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丽芳*
摘要:知青文学以其诉说“文革”上山下乡的苦难,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共鸣,也因其文学上的成就在当代文学史上获得了显赫的地位。然而,知青文学有个盲点,不可不察。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在写什么和不写什么的选择过程中,知青作者不断面对道德对记忆的纠缠,一直没有得到解脱。本文旨在梳理“文革”以来知青叙事对红卫兵经历的几种处理方式,并从它们对红卫兵经历的刻意扭曲、淡化或放逐中,窥探该盲点对知青文学道德力量和艺术成就的影响。
关键词:知青小说,盲点,忏悔,红卫兵经历,上山下乡
Abstract: With the thematic emphasis on sufferi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Zhiqing Fiction has reached a wide readership and has attained a high status in post-Mao literature. Yet it has its blind spot. Memory is selective. In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what to write and what not to write, zhiqing writers have continued to face the issue of moral demand in memory.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the different treatments of the Red Guard experiences in Zhiqing Fiction. It shows that the de-emphasis, distortion and avoidance of the Red Guard experiences in writing have led to the weakening of the moral impact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the genre.
Keywords: Zhiqing Fiction, blind spot, confession, Red Guard experiences, Up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在《记忆对道德之要求》( The Moral Demands of Memory )[1]一书中,犹太裔作者哲非?布勒斯坦(Jeffrey Blustein)就记忆与道德的种种关系,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运作,以及二者受到的时间、空间、历史、身份认同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做了非常仔细和具有说服力的阐释。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令我重新审视知青文学叙事中红卫兵经历的处理。
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的标志性文学作品,无疑是以上山下乡运动为主轴的知青文学,而知青文学又以小说为主,知青小说的作者几乎全都是曾经的知青,因此就产生了作者的遭遇与小说人物遭遇相重叠的现象。这种重叠,使得知青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传记色彩,成为这一代人心路历程的文学载体。我们从这种文学载体的主题取向、人物塑造、故事情节以及对写什么和不写什么的选择,既可窥见这一代人的感情和思想倾向,也可窥见其内心的隐秘、困惑和恐惧。
知青小说写上山下乡,写知青的命运,写知青人物在逆境中为了追求个人的理想而挣扎、抗争,无疑符合这个文类的范围,名正而言顺。可是,一个吊诡的历史事实却是,无论作者或其笔下的知青主人翁,都不单单是知青,他们上山下乡之前,不少都曾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或者见证了轰动国际的、激烈的、暴力的红卫兵运动。这一代人是在红卫兵运动过后,才大规模地自愿或者被迫迁徙到异乡异地,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震惊,以及失去教育、家庭温暖的种种伤痛。作为知青,他们的遭遇无疑是一场历史悲剧,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强制迁移,一场浪费青春的骗局。
既然知青经历是红卫兵经历的延续,而且这个延续在相当程度上是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那么,为什么知青小说关于红卫兵经历的描述零星散碎,甚至完全空白呢? 当这些知青在不见印刷文字的荒野地带时,难道他们不会想起自己曾经烧掉了人类文明的书籍和文化艺术的结晶吗?在求知无门的乡间,难道他们不为自己曾经虐打过师长而内疚吗?在不见物质文明的穷乡,难道他们不后悔抄家时砸烂多少人家的家具物件吗?在思念亲人时,难道他们不后悔自己曾经伤及他人家庭吗?不后悔与家人划清界限吗?难道这一切都可以摒弃不提吗?难道所有这些记忆,都能压下、弃置、缺席吗?
细看知青小说,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许多知青叙事都是从下乡之后展开的。知青主人翁的感情、思绪、意识,行动几乎都围绕如何回城的烦恼和筹谋。作者写知青人物之间的情爱,写知青人物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写知青人物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写为了回城而产生的种种忧虑、牺牲、得失等,唯独对下乡之前的记忆采取了可少则少、甚至完全放逐的处理。就算是倒叙,也往往是以下乡之后为开始。
当然,每一篇小说侧重的主题和内容不同,作者有权选择写什么和不写什么。对于那些以红卫兵经历为焦点的小说,不提上山下乡,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乎美学原则的。例如新时期出现的第一篇关于红卫兵武斗的短篇小说郑义的《枫》(《文汇报》,1979, 2月11日)就聚焦于红卫兵的派系斗争,写一对男女学生的悲剧,而不触及其他,这是符合它的主题需要的。但对知青小说而言,红卫兵经历的缺席却会影响人物的刻画深度。一个人物总有他或她的“前传”,尤其是在描写心理活动时,人物会自然而然地思前想后,天马行空。但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知青主人翁的前传(特别是红卫兵经历)往往是缺席的或并未展开,削弱了人物的深度和广度,如果刻画的是知青人物的成长,红卫兵经历更是不可缺席的一环。我们看到的许多知青小说,大多知青人物只有现在,没有过去。如此一来,知青文学即使汗牛充栋,也不免令人觉得它未能成为真正的一代人的文学,它只完成了一半。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红卫兵经历在知青小说叙事中的缺席,除了源于知青作者对题材的偏好或选择之外,还有更深层的考量和吊诡。关键的一点,是“文革”后对红卫兵运动的负面历史评价,使得参与者(从打砸抢到尾随者)羞于启齿、千言万语欲说还休。
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的重叠身份,本来是非常珍贵的创作资源。吊诡的是,在红卫兵运动中,有些是加害者,有些是受害者,或者合二为一,如此一来,如何分拆自己当时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回答历史评价“谁之过?”,从什么角度和道德立场来描述这段记忆,便显得剪不断理还乱了。或许有人认为,上山下乡对个人、对社会、对中国的伤害太过沉重,以致知青理直气壮地挥笔鞭挞还唯恐不及,哪能顾及下乡前的那段短暂的青春狂热行动呢?况且,他们是响应革命领袖的号召而行动的?这个想法牵涉到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和集体耻辱(collective shame)问题。[2]在某一个负面历史事件发生之后,如果个人不愿意认同这个参与的集体或者企图与这个集体保持距离,那么,他们便不想把自己归到这个集体中了。因为原先的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已经转化为集体耻辱(collective shame)了。与耻辱为伍,情何以堪!对于红卫兵经历,知青作家的反应也可以作如是观。
与纳粹德国人不同的是,红卫兵运动(即负面历史事件)之后,参与者本应是承受道德谴责的集体,但因政治风云之变幻,却成为另一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而受害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造成伤害之深,比前者更为沉痛和惨烈,使得这些前后两个政治运动的参与者能够理直气壮,并从中获得了解脱“集体耻辱”的凭据,而摇身一变成为名正言顺的受害者。变换身份后的知青,可以把“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束之高阁、置之不理。无可置疑,上山下乡的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但是,这并不表示作者笔下的知青人物,只能是个没有回忆的人。
在以下篇幅,我们试从20世纪60年代“文革”时期以知识青年为主人翁的小说开始,追索红卫兵经历在不同时期小说中的处理特征,看这些处理如何影响知青小说叙事特别是知青主人翁的塑造。我们将会发现,不同时期的知青小说对红卫兵经历有不同的处理态度。而这些处理态度和呈现又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作者的个人背景。作者的集体性回避,显然是一代人远离“集体耻辱”心理的折射。
一 前向性的“文革”知青小说:红卫兵与知青之间划等号
“文革”前夕,黄天明出版了长篇小说《边疆晓歌》(1966)。[3]小说集中描写了云南知识青年从昆明出发到南部橡胶农场参加祖国边疆建设。地理空间的转移与人物冲突的发展节节相扣。从动员启程、途中经历、农场内的斗争到斗争的胜利,叙事发展朝意识形态预设的方向推进。男主人翁出身好,是个典型的领袖型英雄人物。他的父母被资本家剥削欺负,阶级仇恨是他的主要记忆。他的思考内容是当下性的和前向性的,打倒阶级敌人、献身橡胶事业、创造光辉未来几乎成了他思考和行动的全部。这个形象为1968年底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树立了模范。
以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为题材的小说在50年代已经零星出现了。到了1968年12月毛泽东上山下乡的指示发出后,为了配合宣传,70年代初陆续出现了一些短篇和散文选本以及几部长篇小说。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朝霞丛书”的《序曲》包括了22个短篇,其中的《青春颂》[4]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女红卫兵形象。主人翁于培英“样子不到二十岁,短辫子,圆脸盘儿,黑眉大眼,风采焕发”(第207页)。这个年轻女子竟是“红代会”的负责人,她带领两千个红卫兵下乡到偏僻的滨海农场干革命。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称他们为知识青年,而从头到尾都称他们为红卫兵。可见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红卫兵与知青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这可能是因为在“文革”时期红卫兵是响当当的名字,在未下乡之前,他们仍是红卫兵。既然二者的身份都带有光环,那么,作者也就没有必要把他们严加区分了。这样写一方面合乎当时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也合乎这一代人当时的集体认同和期许(这些英姿勃勃的女红卫兵,到了后毛泽东时期,都反讽地以负面形象出现。她们往往是知青中的铁姑娘,不打扮,不照镜子,简直到了自虐地步。到最后,她们都被描写为不可救药的老处女,极左革命思维的牺牲品。这是后话)。
在这篇小说中,随着情节的发展,作者逐步凸显于培英的英雄形象。作为铁姑娘的典型,于培英挑着重担,长途步行,到达目的地的当天,就带头拒绝农场副主任提供的二层楼房,她的理由是楼房设备太过讲究,不合乎红卫兵来农村艰苦奋斗的目的。她建议用席子和竹子搭席棚让大伙居住。在另一个会议场合,她抗议农场聘请民工,而建议让红卫兵应付草荒。农场老职工和农场革委会主任协助王培英识破了生产组副主任的“修正主义”阴谋。最后,于培英还发令,派人“把他(生产组副主任)送回场部,监督他作检查交代!”(第234页)。于培英发号施令,俨然成为革命与权力的化身。她是一个没有私人空间的人,她把集体当前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以路线为行动标准。她也没有回忆空间,她的一切活动和思维都是前向性的。
男红卫兵到农村的故事,写法也相当类似。在长篇小说中,类似于培英的执着和偏颇将加倍放大渲染。1973年,郭先红的长篇小说《征途》[5]是以1969年上海的一群红卫兵登上前往北大荒的火车开始的。男主角钟卫华是上海“红代会”常委,他带领二十多个男女红卫兵,到黑龙江定县松树大队插队。他的思维与于培英如出一辙。他建议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徒步走120里到目的地松树大队,而拒绝乘坐大队提供的马车(第99页)。 在饥寒交迫中,他还提议开批判会,批判的对象是上海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万莉莉,原因是她偷偷带了两个热水袋来取暖(第150页)。钟卫华用极左的观点和态度对待一切,衡量一切。先不说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中能否走这么远的路,读者看到的是,人性中的怜悯已经让位于阶级斗争和主义路线之争。钟卫华是个缺乏私人记忆的人物,他的工人阶级出身是作者用第三者的倒叙提供的,而不是通过这个人物的个人回忆流露出来的。私人与集体之间的两难,反讽地留给了反面人物万莉莉。回上海和上大学的渴望煎熬着万莉莉,使她成为最有人情味、最具有私人空间的人物。在描述了万莉莉的挫折和困扰之后,作者用封闭了私人空间的革命英雄钟卫华去否定和批判她,以求突出意识形态的导航作用。
“文革”时期的政治挂帅,严重扼杀了文学作为人学的基本特质。这些知青人物明显地缺乏私人空间。在政治挂帅的创作局限之下,作者未能写出人物真正的感情、行动、思索和记忆,这是意料中的事。叙述的前向性变成了主调,记忆让位于空想乌托邦的筹谋以及路线和主义的斗争。
二 红卫兵经历与个人命运:巧合、初恋、忏悔
卢新华在1978年8月11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虽然在技巧上不够纯熟,有个别情节太过巧合,但现在重读仍令人感动。原因何在呢? 主要是王晓华这个人物合乎人性。她在“文革”期间顺着大潮加入红卫兵,她与被打倒的母亲划清界限后到农村插队。小说的倒叙,写的就是多年前她在企图参与红卫兵时遇到的挫折,因为这个挫折,才有后来一连串的事件发生。把红卫兵经历与知青经历递进呈现,一浪接一浪,“文革”造成的家庭悲剧合乎发展逻辑。小说是从王晓华在火车上回忆过去开始的,由此引出她的记忆和忏悔,她是在“文革”结束后出现的第一个具有记忆与忏悔的知青形象。
巧合是伤痕文学常用的技巧。以下的三个红卫兵的初恋,都因为一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用暴力伤害了另一方的家属而破灭,其后,男女主人翁又因为忏悔而达到谅解。这几篇早期的小说都涵盖了红卫兵经历和上山下乡,如果把这两个经历融合写下去,本来很有发展潜力,可惜1982后因批判现代派以及精神污染,红卫兵题材陷入低潮,以致失去了深入开掘的机会。
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1979)[6]是新时期率先写女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和忏悔的小说。作者冯骥才生于1942年,没有红卫兵经历,反而因为父母的政治背景而被抄家。小说主人翁白慧是常鸣的初恋。在一次红卫兵的暴力行动中,她恰巧打伤了常鸣那个素未谋面的教师母亲,其后常鸣的母亲伤重致死。白慧发现后受到良心谴责,决定上山下乡,在忏悔中过日子。四人帮的倒台成为恋人团圆的前奏。回城后的白慧与常鸣相见并达到谅解。张抗抗的《火的精灵》)(1981)[7]也是借用巧合来写红卫兵的暴力与忏悔,并把恩怨延续到上山下乡的生活。岳米达与严冰本来是青梅竹马的邻居,十多年前搬家后没有来往,为后来的巧合重逢埋下了伏笔。岳米达参加红卫兵的暴力抄家,打伤了严冰的作家父亲,并烧毁他的书稿《追求》,严冰父亲受伤身故。数年后,二人在北大荒农场的相遇是第二个巧合。因为政治形势的转变,岳米达早已从加害者成为受害者,在北大荒忍受着歧视。男女主人翁各自在应否原谅对方、应否忏悔的折磨中过着知青生涯。严冰三次救了岳米达,二人终于摊开心怀,达到互相谅解。最为大学生喜爱的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1981)[8]也是利用巧合作为人物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作者营造的气氛和张力为其他同类小说所不及。这是新时期描写红卫兵经历最为引人入胜的小说。红卫兵头目李淮平恰巧到他的初恋南姗家里抄家。这个戏剧性的重逢令他们措手不及,震惊,失望,百感交集。事后,两个主人翁分道扬镳,李淮平参军而去,南姗则上山下乡。这段沉痛记忆无疑贯穿他们二人的生活记忆之中,刻骨铭心,以致分别12年后,他们仍不忘对方。作者设置了饱含寓意的泰山巧合重逢作为一个忏悔与原谅的平台。
以上几篇小说都以加害者和受害者互相谅解作为结束。这个圆满结局,并没有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人与人》中出现。[9]这篇小说比较复杂,作者没有轻易设置对与错的分歧。红卫兵一定是极端丑恶,非红卫兵一定是清白的,这个黑白分明的二分法,在他的笔下受到质疑。在《人与人》这篇小说中,红卫兵经历无疑是影响整个故事结构、人物关系的关键内容。秋实与春华兄妹从广州到海南岛插队,船上与张星相遇。秋实对张星不予理睬的态度构成悬念。原来,张星在“文革”时是个红卫兵头头,在一次抄家中,抽打了秋实的教师母亲(用的也是巧合情节),三天后秋实的母亲受伤死亡。秋实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春华却蒙在鼓里。当秋实发觉妹妹与张星相恋后,极力反对,二人发生冲突,情节进入高潮,小说在春华的精神失常中结束,留下令人思索的空间。
孔捷生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究竟谁更有罪呢?张星并非是万恶不赦的红卫兵头头,到了海南岛之后,他企图通过大量劳动,以肉体的自我惩罚作自我救赎。另一方面,自认清白、以审判者姿态对待张星的叙述者秋实,当他暗恋的女知青小芳在一打三反中被无端批斗时,却没有勇气替她说话。相反,被认为是罪人的前红卫兵张星,却勇敢发言支持小芳,以致自己被逐、受罚。叙述者没有直接说明谁是谁非,却利用小说情节和人物的冲突,指出红卫兵暴力是错误的行为,同时也通过张星的赎罪行动提出谁更有罪的诘问。
三 从上山下乡的实践中觉醒:反思、忏悔、认识现实
晓剑和严婷婷合著的中篇小说《世界》(1983),[10]较早关注了红卫兵在上山下乡中逐步醒悟、转化的过程,可惜后来的小说较少向这方面发展。
吴大路和他的六个男性和一个女性“战友”,带着一番热情和改造山河的革命气概,自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插队,他们插队的地方是景颇族的贡嘎寨。第一次到达异地的文化震惊,还是让有心理准备的他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几个知青,不是一般的知青,原来在城市里他们属于被人打倒的红卫兵革命派别,而另一派恰巧也到了附近插队。他们在镇上相遇,不出三言两语便发生肢体冲突。属于对立一派的林道成其后对红卫兵派斗产生厌倦,以体力劳动来表示忏悔,他患上肺结核病死亡后,吴大路带领自己一派去吊祭,两派达到和解。以一个知青之死来消解和终结红卫兵的派别斗争,意味深长。到此,红卫兵的身份已经归入历史,革命立场和仇恨已经没有必要和失去意义。他们都换上了知青的身份,红卫兵自以为最革命的狂热和认同一去不返。
一去不返的还有红卫兵自以为是的信仰:这包括爱情与革命的关系。陈光与李红的恋爱,被吴大路批判为自私的爱,吴大陆“不能容忍他所设置的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儿女情长,这会摧毁掉他们的未来”(第15页)。在把陈光赶出集体之后,吴大路以为这个集体就可以清净了,革命了。其后,他与林道静邂逅,相互吸引,爱情使他觉醒到自己过去的狭隘无知。陈光临走时的宣言“爱,没有错”,否定了吴大路及他同伴的偏执和违反人性。以上的细节,是红卫兵派系斗争以及缺乏人性的极左思维的觉醒。但严格来说,更多的红卫兵在下乡之前的恩怨情仇都没有触及。
他们自己否定的,还有改造农村的一厢情愿和蛮干,这也是他们红卫兵极左横蛮的做事方式。吴大路带领几个知青在高山上开水田失败,宣布了红卫兵空想革命主义的无效。有一次森林起火,他冲去救火,但是,当地人明白山火之后下雨乃是那地方的自然现象,知青去救火,只会导致死伤。对于这些判断的错失,吴大路有以下的觉醒:“两年多了,你怎么就看不见这些呢?这么长的日子里,你为他们做过些什么呢?做过的,修水田,虽然失败了;修路,虽然还未完成;甚至,想去扑灭山火,作林道成那样英勇献身的英雄……你以为做这些都是为了他们,其实,你心上更多的是为自己,你对自己受的苦难耿耿于怀,你想干出个样子,你想证明你是对的,你想高于他们之上,你想当一个盖世无双的英雄……无怪乎一生下来就在艰难中挣扎的勒干大爹那么愤慨,‘没有你们我们也能活!’” 最后,他深感悔意:“啊,勒干大爹,景颇乡亲们,你们为什么不早把我赶走?啊,还奢谈什么解放别人,还是先救救自己吧……(第45页)
四 分别处理红卫兵经历:“出身好”的作者的记忆分流
有个别“出身好”的知青作者,例如张承志和梁晓声,似乎倾向于把红卫兵经历和上山下乡分别处理,原因不难理解。他们都是红卫兵,也都是知青,二人都是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生,二人都是充满激情的作家。[11]张承志更是“红卫兵”这一名词的缔造者,[12]他的红卫兵情结不言而喻。梁晓声对于红卫兵的经历也是充满了理解。
张承志在《金牧场》(1987)[13](1994年删改为《金草地》出版)中,把红卫兵运动视为青春的、革命的、理想的行动来描述。作为红卫兵的命名者,他也写了忏悔。他记忆大串联时跟几个朋友模仿红军长征。长征所具有的革命象征意义,似乎抵消了红卫兵经历中的负面。在这个长篇中,张承志用分割式的叙述铺排,让红卫兵经历、内蒙草原知青经历和日本访问学者经历分别进行,以致这三个经历未能达到互相撞击的效果,在插队中领略和反思红卫兵经历的可能性,因而未能充分展开。
梁晓声分别对待红卫兵经历和上山下乡的态度比张承志更为明显。他的男知青主人翁,几乎都具有英雄主义气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4]中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多情与豪气,对于北大荒的不离不弃,乃是梁晓声理想化了的知青英雄,这个人物是否有红卫兵经历完全没有提及。这个人物跟他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1989)[15]中自我塑造的多情和倔强一脉相承。梁晓声在回忆录《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的扉页上有一句话:“我曾是一个红卫兵,我不忏悔。” 这可以用来解释他对于这场运动的态度。这本红卫兵的成长史,印证了他的成长和文学创作的渊源。但是,他的北大荒知青小说,跟红卫兵经历并没有前后有机地连贯起来。
五 红卫兵经历的缺席:“出身不好”的作者的记忆选择
竹林的《生活的路》(1979)[16]是第一本批判成分论和上山下乡的长篇知青小说。[17]女主人翁娟娟的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她下乡后被歧视,被村干部强奸怀孕,投河而死。竹林本人也是因为出身的问题,受到种种歧视,甚至失去多次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叶辛也是出身不好。[18]他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1979)和《蹉跎岁月》(1980)[19]的男主角都因为出身不好,受到屈辱和排挤。可能他们都被排斥在红卫兵组织之外,这两个长篇都没有把红卫兵经历(即使是作为旁观者)纳入主人翁人物的性格发展之中。
同样出身不好的李锐,他的短篇小说《黑白》[20]写一对知青夫妇黑与白在农村插队九年。黑作为早期下乡的典型,回城无望。在其他人都走光了后,他们把儿子送回北京让丈母娘照顾,自己留在农村。作者写黑出身平民,对干部子弟特别看不顺眼:“黑最讨厌的就是那帮不可一世的干部子弟,尤其讨厌那些穿将校呢的军干子弟。黑的父亲是煤球厂的工人,解放前摇煤球,解放后还是摇煤球。黑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存了一个雄心,一定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超过任何人。黑从内心深处觉得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自己这样的人而发动的。”[21]作者没有从这个方向深入挖掘和发挥,究竟这个后来成为知青典型的人物在“文革”期间做了什么,才影响到后来的命运呢,不得而知。这个人物的前传,也就空缺了。否则,黑的人格成长和后来的自杀将会更立体、更震撼。
结 语
抛开20世纪60年代和“文革”时期的知青极左文学不说,70年代末以来的30多年间,回城后分散各地的知青通过不同角度的挖掘,以各自的文学技巧对记忆进行重组,在这一过程中,知青题材不断扩大和深化,出现了牵动人心的故事、令人激赏的经典、全国轰动的电视剧。这些创作业绩,在令人觉得兴奋的同时,也令人觉得有某些不足之处。在红卫兵记忆的处理上,知青作者的表现显然是侧重自己在上山下乡中所受的苦难,知青文学也因而成为受害者文学、苦难文学。大多知青小说都是以主人翁到达农村或兵团为起点,很少回忆过去,特别是红卫兵的经历。知青主人翁的行动集中于现在,尤其是如何筹谋回城,总的来说人物的活动和思维都是前向性的。那些关注知青与农民关系的作品,名正言顺地不提主人翁的红卫兵经历,那些写回城后重新面对新生活的作品,更把记忆定格在下乡期间,不再向更遥远的过去取材。
90年代后,知青回忆录冒起,诉说受害者种种遭遇的叙述成为知青文学的回暖潮流。另一方面,198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的海外华人留学生在北美和欧洲陆续出版了一些用英语写的个人回忆录。可能基于个人回忆录的要求,红卫兵经历几乎都不同程度地纳入文本。然而,除了杨瑞的《吃蜘蛛的人》(1997)触及到忏悔外,绝大多数都采取了受害者的立场。到了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媒体事业突飞猛进。都梁的《血色浪漫》[22]把出身高干家庭和底层市民的红卫兵,先作为反叛青年流氓来描写,然后,从上山下乡、参军到回城后从商,全景式地展示他们的生命流程,可是批判色调淡化。牵动一代人的大悲剧,在市场考虑下通过影视包装化为玩世不恭的红卫兵流氓、知青、高干兵的浪漫史,震撼灵魂的血色黯然隐退。
记忆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记忆因为时间的侵蚀而有所变形,记忆有不可避免的选择性,在记忆国度抽回那些值得重新描画的片段,是文学作者经常的做法。记忆无疑也牵涉到道德立场,当一代记忆者有意地淡化和放逐自己的负面过去时,他们便是企图摆脱那个包含了“集体耻辱”的“集体认同”,以求不需要肩负那个“集体责任”。在这些矛盾心理的持续作用之下,知青小说中便一直在逃离更为深远和艰难的记忆,知青小说的盲点便一直存在。
* 梁丽芳,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教授。
[1] Jeffrey Blustein, The Moral Demands of Mem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可参考The Moral Demands of Memory, pp. 151-158的讨论。.
[3] 黄天明:《边疆晓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66年。
[4] 姚华,《青春颂》,收入《序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5-235页。
[5] 郭先红:《征途》(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6] 冯骥才:《铺花的歧路》,收入《收获》 1979年第2期,第39-99页。
[7] 张抗抗:《火的精灵》,收入《当代》 1981年第3期,第35-47页。
[8] 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收入《十月》1981年第1期,第77-146页。
[9] 孔捷生:《人与人》,收入《追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第95-114页。
[10] 晓剑、严婷婷:《世界》,收入《收获》1983年第2期,第4-78, 154页。
[11] 关于二者的背景和创作, 见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香港:田园书屋,1993,第187-206页;第325-338页。
[12] 见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第192页。
[13] 张承志:《金牧场》,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年;《金草地》,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4年。
[14] 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北方文学》,1982年第8期。
[15]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香港:艺苑出版社,1989年。
[16] 竹林:《生活的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17] 关于竹林的背景和创作,见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第129-140页。
[18] 关于叶辛的背景和创作,见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第355-372页。
[19] 叶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收入《收获》1979年第5、6期刊, 《蹉跎岁月》,收入《收获》 1980年第5期, 第4-83页, 第6期,第156-254页。
[20] 李锐:《黑白》,收入他的《北京有个金太阳》,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7-67页。
[21] 李锐,同上,第42页。
[22] 都梁:《血色浪漫》,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