱、酒瓶的钱从床头的草席下边一咬牙取了出来了,去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去看了。有病的人,本来是几个月都躺在床上不动的,曾经为吃西药便宜还是中药便宜不止一次算过呢,可到了这时候,就把那药钱取出来去买门票了看了出演了,说天大的病,再好的药,也没有神情喜悦重要哩。说精神好了,百病皆无了,也就不顾一切地去看了那出演。(2)
这是一个奇幻、怪诞而又凄惨的大舞台。舞台上,不同类型的残疾人正卖力表演着。那正在百般扭曲自己身体的受活人,是被经济、“致富”的前景诱惑、控制了的当代农民,他们以小丑的方式上演这出“人间喜剧”。
台下正中央,柳县长正在不动声色地进行“算账”,他眼前看到的是“200 天就挣到一个亿”,“一万块钱一捆,1000 捆,从脚底儿垒到楼顶上”的人民币。这是一个超验的念头和超验的计算。那观众中的下岗工人、退休老人、病人仿佛都被一种魔力所征服,他们被鼓动着,沉迷在这样的表演与狂欢之中,遗忘了现实的苦难和自己目光中的不平等。所有的人、整个城市、整个中国都被席卷入一种莫名的狂热、躁动之中,这躁动似乎具有狂暴、炫目的力量,吸引着所有事物不可逆转地朝更深的旋涡里下陷。或者可以说,这正是当代中国的感性形象。
绝术团和它的表演既是一种充满激情的、夸张的诉说,也是一个寓言,一幅画,一种基本形态。它象征着这个时代的病症和总体精神:奇观化、物质化、商品化和冷漠化。
一
为了不让受活人去参加“绝术团”,茅枝婆一家家地去游说 :“你去在人前穿针认线,那是辱你哩,辱你的眼,辱你的脸,那是把你当成猴耍哩。”那个单腿的人回答道:“在受活呆着倒是不遭辱,不遭辱可我二十九岁了,二十九了我连媳妇都找不到,你说我能不去吗。”茅枝婆到另一家说 :“不能拿着孩娃的缺残去让人看呀。”人家爹娘说 :“你不让人看这你让人看啥呀。”在“贫穷”面前,“身体”的尊严是最不值得坚持的东西,因为后者无法解决更为迫切的生存问题。有论者认为,“那个由残疾人组成的‘绝术团’,它的使命可能是冷战以后人类最奇特的使命,是乡土中国进入 WTO 以后才会有的一种使命,宛如被疯狗追逐之后的‘必须之举’。”(3)让孱弱、残疾的乡土之躯承担起走向现代化、完成原始积累,并最终挽救社会主义命运的使命,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反讽。但这一反讽中也泄露出历史的秘密逻辑:农民的“身体”再次成为农民唯一能够和世界对话、并参与历史进程之中的“资本”。
农民的这一“身体政治学”在中国历史和现代革命史上并不陌生。每一次改朝换代、战争、扩充疆域的背后,都有无数沉默的农民身体的堆积,只不过,他们从不被叙说。唯有英雄值得传唱。在 20世纪文学史中,《从文自传》中的杀戮,《柚子》里的杀头,《阿 Q 正传》、《示众》中的砍头,我们对农民的身体可以略感一二。而在现代革命史中,农民战争的发动更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农民变为现代意义的“战士”,“死亡”变为“牺牲”,“被杀”被命名为“就义”。但不管如何命名,农民政治地位的被确定所依靠的只能是“身体”,而不是智慧、知识或劳动。
这一状况自延安时期似乎开始有所改变,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知识分子“劳动改造”,农民作为精神的主体和价值极大地得到认同,这也意味着“农民的身体”有了浮出历史地表的可能。但是,这一农民形象只在“十七年文学”中得到短暂的体现,新时期伊始,文学中的农民就又恢复为“被压迫与被损伤的”存在,因为现实生活中农民地位、农民收入和社会资源分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在《远村》中,我们看到一个农村女性仍然需要依靠身体来交换维持生活的资源,而《陈奂生上城》虽然写的是农民得到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解放”,但却更让我们看到农民“肉体”的贫乏与可笑。
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发展中,农民的身体从与“革命”的纠缠中脱离开来,身体自身成为资源,变为可以获得经济利益的商品,参与并形成新的经济结构。《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以不断地“抽血”来获得生活的物质原料,来维护家人的健康和应有的尊严。“身体”被不断抽空,又不断充实,然后再抽空,最终失去了其稳固性和可靠性,变成一个“虚空”,一个巨大的剥夺,以其源源不断的血液的流出把身体所具有的政治隐喻给呈现出来。在阎连科的小说中,“身体”一直具有很强的隐喻性和原型性。《日光流年》中三姓村的人为活过四十,妇人集体出去“卖淫”,男人出去“卖腿皮”,“身体”成为他们唯一挣钱的渠道和可以反复使用的资源。最后,司马蓝竟拉着女儿给准备重修旧好的初恋女友蓝四十下跪,让她卖淫换钱给自己做手术。在此,生命的延续依靠的是出卖身体,而出卖过身体的女性却因为失去尊严而没有了活着的意义。这成为一个悖论。它和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所面临的困境有所相似。贞贞依靠“身体”换来了革命的资本,但最终却被村庄所鄙弃,这一鄙弃背后并不只是道德的评价,还涉及到政治在民众中的本质存在问题。
非常奇怪的是,受活庄人在选择出卖身体时,非常坦然,非常镇静。或者,对于中国农民来说,“贫穷”并不只是一时的属性,“出卖身体”或“身体被质押”也不只是一时的行为,它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属性和行为,从来如此。在当代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哪一个村庄成为癌症村、血铅村;哪一个村庄是妓女村、乞讨村 ;哪一个村庄的河流被污染,鱼、庄稼全部死掉,村民得各种怪病,等等,但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依旧泰然自若地生活着。虽有埋怨,但依然“淡漠”。“冷漠”是中国人对自己身体的政治地位的基本态度,因为它一直处于“被质押”和“被控制”的地位。
“身体”,“父母发肤,不敢损之毫厘”,对身体的尊敬是一种孝道,也是一种尊严。而在西方语境中,“身体”无疑是个体存在的生理基础,对身体的尊重与持有是公平、正义和个人权利的基本条件。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中,个体意义的“身体”一直被所谓的大义、政治所磨损,“为了一个高尚的目标我们必须有所牺牲”,这是革命对于身体的要求;农村妇女卖淫、农民自动做乞丐、癌症村的出现,是改革中的必然阶段 ;柳县长告诉受活庄人,你们“出卖身体”,就可以挣到很多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那样多的钱。于是,受活庄人争先恐后地“卖身”,卖不成的还要下跪求“卖”,因为他们“卖无可卖”。在这里,农民的“身体”被物质化和客体化,成为完全商品的存在。
对于受活庄人而言,“身体”之所以具有商品价值还因为“残缺的可观赏性”。此时,残疾不再只是“自然的残缺”,而变为“现代性的风景”,是可以交换、产生经济的事物。这种“可观赏性”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中国最盛大的演出,春节晚会上,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找到对应。赵本山的小品被亿万观众喜爱,部分原因来自于他的小品中对“残疾”的惟妙惟肖的模仿,来自于他以“农民”的身份对自己身体进行丑化和扭曲,我们哈哈大笑,开心至极,而电视台在一年之中或几年之中反复播放,我们也不厌其烦地观看,每次仍然会开心大笑。在这持续的“欢乐”中,一个民族的内心精神被展示出来,它意味着,我们对自身(精神的和物质上的肉身)并不关心,我们热衷于“围观”,尽管我们自己也是“被围观”中的一个。也因此,当这种“可观赏性”能够带来巨大经济的收益时,出卖身体成为一种必然。
但是,不论如何扭曲、奉献或牺牲自己以换取金钱或必要的生存资料,最终,农民都是失败者。“阎连科的世界里,命运的赌盘不停转动,过去的主宰是土地庄稼,现在则换成了金钱,但农民的身体总是那孤注一掷的赌本。我们还记得阎连科《耙耧天歌》、《日光流年》等小说里的农民身染恶疾,走投无路,他们以最素朴的方式对抗命运的诅咒,世世代代,形成一种苦难奇观。《丁庄梦》里的农民则是为了发家致富,不惜铤而走险。他们现在要的不是子孙香火(《耙耧天歌》)、不是宗族伦理(《日光流年》),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生活的日新月异。他们把卖血当作没本的生意,却落得血本无归。他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一群失败的投资人。”(4)
二
庄子在《德充符》一文中描述了一群体残形畸而德行超众的人,“兀者王骀、申徒嘉”(断足)、“叔山无趾”(断脚趾)、“恶骇天下的哀骀它”、“闉跂支离无脤者”(跛脚、驼背、缺唇),最终,他们以自己的德行征服了圣人孔子、国君卫灵公、亲人和世人等等,庄子由此得出“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结论。(5)姑且不谈庄子这一理念的哲学意义,在美学史上,这一“畸人论”被看作是中国艺术史和文学史上的一大起源。闻一多在《古典新义·庄子》一文中对庄子的“畸人论”给予极高的美学评价,“如达摩是画中有诗,文中也常有一种‘清丑入图画,视之如古铜古玉’的人物,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界。而文学中这种境界的开创者,则推庄子。”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虽然是以否定的观点批判庄子,但也认为正是庄子的“畸人论”使得以后的中国文学充满了“奇形怪状”的身体形象,“以后的神仙中人,便差不多都是奇形怪状的宝贝。民间的传说,绘画中的形象,两千多年来成为了极陈腐的俗套,然而这发明权原来是属于庄子的。”(6)
《庄子》中的寓言故事、人物形象可以看作是中国小说的“原型”。与它几乎同时代的《山海经》中,也有各种“畸人”和“畸人国”的存在,“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一目国,无肠国,聂耳国,拘瘿国,跂踵国”,当然,最著名的就是“刑天”,“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海外西经》)。此后,逐渐形成了志怪传统,如《搜神记》、《异林》、《异苑》、《太平广记》、《列异传》,再到《聊斋志异》等,既有神仙魔法,也有异人异事,人魔互变,因此,许多中西学者都认为中国古典叙事文学可以用“异”、“非常”等中心概念来概括。(7)它是想象和游戏的产物,可以怪诞、夸张、不可能和充满巧合。
受活庄里充满着各类残疾人,拐脚的、单腿的、侏儒、瞎子、聋子、瘫子,等等,他们虽没有庄子《德充符》中那些畸人的德行,也不如《山海经》中那些人怪异,但却个个身怀绝技。他们组成的绝术团,惊世骇俗,无与伦比,让世人为之震惊、疯狂。还有那具始终漂浮在文本之中的尸体,它既是死亡、腐朽,但同时却又拥有巨大的能量,可以控制甚至创造现世的生活。它们和《受活》所设置的原始时间一起,构筑了一个夸张、怪诞又充满民族神秘气息的世界。《受活》走的是《山海经》、《搜神记》、《太平广记》,而不是《诗经》、《论语》、《史记》的那一路。它遵循的是志怪、传奇的传统,而非儒家的“文以载道”和“温柔敦厚”,甚至,它试图绕过启蒙以来理性主义精神对现代文学的渗透和制约,而重新回到天地神灵共生的时代。在那里,文学感的产生依靠的是对无限世界的蒙昧的想象和好奇。“蒙昧”产生想象,现实的、真实的原则不是它所要考量和所要遵守的规则,它不要“模仿”现实,而是创造它以为的或可能的“现实”。
如果说怪诞和狂欢是欧洲中世纪拉伯雷《巨人传》的美学特征,并以此建构出一个充满颠覆意义的民间世界,那么,有志怪、夸张、想象美学倾向的《受活》则是对现代政治社会和启蒙文学样式的一种反抗。两者的精神与形态具有某种相似性。巴赫金以“怪诞”和“怪诞现实主义”来命名《巨人传》的美学模式,“怪诞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是降格,即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8)它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怪诞人体”和“诙谐”。“怪诞人体”以夸张的和未完成的人体形象把事物拉向“物质—肉体”层面,拉向大地、生育、繁殖等生生不息的感性层面,并以此达到对规范、标准、一体化的反抗。诙谐则是“贬低化和物质化”,通过种种民间广场的表演(即中国生活中的庙会、说书人、流浪戏班、马戏班等小传统),以嬉笑怒骂的方式,通过“全民的笑”和“狂欢”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消解严肃的官方的生活和权威。
受活中充斥着如巴赫金所言的“怪诞人体”。残疾的身体被再次扭曲、突出、变形,它与病态、丑陋、恶心的意象相联系,也是一种“奇观”。而当它被作为商品“展览”,在全国各大城市巡回、流动表演之时,它的意义又是多重且相互冲突的。一方面,这一表演本身具有“物质—肉体”意义的混沌和内在的讽刺意味,这从肉体的扭曲、内容的荒诞和民众的疯狂都可以看出,整个大地是感性的、肉欲的,非理性战胜了理性的精神和抽象的概念,虽然柳县长的目的是为了筹钱买列宁遗体(这一目的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有微妙的政治色欲和诱惑意味)。受活庄的残疾人如马戏团的小丑一样,羞辱与放弃,自我贬低与非人化,它以超越于“规范人体”之外的“怪诞”给人带来一种新的想象力,一种解放感、自由感。它的确给民众带来了“大地的丰饶”和“解放再生”之感,作者在文中不遗余力地渲染绝术团表演带给民众的这种奇迹,有病的病好了,没钱的忘记了贫穷,有钱的一遍遍观看、赞叹与震惊,带着满足的心情离开,绝术团所过之处,人、物、城市都“疯狂”了,所有事物都像被打了一针强心剂,充满了生的希望和好奇。
但是,另一方面,这一表演——残疾人 / 正常人,乡村 / 城市——背后始终还有另一种隐喻,即对象之间存在着“某种敌对的、陌生的和非人的东西”(9),因为“规范的身体”,即现代世界是以“物”——抽象的消费之物——来观赏这一表演的,它的解放意义既被张扬,同时,又被无限制约。它是中国式的围观,充满着对杀戮、破坏和伤害的渴望。
这一“物质—肉体”的怪诞形象,这一感性、混沌的美学风格在当代小说的美学理念中,无疑是一种另类书写。对“现实”世界进行“非现实”的书写,这需要一种冒险精神,因为它要挑战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常识”——自“五四”以来文学的启蒙传统和对理性主义精神的提倡,包括后来的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等。阎连科似乎早有预感,在《受活》发表的同时,在后记中以预先张扬的方式反击可能的诘问,写出“寻找超越主义的现实”一文,以试图对自己文中的“非现实主义性”进行解释。当然,这只是一种徒劳。
三
李欧梵在《铁屋子中的呐喊》里注意到鲁迅小说中人物身体的残缺,“鲁迅刻划人物,在现实意义之中,往往有意地带着某种不协调,表现一种触目的、怪异的意象。形体的残缺,如一颗黑痣,一块伤疤,一条断腿,那么突出地描绘出来,似乎是内在病的外部标志。 刻划人物时对形体细节的注意是为了揭示封闭在不正常的社会中的民族的精神弱点。”(10)正如詹明信所言,所有第三世界的书写都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寓言,阎连科小说也不例外。“残缺之躯”一直是阎连科小说的重要形象,也是其作品中“怪诞人体”形象的主要表现形式。“被肢解的人体、孤立的怪诞器官、肠子和内脏、张开的嘴巴、贪吃、吞咽、排泄活动、屎尿、死亡、分娩活动”等怪诞元素充斥在阎连科的作品中。《耙耧天歌》中以自己的身体熬汤给孩子治痴傻病的母亲,《年月日》中那长满玉米根须的身体,《日光流年》中三姓村人的“割腿皮”、“卖淫”,《丁庄梦》中不断抽血卖钱直到满臂针孔、满身疮痘、失去免疫能力的丁庄人,《受活》中那集种种“残缺”于一身的受活人,《四书》中那自愿以身体作为交换的女音乐家的“吞咽”动作,那以割破身体流血来滋养麦穗的“作家”,都让人过目难忘。作者甚至不惜以极端书写让读者感到不适、惊悚、恶心,甚至呕吐,这种极端的处理身体的方式也引起众多批评家和读者的注意。(11)《日光流年》中司马虎卖腿皮之后,走在路上,裤筒里的蛆虫一粒粒掉下来的细节,受活庄那断腿人在舞台上的表演恐怕所有看过书的人都不能忘记。不是不能,而是无法忘记,你会感受自己像挨了打似的,恶心、颤抖、愤怒、悲凉和莫名的寒意,其意蕴的丰富度和冲击力并不弱于大的场景。它们都唤起了当代人对“身体”,尤其是“农民身体”的感知,一种强烈的残酷感和恐惧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阎连科的写作多是以当代中国政治史、革命史和改革史为潜在反思对象来写作的,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因饥饿、肃反、战争、自然灾荒、大跃进等原因,“身体”的被折磨和非正常存在一直是中国生活的重要意象,它一直处于“被突出”和“被强调”的状态。“三年自然灾害”中的“饥饿”形态,“文化大革命”的“被批斗”形象,“改革开放”中的“卖淫女”、“乞讨人”、“断指工”,等等,都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存留于每个中国的情感深处。这一“怪诞—肉体”形象构筑了当代乡土中国的“身体潜意识”:残缺、恐怖、悲哀、让人厌恶。这一厌恶不只是精神上的厌弃,还包括肉体上的拒斥。在很大程度上,《受活》是对这半个世纪以来,或者更久远的“身体灾难”的一个强烈反抗,以志怪的民间方式,在精心构筑的时间框架中,重回民族历史深处。
关于阎连科小说中身体意象的“惨烈”与“残缺”历来褒贬不一。但论者都注意到“身体”在其小说中的本体地位,“阎连科反复渲染的泥天泥地的世界里的坚守,往往不得不退缩到纯粹的身体,这是他的小说一再出现的值得注意的现象。拒绝扩张的世界观无可遏止地收敛,最后只能退缩到身体。农民在自己的世界中最后可做的事情,竟是‘自由’地支配剩给他们的仅有的资本——身体,动辄从身体中汲取反抗灭顶之灾的力量。”(12)“身体”的姿态和行为是对乡土世界和乡土中国的存在位置和存在方式的象征和隐喻。
在中国的乡村大地上,要有着比《日光流年》、《受活》荒诞得多的存在(“卢主任”的形象及村人的表现,因污染而致病的现象在乡村并不陌生,如果你把这些情节讲给农民听,甚至不会看到诧异的神情)。身在时代之中的人,要有超乎异常的敏感性、洞察力和疼痛感才能感觉到许多正常中的非正常存在。在“活不过四十”的命运咒语之下,三姓村人荒唐的乌托邦改造并非天启,而是大致依循了某种政治想象,“英雄母亲”、“翻地造田”、“修渠引水”,这些都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并不遥远的过去,它们历来都被看作是民族豪情的象征。但是,在阎连科这里,“敢叫日月换青天”的创业豪情所迎来的却是现代性的碎片,“发黑的污草,泡胀的死鼠,灌满泥浆的塑料袋和旧衣裙、旧帽子,红的死畜肚,白的脏毛皮,挤挤搡搡,推推捅捅在水面上又碰又撞”,此时,弥漫在耙耧山脉上空的水的臭味、三姓村村民的怨气,那似乎有受虐倾向的“割皮”举动,都成为一种控诉。而当作者在《受活》中用一种不断被渲染的狂欢氛围中写到那故意脚踩碎玻璃以满足观众的小儿麻痹症残疾人时,一种可恐的东西慢慢渗透在文本中,“身体”彻底被抛弃,变为商品,“身体”的痛感在金钱面前也被迫消失,它的尊严、自我属性、价值也被迫抽空。
毫无疑问,这里面隐含着作者的现代性批判,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去除了“启蒙”与“思想”等外衣之后,那令人无法接受的苦难的乡土中国生存困境。它的可怕的畸形,残酷的行为与巨大的激情,使文明失语,使所有的思想捉襟见肘。
与此同时,农民的“身体”,乡土中国的“残缺之躯”,也以自身的“怪异、突出和震惊”效果使固定的、秩序的世界有所动摇。这一“残缺之躯”并非只有控诉的功能,也包含着某种解构性。“残缺”,一种未完成性,是动态的,不确定的,既有可能的生命力,同时,又暗示着某种破坏性和不协调性。它所带来的肉感形象、污秽和生理上的不适应,具有强大的刺激性,正如绝术团所过之处对大众的冲击。它以“肉体”的动感和不确定性破解了现实规则中固定的语言、形体和规范,与“现代规范人体”那种“完全现成的、完结的、有严格界限的、封闭的、由内而外展开的、不可混淆的和个体表现的人体”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对立趋势。(13)当《受活》中的“残缺之躯”把概念、理性与抽象的事物引向混沌的、感性的、肉体的层面时,其实,它也把文本及文本中所表述的世界带入了一个未完成的、建构中的、可能随时颠覆什么的状态之中。
“现代人体规范的特点是,个体的、界限严明的大块人体及其厚实沉重、无缝无孔的正面,成为形象的基础。人体所有的非完成性、非现成性特征,被小心翼翼地排除,其肉体内在生命的所有表现,也被排除。”(14)“规范人体”在《受活》中即“圆全人”,他们是现代世界规则的象征物 :官方的、标准的、普通话、权力、修养、技术、科学。身体被规范为一套准则,它所做的是千方百计限制、掩藏身体的突出部位,即掩藏肉欲、生理的一面,因为它过于肉感、过于不确定,过多地拥有新的可能性。这正是现代社会的要求。
在此意义上,《受活》所呈现的“乡土中国”的“残缺之躯”对现代中国和意识形态具有了批判和解构的功能,残酷背后蕴含着破坏,扭曲中繁衍出对抗,毁灭中孕育着再生。它破坏了现存世界虚幻的唯一性、不可争议性、不可动摇性,由此批判所谓的“规范人体”、“政治秩序”、“发展”、“现代化”等诸多名词所具有的合法性、工具化和剥夺性。
[本文为“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成果。]
注释:
(1)(2)阎连科 :《受活》,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年版,第190 页,第 145 页。
(3)李洱:《阎连科的力量——我读〈受活〉》,《北京日报》2004 年 2 月 16 日。
(4)王德威:《革命时代的爱与死——论阎连科的小说》,《当代小说二十家》,三联书店,2006 年版,第 443-444 页。
(5)庄子:《庄子》(方勇译注),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77-93 页。
(6)转引自《庄子》中方勇的译注,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 77 页。
(7)[ 德 ] 莫宜佳 :《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1 页。
(8)(9)(13) 巴赫金 :《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有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4 页,第 56 页,第 371 页。
(10) 李欧梵:《铁屋子中的呐喊》,岳麓书社,1999 年版,第68 页。
(11) 陈思和、郜元宝、葛红兵等论者都在不同的文章中提到看阎连科小说时的生理感受,对此也有褒贬不一的评价。
(12) 郜元宝:《论阎连科的“世界”》,《文学评论》2001 年第1 期,第 42-51 页。
(14)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有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71 页。巴赫金认为,这种古典主义人体观念构成了现代社会行为规范的基础。良好教养的标志包括 :不把胳膊肘搁在餐桌上,走路不提肩摆胯,收腹,吃东西不吧嗒嘴,不出声,不打呼哧,不露齿,等等。亦即千方百计限制人体,掩蔽人体的突出部位。
(作者简介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