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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卫星:文化记忆体制化的仪式生产: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

  黄卫星[1]

  

  1964年10月2日晚8时,北京天安门城楼华灯绽放,十里长安,人潮涌动。

  作为国庆15周年的献礼——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次隆重上演。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贵宾,工、农、兵等各业模范,少数民族、归国华侨、港澳同胞代表、来自各地的观摩人员以及首都著名人士及观众等共一万多人,观看了演出。首演大获成功,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全场群情激昂,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将演员团团围住,激动的泪水和辛勤的汗水在演员脸上纵横交错。据当时参加演出的胡松华、胡德风回忆:“陈毅元帅拍掌,那是双手高举过头啊”;“演出效果非常炽烈,非常澎湃,豪迈的时候,整个演出现场的观众都跟着起来了,特别是大幕关闭的一刹那,观众的掌声、喊叫声、欢呼声使整个房顶都要被掀起来似的。”[2]《东方红》首场演出后,又接连在人民大会堂演出14场,反响热烈,盛况空前,仿佛至今还在回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部文化产品,也是一种国家仪式,确切地说,是一种具有文化形式的国家仪式,它最初通过机构化的交流(庆典)来维持,构成一个集诗歌、音乐、舞蹈、美术为一体的记忆形象(figures of memory),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的载体,《东方红》文化记忆的形成就是建立在这种声、色、形、光、影为一体的记忆形象上的。那些在1964年有幸观赏到作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观众们,他们与《东方红》的交流,作为一种节庆、仪式、史诗等交流形式而存在。

  一、文化记忆的载体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并不是以首次创作横空出世,这也正是它和建国35周年献礼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周巍峙组织艺术家们倾其全力再打造的“第二部史诗《东方红》”)的最大区别,前者有在此前不同年代流传歌曲的文本基础,已经变得家喻户晓,并转化为大众的集体记忆;后者则是艺术家们的全新创作,它与未来的广泛接受之间存在无法确定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对《东方红》的记忆,总能瞬间在文化的钩沉中泛起,而对《中国革命之歌》则难免觉得陌生。

  可以说,《东方红》承载着文化记忆,或者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

  首先,从文本基础看,它其实是前期流行的经典文艺文本的集大成者和当下创新的文化集合体。

  《东方红》并不是原创性和独创性的文化产品,而是“精品大杂烩”,这也正是《东方红》深入几代人文化记忆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组成《东方红》的文本“部件”本身就是不同时代的文化记忆符号,而把它们组合成为整体的超大文本《东方红》,则是不同时代记忆的组合(类似“文集”)。《东方红》勾连着的是已经积淀在特定时代受众心中的集体记忆,比如过雪山草地、“九﹒一八”、抗战时期的苦难东北等等。文化记忆的形成,不是白纸入画,而是在坚固的岁月画板上,用时间的磨刀一点一滴地篆刻、浸色、结晶。

  文化记忆所依托的文本选择,有时具备某种历史的偶然和巧合,而这种偶然性背后有着极其严肃和现实性的必然性。《东方红》的文本选择,至少包含如下原因:一,在此之前,空政文工团、中央歌舞团等文艺团体先后演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以及舞蹈《大刀进行曲》、《飞夺泸定桥》等节目,大获成功,影响较大;“上海之春”音乐节期间曾排演过一部歌颂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大型歌舞节目《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也反响很好。二,从决定排演《东方红》到正式演出不足两个月时间,时间紧任务重,全部创作新文本的难度太大。三,开始打算国庆期间举办音乐节,周恩来觉得条件不够成熟予以否定。所以,周扬等人达成共识,在请示中这样表示:

  在编排新的章节时,音乐方面尽可能选用当时富有代表性的诗词和歌曲(从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间材料少,但是也还有些革命歌曲可用。)舞蹈方面也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成品加以改编。不足的地方,以及用歌唱或舞蹈难以表现的部分,拟用朗诵诗来弥补。[3]

  这样,《东方红》的编排有了音乐舞蹈史诗的文本基础,此外,对党的各个革命时期产生过的深受群众喜爱的革命歌曲和新民歌(它们都是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进行选择和编排,并创作一些新的节目,如《工农兵联合起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保卫黄河》《团结就是力量》等,凝聚了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革命感情和集体记忆,今天仍然唤起人们对过去斗争生活的回忆,鼓舞新的革命热情;《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擂到台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歌曲,是建国以来最受群众欢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情和革命精神的作品,也是脍炙人口,广为传唱。同时,还新创作了一些歌曲,如《伟大的祖国》《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等,后来也是风靡全国,至今流传。

  其次,从内容看,《东方红》承载着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记忆和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族群记忆,这些记忆都构成了新中国民众的“想象共同体”。

  对文化记忆的研究,其实质是一项社会史研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项社会史研究,如果忽略了上层建筑自身的建构,忽略了集体超越个体的主体性特质,就必然会庸俗化。[4]而“媒体对于形成民族身份,连接民族成员、民族经历以及共同记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5]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内容建构的目的,就是通过媒介产品建构上层建筑,使大众得到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构建一种共同的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拥有一种较为同一性和普遍性的文化心理结构。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等无产者的人口占了绝大多数,中国的封建历史逾两千年,中国近两三百年处于落后被挨打的处境——种种历史的创伤和现实的解放,使共产党获取了民心,使《东方红》至今还能够感动一代又一代人。《东方红》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始,包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几个重大历史时期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同时表达出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决心战胜一切困难,同全世界广大人民并肩携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

  再次,从媒介看,《东方红》虽然具备仪式的特征,但打通了“文字类”和“仪式类”两种二元对立的媒介划分形式。

  作为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庆典的献礼节目,《东方红》是一部大制作的庆典仪式,但是它和阅兵仪式、领袖讲话、集体宣誓、国歌升旗等其它纯粹的仪式类媒介又不一样,史诗《东方红》中有大量的歌词、朗诵词等文字类媒介。这样,《东方红》的本文既具有仪式类媒介带来的庄严和崇高的氛围和境界,又拥有文字类媒介赋予的形象、想象、思考。

  从综合艺术媒介的使用上,《东方红》把音乐、舞蹈、戏剧、诗歌、朗诵、美术加以综合,创造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其中包括舞蹈、歌舞、表演唱和大合唱三十五个,革命歌曲三十九首,朗诵十八段,不同的场景三十三个。继首都《东方红》演出轰动之后,上海、广州、武汉等各地效仿上演了不同版本的《东方红》,这些版本都综合运用了首都国庆版《东方红》中的各种媒介元素。并且随着其各种媒介手段的独立传播,《东方红》的传播效果迅速而广泛,例如,来自其中耳熟能详的歌曲——《东方红》、《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八月桂花遍地开》、《情深谊长》、《长征》、《南泥湾》、《保卫黄河》、《团结就是力量》、《赞歌》等歌曲,在广播的高音喇叭和电台播放中沁人心扉;《东方红》中的新疆舞、蒙古舞、藏族舞、傣族舞、朝鲜舞等形式,成为单独的舞蹈作品而得到民众的模仿和实践;《东方红》中那铿锵有力的男女声诗朗诵:“黑暗的旧中国,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灾难深重的人民哪,你身上带着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大山,你一次又一次的呼喊,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可是啊,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县天”,其句式、修辞、感情、话语等作为标准被模仿------多种媒介载体和形式或以综合或以分散的形式继续传播,使《东方红》这部最初由知识—话语权力有意识生产的政治文化,经由其鲜明的民族历史、突出的时代主题、精湛的艺术成就,渐渐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经典,成为中国民众几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二、仪式化的文化记忆

  显然,《东方红》的文化记忆不是一般的文化记忆,它既不是老一辈们日以继夜手捧拜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不是我这一辈们围坐收录机痴迷流连的齐秦歌曲。它是一种仪式化的文化记忆,仪式对于一种文化的意义,远远大于我们迄今为止的认识。它不仅和文本相辅相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具备了超越和驾驭文本的巨大潜能。特别是在视听文化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庆典仪式已不再受到时空的限制,而是可以通过电视转播和录像等形式达到比文字文本更大的公开性、更广的传播空间和更加机动灵活的时间性。

  首先,从演出和观看的特点看,《东方红》具有集体性、公共性和组织性。

  文化记忆往往是在集体共享和交流过程中得以建构,例如一起有组织的集体观看演出,有组织地进行讨论,交流和对话的结果在公共性的空间得到分享、选择、保存。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文化记忆所要问答的是“我们是谁”和“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文化认同问题。[6]在阿斯曼之前,已有法国哲学家哈普法赫(又译“哈布瓦赫”,Maurice Halhwach,1877-1945)在上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概念。他们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文化记忆往往在集体的观看、交流和传播中形成,具有集体性、统一性、公共性。1964年国庆十五周年之际,人们从各地汇聚,集体观看(说“朝圣”也许更恰当)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你在容纳两万多人的人民大会堂,济济一堂,一起观看《东方红》时,现场的那种氛围是其他观看形式无法企及的,那种热烈、雄壮、沸腾让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狂热和沉醉。”[7]《东方红》的文化记忆建构,的确更多的是在集体活动和集体交流中产生,更多的具备集体性的文化结构。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推翻了“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劳苦大众”获得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生活”,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终于慢慢认知了“翻身解放”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些公共化的话语表达逐渐建构起新中国公民的历史主体性意识,并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存在。当集体观看《东方红》,第一场《东方的曙光》中上海码头工人的悲惨生活,类似的形象已经构成了他们的“前理解”,并且经过新语境转化后的再接受,和文本对象之间达到某种“视域融合”。

  其次,从观看者的个人记忆触发看,《东方红》的他人记忆/集体记忆为其提供了仪式化的“场”。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东方红》给予了高度评价。广大观众热烈赞扬这部史诗是中国革命的颂歌、毛泽东思想的颂歌,从中受到一次深刻而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和革命思想教育。《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报刊以大量篇幅刊载了评价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文章、图片、速写和工农兵观众的感想。他们在观后感中表示,他们看了这部气势磅礴的革命史诗,更恨旧社会,更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更加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热爱党和毛主席。许多青年工人和学生看了这部普乐舞蹈史诗,联想到当前大好的革命形势,更加感到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他们表示,一定要接好革命的班,决不能让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果实从自己的手中丢掉。[8]时任《东方红》学生合唱团团长的清华大学学生胡锦涛,在《人民日报》 1964年10月6日版这样描述:

  看了音乐蹈史诗《东方红》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旧中国沉重的苦难,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鲜血从事艰巨的革命斗争,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天安门的情景,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繁荣景象,都教育着我,鞭策着我。我从内心感到:这不仅是一场很好的歌舞,而且是一部中国革命的巨大史诗,是党领导下的四十多年革命斗争的缩影,是对我们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它赋予我们巨大的精神力量,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全国各地文艺工作者来京观看了演出,进行了学习。国庆节后有些城市也演出了这部作品,对推动全国文艺创作、演出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9]演出和观看完之后,很多人写了观感,单位组织了讨论和发言,一些代表性感言如下:

  在旧社会,我们工人吃不饱穿不暖,受资本家的压榨和压迫。日本占领时期,我们炼铁工人经常受鬼子的拳打脚踢。我们工人有强烈的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盼望共产党来领导我们跟敌人斗争。

  我的父案和母亲,给牧主放牛羊,过着悲惨的奴隶生活。夏天,草原上的日头又热又毒,把他们的皮肤晒得一块一块地脱落下来,十冬腊月,草原上的北风又冷又大,他们光着脚在雪地里跟着牛羊走,他们衣不遮体,吃着粗糠拌刷锅水。就这样,牧主的皮鞭还不时地抽裂他们的脊背……

  看了《东方红》那天晚上,想着解放前家里人的悲惨遭遇,今天的幸福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百感交集,久久不能入睡。------看到背插草标的女孩,就想起自己的哥哥、姐姐卖给人家时的凄惨情景,看到码头工人挨鞭打时,就回忆起他在东北临江当码头工人时被日本先子狠狠地打四十扁担的事。[10]

  何以如此?在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 )可以找到答案:文化记忆和集体记忆不是群体中不同个体记忆的简单总合,即不能混同于储存系统(storage system),也不是某个人经历某种特定经历后的个人心理反应,及不能混同于使我们能够回忆过去事件的那种神经心理过程。文化记忆的形式其实不是简单的纯粹的生物学,绝不是个体的属性,而是一种符合文化阐释框架下的选择和建构,一个人的回忆,亦即记忆内容的激发和唤起需要他人记忆或某种场景、符号的触发。

  再次,从仪式化语境淡化后的接受效果看,《东方红》的文化记忆发生模糊的流变。

  上述类似这种强烈感受,应该说是代表了当时《东方红》受众的普遍心声,但这种关乎《东方红》的文化记忆并不是静态和不变的,一则正如阿斯曼所强调的,文化记忆总是把其知识联系于对实际的和当代的境遇,文本、仪式、意象等等只是提供了潜在的、本身并不静止的一个视野。其真正呈现出来的意义,需通过从当代视野出发的传播而得到协商。二则文化记忆的文化载体影响着文化记忆的保持和流变的程度和速度,以文字保持下来的文化记忆和以非文字保持下来的文化记忆,以仪式传承下来的文化记忆和以非仪式传承下来的文化记忆,都有着不同的强度和深度。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1964年10月份密集地上演了14场后,即以国家“仪式”的载体呈现之后,46年来其文本形式由庆典、仪式、舞台史诗逐渐转为一种大众文化文本——电影、广播、电台、CD、VCD乃至当今的网站视频,在大众的日常文化生活中传播。在90年代后,各种音乐交响会、演唱会等重新演绎的《东方红》,显然已经不再是具有纯正仪式化意味的1964年版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由此文化记忆中的《东方红》,经由不同时代的受众依据具体接触的各种现代传媒得以重新建构。甚至在市场经济、文化产业繁荣的今天,《东方红》演绎成了各种文化商品,其仪式化的神圣灵韵日渐消失,变成一种无害的文化消费品。所以,当我们研究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文化记忆的时候,人们记忆中的文化对象与原初的对象很少完全重合,这正是其文化记忆流变的重要表征。

  三、体制化生产下的仪式化记忆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文化记忆的形成,既是其文化记忆建构和变迁的基础,也是初始过程。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直接领导、中央宣传部们直接组织的体制化的仪式生产,是其文化记忆形成(1964年)的重要机制。

  从时代语境看,《东方红》是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声宣扬:“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从此,一个全新的国度,一个身负重荷的民族,在艰难中启程。诗人何其芳在《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一诗中写下一段风雷激荡的篇章:

  多少年代/多少中国人民/在长长的黑暗的夜晚一样的苦难里/梦想着你/在涂满了血的荆棘的道路上/寻找着你/在监狱中或者在战场上/为你献出他们的生命的时候/呼喊着你/多少年代/多少内外的敌人/用最恶毒的女巫的话语/诅咒着你------你终于在旧中国的母体内/生长,壮大,成熟/你这个东方的巨人/终于诞生。

  新中国在困难重重、迷雾叠嶂中摸索前行:西藏和平解放、没收官僚资本、控制物价飞涨、抗美援朝战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大跃进运动、创建人民公社、向苏联还债、三年自然灾害、反对修正主义------在临近新中国建国15周年的之际,亟需一个具有历史意义、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国家仪式”横空出世,建立一个具有文化领导权意义的文本、一个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从1964年国庆前的具体语境看,正适“国庆将有很多国家的外宾前来观礼,其中有很多左派人士和马列主义兄弟党的代表,为了使今年的国庆演出更富有充沛的革命精神和强烈的时代气息”,[11]排演一部大型音乐舞蹈节目来表现。正如导演之一周巍峙所指出的:“国庆15周年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是毛主席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作出的一项重要安排;周总理决定搞一部大型歌舞作品来表现我党的光辉历史在国庆演出,是这项安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诞生,就是周总理认真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亲自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文艺实践的一个范例。”[13]

  从维护者的角度看,《东方红》的组织者、指导者、创作者和生产者是政治与文化精英和专业人员。

  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国庆期间举行庆典仪式,周恩来对此很关心,亲自任总导演,希望编排一部反映中国人民革命历程和毛泽东思想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并定名为《东方红》。专门成立以周扬为首的领导小组,包括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几个主要领导干部,集结了当时最优秀的作诗、作词、谱曲、舞蹈、舞美等方面的艺术家和业余合唱团共三千多人,编导组以陈亚丁、周巍峙为首,仅舞蹈编导组就包括了以查烈为首的29人。中宣部、文化部7月31日决定排演这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后,调集几大军区的文工团、北京的所有文艺团体,还有数百名工人和学生业余合唱团的成员,参加演出的人员达3000人之多,于 8月12日在北京进行了一场动员大会后便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排练之中,此时离国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东方红》从构想到排练到演出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组织化的、体制化的审核和运作。无论宏观布局、指导思想,还是排练具体事项、具体细节都要经过例行公事严格指导。周扬曾向中央领导请示(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日):

  定一、康生同志并总理、彭真同志:

  ------

  根据总结的指示,我同文化部、总政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及音协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对这一工作进行了研究,大家热烈拥护,都愿意接受这一任务。------经大家初步研究,对大歌舞内容编排的原则和对整个演出的要求,提出如下意见------

  周扬在请示中,谈到政治内容“应以我国革命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为基础。”,艺术表现上“尽可能做到统一和谐,有起伏,有发展;做到结构紧凑,风格鲜明,气氛强烈,能给观众以很深的感染力。”另外还对编排新的章节和演出时间、节奏等细节问题做了请示。[14]周恩来多次做了批示、指导乃至修改,“即送刘、彭、罗核阅后,再送邓核阅”,大到演出原则的指示、小到朗诵词修改稿上的批示,细心备至。[15]甚至在《东方红》的编排过程中,几乎每天都要亲临现场指导,为《东方红》的诞生倾注了大量心血。[16]这种由国家领导人亲自挂帅,举国之力的体制化机制,体现出了红色经典和文化记忆形成背后的知识/话语权力,这正是《东方红》日后成为政治文化典范,成为文化记忆符号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从目的与功能看,《东方红》建立了新中国民众的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认同。

  《东方红》共分《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祖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等八场。综观《东方红》的传播功能,在建立民众的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认同方面,通过以下五种具体的功能得以实现:作为一种特殊的庆典文化,首先达到了信息沟通功能,它展示了近代以来至新中国成立的中国革命史,可谓一本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其次达到了社会整合功能,它以独立、平等、民主的现代视角,解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的意义,支持现存权力结构和执政党及其领袖的合法性,统一思想,制造舆论,授予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历史地位。再次达到了延续文化遗产功能,它呈现民族化、群众化、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主流文化风格,促进并保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再次还达到了娱乐功能,它富含美学要素,其形式和传播看成文化经典,雅俗共赏广为流传中。最后是达到了它最想达到的一个功能,即促进新的政治运动、民众团结。据当时媒体描述:

  《东方杠》演出后仅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仅就北京来看,许多工厂、学校,尤其是参加过演出的单位,都把这些歌曲带回到本单位,推动了那里的歌咏活动。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以及北京电子管厂、北京有线电厂和一些中小学都推广了这些歌曲,其中《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之歌》《农友歌》《就义歌》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等,流传得更为普遍。[17]

  四、《东方红》文化记忆生产和建构的得失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其生产和建构始,更具体地说,自其构想、萌芽、生产、传播和接受起,如“灵童转世”,注定成为这个时代特定的文化经典,承载几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乃至形成某种文化图式,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内化到国人的集体记忆中。

  任何一部文化产品的生产,都不是原初历史的重新再现。艺术基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部具有政治使命、时代特色的艺术作品,又是国家体制下的艺术家和人民大众共同创作的一部作品,是一部政治性、民族性、大众性、审美性、时代性集合一身的经典文化产品。基于这个高度和视角,46年后的我们,再来回首端详这部至今还让很多人内心波澜再起的《东方红》,分析总结《东方红》(1964)文化记忆生产和建构的得失,我们的评价会客观公允得多。

  《东方红》反映了几十年长期艰苦卓绝的人民斗争,尤其是“九﹒一八”之后抗日战争的历史经历,正如史诗中的场景、形象、歌词、舞蹈、朗诵词所反映的生活图景,它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永远也抹不掉的历史记忆。在毛泽东领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完成了新民主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使广大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历史的主人,史诗《东方红》中所表现的人民的自豪感、幸福感、自由感是当时整个国家民众的总体性精神面貌的再现。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新中国,在创伤中疗救,在艰难中前行,1964年国庆十五周年前,经济和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执政党和人民大众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前景的热情和希望,得以再次点燃,《东方红》在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热潮中应运而生。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看,《东方红》文化记忆的生产和建构,是时代要求的必然产物,总体上基本真实的反映和表现了历史原貌。虽然有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缺位(南昌起义),重要历史人物作用的消隐(除毛泽东之外的党领导),历史话语叙述的主观痕迹(将国民党称为“蒋匪”、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的投降主义等等),但这是由于各种主观原因、客观原因、社会原因和国际原因等所致,并不是简单地像社会上某些揣测那样认为都是毛泽东为了个人集权而推动的个人崇拜或造神运动。当时在《东方红》创作设想之初,总导演周恩来就将“表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作为国庆15周年的献礼,原本是想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前这段历史的一个总结,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上演的时候总共八场,1965年拍摄成艺术电影的时候,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后两场删掉,因为毛泽东认为新中国建设的历史距离现在太近,这段历史还等留待若干年之后后人去评说。[18]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艺术电影《东方红》没有表现新中国之后这段历史的原因,而恰恰这段历史中成功与失望、探索和失败共存,可谓风云变幻。另外,由于南昌起义的领导者是周恩来本人,一向谦虚且高风亮节的他主动要求不表现这段历史。至于史诗中突出表现毛泽东的个人地位,也有历史和时代的原因。延安之后,毛泽东已经成为了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其威信从党内传播到普通民众。早在1942年的延安,农民李有源和其侄子李增正就根据一首陕北民歌的调子,创作了《东方红》歌曲的第一段,并且得到四处传唱,民歌的生命力受滋养于大众的认知和情感的认同。

  1965年以后,随着不同的时空变化、具体语境的变化、新的主导利益的出现,关于《东方红》的文化记忆以强化、调整、补充、完善等多种形式得以延续,不同时代人的文化记忆也经历着掩埋、重拾、凸显、新解、重组乃至反抗。《东方红》的传播,是一个符号和意义生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记忆背后深层的话语-符号权力的运作和来自个体和群体的历史现实感、多元话语的复调、新媒介的抵抗------多重元素相互交织,相互争夺,使《东方红》的传播呈现出了不一而足的繁复景观。

  

  


  

  [1] 黄卫星: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2] 莫伟鸣,何琼:《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由来》,《人民音乐》,2006,12.

  

  [3]参见《周扬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4]燕海鸣:《 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中国图书评论》,2009,03.

  

  [5] Mosse·G·L. Fallen Soldiers: Reshaping theMemory of the World War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31.

  

  [6]参见(Jan Assmann:Das Kulturelles Ged?chtnis.Schrift,Erinnerung and politische Identit?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München:C.H.Beck,1992.

  

  [7] 《东方红》编导之一邢德辉,与作者进行访谈时描述了当时观看的情境。访谈时间:2011年1月6日上午。

  

  [8]参见《戏剧报》记者:《中国革命的颂歌  毛泽东思想的颂歌——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戏剧报》,1964-05-30.

  

  [9]周巍峙:《高屋建瓴  细致入微——周总理领导我们创作演出<东方红>》,《新文化史料》,1998-02-15.

  

  [10] 《电影艺术》记者:《毛主席领导我们走过了万水千山———记工农兵座谈影片<东方红>》,《电影艺术》,1965-6.

  

  [11]周扬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12]周巍峙:《高屋建瓴  细致入微——周总理领导我们创作演出<东方红>》,《新文化史料》,1998-02-15.

  

  [13]周巍峙:《高屋建瓴  细致入微——周总理领导我们创作演出<东方红>》》,《新文化史料》,1998-02-15.

  

  [14]参见《周扬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15]参见《在大型歌舞<东方红>朗诵词修改稿上的批示(1964.9.25)》,《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的几个原则(1964.8.1)》,《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16]周巍峙:《高屋建瓴  细致入微———周总理领导我们创作演出<东方红>》,《新文化史料》,1998-02-15.

  

  [17]高伟:《歌唱光辉的革命历史——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歌曲新作》,《人民音乐》,1964,12.

  

  [18]《东方红》编导之一邢德辉,与作者进行访谈时解释了为什么1964年史诗《东方红》有八幕而1965年据此拍摄的艺术电影只有六幕。访谈时间:2011年1月6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