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梦媛 郑 欣
摘 要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力,他们在生活方式等方面与老一代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娱乐消费上主要表现为内容趋向多元,观念愈加开放。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考察,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消费的相关因素进行呈现,在探讨两代农民工世代差异的基础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城乡跨文化传播的冲突,凭借更为敏锐的文化自觉,正在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以新的路径融入城市,但这仍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文化娱乐消费 ;世代差异 ;文化自觉;城市适应
一、引 言
农民工来到城市,进入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农村的社会环境,担任了另一种不同的社会角色。这种社会环境和社会角色的变迁迫使他们在经济交往、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调整,以更好地适应新的城市社区环境[1]。在影响农民工城市适应的诸多因素中,精神文化生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健康、科学的精神文化生活,会使他们的身心得到放松,提高对城市的认同感,更好地融入城市,适应城市文化[2]。
而文化娱乐消费则是建立良好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农民工的文化娱乐消费一直呈现单一匮乏的状态,但是两代农民工已经开始呈现不同的特点。老一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偏向“孤岛化”,他们的闲暇生活具有生活模式的同质性、闲暇时间的不足性、闲暇活动的单调性和消极被动性、闲暇空间的封闭性、闲暇心态的无奈性等具体特点,在类型上则基本上是消遣娱乐型和闲呆型,社交型和提高型几乎没有[3]。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娱乐生活虽然还存在着消费水平低、形式单一、结构简单等问题,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文化生活已经不只是业余的娱乐,对新鲜事物的关注和学习知识成为需求,他们更加渴望丰富且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
就现有研究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娱乐消费和城市适应都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是,由于在年龄阅历、思想观念等方面的转变,他们与老一代已经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中国农民是一个安土重迁的群体,现代化进程的强大拉力使他们背井离乡到城市谋生。这种城乡之间的流动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迁移,同时也是文化移民的过程。他们首先遇到的就是文化断裂和文化冲突问题,这样的冲突也充分反映在他们的文化娱乐消费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娱乐消费的状况究竟如何?融入城市意愿和心理态度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与老一代的差异反映在哪些方面?在城乡跨文化传播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差异又如何影响了城市适应?本文将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其文化娱乐消费的特点和变化,分析他们在文化层面的城市适应问题。
本文选取了中国长三角地区的典型城市,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消费现状和城市融入状况进行了实证调查。针对农民工的文化娱乐消费现状和城市印象,调查以问卷为主,辅之以访谈法和观察法。调研时间为2010年7月,所选样本分布在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四个城市。期间共完成深入访谈231人,发放问卷13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070份,问卷有效率为82.3%。之所以选择长三角地区,主要是因为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外来务工人员也相对集中,且在各行各业都有分布,比较具有代表性。
二、研究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社会阅历和务农经历较少,受教育程度较高,受到城市影响较大,在文化程度、思想观念等方面与老一代存在着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反映在行为方式层面表现为文化娱乐消费的不同,进而折射出他们融入城市文化的心理和态度的不同。本次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
1.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消费的基本状况
两代农民工文化娱乐消费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消费支出和消费观念上。在文化娱乐消费的整体支出方面,已经有18.87%的新生代农民工每月支出达到500元及以上,而只有3.01%的老一代农民工达到这个数额。最大的差距产生在每月文化娱乐消费在50元以下的部分,82.71%的老一代农民工与25.47%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比非常显著,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娱乐消费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
在消费观念上,关于“城里人的文化娱乐比较浪费”的问题,如图1图2所示,持赞同态度的新生代农民工有44.47%,说明他们开始认识到文化娱乐消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对于“城里人的文化娱乐丰富多彩,感觉十分新鲜”的说法,有51.11%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赞同,同时有32.99%的老一代农民工表示不赞同,所以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表现出对城市文化娱乐生活的向往和憧憬,而不同于老一代的固执和偏激。

图 1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娱乐消费态度的统计(n="1070)

图 2 :关于老一代农民工对文化娱乐消费态度的统计(n="1070)
此外,只有24.53%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习惯在农村的娱乐方式”,与53.11%的老一代形成鲜明对比。如此巨大的差异说明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渴望城市的娱乐方式,摆脱农村思想观念的束缚,希望通过文化娱乐生活融入城市。
消费观念上的转变在访谈中可以得到更深程度的展现。苏州某打工妹就说自己是月光族,每个月都是只剩下两三百块钱了才意识到没钱用了要省着用了。有时间就上上网,电视都是在网上看。有时去逛逛街,去买衣服对品牌无所谓,只要穿着舒服就行了。
由此不难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老一代而言,对待文化娱乐消费的态度出现了明显转变。老一代倾向于保守封闭,对城市的娱乐方式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在观念上仍然认为文化娱乐消费没有必要。而新生代则开始认识到文化娱乐消费的重要性,支出也明显增多,消费更具有弹性,整体消费结构正在逐步改善,不再把赚钱作为单一的经济型目的,开始懂得享受现代生活,消费方式也逐步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发展,在消费观念上更加认同城市的文化娱乐消费方式,融入城市文化生活的态度也更加积极主动。
2.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消费的因素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娱乐消费方面有了很大改变,但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他们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进行消费。
如图3所示,除去22.74%的其他因素,19.83%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受周围人的影响”,他们习惯于成群结伴去进行休闲和娱乐,从众心理有着重要作用。同时,“由于一些必要人情消费,而不得不参加”的受访者占据了19.78%,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年轻气盛,爱结交朋友,社交活动也比较多,所以人情消费也是文化娱乐消费的重要部分。有9.72%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受个人心情、兴趣等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在文化娱乐消费方面也比较注重自己的心理需求。
而选择“看是否有时间”和“由自身的经济状况决定”的受访者分别为14.75%和13.18%,所以说时间和金钱是限制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消费的两大主要因素。他们有着强烈的消费需要,但是,毕竟身处消费水平比较高的城市,挣钱比较辛苦,工作时间也受到限制,所以这两大因素是制约他们的最关键所在。时间和经济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的限制更明显地体现在访谈中。杭州某橡胶加工厂的一个学徒就说:“我在城里不喜欢逛街,一方面没时间,另一方面没钱。这边的消费比老家高得多,逛街看到喜欢的东西又买不起,所以就不爱逛街了。”在南京打工的湖南人小陈同时也表示,打工的生活千篇一律,工作、吃饭、睡觉占了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活动。很少有娱乐生活,最多的事情就是打打牌、聊聊天什么的,“我们哪儿有闲钱去玩呢,电视平常都没得看呢,有钱也不会学人家去唱歌什么的,不习惯也不自在。”

图 3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消费影响因素的统计(n="1070)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观念有了巨大变化,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他们的文化娱乐消费与城里人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主观因素方面,虽然他们很渴望通过模仿城里人的休闲娱乐方式来融入城市生活,但在心理上仍然存在着认同障碍,并未完全适应城市生活。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娱乐消费上体现出强烈的从众心理,喜欢聚众结伴。客观因素方面,时间和金钱是他们进行休闲和娱乐的最大限制。但不可否认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文化娱乐消费的原因和影响因素都倾向于多元化,不再像老一代那样只为无聊而打发时间。
3. 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娱乐消费中体现的城市现代性
新生代农民工善于接受新事物,受到城市更多影响,逐渐具备城市现代性的特征,这表现在他们的文化娱乐方式相对多元化。其中,如表1所示,选择“参观展览”的受访者占10.61%,他们在文化娱乐消费中开始更加注重精神文化的层次,不再仅仅为了娱乐而娱乐。与老一代有明显区别的是选择“上网”作为文化娱乐方式的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多了3.36%。因为他们更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网络作为新兴媒体对他们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
同时,选择“旅游、郊游”和“唱歌”的新生代农民工分别有9.21%和8.11%,占据了相当比例。而比较传统的文化娱乐方式如聊天、看书、打牌打麻将、逛街、看电视等占据比例则相对较小。这说明在文化娱乐方式的选择上,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一些城里人偏好或城市中比较流行的活动。这种选择偏好明显带有城市现代性的特征,传统的文化娱乐方式则开始衰退。
表 1 :关于新老农民工主要文化娱乐方式对比的统计(n="1070)

在文化娱乐消费场所的选择上,除了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里人常去的场所外,也显示出由于时间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他们往往不能选择相对昂贵的场所,而且选择“都没去过”的受访者也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达到11.10%。这表明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娱乐方式和场所的选择上更加多元化,更加体现城市现代性,但客观条件的限制仍是无法克服的桎梏。
表 2 :关于新老农民工主要文化娱乐消费场所对比的统计(n="1070)

这种城市现代性在访谈中有更深层次的体现,并与老一代农民工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位在杭州做生意的小伙子说到自己的休闲娱乐生活时提到“因为自己是个体户,忙起来可以很忙,闲起来就很闲,看店没生意的时候就看看美国好莱坞电影,玩游戏,有时也会和城里结交的朋友一起去聚餐、打斯诺克、唱歌、旅游。平时也不怎么看书。”
而老一代农民工明显受到农村传统思想更大的影响,在文化娱乐消费方面思想更加保守,城市现代性表现不明显。39岁的王女士说到“她平时除了看电视也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她觉得自己没有空闲的时间和金钱,也没有兴趣去参与那些娱乐活动。”
同时,城市现代性表现在生活态度的转变上。消费观念的改变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态度的转变,他们参加城市文化生活,努力融入城市文化,并试图通过增加与市民的接触机会,融入城市的主流文化圈子。这就影响了他们对城市的看法和对自己未来的想法。而且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对梦想的追求显得尤为突出,他们不后悔为了追求梦想而来到陌生的地方,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留在城市,成为城里人。
在对于未来的打算上,杭州外来劳动力市场某待业青年说 :“我未来还是要先找好工作,不管怎么样要先在杭州立足下来,以后有了小孩还是要留在城市生活比较好。我们本来就是农村人,没有办法。要是小孩从小能在大城市长大,以后肯定不会像我们一样了。”
相比较而言,老一代农民工在生活态度和未来打算上,普遍倾向于回老家生活,现在留在城市只是为了谋生。杭州一个司机师傅就说“杭州只是个赚钱的地方,不会久留,赚了钱就回家,年纪大了留在杭州也没什么用。”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娱乐消费已经体现出明显的城市现代性。在行为层面,他们的消费方式开始向更高层次转变,在观念层面,他们认为文化生活已经不只是业余的娱乐,对新鲜事物的关注和学习知识成为需求。在生活态度和未来期许上,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老一代更有梦想和激情,愿意为了自己的未来努力和打拼。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可以留在城市,成为城里人,表现出相对强烈的城市融入意愿。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条件的制约仍然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最大绊脚石。
三、结论与讨论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消费方式和观念都在向城里人靠拢,对未来发展也更加积极乐观,表现出明显的城市现代性特征。两代农民工在文化娱乐消费上的差异反映出的是文化心理和城市融入层面的差异,而这样的差异也造成了面对跨文化传播的大局势下文化自觉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为敏锐和复杂的文化自觉,因而他们在文化层面的城市适应也有自身的特点。
1. 世代差异 :乡土文化的固守与远离
在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消费的状况及相关心理变化有了较为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娱乐消费层面、文化心理层面和城市融入层面都与老一代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表现出鲜明的世代差异特征。
所谓世代差异,是指异代人之间在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生活方式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的冲突、隔膜与对立,也叫世代隔阂,是各个时代,各个社会的普遍现象。从社会学角度看,新老一代的社会价值观,以及行为规范、行为取向、生活方式有所差异,是因为两代人社会化内容与速度的差异,两代人参与社会活动的背景与条件不同所造成的,这是形成世代差异的具体原因[4]。我国当前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代际价值观的凸现。而两代农民工在文化娱乐消费上的显著不同折射出的正是他们彼此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反映的是代际差别之下文化心理的变迁,进而展现出两辈对于城市融入态度和心理的截然不同。
首先,在文化娱乐消费层面,老一代农民工大多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总体收入相对较低是限制他们消费的主要因素。另外,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文化程度低等现实原因也限制了他们在城市中的文化和精神方面的消费。从主观方面上讲,大多数老一代农民工把挣钱和攒钱当作他们进入城市工作的首要目标之一,因此以往的大多数研究也都表明,老一代农民工群体文化消费意愿弱且消费质量偏低,文化消费多以简朴型或无偿消费为主,群体文化消费意愿偏弱,消费质量偏低,精神文化生活整体匮乏[5]。从老一代农民工的保守封闭倾向以及观念上对文化娱乐的忽视和抵触可以看出,他们始终固守着传统的乡村文化,并且根深蒂固地内化了这种传统。虽然身在城市,他们还是复制和再造着农村的生活方式。
而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娱乐消费上则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与有着浓重乡土记忆和复杂人生阅历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乡土记忆淡薄、城市情结浓厚、主体意识较强、人生阅历单纯、整体素质较高的复合特征[6]。他们大多接受过一定的教育,容易接受新事物,更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较为强烈,尤其是中高层次的文化生活。此外,新生代农民工注重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在观念上趋向开放和认同城市的文化娱乐方式,追求流行时尚,敢于消费,享受现代生活,呈现出强烈的代际转型特点。对于他们来说,传统的乡土文化是一种枷锁,束缚了他们对新鲜潮流生活的向往,他们希望通过模仿城市里的消费和文化娱乐方式来使自己拥有一种全新的生活。
其次,在文化心理层面,他们的文化属性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老一代农民工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对于土地的眷恋是他们永远解不开的心理情结,因此,他们在城市里依然顽固地依恋和复制着乡土文化。而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家乡的乡土认同正在减弱,他们已经逐渐模糊甚至褪去了乡土文化的印记,土地对于他们来说从来都没有非常深刻的记忆。他们难以忍受农村的破旧、贫穷和慢节奏的生活,逐渐习惯于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渴望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寻找自己的位置生根发芽。从文化适应的内在逻辑上来说,老一代农民工始终携带的是想象的乡村,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始终参照着想象的城市,乡村则成为一种渐行渐远的回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适应路径引发的不止是文化适应层面的差异,更深层次的是思维理念的切转和对城市文化的自觉性[7]。
最后,在城市融入层面,老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活、赚钱的单一的经济型目的作为第一目标,城市始终是其身体寄居之地,他们始终心系着土地和乡村,乡村文化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他们融入城市的渴望和意愿没有新生代农民工强烈,永远是城市之外的边缘人。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层面则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他们的外出动机具有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的特点,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在减弱,农民身份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涵义[8]。他们具有更多的城市化的冲动,开始尝试主动去认同社会,与城里人建立长期的交往关系。他们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留在城市,表现出强烈的城市融入意愿。
这些层面都可以反映出两代农民工从行为方式到价值观念都存在着显著的世代差异,他们之间已经拉开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而通过这三个维度的比较,我们看到的是乡土文化在老一代农民工身上的固守和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远离,这是他们产生世代差异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城市适应在文化层面的不同体现。
2. 文化自觉的力量 :摆脱“文化孤儿”的困境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多种形态的文化之间进行着广泛而深刻的交汇和激荡,农民工则是典型的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剧烈碰撞的产物。两代农民工文化娱乐消费中表现出的鲜明世代差异折射出其文化适应路径的截然不同,而文化适应的更深层次则是思维理念的转换和对城市文化的自觉性。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依恋和固守乡土文化,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城市文化具有更强烈的文化自觉性,因此他们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在心理上也更倾向于接受城市文化,而这个模仿和接近的过程则是通过文化娱乐消费实现的。这是一个内在文化系统重建的过程,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和限制,他们现在仍然无法摆脱“文化孤儿”的困境。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不可避免,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不停地碰撞、吸纳、交融、整合。而人作为文化的创造物,是具有理性的,自觉的人。因此,文化主体可以对自己文化的发展进行明确的选择,这体现了文化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文化选择是主体对文化发展的一种设计活动,主要是指在跨文化传播中,当文化环境发生变化时,文化主体就文化改造与发展问题所持的态度、立场、取向及为此所发生的行为。文化选择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异质文化及文化发展的态度与取向,这是心理层面的问题 ;二是对文化改造与发展的行为设计与实施,这是实践层面的问题。文化选择是跨文化传播时代在与各种异质文化的碰撞、对话、整合的过程中,文化主体对自身所处文化发展的一种理性的、自觉的设计[9]。
文化选择需要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一种文化心态,它是通过文化反省的途径来认识旧文化的没落和新文化的产生的必然趋势,从而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付诸实践[10]。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文化自我的反思、追问、自我意识,是为了文化的自身优化而进行的自我反省。只有经历文化自觉指引下的文化选择,才能在现有文化基础上吸纳新文化,优化和重建内在文化系统。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的接受主体,其文化自觉性的形成是比较复杂的。他们生来就带有乡土文化的胎记,虽然在进城以后,他们的乡土记忆正在逐渐模糊,但这样的文化胎记始终不可磨灭,旧文化始终会对他们的社会行为和心理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城市文化会对他们原有的文化系统产生强烈的冲击,导致一种文化真空。进而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作为青年一代的特性,他们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具有更强的主观自觉性,渴望接触异质文化,因此,城市文化会侵入他们的文化系统,与原有的乡土文化形成剧烈的冲突。在这样的矛盾和冲突过程中,他们需要进行文化调适,在迷茫和彷徨中对文化自我进行反省认识,如何扬弃现有的文化,吸纳新的文化,如何做出合理的文化选择,最终形成相对理性和客观的文化自觉性。正是由于文化自觉的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系统得以重建。他们原有的文化是建立在乡土文化基础上的,而两种异质文化的相互碰撞和激荡使他们重新反思,重新扬弃,重新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元素,优化和重构了自我文化。这是基于多元文化主义视野下的一种文化的融合。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文化适应并不是对城市文化的全盘接受和完全认同,而是两种文化的内在冲突、调试与重建。他们会运用逐渐形成的文化自觉性,对自己的生活体验进行反思,赋予自我行动以特定的主观意义,不断进行理性的行为选择,促进其文化系统的再建构。而这一系列文化碰撞的过程反映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就是文化娱乐消费转变的过程。在行为方式上他们更加注重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增多,选择多元化并倾向于模仿城里人,开始享受现代生活。在思想观念上他们更加认同城市的文化娱乐方式,对城市文化和生活也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这是伴随着跨文化传播中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而逐步变化与磨合的过程,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调适中他们不断吸纳着新鲜的文化,在文化娱乐消费上逐渐向城市的生活方式靠拢,在文化自觉的作用下选择更为现代更为先进的文化,并与自身的乡土文化逐渐融合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系统。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娱乐消费上对于城里人的模仿和接近正是其文化自觉意识觉醒,文化系统重建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文化自觉的建立和成熟是一个自我蜕变和提升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但根据调查的实际状况来看,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未能形成比较理性的文化自觉,他们的文化系统的重建也还处于一种过渡的阶段,可以说是处于一种“文化孤儿”的困境。面对原有的价值文化的断裂和城市文化的冲击,再加上向往城市却不被接纳的打击和种种制度方面的矛盾,他们往往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从而失去了真切的理想和信心,迷失了生存的意义。一方面是信念的丧失,另一方面是不甘于虚无而执着地追求,他们成为既没有为传统的乡土文化精神所化,也没有融入城市文化的文化孤儿,回去既无归宿,前进又无目标。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多元的价值取向、多样化的生活方式、较高的教育水平、较强的适应能力、较低的乡村认同感和较高的城市归属愿望,但是他们同样面临着城市认同的危机。对于他们来说,建立理性的文化自觉,实现内在文化系统的重建,以全新的姿态融入城市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一个艰难曲折的奋斗过程。
四、小结
在当前社会急剧变革时期,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农村,进入一个陌生的城市面对全新的环境谋求生存,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其中的主力。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有着明显的世代差异,在文化娱乐消费方面呈现出代际转型的特点。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更加认同城市的文化娱乐消费方式,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有所增长,他们具有强烈的文化生活需求,也表现出更为主动的城市融入意愿,体现出城市现代性的特征。但是,他们对于未来的期许仍然受到主观认同的阻碍和现实种种因素的限制。
这样的现象所折射的深刻社会动因是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从世代差异的视角出发,本文通过文化娱乐消费、文化心理和城市融入三个递进层次的对比,呈现出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相比所具有的不同之处。进而探讨在城乡跨文化传播的背景下,基于差异而产生新变化的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的冲突,如何建立理性的文化自觉,从而实现内在文化系统的重建,以达到异质文化的最终融合,最终更好地融入城市,而这样的过程则是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文化娱乐消费实现的。但现实情况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他们缓慢地行走在建立文化自觉的道路上,这是他们摆脱“文化孤儿”困境,顺利融入城市的最佳路径,而这样的过渡阶段依然道路漫长。
这样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人格嬗变和重塑的过程。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生成是农村聚落环境与城市聚落环境,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农民文化人格与市民文化人格冲突融合的结果[11]。这个文化演变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必然趋向形成的,这也启发我们去思考罗布特 E 帕克的移民同化理论。帕克利用达尔文生存竞争的观念,把移民同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是一个进步 :敌对、冲突、适应和同化[12]。他阐释的是移民族群在城市适应中的主动仿同过程,但帕克是基于城市生态学框架分析得出同化理论,在一个基本不存在迁移障碍的国家、区域内是有其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但是,在中国的现实社会环境下,在新生代农民工这样具有鲜明特征和矛盾冲突的群体身上,这样的模式是否依然适用?是否存在更为准确的能够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移民同化新路径?在此提出这一问题,希望能够启发更多的思考和研究。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众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0BXW024,2010-06-17]
高梦媛: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研究生郑欣 :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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