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都·弗朗兹(Sandu Frunza)李会芳 译
在理解大屠杀幸存者的主体记忆获得一个普遍意义的方式上,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这是否是一个人》( If This Is a Man )是一部重要著作。这就要求这样一个语境,其中避免欧洲犹太人遭受的悲剧再次发生的义务,已经成为一种我们必须承担的普遍责任。这篇文章考察了死亡营中的人类走向非人化以及彻底退化的过程,还考察了莱维所开出的逃离这种生存病理状态的解药。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接受世俗人文价值的莱维所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利用宗教背景和宗教象征结构为事实提供一种附加性的理解,这个事实就是在上帝缺失的情况下,世界本身变得失去了人性。
作为持续挑战的大屠杀
在对西方思想发展作出原创性贡献的犹太思维中,居于中心位置的是对纳粹时期欧洲犹太人的极端生活经历的哲学反思和对其进行神学和哲学的重新定义。观念史强调的一个事实是:不要把对大屠杀的反思降格为仅属于犹太人的生存问题、道德困境或宗教思虑,而要把它置于对东方宗教和文明基本框架的讨论中去。[2]并非偶然的是,有些作者认为也必须要讨论现代性工程本身。这种非理性和暴力的持续表现被认为与这个工程中的严重裂缝有关,同时也表明要不断对这个工程进行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义的必要性。
这种危机状况的一个指征是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这个当代最著名的悲剧事件的幸存者认为,还没有充分理由说明此类极端态度不会被重复。同时,现代世界的世俗化又使这个群体的纪念活动显得非常必要。[3]其中,对大屠杀受难者的纪念是重要的一点。在这样一个冲向未来的时代,一个顺序逻辑超过历史进化的时代,我们发现对记忆的吁请是把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的一个红线。
对大屠杀的记忆和对大屠杀的不断反思有很多可能的系统化措施。我们可以想起这些角度:被理解为个人记忆的人类记忆(Primo Levi);[4]把记忆的稳固化(valorization)当作是留下传统典范的必要性指征(Richard Rubenstein);[5]把保持记忆的鲜活理解为对一个处于飘摇、瓦解状态的世界的恢复(Emil Fackenheim);[6]把记忆作为一种历史模型(Paul Ricoeur),[7]等等。这些都会导致因关于大屠杀的文学创作、哲学或神学阐释的不同而引起的争议或歧见。考虑到记忆主要与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对大屠杀的公开承认有关,而这又与大屠杀对当代社会的持续挑战有关,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聚焦于普里莫·莱维的《这是否是一个人》中的个人的、主观的记忆。这样,个人主观记忆被建构为一个对人类良知的不断挑战,因为“记忆的目的并不是把一个历史事件转化为一个慰藉的传统,而是特意去扰乱(这个慰藉的传统),并确保这种记忆不会被遗忘,从而唤醒并保持一种责任感。”[8]
人性的放逐和摒弃
莱维不是一个理论家,他对犹太的具体经验有着鲜活的回忆,他通过个人化的忏悔来讲述这一切。莱维的研究者多次强调:作为大屠杀的主要目击者,莱维还是那个时代的重要文学人物,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提供最有力的证言。但他们同样坚持莱维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前提是必须要把他的经历置于超越个人经验的水平上,他的思想一定要与当代的某些讨论结合在一起,这些讨论围绕着如何在一个充满大屠杀可能性的世界上生存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社会成员并不能保证犹太人的悲剧经历不会再次发生。[9]
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莱维回忆起他个人经验中的一些有意义的事件,他意识到自己一方面在对人性提出最深的质疑,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姿态,他为那些曾被置之死地的人的生存提供了帮助。他们的鬼魂一般挥之不去的在场作为记忆和公开承认的实体内容,讲述了20世纪的犹太人的悲剧,同样讲述了面对暴力的现代人的悲剧,尤其是面对暴力的象征承担者——现代官僚制度——的人类悲剧,在某些情形下,这个暴力的象征承担者可能就是现代的极权主义国家。在莱维的记忆中,大屠杀的受难者就是对整个犹太民族所承受灾难的一个生动呈现。同时,他还说明了构成我们日常生活背景的一个黑暗的盲点,他写道“他们没有面孔的形象充塞了我的记忆,如果我能把我们时代的所有罪恶都集中在一个形象,我会选择这样一个我所熟悉的形象:一个憔悴的男人,他低着头蜷着肩,在他的脸上和眼中看不到一丝思想的痕迹。”[10]这个没有面孔的男人象征了集中营中犹太人的存在模式。莱维的反思就是从这种与死亡营相关的种种人类的彻底退化状态开始的。
在莱维的关于纳粹为犹太人制定的沦为此种特殊的非存在状态的著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有意义的元素。首先,面对欧洲犹太遭到灭绝的努力是一种自我的异化,这种异化来自于无望的痛苦已经成为一种日常事实,而这种生活事实属于所有的走向灭绝之路的个体。肉体的退化是这种非人化的基础,这种剥夺被莱维视为一种持续扩大的创伤,“拉格(Lager)是饥饿的,我们自己是饥饿的,一种生存的饥饿。”[11]
其次,在集中营的异化过程中,向动物水平的退化堕落是关键性的。在他们所经历的噩梦般的生活的清醒瞬间,这些被驱逐的人意识到,“我们只不过是疲惫的野兽。”[12]这种对自我的一瞥,这种对自己不可复原的退化的自我意识,也同样反映在其他人的意识中。因此莱维通过工作在集中营的其他平民的眼光来呈现这些犯人,在后者的眼中这些犯人就是动物,他们是无差别的、有罪的:“他们听见我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话,他们不懂这些语言,这些语言对他们来说就如动物发出的噪音那样古怪,在他们眼中,我们退化成可以被忽略的奴隶,没有头发,没有尊严,没有姓名,每天挨打,每天都变得更加下贱,我们的眼中永远没有叛逆、和平或信仰的光亮。”[13]集中营的极端痛苦把曾经的人类变成了没有面孔的人,因为他不但再也不能在别人的脸上发现思考的乐趣,也因为情绪、信仰的缺失而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和内在生命。要把这些与莱维所举的象征着个人性格和信仰的姓名的缺失联系起来是非常重要的。这种个人和信仰的缺失意味着生活中上帝的缺失和个体良知的丧失,这种丧失是集中营恶劣的生存状况所赋予的。莱维对宗教事务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兴趣,但是,被囚者的这种全面危机状态不但反映了人类世界的全面危机,也反映了神圣世界的全面危机。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种双重的放逐——人类的放逐以及上帝的放逐。
在西方思想中,姓名是与每一个个体的性格和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因为与神性个人的神圣性以及犹太教中的有关神性姓名的复杂观念相联系,姓名因此也获得了一种神圣的维度。另外,在理解人类的独特性、以色列的独特性以及在谈到与上帝关系时犹太人的独特性方面,姓名是一个对其进行理解的独特的标志。通过把人变成数字,个人的独特性消解为人群中的存在,变成一种统计学的列举元素。这种由姓名向刻在手臂上的数字的转变导致了人类的匿名性,导致了失去了上帝脸孔的人同时也失去了自己。
我认为在此语境中,讨论一下马可比(Hyam Maccoby)所说的Kiddush ha-Shem(姓名的神圣化)非常有用。他把姓名的神圣化问题与这个行为的公共特点联系起来。人们需要一种属于一个群体的自我意识,这个群体的成员构成了minyan,[14]没有这些人出现的话,这个仪式行为就无法进行。在死亡营中,自我的异化伴随着这种意识的丧失。犹太人生活在一个异国的、敌对的世界,尤其是缺失一种可以把群体感受巩固下来的任何一种宗教形式。姓名和它的宗教资源的重要性在战俘集中营中得到进一步强化,比如“在纳粹时代,最真实的Kiddush ha-Shem就是尽可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因为纳粹的目标不只是摧毁犹太宗教,还要摧毁犹太人本身。”[15]而由人堕为动物的后果之一,就是把上帝从生活的有意义方面放逐,同时也把人类从本来为他们所创造的世界中放逐。在战俘集中营中,人类和所有的上帝都被驱逐了。这种持续的双重破坏以异化和无家可归的方式来处置犹太人和上帝,同时并没有失去希望,这种希望就是一种交流的生活还会重新出现,甚至是在大屠杀的废墟中也会如此。
莱维没有从传统意义上对这个词赋予一个宗教含义,他把肉体的消散、绝望和异化这条看起来毫无转机的道路与犹太人的放逐命运联系起来。绝非偶然的是,这条从意大利到处于纳粹统治的波兰集中营的旅程,看起来像是对一个无尽的社区经验的重申,其代表就是“对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的古老忧愁,对每个世纪都会更新的毫无逃离希望的悲伤”[16]。在这种放逐中并没有任何神秘或弥赛亚式的内容,这里不再有任何可以逃避难民身份回到家乡的希望。整个机制都运行起来清除任何可以谋求人类团结的理性痕迹。莱维的意象是很有意义的:“经过一个集体的、不可控制的恐慌的不眠夜之后,顺从、无果的叛乱、宗教的遗弃、恐惧、绝望等种种征服我们的情感现在都结合在一起。”[17]这种集体变态最好的描述了集中营困顿的生活环境,而这种变态逐渐变成永久性的和慢性的。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他刚被从集中营中释放出来时,疲惫而病弱的他被一种痛苦所控制,这是“一种崭新而巨大的痛苦,是那些曾经因为其他更加即时的痛苦而被埋葬或驱赶到意识边缘的东西:这是被放逐的痛苦,这是远离家乡的痛苦,这是孤独的痛苦,这是失去朋友的痛苦,这是失去青春的痛苦和与死尸共同生活的痛苦”。[18]从这个角度来看,放逐、生命和死亡看起来是同一个事实。这里可以预见一个一般人的特征,这个人被拖离了自己生活,被遗弃在一个生命的角落,他已经不再能区分自己的生死,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人性,并导致死亡的死亡(the death of death),这种思维死亡的前提是认为可以通过对救赎之路的尽力追求而重获生命。
集中营中的这种对生命意义的扭曲,看起来好像局限在饥饿的恐慌上,我们也因而假定莱维传达的是他所经历的在生物学的或本能的层面上作为求生欲望的创伤符号。这种对任何可以指示现实的事件的不得力,描绘了一种持续性,这种持续性把灭绝营体制下犹太人的噩梦生活与一个希望与别人同样生活的人类的真实世界联系起来。
莱维的批评家们有一个重要的思考:强调作者拒绝把大屠杀幸存者的体验与人类的普遍体验隔离开来。对这种体验的稳固化使得这种个人记忆不只是犹太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而是把自身认同为整个人类的记忆。因此,莱维的记忆不只具有一种自传的色彩,而应视为一种对人类体验的书写,这种人类体验是一般人类的体验。布鲁克(Jonathan Druker)就强调指出了这本传记的普遍性特征(generic character),他指出莱维在书中坚持使用复数形式的第一人称进行叙事。这种“我们”“我们的”人称的使用,一方面,是一种群体受难者通过莱维的写作发出声音的方式;另一方面,通过这种语法使读者积极地投入到对事件的记忆和复述中去。这里,布鲁克对莱维《这是否是一个人》中两个段落的复数使用的两种重要含义进行了分析,第一种含义是指它的道德和人类暗示,这在从意大利到波兰的火车上被驱逐出境的片段描述中可见一斑:“我们忍饥挨饿,每一站我们都吵着要水喝或者吃一捧雪,但是很少有人理睬我们。”[19]这种对过去时态的使用以及复数人称的使用,被视为一种集体的声音,这种声音可以传达一种共享的体验,这种体验力求获得读者的同情并且打动读者的良知。按照作者的看法,莱维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试图使不闻者发出声音,‘我们’这些被赶出了家园、并且永远不能回来的人,还没有彻底的失去人性。”布鲁克还对第二个片段进行分析,以便突出一种超越死亡营地理边界的更加专制的声音。诠释者选取这一片段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建立一种视野的必要性,这种视野展示了所有有意义的人类体验的重要性,这些人类体验也包括发生在奥茨维辛的体验。这个片段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们相信人类的任何体验都是有意义并且值得分析的,而它们的重要价值,即使不是积极的,也可以从我们所描述的具体世界中演绎出来。”[20]布鲁克的结论是:通过使用现在时态和复数代词,“我们”的声音不再局限于受难者,而是属于一个不见其人的“我们”,这个没有确切位置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个置身集中营之外的观察者的明显的客观性。[21]另外,在《休战》( The Truce )中,莱维谈到了一个曾在集中营与他共事的人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对一种观念的确认,这种观念认为,战争关乎人类的状况,为了生存而斗争也只不过是另一种为了反抗别人而进行的人类战争。集中营通过压迫者对本能反应的操纵深化了这种体验,这种本能反应使生活在噩梦苦痛中的人们相互敌对,这种苦痛既是个人的,也是普遍的。[22]布鲁克认为,要想成为那些失去了集体和个体身份的人们的共同声音(a common voice),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建立在莱维的一个观察结论的基础上的,他认为要想建立一个同时也是集中营内部声音的共同声音是不可能的,“一个代表 ‘我们’ ‘受难者’的统一声音……受到了集中营的内在结构的颠覆,这种内在结构产生出了极端孤立的个体,对他们来说,集体社区的概念几乎毫无作用。”[23]
如同沃尔帕托(Chiara Volpato)和康塔瑞罗(Alberta Contarello)所注意到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源于纳粹政权强加给犹太人的去合法化,……说到集中营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注意的是那种极端处境,从其本质来说,并不允许受压迫群体的成员采用积极的策略来提升社会身份(identity),因为它已经否决了针对社会现状提出其他解决途径的任何可能性。后来,一切都围绕着生存的需要而展开,而身份进程被压缩到最低程度。”[24]带着这种证言,莱维公开谴责了把集体社区(community)拆解为极端孤立的个体——这些个体只为了生存而斗争而不再考虑其他后果——的做法。他试图抵制那种通过召唤记忆来对受难者和他们的集体声音加以粉碎的倾向。
在集中营状况下,记忆有着双重目的。首先,记忆使得痛苦成为可能。莱维谈到了“我所有和平时刻的同志……记起的痛苦,感受到自己重新成为一个人的那种古老而又残忍的痛苦,当我的良知从灰暗中恢复过来时,这种痛苦如同猎狗一样袭击我”。[25]其次,记忆促使集中营之前的那段生命与他们心灵的高墙接通,扰乱最近的记忆,那些集中营中的岁月“不断地被当下的体验所确认,如同每天被重新撕开的伤口。”[26]深陷孤独之中的人是失去了一切的人,除了记忆和生存的本能,这个人已经被剥蚀殆尽了。
非人化的第二个元素是人类地位的失去。在集中营中,人类处境如此受到摧残,很难想象到更大的打击。莱维把这种打击当作一种“预言性本能”(prophetic intuition),它使得这种生存空虚彻底化了。这就像一种空洞的超验,已经不再能提供任何生发意义或者发现自我的可能性。莱维对这种不可想象的倒退提供了一种解释,“失去了一切的人也很容易失去自己。”[27]
在莱维的描述下,这种空虚的人性是作为一种生存处境的方式而存在的。它是这类新型人类的本质,这些人注定要进集中营,不受时空的局限,没有惩罚,没有任何一种对人类的倒退极限可能性的歧视。这种存在预设了人类存在的两个范畴:被溺亡者和被挽救者。溺亡者是腐烂者,是被称为“Muselmanner”的人,这些人的唯一身份就是他们的一般特征:“他们经受痛苦并把自己拖进无尽晦暗的孤独中,在这种孤独中,他们将死去或消失,不会在任何人的记忆中留下痕迹。”[28]集中营是一个独自醒来的地方,就像失去了一切的人:他不能找到自己,不能找到别人,也不能找到上帝。无怪乎费根海姆(Emil Fackenheim)在评论莱维时,对这种降至匿名大众、降至沉寂、脱离人类的自我的失去特别关注。他同样注意到“同生产出一种新型死亡方式一样,奥茨维辛管理者也生产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29]费根海姆(Fackenheim)认为这是第三帝国对西方文明的唯一原创的贡献。
有人认为这种对极端体验的文学描述,承担着一种角色,这种角色带来了一种上帝显灵(epiphany)的意味或者一种宗教热忱的形式。因此,罗塞(Jay Losey)在莱维的作品中发现“大屠杀标志着西方文明的结束,莱维使用这种显示模式不是为了称颂这种文明,而是为了传达他对大屠杀的回应。”[30]同样,齐阿皮(James T. Chiampi)追随克罗齐(B. Croce)对崇高的理论概括,谈到了一种“集中营式的崇高”(concentrationary sublime)的存在,“来自于一种对期望和道德的空前绝后的违背,一种致命的他者的体验。”它关乎一个受到一种出乎意料的、不可控制的、全能的东西侵扰的世界,人们失去了进行反应的可能性,也失去了在别人身上发现自身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没有出口的世界。“这是一个既被一种持续的威胁所定义,也被其侵略的世界,这是一种恐怖莫测的崇高(sublimity)的威胁——把人变成灰烬的转化——彻底的受难,完全的消灭。”[31]这种不受美学局限的崇高,其位置提示了一种新的宗教热忱的存在,而它就是以死亡营中的犹太人身上所保留的新型人性为模型的。“这种崇高已经升到了起点;但是,这种崇高同样与潜意识共享词源,或者说处于理解阀域之下,换句话说,就是不能显现。sub-limen这个词还有着一个非常适合奥茨维辛集中营的含义,实际上,这是一种怪诞的适合:‘sublime’一词的化学意义就是指受热后固体变成气体。‘崇高’的这种复杂性和多重性一起使得《这是否是一个人》(Se questo e un uomo)成为德里达意义上的悼念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在启示的时刻选择了隐身,在局限的崇高下(figured in the enframing sublime),奥茨维辛的建造者意在使它只包容灰烬而非其他东西,集中营的崇高消失了(the concentrationary sublime figures withdrawal)。”[32]上帝的极端缺席为这些毁灭性力量提供了展示的空间。但是这种新的宗教热忱形式并没有激发犹太人的宗教良知,相反,它是作为集中营气氛的组织者和活跃者而起作用的。
通过一个意义的彻底虚空来表达人性和上帝的共同缺失的方法有很多种。一种就是《周期表》( The Periodic Table ) 所表达的上帝对人类的彻底放弃,“我们聚集在法学院的塔木德馆——这个曾令古老的希伯来小学自豪的称呼——彼此学着去重新发现圣经中的正义和非正义,发现可以战胜非正义的力量;来辨认亚哈随鲁(Ahasuerus)[33]和尼布加尼撒(Nebuchadnessar)[34]的新压迫者。但是我们的圣人卡多斯·巴鲁胡(Kados Barukhu)在哪里?“他是有福的。”他曾打破奴隶的锁链并淹没了埃及人的马车,他把法律强加给摩西(Moses)并激发了大家;头上的天空安静而空虚:他允许波兰犹太区遭到灭绝,慢慢地,困惑地,一个念头进入我们头脑。那就是我们是孤独的,我们没有可以依赖的同盟,无论是在地上还是在天堂,我们需要在自己身上去找到抵抗的力量。”[35]
第二种就是个体生命发生的背景,这个背景可以与一种圣经的象征主义联系起来。因此,莱维在《这是否是一个人》中询问自己,是否每个人的或简单或复杂的故事都如同一些圣经故事那样,被当作残酷的、痛苦的和消逝的历史来讲述?“但难道他们自身不就是新的圣经故事吗?”[36]这并不是为了在犹太人的宗教形成历史中要求新的篇章,不是关乎生活在集中营极端条件下的犹太人的宗教良知,也不是为了把奥茨维辛集中营变成一个西奈山(Mount Sinai)的一个补遗。他更多的是关乎每一个命运的典范,关乎在极端处境下每一个个体在价值意识上的收获。新圣经是一个关于人类处境的简单性和深度的虚拟象征。
圣经象征主义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就是把与神灵相关的人类的邪恶力量转化为与无所不在的力量和历史相关的东西:“在布那集中营(Buna)中部建起的高耸入云的加比德塔(Carbide) ,这是由我们建造的。我们用仇恨砌砖,如同巴别塔(Babel)一样,它是由仇恨和纷争建成,我们把它称作Bobelturm,Bobelturm;在里面,我们痛恨它身上凝结的我们主人的疯狂梦想,他们对上帝和我们这样的人类的轻视。今天正如古老的寓言中所说的:我们感觉到,德国人自己也感觉到一个诅咒正悬挂在这座建筑的顶端,它既不超验也不神圣,它是遗传的和历史的。这座建筑是建立在寓言的混乱基础上的,它如同巨石的誓言那样直立,反抗着上帝。”[37]圣经象征的使用暗示着与圣经的疏离,暗示与从圣经象征主义逻辑的疏离。换句话说,任何发生在个体和犹太群体身上的戏剧性事件并不能与犹太人的宗教命运相提并论。新塔是一种极端隔离的象征,这种隔离来自于权力的完全世俗化,这如同一股盲目的力量,超越了毁灭的任何想象性逻辑。
在莱维的回忆录中,面包具有特殊的象征价值。自从圣经时代开始,面包不但被当作是维持生命的食物,还被视为犹太社区仪式生活的一个元素。在圣经象征中,面包被当作是上帝赋予的礼物或力量,被视为一种构建社区纽带的元素。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在莱维的小说中,面包的反复出现并非偶然。它可以被当作是生存的有机需要,尽管幼体时代的个体已经被缩减为孤立的存在。同时,在希望的视野下,它还伴随着人类复兴和社区纽带的简单姿势(simple gestures)。在集中营的危机状况下,面包成为个体存活的手段。在监狱里生活时间长的人可以更好的安排它的食用:我们被告知那些能够支配自己的面包消费的人可以使他们的配额可以维持整整一天的需要。而新来者却在监狱营强制劳动境况下,轮流建构起一个快速消费的哲学。按照莱维的描述,后者的境况就是一个饥饿的帝国,在这个帝国中,每个个体的首要考虑就是要合理食用自己的那片面包。[38]监狱营的法则就是,生存依赖于对每一片面包的动物式占有。从个体生存层次到圣餐仪式和人际沟通层次,面包的象征意义实现了蜕变。这种蜕变出现在讲述监狱生活最后十天的那一章里,当时获得解放和回归家园的希望使得人际关系得以正常化。作为他们劳动的报酬,有三名犯人同时被允许多分别人的一片面包:“这是我们中间发生的第一个人类姿态。我相信这一时刻可以被纪念为一种变化的开始,这种变化使我们这些没有死去的人慢慢地从犯人(Haftlinge)重新变成了人类。”[39]
另一种表达神灵缺失的方式是通过社区团结的缺失来暗示的,每个个体的兴趣都被降到生存欲望的暂时性胜利。莱维提起了这样一个可怕的人物形象:当他没有入选被处决犯人的行列时,他做了一个赎罪的手势来感谢上帝又一次挽救了他的生命。莱维回忆,在那个表示沉默和无能的手势中,“我看见、听到库恩(Kuhn)在大声的祈祷,贝雷帽戴在头上,随着身体剧烈的晃动。库恩在感谢上帝,因为他没有被选中。库恩激动的发了疯……难道他没有意识到下一次会轮到他吗?难道库恩不明白今天所发生的是一件多么可恶的事情?无论任何使上帝息怒的祈祷、任何宽恕、任何罪人的赎罪,所有这些人力范围的行动都永远无法把它涤清。如果我是上帝,我会对库恩的祈祷吐口水。”[40]与莱维不同,在这个片段中,上帝是无声和缺席的。
宗教热忱得以恢复的一个特殊气氛(tone)出现在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姿势中,通过这个姿态,莱维和他的朋友为集中营的最后岁月带来了一丝光亮,当时所有的幸存者都被寒冷、饥饿、病痛所缠身,周围更是数不清的尸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举动可以被视为一个奇迹:他们点燃了火。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举动,因为通过火光犯人看到了彼此,这是一个团结起来面对痛苦的举动,这些痛苦不再能够消灭他们,相反这些痛苦使他们成为一个共同体验的一部分。这种重新邂逅的喜悦,在莱维看来,预示了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累的要死,但看起来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件有用的事情——也许有点像第一天创世纪完成以后的上帝。”[41]
回归到自由状态以及回到自己原有生活的憧憬,决定了个体身上会发生一个新的质变,他们对神圣也有了新的感知。有这个意义上说,一个非常有启示性的例子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在整个小说中都显得粗鲁和渎神,而不是敏感而虔诚。在返回意大利途中,作为第一个回归家园的人,他的手势创造了一种新的宗教氛围。以一种不易发现甚至很难感知的方式,这个手势结合了上帝缺失和极端非人化的记忆和他们重回自我、归于正常的需要,同时也伴随着回归世界、重获失去的一切、重返家园的想法。通过这种方式,维罗纳的摩尔人[42]的形象达到了一种始祖力量的程度,这种力量平静而又闪亮地恢复了生命:他保佑了我们,这个年迈的渎神者。他举起了两个巨大多节的手指,以大祭司(Pontiff)的庄严姿势为我们祈福,祝愿我们顺利返乡幸福生活。”[43]
解药(Antidote)和重获人性
莱维发现了一种双重解药,它可以从精神的枯竭、空虚和痛苦中恢复人类处境。第一个解药就是要拒绝陷入被集中营所强加的机制,这种机制把人变成了动物。这种抵制的最高形式为了讲述故事而生存下来的意志,以及对似乎不可言说的事情进行忏悔的意志。
在集中营中,记忆是从除了过去别无所有的存在状态逃离的唯一方式,“进入营区的时刻就是一种不同思想次序的起点,那些近在眼前和难以释怀的思想,不断地被当下的体验所确认的思想,如同伤疤每天被重新揭开一样。”[44]当历史在他们人性被剥夺的高墙前驻足,犯人们唯一拥有的就是散发着模糊之光的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这个未来充满了过去,并时常以怀旧、虚幻和痛苦的名义反复出现,因为它已经永远的失去了。这种状态在刚刚获释以后还在持续。忏悔的需要变得越来越痛苦,看起来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忠实的对话对象。在返乡的路上,经过德国国境的一部分时,莱维陷入“一种复杂的心态,既有不耐,也有挫折和紧张。”他认为自己必须告诉每一个德国人说德国人“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应该马上来倾听,从我们身上,从我身上,获知一切事情。我觉得我胳膊上的刺身的数字如发炎似的火辣辣的疼。”[45]他越不被关注,这种紧张就越痛苦;他越不被提问,他就越得不到回答;面对一个不想解答的问题,气氛变成了彻底的沉默。
这种不能忏悔、不能打动别人良知的极端痛苦,在监狱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体验过了,就像预感到了当集中营的虚幻世界与真实世界的界限消失以后会发生什么。在《这是否是一个人》中一个如同噩梦般的折磨人的片段是一个没有人倾听的梦境故事:“他们都在倾听我……我也啰啰嗦嗦地讲述了我们挨饿和抓虱子的故事……这是一种极端的快乐,身体的、不可表达的、处于家庭和友好人士包围的快乐,有如此多值得回忆的往事:但我却不禁发现我的听众并没有跟随我。事实上,他们完全漠然:他们彼此之间模糊地说着其他的事情,如同我不存在一样。我姐姐看着我,站起身来,不说一句话就离开了。”[46]
不能回忆的恐惧以及不被聆听的恐惧被视为一种痛苦,那个他诉说但没有人倾听的梦境好像正在变成现实,在一个用眼睛看、用嘴巴说的世界里,他就像一个无法被感知的鬼魂。在《休战》( The Truce )中他注意到:“没有人看进我们的眼睛,没有人接受这种挑战;他们是聋子、瞎子和傻子,困于他们的废墟中,就像处于一个任性忽视的堡垒中,仍然强壮,仍然能够仇恨和轻视,仍然是骄傲和罪恶相纠结的囚徒。”[47]这种体验似乎确认了他们在集中营时所掠过的思绪:“我们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对外面世界的记忆充塞了我们的睡眠和清醒的时光,我们惊奇的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忘记,每一个掀起的回忆都痛苦而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将去往何方。……没有人必须离开这里,以把烙在身上的标记以及奥茨维辛妄自尊大的人对他人所犯下的邪恶行径,带给世界。”[48]
那种认为他不会得到别人倾听的印象,那种认为关于缺席者的故事最终不能被讲述的印象,成为一种痛苦的“背负着回忆的沉默。”离开集中营回到意大利在作者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神志失常,这种神志失常来自于无法跨越最近发生的体验和无法重新系上自由存在的绳结:“我们感觉到几百年的重量都压在我们的肩头,一年的残忍回忆使我们感到压抑,我们觉得空虚而无力抵抗。徘徊在人类文明的边缘,尽管很难,但一个月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但现在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休战期,一种无限获得的插入语,一种适时而又不可重复的命运的礼物。”[49]
另一个反对非人化力量的解药就是要超越这种动物性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体不过只是“畏缩的狗”。[50]当一个人的灵魂丢失时,你怎样才能拯救他?
当所有的无名的被咒者都不再拥有面孔、声音或除了被痛苦折磨的畸形身体以外的任何东西,你能做些什么?在一个每一根纤维都被渗透进非人化病理学的世界里,你还能做些什么?为了治愈这个世界,莱维对这类问题提供了这种可能的解答,他把以下这些遇难者的形象保留下来:“他们的生命是短促的,但他们的数字是无尽的(but their number is endless);这些Muselmanner,、这些溺亡者成为了集中营的脊梁,这是一个无名的群体,他们不断的被更新但总是相同,他们不是那些在沉默中行军和劳作的人,神灵在他们身上之发出了死亡之光(the divine spark dead within them),已经因太过空虚而不能真正感受到痛苦。很难称呼他们是活着的人:很难把他们的死亡称为死亡,在死亡面前他们已经没有了恐惧,因为他们太劳累以至于不能对死亡有任何理解。”[51]莱维问他自己,对这种人类处境的记忆是否值得?这是一种已经失去了任何拯救期待的处境。当莱维清楚地说明这些回忆的消极内容的时候,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变得更加的合理:“对我们来说,即使在自由的时光中已经没有坟墓和压抑,我们的心里充满喜悦但却有一种谨小慎微的痛楚意味,因此我们愿意让我们的良知和记忆涤尽污浊。但同时也有苦恼,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事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现在也没有任何东西好到或纯洁到可以抹去我们的过去的程度,这种愤怒的伤疤会永远的追随我们,它存活在看见这些事情的人的记忆中,存活在发生它的地方,存活在我们应该讲出来的故事中。因为,这是一种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民族所拥有的可怖的特权,没有人能比我们更好的把握这种侵害的不可治愈性,它像接触传染那样传播。”[52]是否真的值得保留这些记忆或者保留这种不寻常的人类记忆有什么好处?对莱维来说,这纯粹是个反问,而他的回答也总是肯定的。
有一次在都灵,莱维告诉我们:“我发现我的朋友充满活力,他们有稳定的热乎乎的饭菜,有稳定的日常工作,有着讲述我的故事的自由的愉悦。”[53]悖论的是,他仍然被不能回忆、讲述和不被倾听的噩梦深深打动:“充满恐怖的噩梦还是会经常造访,有时候经常出现,有时候隔得长一些。这是一个梦中梦,细节多变,但实质固定。我和家人或朋友围桌而坐,或者是在工作,或者是在绿色的乡下,总之,是在一个放松的环境中,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压力或苦恼,但我却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微妙的痛苦,一种对即将发生的威胁的明确的反应。实际上,随着梦境的进展,每一次以不同的方式,或者缓慢或者剧烈的,周围的一切或者景色或者墙壁或者人群都在倒塌或开裂,而那种痛苦更加强烈和确切了。现在一切都变成了混乱,我独自站在灰色和浑浊的虚无的中心,现在我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我还知道我早就知道了这一点。我又一次站在了拉格(Larger),而拉格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是假的。其他的事情都是一个短暂的片段,都是感官的欺骗,都是梦境。我的家人,花的本质,我的家园。现在这种内在的梦境、这种和平的梦想已经结束了。但是外部梦境,还在持续、凝固,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回荡:一个并不专横的词汇,它是短暂的和低调的,这就是奥茨维辛集中营的拂晓的军令,这是一个令人恐惧又期待的外国词汇:起床,Wstavac”[54]如同莱维的一些传记作者所认为的,这是一个追随他余生的噩梦。集中营的灭绝力量是如此的真实和具有杀伤力,因此在莱维的梦境中它成为唯一真实的东西。这是一种足以放弃梦想游戏自由的真实,而它又以它的力量重新赋予了一种创伤,这种创伤伴随着他们度过这种真实。这样,非人化体验和重返日常生活的连续性(the line of continuity)就显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超过了时间的流逝让我们所感知到的。因此这个片段出现在《休战》(The Truce)的最后一章并非偶然,这一章的题目是“觉醒”。莱维把个人的、主观的记忆视为一种持续的呼喊,这种呼喊是为了唤醒全体人类的良知。
从异化和关于人性的普遍符号下的重遇(re-encounter)角度来看,弗里德里克·荷马(Frederic D. Homer)对我们发现的莱维作品中的三个挑战的分析非常重要。第一个挑战关乎这样的事实:尽管实际上无法表达,但大屠杀噩梦可以被当作“一个我们在生活中不得不做的选择的残酷隐喻。”这样,莱维作品的挑战就是我们对自己生活进行质疑的方式的一部分,他坚持利用奥茨维辛的经历来反思我们日常行为和日常生活的意义。这就引发出一场讨论,内容是关于人类能够创造一个生命角度的能力(the human capacity to create a perspective on life),这种能力可以使个体摆脱对普遍人类悲剧的冷漠,使个体在建造一个新世界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这个世界中,死亡营和残害别人的行径都不再是一个威胁。因此,莱维所认为的必须重建世界、特别是人类的信仰的观点就被稳固化了(valorized)。这种重建的预设就是把犹太人的悲剧与价值动力学结合起来,这使得日常生活以一个工程的面目出现,这种工程本身变形为一个有意义的宇宙。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他的科幻小说,对人类的处境提出质疑,同样质疑建立另一种存在标准的可能性,这种标准不同于人类的生存体验所展示给我们的。荷马(Homer)与莱维一样,都在询问是否其他的生存状况可以导致一个更好的人类;如果我们处于其他的非人类居住的空间,并且我们已经对地球上的生活都了然于心的话,我们是否还要选择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是否本来能够被制造的更好?尽管这种盘问是一种修辞,他们还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一群技术人员的形象,他们在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世界之前,对上帝提出了几点建议,这些建议可以帮助上帝创造出更好的人类。
第三个挑战就是莱维质疑个体体验与公共生活之间关系的方式,这构成了政治思想更新的根源。在这种语境下,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一些方式进行理解,在这些方式下,生活在任何法则都失灵的极端体验可以与人类适应性对话,与处于非理性和疯狂状况下自我的重新发现对话,同样可以与使用这些体验来进行标准建构的可能性对话。[55]荷马(Homer)使用这三个挑战来强调莱维作品中存在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个哲学应该考虑到这个事实,那就是大屠杀的体验要求人类对日常生活的基本概念、人类形成、以及每个个体的政治行为进行修改。[56]
这个方面通过莱维所提供的一个题目已经进行了探讨,这个题目就是他的忏悔卷的题目:《这是否是一个人》( If This is a Man )。这是一个反问句,它告诉我们一个集中营的世界,以及它对后-大屠杀的西方世界(post-Holocaust West)所产生的影响。当莫特尔(Gabriel Motol)写下以下这些话的时候,他想到的一定是这些方面:“普里莫·莱维,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的存活不仅是因为环境的幸运链条,也是因为他对文化人文主义(cultural humanism)的深刻积淀,这些东西在生命和理性都缺失的时候支持了他。然而超越生存的是他在野蛮和愚昧、懦弱和腐败面前的道德胜利。通过他平静的讲述和他的对语言边界的追寻,他不只是实现了自己充当目击者的承诺。坚持高举那些改变我们文明的价值,尽管那些离奇的境况几乎把它们毁之殆尽,莱维本人就是对他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的题目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这是一个人。”[57]
在集中营的世界里,“在新的恐惧和希望之间,在令人恼火的奴隶制度的间歇,”[58]他在一个人物的行为中发现了生存的资源,这个人物愿意去做一个简单的人类的姿态:送给他一片面包。莱维写道:“我相信我今天能够活着真的是因为洛伦佐(Lorenzo);并不是他给予了很多的物质帮助,而是他不断地提醒我他的存在,他的自然而简单的善良的方式。在我们自身之外,仍然有着一个正义的世界,还有一些人和一些事是纯洁而完整的,他们没有腐败,没有野蛮,与仇恨和恐惧无关,这些东西很难定义,这是一种遥远的善良的可能性,但为了它就值得生存下去……感谢洛伦佐,我尽力使自己不要忘记我是一个人类。”[59]因此,个人经验把莱维置于一个充满意义的铭记的宇宙中,这种铭记成为一种力量的源泉,可以使他对一个新的人文主义抱有希望。
代结论
想起犹太所遭受的被灭绝的恐怖经历,莱维写道:“这是我们民族、我们这代人的一种可怕的专利(awful privilege)。”这种种族灭绝的经历,这种非人化的经历,以及对作为犹太人和人类地位的进行恢复的经历,都对犹太人的身份作出了贡献。在大屠杀之后,这种身份可以在关于记忆、生存以及对传统进行重新思考的空间中被发现。
谈到传统,莱维的态度与同时代的欧洲大陆的态度相似。在欧洲大陆,因为受到启蒙主义的影响,精神关切的世俗化进程影响了大批的犹太社区。因此,莱维更倾向于尊重这个传统,而不是关注与实践犹太法则。他的科学的知识结构驱使他接受一个世俗化的世界观,但在这种世界观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犹太式生活和理解方式的深刻元素。他的这种与宗教传统关系的含混性在他的集中营经历中得以保持。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发现发生在最后十天的故事中,有一个段落特别雄辩,莱维意识到德国人已经不在那里了,监守塔已经被丢弃了。他评论道:“今天我认为,如果只是因为奥茨维辛的存在,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不应该谈论天佑(Providence)。但是确定无疑的是,在极端残酷的时刻里,关于圣经救赎的记忆如微风一样拂过我们的心灵。”[60]
莱维拥有的是一种真正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与人文主义价值有着一个明确的密切联系。莱维对传统考虑较少,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进入真实的生命和历史。这种历史并不是神的显灵(theophany),也就是说,并不是以神圣意志的体现作为把事件联系起来的原因;这种历史是人性的 (ontophany),是建立在生命和人性的神圣性基础上的。如同莱维的其他作品一样,他的《这是否是一个人》远离了任何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图式。因此,他的主观经历已经与一个具有普遍力量的经验结合在一起。他所使用的用以铭记事件的非凡表达能力把个体主观经验转变为一个普遍经验,而这只是因为它使我们开放,带领我们超越了地域、边缘和具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是否是一个人》中经验的全部稳固化(valorization)是很明显的。
莱维所探讨的是一个处于危机中的普遍良知,一种广泛全面地世俗化了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尽管是进步的、理性的,还创造出一个可以在全球化语境中充当普遍基础的结构,但它从未能充分地对特定危机的意义进行稳固化(valorize),从而避免其扩大为一个普遍的危机。莱维的观点显得更加当代,当我们略带困惑的读到更加晚近的作家们的文本:“犹太教堂在被烧毁,拉比正在受到侮辱,纪念堂遭到亵渎,每天一早,公共机构必须要清理头天晚上被写满了污言秽语的墙壁。在这些被称为‘敏感区域’的风雨之地,要想戴一个犹太帽(kippah),你需要勇气。在巴黎地铁也是如此。后果是犹太人很悲伤,战后第一次他们又一次知道了恐惧。这种恐惧中掺杂着彼此冲突的情感:一方面是吃惊,一方面是感受到历史开始重复自身。”[61]以上这些是菲肯克朗(Alain Finkiekraut)所写的,但它们并不是描述二战前的时光,它描述的是2003年(!)发生在民主国家法国的一个真实事件。它说明一个看似战后欧洲不可能再次出现的事件,如同幽灵一样时时现身,告诫我们任何噩梦都有可能变为现实。
面对这些反-闪米特主义的表现,讨论大屠杀的必要性总是一个当下的现实,它不能只是一小部分专家的考虑,而应该是胸怀人类处境的一般大众的考虑,同时需要考虑的还有文化资源和宗教形成。菲肯克朗(Finkielkraut)所说明的现代大屠杀研究的可能动机和基础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很明显,同样重要的还有莱维的作品的应用。他的独特思考的指向已经超越了犹太主义和犹太民族的界限,他考虑的是现代人类的深刻需要。很明显,我们没有办法把大屠杀与犹太人独自经历的悲剧体验分开,但是,当这个讨论涉及与大屠杀有关的人类处境、记忆和生存,那它就是关于“人,民主的人,发表过《人权宣言》的人,任何一个人,第一个人,一个常住人口,不管他的家庭、社会、民族或种族境况,作为自身的人,独立于他的收入、工作状况和他的天分。”[62]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再次强调一个事实,对莱维的《这是否是一个人》的最早思考是把它作为一个建构记忆的典范来发挥作用的,与之相随的还有他的生活资源和理论、实践解决方案。绝非偶然的是,这种记忆是与生存相联系的,而生存变成了以色列社区鲜活记忆的同义词,由此而引申到人类的一个一般良知。对莱维笔下的大屠杀的理解为下述两者提供了强大的联系:一方面是特殊境遇和犹太良知的记忆,另一方面是现代人类的处境和一个觉醒的人类良知。
[1] Frunza, Sandu. “The memory of the Holocaust in Primo Levi's if this is a man .”,Shofar. 27.1 (Fall 2008): 36(22). Academic OneFile. Gale. St Marys College - SCELC. 28 Oct. 2010
[2] Richard L. Rubenstein, The Cunning of History: The Holocaust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New York: Harper&Row, 1975) and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Polity Press, 1989).
[3] Tzvetan Todorov, Les abus de la memoire (Paris: Editions Arlea, 1995).
[4] Primo Levi, If This Is a Man and The Truce, translated by Stuart Woolf with an afterword by the author and an introduction by Karl Miller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2000) (all citations refer to this volume and are identified by title); The Periodic Table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1995);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8).
[5] Richard L. Rubenstein, After Auschwitz (New York: The Bobs-Merrill Company, 1966).
[6] Emil L. Fackenheim, God's Presence in History: Jewish Affirmations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2).
[7] Paul Ricoeur, La memoire, l'histoire, l'oubli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0).
[8] Stuart Woolf, "Primo Levi's Sense of History,"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Vol. 3, No. 3 (1998): 288.
[9] Frederic D. Homer, Primo Levi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 1. David Dwan treats this aspect of sharing experience of the others in terms of "understanding" and "empathy" and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while an "empathetic understanding" of torturers' actions is not possible, the victims experience full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This determination presupposes an ethical context in which this attitude surpasses any manifestation of comprehension towards the torturers, accompanied by complete knowledge of all that happenned to them and their victims (David Dwan, "Empathy and the Ethics of Reading in Primo Levi, Jorge Semprun and Bernhard Schlink," Journal of Holocaust Education, Vol. 8, No. 2 [Autumn 1999]: 87-88).
[10]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106.
[11]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85.
[12]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47.
[13]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144. On the dehumanization process, see the several significant aspects that are analyzed in the work of Henry Maitles, who examine Levi's witness in the light of his attitudes to guilt and compromise, emphasizing the similarities with other survivor's confessions of collaboration and compromise during the Nazi period (Henry Maitles, "Surviving the Holocaust: The Anger and Guilt of Primo Levi,"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Vol. 4, No. 2 [2002]: 237-251). Chiara Volpato and Alberta Contarello describe the dehumanization process in a concise manner: "The stages of dehumanization are marked by being physically stripped, the elimination of one's name, the tattoo on one's left arm, the cancellation of normal human relations ('if we speak, they will not listen to us, and if they listen, they will not understand'), the harsh and arbitrary rhythms of life (go out and come in; work, sleep and eat; fall ill, get better or die'), the falling back on one's immediate physical needs, the restricting of one's aims ('today, in this place, our only purpose is to reach the spring'), and the cancellation of every horizon, past and future. In this process, speech 'the basic feature which distinguishes man from the animals' is eliminated. The language of Auschwitz is the 'Lagerjargon,' a rough, primitive slang, shouted more the talked, punctuated constantly with shoves, and derived from the contamination of various different languages" (Chiara Volpato and Alberta Contarello, "Toward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Extreme Situations: Primo Levi's If This is a Man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9 [1999]: 251).
[14] (犹太教)举行正式礼拜仪式的法定人数(至少须有10名13岁以上男子)--译者注
[15] Hyam Maccoby, "Sanctification of the Name," in Contemporary Jewish Religious Thought: Original Essays on Critical Concepts, Movements, and Beliefs, edited by Arthur A. Cohen and Paul Mendes-Floh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8), p. 853.
[16]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13.
[17]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13.
[18] Levi, The Truce, p. 221.
[19]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15.
[20]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102.,——原注;这段文字使用的是现在时态。——译注
[21] Jonathan Druker, "Authoritative Testimony and Authoritarian Discourse in Primo Levi's Se questo e un uomo," Italian Culture, Vol. 19, No. 1 (2001): 41.
[22] Levi, The Truce, p. 263.
[23] Druker, "Authoritative Testimony," p. 41.
[24] Volpato and Contarello, "Towards a Social Psychology," pp. 252-253.
[25]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169.
[26]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138
[27]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26.
[28]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105.
[29] Emil Fackenheim, "Holocaust," in Arthur A. Cohen and Paul Mendes-Flohr, eds., Contemporary Jewish Religious Thought: Original Essays on Critical Concepts, Movements, and Belief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8), pp. 402-403. Other aspects are revealed by J. M. Bernstein: "Hence, in this setting, it becomes deeply plausible to begin thinking of the living dead, the Muselmann, as the exemplary instance of life that does not live, of a living that has been usurped by the demands of instrumental reason or 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and so as the locus for the claim of bare life, zoe, against the good life, bios. Some deep thoughtlessness, that of reason itself, is thus staked out in that interconnection of the irrational rationality of the camps and its most extreme product, the drowned" (J. M. Bernstein "Intact and Fragmented Bodies: Versions of Ethics 'after Auschwitz,"' New German Critique, Vol. 97 [Winter 2006]: 40).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use of term Muselmann, see Gil Anidjar, "Reluctant Memory," Tikkun, Vol. 21, No. 1 (Jan/Feb 2006): 71-73; see also David Patterson, Open Wounds: The Crisis of Jewish Though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especially Chapter 6, "The Musselmann and the Matter of the Human Being."
[30] Jay Losey, "From Savage Elements: Epiphany in Primo Levi's Holocaust Writings,"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24, No. 93 (1994): 1.
[31] James T. Chiampi, "Testifying to His Text: Primo Levi and the Concentrationary Sublime," The Romanic Review, Vol. 92, No. 4 (2001): 491.
[32] Chiampi," Testifying to His Text," p. 492.
[33] 波斯国王,其宰相哈曼曾阴谋策划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用占卜定下日子。--译注
[34] 古巴比伦王,曾攻占耶路撒冷,并把以色列人驱逐至巴比伦。--译注
[35] Primo Levi, The Periodic Table,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Raymond Rosenthal,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Neal Ascherson (London: David Campbell Publisher, 1995), pp. 55-56.
[36]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75.
[37]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84.
[38]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118.
[39] One may see the exemplarity of Somogyi's gesture who, feeling that his power to survival has ended, says with his last strength: "I have a ration of bread under the sack. Divide it among you three. I shall not be eating any more"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204).
[40] Levi, If This Is a Man, pp. 154-155.
[41]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192.
[42] Moor of Verona,一群由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后裔混合组成的穆斯林人,现在主要居住于非洲西北部,——译注。
[43] Levi, The Truce, p. 453.
[44]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138.
[45] Levi, The Truce, pp. 450-451.
[46]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68.
[47] Levi, The Truce, p. 451.
[48]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62.
[49] Levi, The Truce, p. 453.
[50]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81.
[51]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106.
[52] Levi, The Truce, pp. 218--219.
[53] Levi, The Truce, p. 454.
[54] Levi, The Truce, pp. 454--455.
[55] Homer, Primo Levi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pp. 1--3.
[56] Frederic D. Homer attempts to show that a system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present in the writings of Primo Levi. In his various writings, he finds a coherent system of ideas from which we may seize the elements of a vision characterized by "hedonism," "Optimistic Pessimism," and "civilized liberalism." Beyond his own reservations, Homer empathically relates to Levi's philosophy by saying that"[50]ife, flesh, and ideas were Levi's teachers, and they are worked into a philosophy through a keen ability to observe and synthesize the events of his life" (Homer, Primo Levi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p. 13). The Jewish experience as Jewish experience that Levi lived is used by Homer in order to formulate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way in which the daily life of the ordinary modern man must be understood and oriented.
[57] Gabriel Motola, "Soul Survivor of Auschwitz," The Nation, Vol. 268, No. 11 (March 22, 1999): 29.
[58]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142.
[59]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145.
[60] Levi, If This Is a Man, p. 188.
[61] Alain Finkielkraut, Au nom de l'autre (Gallimard, 2003), my translation, pp. 7-8.
[62] Finkielkraut, Au nom de l'autre, p.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