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途
导 读
中国工人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工人的状况及其文化心态需要深入了解和把握。工人文化研究应该是“接地气的”的实践性研究,其目的是深入认识工人群体的状况(包括帮助工人认识自身),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改善群体状况的出路,而这样的改善只有通过工人自身的思想文化自觉与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来实现。
“新工人”群体展现的总体现实状况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与“迷失在城乡之间”。普通工人中弥漫着迷茫、断裂、心浮气躁、急于求成、麻木逃避的“过客”心态,普遍认为活着只为了养家糊口,成功学和“直销”大行其道,工人“同意”资本逻辑,等等。如果普通人的思想状态是普遍消极的,那么社会将面临危机;如果普通人的思想状态整体上是趋向积极的,就会比较有希望。需要发现目前新工人群体已经存在的积极的、有希望的文化创造。
要建设积极的新工人的文化,中心问题是:做什么样的人,谋求什么样的现实出路。劳动者需要形成一种自觉,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与个人幸福、群体出路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连接起来。目前新工人群体中的一些创造实践值得注意,例如,在企业内部通过集体谈判协调与改善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在企业外部发展以社区活动、教育培训、合作社等形式为载体的团结经济,等等。
中国工人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工人的状况及其文化心态需要深入了解和把握。新工人未来的重要性,从今天人们已经熟知的现实中可见大概:当约3亿打工者处于“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迷失状态时,我们也同时看到每年上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成为“蚁族”;当打工者一个月工资乃至一年的工资都不够购买城市1平方米的商品房的时候,城市白领们也都成了房奴;当打工者在车间厂房里被当作机器一样对待的时候,出入“高、大、上”写字楼、从事看起来很体面工作的各个领域的雇员们,其实同样只把工作当作挣钱的手段。“新工人”是指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人们也称之为“农民工”或者打工群体。在这里不使用“农民工”称呼,因为我们认为,从事农业就是农民,在城市工作生活就是工人或者市民,新工人、打工者与工友是可以互换的概念。
社会是个有机体,人们共享社会文化。劳动者需要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与个人幸福、群体出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连接起来,只有建立了这种联系,个体和社会才有出路。任何变化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人与人共同合作承担社会责任的结果。
工人文化研究需要“接地气”
人们往往会带着想像去判断新工人的文化思想状态。一种想像是,一提到工人,就带着“我们工人有力量”的想像。这不一定代表新工人的真实状态,太多的工人在车间里如同机器一样劳作,下了班以后泡在网吧和韩剧中麻木自己。另一种想像是,新生代的打工者比第一代打工者有了更强烈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会积极争取在城市生活的各种权利。这样的想像也不一定反映工人的状态。很多20岁左右的工友,面对打工生活和工作的心酸和无望,用一句“我总不能一辈子打工吧!”来表达自己的“过客”心态,呈现了前途未卜的迷失。
在研究和撰写《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年)时,笔者发现打工者对自己的现状处于非常迷茫的状态,而且因为找不到方向,于是把现实建立在臆想之上:在城市打工,却很少去争取做工人的待遇,把“老了回老家”当作最终的出路,结果花费和预支一生的血汗钱在农村老家盖起一座座“空房”。如果新工人们老了真的可以安心回家养老,可以另当别论,但是,可以想像得到,真的等到老了以后回去,不仅房子破败了,农村和农业大概也早就衰败了,缺乏生活来源和子女照顾。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很容易这样想:如果想拥有未来,必须对现状有清醒的判断,如果把未来建筑于臆想之上,在失去了现在的同时,也难以拥有未来。
2011年我们曾与苏州的20位工友进行了交流。在我的想像中,需要和应该讨论的是如何认识和改变现状。但是,这个座谈会最后变成了对“社会到底公平不公平”的辩论会。20位工友中,大概有10位的主要观点是,社会是不公平的,但这是正常的;有5位工友认为没有什么不公平,而且认为社会不公平是合理的,就应该这样;大概只有5位工友认为社会不公平,而且这很不合理。
在研究中,给我触动最大的是两次进厂在流水线上做工人。2012年5月期间,我在一家台资厂打工;还有2013年3月期间,我在一家德资厂打工。直接在产线上的观察和经验,让我有一定的资格对工厂文化发言。但是,我认为长期在产线上劳作的工人最有发言权来评价我的发现。于是,我在工友中间进行了两次分享和讨论,一次是2013年6月,在“工人大学”[1]与近20名学员分享;一次是在2013年10月 ,与10位草根劳工机构的代表分享,他们多数是一线工人出身。分享中,有肯定的看法,更有对我的研究发现的否定和质疑。
有一位“工人大学”学员说:“我打工10多年了,每天在厂里工作,都麻木了,听了你的分析,我觉得非常畅快,比我10年的观察和思考都到位!”
一位过去的产线女工,后来在劳工机构工作的代表说:“你讲的那些现象在我眼里都很正常,你觉得很受震动,但是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我不认为我没有感觉和麻木,我不认为那些是对工人的故意伤害。我以前一直在工厂打工,听你讲的时候,我就在回顾各种工作场景,我觉得对我一点点触动都没有。”
另一位过去的产线女工,现在在劳工机构工作的代表说:“你讲的这些都是现象,但是我很着急地想知道‘结果’和‘出路’。还有,你这些讨论到底有多大的说服力!我觉得这样的叙述力度不够,不能去影响什么!”
这些意见分歧提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工人文化研究及其意义。如雷蒙·威廉斯所指出,文化是一种日常的、整体的生活方式,既是个体的更是社会的,是只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的人才能有的体验,其内容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最关键的是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感觉的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明确却难以触摸,它细微却影响重大,它是一种感受却可以决定个体和社会抉择。[2]与此相应,工人文化研究应该是“接地气的”的实践性研究,其目的是深入认识工人群体的状况(包括帮助工人认识自身),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改善群体状况的出路,而这样的改善只有通过工人自身的思想文化自觉与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来实现。
新工人的常见文化心态与思想分歧
通过多年的调研,笔者认为,下面几种新工人中流行的文化心态,是新工人文化建设需要面对的基本状况。
其一,普遍认为活着只为了养家糊口。
人活着,迟早总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活着为了什么?这既是一个深奥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平常普通的提问。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颇能反映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现状和思想文化状态。根据此前的采访与社区调研,基本的情况是:首先,年轻的打工群体非常迷茫,找不到方向;其次,大多数结了婚、有了孩子的工友回答,打工只是为了养家糊口[3]。
上班工作是现代人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工作与人类生命意义的断裂甚至相悖是现代人迷茫的重要原因。具体地说,工作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拿到工资而不是工作过程本身的乐趣和意义;工作是消费时间的方式,而不是享受生命的过程。
当人们的思想仅仅停留在自己可以养家糊口这个层次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只要使劲干、拼命干、命运就会改变,也许不会想到其他人和社会对改变每个人命运的关系。纵观整个社会,其实工友对待工作的态度并不是孤立的,现在,大多数人对待工作的态度都是如此,只不过工资层次不同、工作内容不同而已。工作只是为了挣钱,这是现代社会人生哲学的重要特点。
其二,“过客心态”是打工群体最显著的文化状态。这种状态表现在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打工者对居住环境的态度。打工者生活在南方的工厂宿舍和北方的打工者聚居区,生活条件往往都比较差,但是,因为大家都认为打工生活只是暂时的,可以将就和忍受。
生活中的过客心态,让人们选择不去争取很多现实需求的满足,也倾向于选择不去争取工人应得的权利,比如,对居住权的要求,对居住条件和环境的要求,对子女在城市义务教育权的要求,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过客心态让打工群体难以形成争取权益和谈判的合力,最后只能被各种势力和利益群体牵着鼻子走。
很多人都会认为,打工者本来就是过客呀!但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从居住地的稳定性来说,打工者倾向于在一个地方落脚的趋势是明显的。笔者在北京皮村的调查就发现,在皮村居住了5年以上的工友并不在少数,很多在深圳和广州打工的工友也已经在那里“暂住”10多年,甚至20多年了。
纵观今天的社会现状,打工者的“过客”心态符合资本扩张的需要。在一些工业园区,工人只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对待,投资者和管理者不考虑工人的家庭、居住、子女教育方面的问题,也不考虑这个地区的社区发展问题。这些工业园区主要为了满足资本生产和赢利的需要,当这个目的无法满足的时候,资本就会撤离,而不会考虑这个地方的未来。打工者的“过客心态”看似是一种无奈选择,其实是本质上是“过客”的资本的胜利。
其三,成功学和“直销”大行其道,“道德”让位于“钱”。
我所接触的工友中,曾经被骗入过传销的不在少数,还有一些人正在做直销。 这类工友大致分三种状况:一是被亲友骗去传销地点然后奋力逃脱的工友;二是被骗去做传销后,半信半疑,从行动上加入传销,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以后,这段经历成为挥之不去的噩梦,经常处于自责之中难以自拔;三是加入传销,自欺欺人、利欲熏心、不择手段,成为传销主力。直销有些不同,但是本质是相近的。
直销和传销用来吸引人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满足人们快速致富的欲望。它的手段之一是励志和成功学,通过一些成功人士坚持不懈、充满勇气和热情、遇到挫折不屈不挠的事例,鼓动起参与者的热情和信心。其实这些精神本身并不是错的,关键是把这些精神用到什么目的上。如果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和错误的目的,那么越有热情越坚持,会造成越严重的错误。做直销和传销的牵头人非常清楚这一切,这些人要的不是更多的人成功,而是更多的人相信可以成功,而维持大家相信成功的办法就是励志和成功学。最后肯定是绝大多数人无法成功,那么树倒猢狲散的时候,牵头人已经赢得盆满钵满,没有丝毫的损失。它的其他手段还有“无其它出路之说”、利用从众心态、自欺欺人的心理战术。
其四,工人认同资本的价值观。在工厂里,工人的数量占大多数,资本所有者和管理人员必须依靠工人的劳动,他/她们对工人的领导权是通过获得工人的“同意”而实现的。
价值观上同意。管理者和工人似乎都认同这样一个道理,老板花钱雇人,那么受雇佣者就必须接受一切。受雇佣者往往不受尊重,因为能用钱买到的就只是“东西”。我曾觉得德资厂工作的车间有椅子有踏板非常好,但是我被告知,下个月就必须站着工作了。当我提出疑问的时候,线长和老员工都说:“生产需要,那有什么办法!”在台资厂的时候,当我和一位在同一条线上的学生工抱怨站12个小时太累的时候,她说:“上班就得这样,回宿舍才能休息。”也就是说,从雇主到受雇佣者都认同:因为雇主购买了雇佣劳动,因而购买了在工作期间处置工人的权力;就如同购买了商品,从而有权处置这件东西差不多。
行动上代理。工人中常见的一种值得思考的状态是,自己会将工厂主或管理者与自己的等级关系模式,复制到自己与其他工人的关系中。这种状态有不同的形式。一是正式的“代理人”,其中主要是底层管理人员,如班组长和线长。二是虽然自己也是普通的底层员工,但自觉不自觉地把等级和控制的思想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中,包括老员工欺负新员工、本地员工欺负外地员工、一个岗位的员工欺负另一个岗位的员工,等等。这样的等级关系复制大大节省了资本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成本。并且,由于员工的分化和疏离,使得投资者的控制力量非常强大,员工虽然人数众多却一盘散沙。
价值观内化。工人“同意”资本逻辑的状况,曾让为打工者争取权益的人们深感悲观和失望。一些工人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或压迫之后,往往不仅不与压迫者博弈,反而去压迫其他工人,这让人看不到希望。这种认可不公平压迫的文化的形成,是不平等状况最深重的表现,工人在这种文化下被程序化了。
上述文化心态在新工人群体中流行的同时,他们的思想分歧也在逐渐形成。
近年来在多个场合,笔者曾听到大学生或新工人关于剥削问题的争论:现在还有资本家和剥削吗?相当部分大学生都觉得不存在剥削了,他们认为,只有企业家,没有资本家。一些大学生认为,工资低是因为自己没有本事,与社会制度没有关系。也有一些大学生认为,本来就存在阶级的对立;多数大学生则觉得,阶级和对立非常刺耳,认为不至于要闹到这种程度。
这种充满分歧的思想状态在工人中也是普遍的。例如,在苏州工友家园的一次读书会上,一些工人讨论了“我们打工群体的未来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一种看法是目前有不少机会,打工者可以提高自身技术,或者回到农村包一大片地、搞机械化,或者自己创业,卖早餐一年也有赚十几万的。一种看法是,无论有多少人学习技术,都必然有人做普通工人,而且更多的人只能做普工,这是现实。另一种看法是,家里的地很多被征收了,回去已经没有什么地种了,创业成功的是少数,这很难成为整个群体的方向。
分歧也存在不同阶层之间。2014年5月23日晚上,北京皮村的工友文艺小组登上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当18岁的姑娘赵晨把“为工友服务的人”归类为好人,把“剥削”工人的人归类为坏人的时候,周立波立刻跳了起来,并说:“工人应该感恩有机会被剥削!”接着,周立波运用明星主持人的各种才能,试图让在场的各位工友亲口说出对老板的感恩。而从现场的情况看,工友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应该对老板感恩。
新工人文化建设有赖于新工人的创造
“新工人”群体展现的总体现实状况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与“迷失在城乡之间”。三亿打工者,他们的孩子一亿人,再加上他们的父母,五亿多人,这部分人没有出路,中国也没有出路。全社会大概都不愿被动地接受这样的状况。那么出路在哪里?这个群体能否有出路,在根本上由每个个体的想法和状态所决定。
如果普通人的思想状态是普遍消极的,那么社会将面临危机;如果普通人的思想状态整体上是趋向积极的,就会比较有希望。我在工厂所观察、体验到的,是普通工人中弥漫的迷茫、断裂、心浮气躁、急于求成,麻木逃避,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就很难有出路。从当前社会层面看,不乏批判的声音,看到不好的现象发出不满和批判非常重要,但太多的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同样是:没有办法!我们对出路的讨论,首先需要尊重现实,不是指点江山式的、外来者指引式的,而是探讨内生性的、主体性的一种思考过程,因而需要发现目前新工人群体已经存在的积极的、有希望的文化创造。
打工者的工作体验是作为劳动者和底层民众的体验,这些体验是这个群体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代表劳动者的基于劳动者生活和工作体验的积极文化,是我们所说的“新工人文化”。新工人文化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而是一种创造的过程。这个创造过程基于打工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造就了一个个新工人个体和新工人群体。
要建设积极的新工人的文化,那么中心问题是:做什么样的人,谋求什么样的现实出路。如果面对既有状况别无选择,那么所谓文化就只能是文艺形式上的,比如,摇滚一下,或者杀马特一下。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明确地反对使用“农民工”这个称谓。“农民工”这个词在今天的社会语境里包含着很多歧视,例如,“农民工”就意味着日常生活的脏乱差,更严重的歧视体现为认为“农民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新工人”的命名,包含了一种劳动价值观的倡导,倡导或者促进工人群体去思考“我是谁,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是一种关于主体性的思考。
新工人个人和群体的主体性的建立是在劳动和生活过程中建立的。劳动者需要形成一种自觉,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与个人幸福、群体出路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连接起来,只有建立了这种联系,个体和社会才有出路。文化中积极的东西的沉淀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积极的文化面对来势凶猛的资本文化好似失去了招架的能力。反抗资本对人的控制的可能性在于,人们会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痛苦,这种感觉痛苦的能力就成为希望所在。用朴素的感觉访问和叙述工友的故事之后,我认识到,一个人如果想建立主体性进而参与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首先争取做一个精神健康的人。实现精神健康,无法通过去看心理医生来实现,只能在真实的生活实践中去实现。其中的关键是,普通人不能失去自信和认识现实的能力,也的确有这样的潜力。不失去这样的能力,才能拥有未来。
目前新工人群体中的一些创造实践值得注意,例如,在企业内部通过集体谈判协调与改善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在企业外部发展以社区活动、教育培训、合作社等形式为载体的团结经济,等等。
近年来形成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不少地方成立了各种为打工者服务的民间机构,包括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工作人员和一般商业企业的工作人员差别不大,也是拿工资的雇员。只不过,社会企业会自觉主动组织员工进行学习和交流。其中相当部分社会企业希望以后转化成合作社,合作社对社员的要求比社会企业对工作人员的要求高很多,社员共同拥有合作社的财产,对合作社的事物有决策权。
这些民间机构的名字往往与“家”有关。全国有多个以“工友之家”命名的机构,如:打工妹之家、北京工友之家、厦门国仁工友之家、天津工友之家, 苏州星星家园(原苏州工友家园)、长沙工之友家园、福州工友之家、西安工友之家,等等。这一命名包含了对组织的向往与对归属感的强烈渴望。
文化研究院特约作者:吕途,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发展社会学博士,著名新工人研究专家。
[1] “工人大学”是北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的简称,于2009年由北京工友之家创办。每期学制半年,不收学费。招收16岁以上的年轻打工者。
[2] 威廉斯:“文化分析”, 罗钢 刘象愚 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2011年1月第2次印刷,第134页
[3] “为什么打工”调查报告,载http://www.xingongren21.com/show_15590.htm, 访问日期:2013年12月11日